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呂祖謙學人群體(ti)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選自《立國思想家與(yu) 治體(ti) 代興(xing) 》，任鋒 著，中國社會(hui) 出版社2019年5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八月初七日乙巳

          耶穌2019年9月5日

【前言】

學者追溯經製事功學的興(xing) 起，多注目薛季宣及其弟子陳傅良。同時期的另一個(ge) 浙東(dong) 大儒呂祖謙，學術以博雅通達著稱。實際上，討論經製事功學與(yu) 治體(ti) 論的近世勃興(xing) ，呂東(dong) 萊在其中扮演著薛季宣以外的另一個(ge) 源起性角色，在作為(wei) 立國思想家的浙東(dong) 儒者群中無疑是一個(ge) 影響更為(wei) 重大的中心人物。

上文介紹薛季宣、陳傅良的經製事功學，揭示其思想興(xing) 起的政治與(yu) 學術脈絡，視野多聚焦於(yu) 南宋早期。這很容易讓人輕視這些思想人物的視野之厚重性，從(cong) 而對其思想精神的近世意義(yi) 不能充分把握。陳傅良政治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恢複論實際上已觸及這一問題。

此處，我們(men) 使用“立國思想家”來進一步說明問題的豐(feng) 富內(nei) 涵。我們(men) 認為(wei) ，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人，實際上構成了一個(ge) 立國思想家群體(ti) 。以學人交往譜係而言，也可稱之為(wei) “呂祖謙學人群”。而其餘(yu) 澤，至宋理宗時期的呂中仍有思想上的承續發揚。

立國思想家，是指他們(men) 的政治思考，並非僅(jin) 僅(jin) 著眼於(yu) 南宋的複國和中興(xing) ，甚或孝宗一朝的政治得失，而呈現出更為(wei) 根本的視野和關(guan) 切。這個(ge) 視野，就是在經曆北宋晚期的王安石變法與(yu) 政權傾(qing) 覆之後，受此失敗巨變刺激而溯源探討有宋國家的立國規模、立國根本。這一政治體(ti) 的根源視野，關(guan) 切的是一個(ge) 文明秩序是如何一步步擺脫混亂(luan) 無序而構建起來。這個(ge) 根源性的思想關(guan) 切，是經受王安石大變法和北宋失國的重大挑戰，轉而回溯深入到國家根本憲製的構造及其演進特征。

呂祖謙學人群的政治思考，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是對於(yu) 宋代代表的近世政治文明秩序的一個(ge) 係統性、縱深性思考，是對於(yu) 這個(ge) 文明秩序經曆大變法重整後提出的深切反思與(yu) 再立。立國思想家這個(ge) 特質，透過與(yu) 變革思想家和經驗型守成政治家的比較可以豁顯出來。

範仲淹、王安石、二程兄弟等北宋儒者，相比立國思想家的思維，更體(ti) 現出變革思想家的精神特質，其政治思考主要在於(yu) 論證文明秩序的體(ti) 製變革與(yu) 否、如何變革。司馬光代表的元祐學術對於(yu) 大變法提出異議，使其思考相對更多一些對於(yu) 立國規模和傳(chuan) 統的正視與(yu) 肯認，在變法與(yu) 反變法爭(zheng) 論中蘊涵了立國思想家的原型線索。變革思想家的思考，當然無法回避對於(yu) 宋代立國規模的討論，涵生出部分的立國思維。但隻有在經曆了大變法的洗禮和攪動之後，立國思考才會(hui) 經由長時段的常與(yu) 變之比較、政治經驗和智慧的反覆檢驗，形成更為(wei) 充分的自覺意識和辨析水平，發展出係統性的理論視野和資源。

北宋大變法之前的政治思考，如李沆、王旦、寇準等，緊密圍繞立國規模和根基形成了一個(ge) 維護成憲的保守傳(chuan) 統。但這類思考的經驗初生性質更強，在未經曆大規模變革之前，自覺意識和檢討辨析空間更為(wei) 孱弱和有限。經驗派政治家無疑具有豐(feng) 富政治智慧，但是全局性和精深性的政治思考還來不及充分滋生、辯難。

