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與(yu) 佛之間的抉擇：論梁啟超的變與(yu) 不變

作者：趙天（中山大學宗教學博士生）

來源：《原道》第36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十七日丙戌

          耶穌2019年8月17日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shu) 局2015年出版）

內(nei) 容提要：梁任公的一生著作等身，涉獵的範圍也極廣，並且他的思想觀念也極為(wei) 複雜多變，這種特征也鮮明的表現在他對宗教的選擇和態度上。終其一生，他思想經曆了由信奉孔教到“背叛”孔教，再到服膺佛教的過程。

在這種變化的背後還隱藏著一種不變，即在亡國滅種的現實壓力下和救亡圖存的內(nei) 心焦慮中，梁一直將宗教看做是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支撐他的政治理想的工具和支撐物。

在政治理想屢屢遭受挫折，而自己也連連遭逢身體(ti) 的老病和梁思成的重病的驚嚇後，產(chan) 生了一種生命的無常感，這才讓他重新審視宗教的另一麵相，即宗教安頓人心的作用。

梁啟超一生的宗教選擇和對於(yu) 宗教的態度則可以給當今的孔教主義(yi) 者們(men) 以啟發，即我們(men) 是否有必要將更多的目光注視於(yu) 政治與(yu) 國家這些問題。畢竟這些問題對於(yu) 普通的生命來說過於(yu) 高遠和宏大。

關(guan) 鍵詞：梁啟超；宗教；政治；情感；國家；

梁任公作為(wei) 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執牛耳者，他的一生著作等身，涉獵的範圍也極廣，並且他的思想觀念也極為(wei) 複雜多變，這種多變是連他自己都承認的一種特質，他說：“有為(wei) 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

這種多變和善變也明顯地體(ti) 現在梁對於(yu) 宗教的態度和宗教選擇上，一般而言，梁的一生經曆了由信奉孔教到“背叛”孔教，再到服膺佛教的過程。

在這種變化的背後還隱藏著一種不變，即在亡國滅種的現實壓力下和救亡圖存的內(nei) 心焦慮中，梁一直將宗教看做是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和支撐他的政治理想的工具。

直到晚年，在政治理想屢屢遭受挫折，而自己也連連遭逢身體(ti) 的老病和梁思成的重病的驚嚇後，產(chan) 生了一種生命的無常感，這才讓他重新審視宗教的另一麵相，即宗教安頓人心的作用。

而這種變化和選擇也應能給當代的孔教主義(yi) 者以啟發。

一、梁啟超的“變”

梁啟超的學術生涯和康有為(wei) 息息相關(guan) ，誠如他自己所說是康有為(wei) 如獅子吼一般的教誨開啟了他的學術生涯：“時餘(yu) 以少年科第，且於(yu) 時流所推崇之訓詁辭章之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

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ju) 而摧陷廊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

······自是決(jue) 然舍棄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ye) 南海之門，生平自是知有學自茲(zi) 始。”

而在南海的影響之下，梁啟超很快成為(wei) 孔教理論的忠實擁躉。戊戌前後，梁啟超自覺的以發明孔子之真教旨為(wei) 己任，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宣傳(chuan) 儒教的重擔，他說：“吾請語學者以經學：一當知孔子為(wei) 教主；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

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製度，以治百世之書(shu) ；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chuan) 教為(wei) 事；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行荀卿之學，為(wei) 孔教之孽派；七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chuan) 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

八當知東(dong) 漢古文經，劉歆所偽(wei) 造；九當知偽(wei) 經多摭拾舊教遺文；十當知偽(wei) 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為(wei) 二千經學之大蠹，其源皆出於(yu) 劉歆；十二當知宋學末流，束書(shu) 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yi) 。

請言讀諸子者：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製創教；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yu) 六經；

四當知老子、墨子為(wei) 兩(liang) 大宗；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六當知諸子弟子，各傳(chuan) 其教，與(yu) 孔教同；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yu) 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這些基本都是康有為(wei) 孔教理論的複述。