劉摯對宋神宗陳述當時治體(ti) 論的兩(liang) 個(ge) 取向，

“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xi) 故、樂(le) 於(yu) 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yu) 敢為(wei) 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wei) 進退，則人以此為(wei) 去就。臣嚐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為(wei) 而為(wei) 非也。樂(le) 無事者，以為(wei) 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yu) 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xi) ，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wei) 者，以為(wei) 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cong) 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wei) 亂(luan) 常，此以彼為(wei) 流俗，畏義(yi) 者以並進為(wei) 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wei) 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1]。

當時，變革思維強調祖宗之法當變，反對變法派則容易流為(wei) 因循苟且。司馬光、蘇軾等人稍能闡述祖宗之法、祖宗本意及其治體(ti) 蘊涵，而缺乏係統深入的論證。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

“唐自中葉以還，經濟文化皆起大變，新思想、新學術於(yu) 以萌芽，又皆欲以新學術運動為(wei) 新政治運動，故有二王八司馬及牛李黨(dang) 爭(zheng) 。至於(yu) 宋初，朝廷皆為(wei) 舊派，慶曆以後，朝野皆為(wei) 新派，而莫不主變法，是變法固為(wei) 一世之風尚，自當時之學術議論可以證之者也，是當時之鬥爭(zheng) 實皆新派之自相爭(zheng) 鬥耳”。

變革思維主導了宋學的興(xing) 起。

“重人治而輕法治，本北宋通病，固非荊公一人為(wei) 然。其卑視漢唐以為(wei) 不足法，甚至廢史學，棄封建社會(hui) 之曆史經驗以為(wei) 不足究，置曆代製度之得失於(yu) 不顧，而遽欲以變更一代之法度為(wei) 己任，且曰我將以救天下，豈不難哉！北宋一代士夫皆疏於(yu) 製度，歐陽修作《五代史記》，不能作“誌”，司馬公作《通鑒》，亦略於(yu) 製度，講史學者，尚不免此。廢棄史學之王荊公將更不能行其所學、展布其誌也”[2]。

這一點在兩(liang) 宋史學特點上也有表現，

“蓋治法密於(yu) 唐，自北宋人視之，若謂徒法之不如徒善，故北宋史人皆高談性道，不識治法，雖激論變法，而北宋究無能論法者”，“南渡之究史者眾(zhong) 矣，而實以（浙東(dong) ）三派六家為(wei) 最卓。其與(yu) 北宋異者，自歐陽、司馬之儔(chou) 論史不言製度，而南宋諸家則治人與(yu) 治法兼包，義(yi) 理與(yu) 事功並舉(ju) ”[3]。

闡明道德性命義(yi) 理之說，對於(yu) 治體(ti) 的治法層麵則思考不足，是北宋諸大儒的貢獻和缺陷。

立國思想家的出現，標誌著政治共同體(ti) 經曆立國、維係保守、變革變法之後，政治思考和心智進入某種成熟時刻。在這個(ge) 時刻，不僅(jin) 變法思想被置於(yu) 文明秩序的憲製傳(chuan) 統中加以審視檢討，立國和保守時期的政治經驗智慧也經曆後期變革的洗禮，在一種新的眼光和視野中重獲新生，帶著鑒往知來的演進訊息而再度歸來。重構憲製和秩序的根基，究竟是依托於(yu) 重新開掘經學係統和諸子思想，還是泊定於(yu) 對於(yu) 經製曆史演進的傳(chuan) 統研討？立國思想家的貢獻在於(yu) 開發出後一路徑，並在宋代新儒學的義(yi) 理體(ti) 係中對其予以治體(ti) 論原理層麵的闡釋。

立國思想家的出現取決(jue) 於(yu) 曆史運勢和機緣，無一成之律。治體(ti) 論的首發者賈誼，作為(wei) 漢代精神上的開國，活躍於(yu) 立國初期；《貞觀政要》記錄的君臣論對，也是唐代立國之初的思想記錄。有宋立國之初，並無相應分量的思想人物，盛期湧現出來的新儒者，更多地體(ti) 現出變革思想家的精神，而係統審視立國規模的思想者晚至南宋前期湧現[4]。這也是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大可玩味的一件事情。

呂祖謙學人群體(ti) 大多降生於(yu) 南宋初立的1130年代左右，思想成長於(yu) 奮發有為(wei) 的孝宗乾道、淳熙年間[5]。若以呂祖謙學人群、浙東(dong) 學術殿軍(jun) 葉水心為(wei) 下限，可以說覆蓋了從(cong) 一一六零年代末期乾道年間到十二世紀早期的寧宗嘉定年間，孝宗、光宗、寧宗這五十多年恰好是一個(ge) 政權立穩腳跟、意欲有所作為(wei) 、並能夠對北宋政權傾(qing) 覆進行係統反思和清理的曆史時期。北宋諸大儒如二程、蘇軾、王安石等人的學術思想進入競爭(zheng) 整合階段，內(nei) 裏則是對於(yu) 變法思想家的觀念遺產(chan) 進行辨析和洗煉。可以看到，呂祖謙等人的時政思考，雖然大多圍繞孝宗朝的戰略治術，卻共同展示出一個(ge) 回溯立國根基、審視立國規模的長程視野，進而在其中去定位和檢討一時政治的取舍進展。這其中還有一個(ge) 重要的曆史機緣，就是孝宗作為(wei) 太祖後人而繼位，使正統由太宗一脈轉移過來，也促使立國思想家能夠正當地強調立國時刻的祖宗之法，為(wei) 全麵審視宋代治體(ti) 提供了政治支持。

薛季宣的《召對劄子》、《上殿劄子》等、陳傅良的《建隆編》、《赴桂陽軍(jun) 擬奏事劄子四》、《轉對劄子》、《轉對論役法劄子》等提出的恢複論、呂祖謙的〈淳熙四年輪對箚子二首〉、《館職策》、陳亮的《中興(xing) 五論》、係列上孝宗皇帝書(shu) 、葉適《賢良進卷》的《國本》、《外稿》中《紀綱》《法度》諸論，最能體(ti) 現出這一思考特質。

薛季宣在《召對劄子一》中期待孝宗“複藝祖之業(ye) ”，但對於(yu) 後者“躬細務，親(qin) 鞍馬”、侵權好武，則引堯舜三代之法、明皇故事、祖宗之法加以批評，稱“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6]。《召對劄子二》探討官製政製，溯源太祖，澄清轉運使、禁旅原委和製度本意，主張“易簡而天下之理得”[7]。《朝辭劄子二》推許立國以來的邊備製度，鎮撫專(zhuan) 任，“視古經製方麵最為(wei) 有法，承平二百年，享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8]，主張孝宗“上師祖宗之意”、“悉如祖宗之法”。

這一政治論說方式由陳傅良進一步發揮。陳傅良為(wei) “恢複”正名，凝聚戰略意誌方向，是依據“略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yu) 熙豐(feng) 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闡明立國寬厚，“富藏天下”，對於(yu) 地方不能竭澤而漁，否則政權失去民眾(zhong) 支持，以此批評南宋承繼新政弊端，取民太甚，敦促孝宗、寧宗在時政中利用好“漸複祖宗舊製之機”[9]。太祖立國之本的遺產(chan) 在於(yu) ，“凡所以創業(ye) 垂統者，莫非可傳(chuan) 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zhuan) 以愛惜民力為(wei) 本”。傅良闡釋立國精神，“肇造之業(ye) ，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cong) 脞之失，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進而主張“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也在大政措施上以藝祖法度精神來評價(jia) 臧否，取法“藝祖故事”，“凡中外論建一以建隆詔書(shu) 從(cong) 事”[10]。呂祖謙、陳亮、葉適之後的思考也呈現出同樣的思考論說方式，如“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為(wei) 恢複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yi) 而雪仇恥”，且有更精深的闡釋[11]。