在實踐上，梁啟超不僅(jin) 積極協助康有為(wei) 創辦強學會(hui) 、保國會(hui) 、湘學會(hui) 等組織團體(ti) ，還曾經寫(xie) 信給清王朝的駐美公使伍廷芳，在信中他認為(wei) ：“西國之人，各奉一教，則莫不尊事其教主，崇麗(li) 其教堂，七日休沐，則鹹聚其堂而頂禮，而頂禮，而聽講。

······今中國人，號稱奉聖教，而農(nong) 工商賈，終身未登夫子廟堂，不知聖教為(wei) 何物。故西人謂我為(wei) 半教之國，良不誣也。

今宜倡議勸捐，凡華市繁盛之地，皆設建孔廟，立主陳器，使華工每值西人禮拜之日，鹹詣堂瞻仰拜謁，並聽講聖經大義(yi) ，然後安息，則觀感有資，熏陶自易，民日遷善而不自知。”

在信中，梁啟超很明確的表達了向西方基督教學習(xi) 創立自己的孔教會(hui) 組織，並以此組織來收拾世道人心的思想，而這一思想也契合了康有為(wei) 這一時期為(wei) 創辦孔教會(hui) 組織的意向和努力。

可以說在戊戌前後，梁啟超大致上還和他的老師保持一致，努力的為(wei) 孔教和孔教會(hui) 而搖旗呐喊。即使是到了日本，在前期，他還依舊堅持著他在中國的信念，即以老師為(wei) 準則，奉孔教為(wei) 圭臬。

在1899年，他在日本哲學年會(hui) 上做了一篇名為(wei) 《論支那宗教改革》的講演。該講演中，梁啟超依舊遵循師說，向日本人極力的宣揚康有為(wei) 的公羊學三世說，並盛讚孔子的“真教旨”為(wei) “進化主義(yi) 非保守主義(yi) 、平等主義(yi) 非專(zhuan) 製主義(yi) 、兼善主義(yi) 非獨善主義(yi) 、強立主義(yi) 非文弱主義(yi) 、博包主義(yi) 而非單狹主義(yi) 、重魂主義(yi) 而非愛身”。

（黃遵憲）

但隨著梁在日本所接觸西學的範圍越來越廣以及嚴(yan) 複、黃遵憲等人的勸說，讓梁啟超對於(yu) 孔教理論和保教救國的行動越來越懷疑，這份懷疑最終發展到讓他公然的站到了自己老師的對立麵，明確的發出了反對將孔子的學說視為(wei) 宗教的聲音。

在1900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wei) 的一份信中就表達了想衝(chong) 破老師“羅網”的意思：“於(yu) 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製，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為(wei) 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

此病不去，百藥無效，必以萬(wan) 鈞之力，激厲奮迅，決(jue) 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斷中國之必不能沸，必不能狂也。

······現時所見如此，或他日有進，翻然棄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蘊，不敢自欺，故不覺其言之長。其謂涉於(yu) 不敬，非對長者之體(ti) 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隨筆應赴，不自檢點，深知其罪。”

在1902發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梁啟超開篇明義(yi) ：“此篇與(yu) 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為(wei) 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jue) 之。”

這段文字明麵上看是在說要與(yu) 過去的自己決(jue) 裂，其實也是在說其要與(yu) 康有為(wei) 決(jue) 裂。他對宗教下了一個(ge) 定義(yi) ：“西人所謂宗教者，專(zhuan) 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靈魂為(wei) 根據，以禮拜為(wei) 儀(yi) 式，以脫離塵世為(wei) 目的，以涅槃天國為(wei) 究竟，以來世禍福為(wei) 法門”。

他明確了鬼神信仰為(wei) 宗教的最為(wei) 顯著的特征，而由於(yu) 孔子和孔教都不以鬼神為(wei) 標榜，不以迷信為(wei) 號召，那麽(me) 將孔子視為(wei) 教主，而將孔教目為(wei) 宗教當然是不恰當的。

在其後一封寫(xie) 給康有為(wei) 的信中，他更加強化了這一立場：“至先生謂各國皆以保教，而教強國強，以弟子觀之，則正相反。保教則教強，固有之矣，然教強非國之利也。歐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強，而人皆退化，國皆衰弱，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