呂祖謙在為(wei) 薛季宣撰寫(xie) 的墓誌銘裏（這篇文獻對於(yu) 確認季宣的政學地位與(yu) 道學發展的反省極為(wei) 重要），特別用“治體(ti) ”概念總結季宣的政見，“治體(ti) 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yu) 之講學問，求治道”[12]。在同篇文獻中，東(dong) 萊特別把季宣之學置於(yu) 晚周以來的政學傳(chuan) 統中來看待，突顯其講論“古先製作之原”的思想取向：

“自周季絕學，古先製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jun) ，王通河汾之講論，雖有牾有逢，有支有別，千有餘(yu) 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周敦頤氏、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yu) 發揮之，於(yu) 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13]。

這一統緒，與(yu) 本書(shu) 所指出的治體(ti) 、經製之關(guan) 切，是相一致的，注重經製傳(chuan) 統的曆史研討。東(dong) 萊特意以北宋理學宗師承接之，也反映出他們(men) 所理解的理學之寬大氣象，本自涵蓋經製事功學的端倪。東(dong) 萊與(yu) 艮齋本都是豪傑之士，經世誌向不拘泥於(yu) 後來理學的心性思辨一層[14]。

宋代立國時期的諸多精神和法度，是在這一視野中得到了富有縱深感和辯證性的思想辨識與(yu) 肯認，從(cong) 而形成審視政治傳(chuan) 統演變、尤其是變革運動的智識前提。北宋中後期諸大儒的學思遺產(chan) ，也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得到檢視。因此，我們(men) 把相應這一文明秩序構建的憲製性視野，而非僅(jin) 僅(jin) 是針對憲製更新的變法運動的思考，歸類為(wei) 立國思想。當然，立國思考必然會(hui) 認真麵對變法思考，然而後者並不能想當然地等同於(yu) 前者。

治體(ti) 論的勃興(xing) ，其實是這類政治思考的一個(ge) 重要標識，意味著對於(yu) 秩序構建的係統自覺開始成型。這個(ge) 自覺意識的勃興(xing) ，又是與(yu) 對於(yu) 經製曆史傳(chuan) 統的強烈關(guan) 注同步出現的，立國思想家對於(yu) 宋代立國的充分探討構成其曆代典製研究的當代環節，顯示出不同於(yu) 主要依仗經學或諸子典籍重構憲製思維的取向特質。立國思想家的治體(ti) 論，是近世早期政治智慧極為(wei) 重要的思想成果，形成了從(cong) 近世到現代轉換的思維基礎之一。

呂祖謙是南宋浙東(dong) 儒者群體(ti) 的核心人物。就經製事功學之治體(ti) 論的興(xing) 起來說，他與(yu) 薛季宣構成了最為(wei) 重要的二元推力。然而，薛季宣享年短暫，在學術文化和政治上的影響力也比東(dong) 萊遜色。東(dong) 萊自身承載著所謂“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政學統緒，這一點具有莫大的意義(yi) 。“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精義(yi) 在於(yu) 北宋形成的政學傳(chuan) 統精神，而不僅(jin) 僅(jin) 是關(guan) 、洛之學術[15]。呂祖謙承載這一文脈，實際上是北宋政治傳(chuan) 統和學術文化傳(chuan) 統的南渡傳(chuan) 播，也為(wei) 立國思想家群體(ti) 提供了中心性的智識和認同資源。季宣與(yu) 東(dong) 萊相友善，後者構成艮齋與(yu) 理學家交流的橋道；陳亮則自稱四海之內(nei) ，知己推伯恭；陳傅良、葉氏與(yu) 東(dong) 萊長期過從(cong) ，待之以師友。《宋史·陳傅良傳(chuan) 》記載“祖謙為(wei)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16]，中原文獻之傳(chuan) 本就以治體(ti) 為(wei) 核心主題，這構成傅良“實究治體(ti) ”的學術淵源。水心在東(dong) 萊逝世後被認為(wei) 可接續呂氏統緒。東(dong) 萊在理學家群體(ti) 中又與(yu) 晦庵、張栻、陸九淵等並立，被朱子認為(wei) 學術涵括浙東(dong) 群體(ti) 的龍川、止齋二家。在當時思想界，呂祖謙還是連通江西之學、浙東(dong) 之學、湖湘、福建之學的學人網絡中心，“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的精神被認為(wei) 治學有宰相之量[17]。因此，呂祖謙學人群可以說代表了立國思想家的核心部分。