條頓民族如英、美、德各國，皆政教分離，而國乃強。今歐洲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憑借教令為(wei) 衣食者耳。實則耶教今日亦何嚐能強，能澌滅可立而待。

哲學家攻之，格致學攻之，身無完膚，屢變其說，以趨時勢，僅(jin) 延殘喘，窮遁狼狽之狀，可笑已甚，我何以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實見夫歐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脫教主之羈軛得來，蓋非是則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終不得開也。

倍根、笛卡爾、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等，轟轟大名，皆以攻耶穌教著也，而其大有造於(yu) 歐洲，實亦不可誣也”。

自此，梁啟超徹底改變了他對孔教的看法，終其一生他都未再次將孔子的學說看做是一種宗教，也再未將孔子奉為(wei) 教主，而是將其看做是哲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即使是在孔教運動最為(wei) 興(xing) 盛的民國初年，即使他自己也在《請定孔教為(wei) 國教》上署名，支持這項運動。

他還是認為(wei) 康有為(wei) 和陳煥章的國教運動是“欲推挹孔子以與(yu) 基督摩訶爭(zheng) 席”，這種行為(wei) “其蔽抑更甚焉”。

他又解釋道，其他宗教之所以能“聳眾(zhong) 人之聽而起其信”是因為(wei) “尤在彼創教之主自命為(wei) 超絕人類”，而“孔教絕無此等曆史，而欲突起仿效之，譬諸本胎妊，而欲摶土以成人，安見其可？

不得已乃複附會(hui) 罪福，且諜推挹孔子於(yu) 超絕人類之域。而無知孔子始終未嚐自言為(wei) 非人，未嚐以神通之力結信於(yu) 其徒，吾欲以此相推挹，孔子任受與(yu) 否即未可知，借曰任受矣，而究何道以其眾(zhong) 信者？然則欲效彼都教會(hui) 之形式以推崇孔子，其必勞而無功，明矣”。

雖然梁啟超徹底與(yu) 康有為(wei) 的孔教運動決(jue) 裂，但他並不認為(wei) 宗教對於(yu) 現代社會(hui) 是毫無意義(yi) 的。這時，他再一次展現了自己善變的特征，義(yi) 無反顧的投入了佛教的懷抱當中。

如果要追溯梁啟超與(yu) 佛教的緣分，我們(men) 還是要回到康有為(wei) 。據梁啟超自己的回憶，康有為(wei) 曾經在萬(wan) 木草堂時期為(wei) 他“語佛學之精奧”，但他“夙根淺薄，不能多受”。

（萬(wan) 木草堂）

到了維新運動時期，在北京，與(yu) 夏曾佑和譚嗣同的交遊更是加深了他對佛學的理解。隻是維新運動的繁忙事務以及和慈禧殘酷的政治鬥爭(zheng) 都讓他無暇抽出時間去更多的了解佛教。

直到他逃難來到日本，才有所改變。那時的日本正在興(xing) 起一股複興(xing) 佛教的浪潮，姉崎正治和井上圓了希望能通過以西解佛，從(cong) 而恢複佛學在現代社會(hui) 的活力，來達到重塑佛教權威的目的。

在這些日本作者的影響下，梁啟超也重新換了一種眼光審視佛教，發現了許多他從(cong) 前未曾發現的特質。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第六章《佛學時代》中就嚐言：“佛、耶兩(liang) 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

……（因為(wei) ）耶教惟以迷信為(wei) 主，而哲理淺薄，不足以魘中國士君子”，而“佛說本有宗教與(yu) 哲學之兩(liang) 方麵，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中國人惟不蔽於(yu) 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麵，而不在宗教之方麵，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yu) 中國原有之哲學相補佐者也”。

正因為(wei) 佛教這種既不同於(yu) 宗教，又不同於(yu) 哲學，並且兼有兩(liang) 者之善的特質，滿足了梁啟超在這一時期的特殊需要，所以他才盛讚佛教為(wei)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文章的最後，梁啟超宣布了自己對於(yu) 佛教的信仰：“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之條件也，籲戲，佛教廣矣大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wan) 一耳”。從(cong) 此對於(yu) 佛教的喜愛，維持了梁啟超的餘(yu) 生。