關(guan) 於(yu) 呂祖謙“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尚有兩(liang) 點需要注意：一者，蒙文通先生特別強調不能以簡單的理學道統傳(chuan) 承來看待東(dong) 萊。王荊公新學、蘇氏蜀學的線索不能忽視。《宋文鑒》收錄蘇軾作品占全書(shu) 幾八分之一。“女婺之學，實合北宋三宗於(yu) 一途。”蒙先生上溯其學脈源頭至宋初三先生，尤其是孫明複的春秋學。這一經學眼光提醒我們(men) 領會(hui) 東(dong) 萊思想的大旨趣。東(dong) 萊治經，於(yu) 《易》《詩》《書(shu) 》都有講論，尤專(zhuan) 注《春秋左氏傳(chuan) 》。其解經闡發天理學說，提倡“以理視經”而非“以經視經”。義(yi) 理不限於(yu) 性理學說，包涵經製和事功，並注重經世致用，附經起意，離經廣意，不執於(yu) 注疏之學。《左傳(chuan) 》學尤其注重國家政治的曆史興(xing) 衰分析，以治體(ti) 、國家根本為(wei) “先立其大者”，形成了經史並重的風格。

此外，東(dong) 萊《皇朝文鑒》以治體(ti) （“國朝治體(ti) ”、“治體(ti) 本末”、“祖宗相傳(chuan) 家法”）為(wei) 中心，探討有宋立國規模以印證義(yi) 理。葉適點撥此書(shu) 精神，認為(wei) 其宗旨是“因文以示義(yi) ”、“欲約一代治體(ti) 歸之於(yu) 道”（《習(xi) 學記言序目》卷五十）。我們(men) 不能以簡單的史學眼光來看待這一探討。它應是中原文獻之傳(chuan) 的當代政治載體(ti) ，透過東(dong) 萊對於(yu) 當世政治文獻的編排來寄寓其政學理念，如肯定元祐政治、推尊理學、發展更為(wei) 廣博宏闊的宋學精神。孝宗本意隻是令呂祖謙以館閣官秘書(shu) 郎的身份校讎差誤，東(dong) 萊卻“誦言皆當大去取，其實欲自為(wei) 一書(shu) ，非複如上命”（李心傳(chuan)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文鑒”條）。類似孔子作《春秋》因魯存義(yi) （陳傅良稱“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義(yi) ，以五霸為(wei) 據案”），乃至立一王大法，《宋文鑒》促進士人係統思考宋代治體(ti) 背後蘊藏的道與(yu) 天理，與(yu) 通過《尚書(shu) 》、《左傳(chuan) 》、《史記》來領會(hui) 治體(ti) 、天理，應該屬於(yu) 一個(ge) 融貫的国际1946伟德係統。東(dong) 萊在編撰文獻時試圖體(ti) 現自己的義(yi) 理觀念，如多言民間疾苦、祖宗過舉(ju) ，引發與(yu) 當時館閣翰苑士大夫群體(ti) 的緊張。二者圍繞政治秩序有不同看法，周必大代表的館閣之士更側(ce) 重君權的表彰尊崇。其道學儔(chou) 侶(lv) 朱子則評價(jia) “祖宗二百年規模，與(yu) 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收入《呂祖謙全集》第十四冊(ce) ，《皇朝文鑒》附錄），葉水心認為(wei) “一代之統紀略具焉”。