他不僅(jin) 寫(xie) 下了大量的佛學研究著作，諸如《論佛教與(yu) 群治的關(guan) 係》《餘(yu) 之生死觀》《中國佛法興(xing) 衰沿革說略》《大乘起信論考證序》等，還在晚年在佛教的信仰中找了自己人生當中最後的寄托。

二、梁啟超的“不變”

從(cong) 保教之驍將到保教之大敵，從(cong) 孔子門徒到服膺佛陀教誨，梁啟超對於(yu) 宗教的態度和宗教的選擇仿佛隨性而至，隨時變化。

但如果我們(men) 深入他的思想裏路，再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晚清時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亡國滅種的現實處境都給予了梁啟超極大的心理壓力，

這種心理壓力傳(chuan) 導到學問研究中，就變成了梁一直在積極得探求一種能救亡圖存的學問，用之來改變當時中國的危局。即使是在人們(men) 的普遍印象中，應當出世而獨立的宗教，也被梁啟超抓住，將他們(men) 變成了自己政治理想的支撐物。

在萬(wan) 木草堂和維新運動時期，由於(yu) 傳(chuan) 教士們(men) 的影響，維新誌士大多相信，教與(yu) 國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guan) 係，即教強則國強，國強則教強，國弱則教弱，教弱則國弱。

所以，他們(men) 才會(hui) 暢言“保國、保種、保教”，將保國和保教視為(wei) 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作為(wei) “保教之驍將”的梁啟超自然不能例外，在《複友人論保教書(shu) 》中，他首先說：“所論西教之強，憑借國力，是固然矣”，基督教因為(wei) 有“甘站丁、沙俚曼之徒，以國王而信其教者，自後教皇之權日益尊重”，而“各國君主鹹受加冕，於(yu) 是國力日盛極矣”；

其次，他回顧了孔教發展的曆史，發現孔教也一直存在著這種國與(yu) 教相互加強的現象；再次，現在中國衰敗的原因表麵上看是“風俗之敗壞、士夫之隘陋、小民之蠢愚、物產(chan) 不興(xing) 、耳目不開”，更深刻的是“大明之教之日即亡之勢”，所以保教就越來越展現出其的重要性。

而到了日本，在當梁啟超的耳目不再為(wei) 傳(chuan) 教士所蒙蔽，他能自主的接觸到更多的西方不同的學問後，教與(yu) 國之間存在相互加強、相互促進的這種觀念就逐漸的被他所質疑。

在1901年，他發表了一篇名為(wei)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的文章，這篇文章是基於(yu) 對伯倫(lun) 知理的國家學說的閱讀而寫(xie) 就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仿照伯倫(lun) 知理的舊例，也編製了一個(ge) 表格，隨著表格的層層遞進，我們(men) 可以看出，梁啟超已經接受了伯倫(lun) 知理的理論，即隨著國家的不斷進化，宗教因素越少的國家，效率就越會(hui) 提高。

對於(yu) 伯倫(lun) 知理理論的了解，也是促使梁啟超寫(xie) 下《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的思想緣由，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中，梁啟超正式明確了教與(yu) 國的不同，“教與(yu) 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

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yu) 人者也。以優(you) 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百愈伸，愈束而愈遠，其中自有所謂有一種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者，以噓吸之腦識，使這不得不從(cong) 我，豈其俟人保之。

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刺伯之回回教，雖一時借人力以達於(yu) 極盛，其終不能存於(yu) 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正如梁啟超在給康有為(wei) 的信中所說：“至先生謂各國皆以保教，而教強國強，以弟子觀之，則正相反。保教則教強，固有之矣，然教強非國之利也”。