東(dong) 萊對於(yu) 反映宋代立國典章製度和盛大氣象的文獻特別留意，淳熙四年與(yu) 孝宗的輪對中已經聚焦國朝治體(ti) 闡發政見。這一點對於(yu) 南宋浙東(dong) 儒者群的啟發應當得到充分認知。立國思想家如陳傅良、陳亮、葉適，透過宋代治體(ti) 分析追索立國法度、辨析藝祖本旨，重新發皇《尚書(shu) 》、《春秋》、《周禮》的“統紀”義(yi) 理，將其引入宋代政治實踐思考，批評並改進南宋繼承的新法規模，應該從(cong) 東(dong) 萊編撰《宋文鑒》尋找其智識驅動力。葉適記述陳亮在《祭呂東(dong) 萊文》中倡言“孔氏之家法”，主張“常欲正兩(liang) 漢而下，庶幾複見三代之英”，慨歎“夫三代之英及孔氏，豈於(yu) 家法之外別有妙用，使英豪竊聞之哉？”（《習(xi) 學記言序目》卷五十）朱子則認為(wei) 相比理會(hui) 堯舜三代，費神於(yu) 漢以下的曆史隻是枉費工夫。南宋浙東(dong) 儒者因宋政而論治體(ti) ，確立義(yi) 法，重現三代的王道大法精神，這一思維進路的經世格調實是孔子家法的近世典範。漢儒於(yu) 秦政秦製之後發揮素王經世之旨，於(yu) 此複見同調。

對於(yu) 呂祖謙，學界已經進行了不少研究。從(cong) 思想史的視角來看，呂氏的理學、史學往往成為(wei) 關(guan) 注焦點。對於(yu) 其政治理論，還缺乏充分考察。而政治思想史家在論述此一時期的發展時，目光通常停留於(yu) 朱、陸代表的理學與(yu) 陳亮、葉適代表的事功學，對折衝(chong) 於(yu) 二者之間的呂氏著墨不多。

從(cong) 南宋理學與(yu) 經製事功學的二者分流來觀察呂祖謙，是學界習(xi) 見的視角。錢穆先生在《宋明理學概述》裏頗具洞見地將這種分流放在唐宋之變的社會(hui) 文化脈絡中來理解。呂祖謙承接深厚家學傳(chuan) 統，風格斟酌協調，中庸溫和，更有唐代門第貴族的風度，保泰持盈，不喜爭(zheng) 較是非。而理學典型代表了宋學平民社會(hui) 鋒銳爭(zheng) 勝的氣質，喜計較原理更勝於(yu) 曆史傳(chuan) 統。前者較為(wei) 保守，後者更顯革命。前者對於(yu) 北宋諸大儒學問開放包容，比如重視祖宗之法、強調經史參合的蘇氏蜀學和司馬光之學，理學則要爭(zheng) 辯一個(ge) 道統出來，排斥異己，唯我獨尊[18]。呂祖謙這樣不偏不險的門第舊傳(chuan) 統氣質，在宋代學風中反倒居於(yu) 孤調。但正是經過呂祖謙，浙東(dong) 那一班出身並非世族的儒者對於(yu) 理學樹立了異議叛幟，形成二水分流。“這一風氣，卻由祖謙引其機。這是學術思想史的轉變中，一件至可玩味的事”[19]。結合錢穆對於(yu) 北宋學術中經術派和曆史派的分野，呂祖謙可以說更多繼承了司馬光一脈的政學遺產(chan) （張栻評曰“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20]），浙東(dong) 經製事功與(yu) 理學的分流可以說是史學與(yu) 經術分野的另一種延續。當然，東(dong) 萊也有宋學特質，即講學風氣，也扶持理學。

錢穆先生著眼於(yu) 唐宋之變的長距離審視有其洞見，雖然聚焦處仍沒有脫離傳(chuan) 統學術史的理學與(yu) 事功學之競爭(zheng) 視野。對於(yu) 我們(men) 采取立國思想家這一觀察視角，錢先生的洞見可以幫助我們(men) 進一步思考那種強調曆史傳(chuan) 統和典章製度的譜係，與(yu) 政治實踐之間天然的親(qin) 和關(guan) 係、保守關(guan) 係並非偶然。呂祖謙學人群體(ti) ，在基本麵上仍屬宋代平民社會(hui) 新起的學術思想群體(ti) ，然而經由呂祖謙的接引，承繼了關(guan) 注曆史傳(chuan) 統和典章製度的較為(wei) 博雅寬宏的舊傳(chuan) 統風格，並在與(yu) 理學的論辯中形成立國思想家的精神氣質。寬泛地說，理學家群體(ti) 中的大思想家，也一定程度上分享這種關(guan) 係，如二程，如朱、陸。但是他們(men) 並未形成立國思想家那種係統性、傳(chuan) 統性以紀綱法度為(wei) 中心的保守成憲取向。以格正君心為(wei) 本位的、以爭(zheng) 辯天理性命為(wei) 最高原理的理學治體(ti) 論，當其與(yu) 成憲傳(chuan) 統耦合時，蘊涵一種道德浪漫主義(yi) 的抗議精神，而當這種耦合解紐，就釋放出令人生畏的道德理想主義(yi) 革命精神。這是一種頗具道德宗教精神的新儒學，與(yu) 更為(wei) 傳(chuan) 統穩健的治體(ti) 思維構成了某種並生的二重性。換言之，理學思考中也可說含有立國思想家的思維成分，但更多地屬於(yu) 變革思想家的趨向。

東(dong) 萊的學術風格以綜合（或曰“博雜”）而著稱，呈現出會(hui) 通熔鑄、多元混同的特征。就此而言，其門人丁希亮的總結值得留心。他認為(wei) 祖謙

“皇帝王霸之道無所不明其旨，隱顯小大之書(shu) 無所不攬其粹，以是為(wei) 天下之師，總學者之會(hui) 。英偉(wei) 奇傑之士則與(yu) 論明統而正極，篤厚謹信之士則與(yu) 論正心而誠意，好古慕遠之士則與(yu) 論製度紀綱，尚文茹華之士則與(yu) 論言語文字，以至隱逸之徒、進取之輩，莫不因其質以指其歸，勉其修以成其誌”[21]。

這段話極具概括性地揭示出了呂氏與(yu) 當時思想界中性理學、事功學和經製學等幾個(ge) 主要流向之間的親(qin) 和關(guan) 係。“總學者之會(hui) ”、“為(wei) 天下之師”，可見東(dong) 萊国际1946伟德的氣象之弘遠，同時能包容並蓄，廣開多門。道一而已，學則多途，使天下學術複歸於(yu) 道一，這樣的規模氣象及其探索可以說代表了宋學創發期的蓬勃生命精神。

相對地，朱熹的幾處評價(jia) 可視為(wei) 上述概括的批判性表述。他認為(wei) 呂氏思想隱含著這樣的理論傾(qing) 向，即

“道理與(yu) 作為(wei) ，自是兩(liang) 件事”、“仁義(yi) 道德與(yu) 度數刑政，介然為(wei) 兩(liang) 途，不可相通”，“（司馬）遷之學，也說仁義(yi) ，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卻隻在於(yu) 權謀功利……伯恭極喜渠此等說”。[22]

這些傾(qing) 向在朱熹看來具有悖離理學正統的危險，其警誡之意不言而喻。仁義(yi) 道理，在朱子看來，應是絕對主導的價(jia) 值中心，而東(dong) 萊對於(yu) 政治、曆史的論述使人們(men) 看到問題內(nei) 在的緊張性、複雜性。

值得探討的是，我們(men) 應如何從(cong) 呂氏綜合主義(yi) 的思想視野中看待朱熹指出的那種理論趨向。是否存在這種分化？如果存在，其思想意義(yi) 是什麽(me) ？這需要深入考察呂氏相關(guan) 觀念及其發展，特別是其間多元取向引發的複雜關(guan) 係及其政治哲學意義(yi) 。下文嚐試以“秩序-治體(ti) ”論題為(wei) 主、結合曆史和實踐兩(liang) 個(ge) 觀念維度去探索這些問題。

注釋

[1]劉摯：《論人材》，收入呂祖謙：《皇朝文鑒》，《呂祖謙全集》，第十三冊(ce) ，第100頁。

[2]蒙文通：《北宋變法論稿》，收入《古史甄微》，第459-461頁。

[3]蒙文通：《四庫珍本〈十先生奧論〉讀後記》，《圖書(shu) 季刊》新第3卷第1—2期合刊，1941年6月；《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中國史學史》，第161頁。

[4]蒙文通先生認為(wei) 李燾、李心傳(chuan) 、馬端臨(lin) 等人在這方麵與(yu) 浙東(dong) 相通。見蒙文通：《古史甄微》，第402-473頁。

[5]他們(men) 年歲相仿，仿佛一批天才同時湧現於(yu) 孝宗之世：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37-1203；呂祖謙，1137-1181；陳亮，1143-1194；葉適，1150-1223；唐仲友，1136-1188。同期，朱子，1130-1200；張栻，1133-1180；陸九淵，1139-1193。

[6]薛季宣：《薛季宣集》，卷十六，第190頁。

[7]同上，第192頁。

[8]同上，第200頁。

[9]陳傅良：《赴桂陽軍(jun) 擬奏事劄子》之二、三。見《陳傅良文集》卷十九，第267頁。

[10]《陳傅良文集》卷二十《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轉對劄子》，第286頁。

[11]引文見吳師道：《敬鄉(xiang) 錄》，卷十三，《奏請諡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12]薛季宣的《召對劄子一》並未使用“治體(ti) ”來指稱這幾條建議，見《薛季宣集》，第190頁。呂祖謙的誌銘，見《薛季宣集》，第619頁；《東(dong) 萊呂太史集》，收於(yu) 《呂祖謙全集》卷十，第159-167頁。

[13]同上，《薛季宣集》，第622頁。關(guan) 於(yu) 《薛常州墓誌銘》的思想史意義(yi) ，可參見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dong) 學派論》，第二章第三節之二，《呂祖謙與(yu) <薛常州墓誌銘>》。

[14]東(dong) 萊稱季宣“少年豪舉(ju) ，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見《薛季宣集》，第622頁。東(dong) 萊也是“以少年豪氣雄大，俯視斯世，一旦聞周、程、朱、張之說，乃盡棄其學而學焉”，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答西蜀史杜諸友序文》，後一句自是理學家的一孔之見。

[15]王建生：《呂祖謙的中原文獻南傳(chuan) 之功》，《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45-50頁。另，參見蔣偉(wei) 勝：《合內(nei) 外之道——呂祖謙哲學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2年。《緒言》第二節“中原文獻之傳(chuan) ”。

[16]《宋史》列傳(chuan) 第一九三，中華書(shu) 局，1985年，第12886頁。

[17]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shu) 局，1986年，《東(dong) 萊學案序錄》。

[18]浙東(dong) 儒者中如葉適對於(yu) 蘇氏蜀學注重史學也頗稱許，參見水心對於(yu) 李燾《續通鑒》得《春秋》真精神的評價(jia) ，《水心集》卷十二，《巽岩集序》，第209-211頁。

[19]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85頁。

[20]錢穆：《宋明理學概述》，第182頁。

[21]《東(dong) 萊呂太史集》（下簡稱東(dong) 萊集），《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一冊(ce) ，附錄卷三，“丁少瞻”條。

[22]《朱子語類》中華書(shu) 局本，1986年版，卷一零三、一二二，第2604-5、295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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