保教未必能讓國家強盛，更何況梁啟超還認為(wei) 保教會(hui) 帶來“妨礙宗教信仰自由、束縛國民思想以及引起宗教爭(zheng) 端”這三大阻礙國家進步的禍害，所以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但殊可玩味的是，梁啟超很快就推翻了自己關(guan) 於(yu) 宗教無益於(yu) 世的看法，在《論宗教家之長短得失》中，他首先承認哲學家和宗教家各有各的長處，也各有各的短處，

雖然他承認以前在論學時不喜宗教，是因為(wei) 宗教“以其偏於(yu) 迷信而為(wei) 真理障也”，但即使如此，“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征諸曆史而斑斑者也”。

接下來，他又說：“英雄豪傑，能成大業(ye) 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liang) 思想並無之人雖尤多，然僅(jin) 恃哲學以任者則殆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

（克倫(lun) 威爾）

其所以犯大天下韙而無所避，曆千萬(wan) 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

維廉賓，開辟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為(wei) 性命，視軀殼為(wei) 犧牲者，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yu) 宗教思想之人也。瑪誌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

瑪誌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hui) 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chan) 而以國為(wei) 產(chan) ，不娶妻而以國為(wei) 妻，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

格蘭(lan) 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複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嚐間斷。又格公嚐與(yu) 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娓娓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略其趣味者然。）

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yi) ，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yu) 禪學者也。西鄉(xiang) 隆盛，其尤著也。

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者繼，宗教思想為(wei) 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yu) 宗教兩(liang) 者，皆銷沉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yu) 佛學之人也。

兩(liang) 先生之哲拳，固未嚐不戛戛獨立，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hui) 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為(wei) 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wei) 大而雄厚也”。

梁啟超認為(wei) ，宗教之所以能幫助如此多的大人物完成大事業(ye) ，是因為(wei) 宗教思想有以下五個(ge) 優(you) 點：“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總而言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為(wei) 一鄉(xiang) 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

夫人所以能為(wei) 驚天動地之事業(ye) 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持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顧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為(wei) 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為(wei) 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梁啟超在文中肯定了無論是“正信”還是“迷信”都能讓人“信”，都能讓人成就驚天動地的事業(ye) ，但是“迷信”終歸不好，他會(hui) 阻礙人們(men) 的自由思想和科技的發展進步。

而中國，特別是在19世紀初年災難深重的中國，無論是治事還是群治都需要一種信仰，而這種信仰又要基於(yu) 一種宗教。選擇什麽(me) 樣的宗教成了擺在梁啟超麵前新的課題。

他首先想到了孔教，正如前文所說，他現在並不認為(wei) 孔教還是一個(ge) 宗教，“吾以為(wei) 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為(wei) 教也，主於(yu) 實行，不主於(yu) 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

而對於(yu) 基督教，梁啟超則認為(wei) ，基督教其一在於(yu) 與(yu) “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與(yu) 因勢利導之義(yi) 相反背也”，他和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隔膜已久，不適合；

其二在於(yu) “彼之有眈眈逐逐者，循於(yu) 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為(wei) 釣餌，稍不謹慎而末流人禍將不測也”，容易被西方人所利用；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其教義(yi) ，非有甚深微妙”，且主於(yu) 迷信。

那麽(me) 剩下的隻有佛教了，佛教也恰好是一種宗教與(yu) 哲學的統一，而且佛教這種宗教在梁啟超看來是主於(yu) “智信”，而不主於(yu) “迷信”，他說：“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為(wei) 教主之智慧，萬(wan) 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為(wei) 究竟。

佛教之信仰也，以為(wei) 教主之智慧，可與(yu) 教徒平等，故以起信為(wei) 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信是也”。

除了智信，佛教還有一種願為(wei) 大善而犧牲小我的精神，他的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夫學佛者，以成佛為(wei) 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眾(zhong) 生故，乃存此最大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ye) ，唯佛教足以當之。

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雲(yun) 然也，彼實見夫眾(zhong) 生性與(yu) 佛性本同一源，苟眾(zhong) 生迷而日我獨悟，眾(zhong) 生苦而日我獨樂(le) ，無有是處。

譬諸國然，吾既托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yi) 者，則雖犧牲藐躬之種種利益以為(wei) 國家，其必不辭矣”。

在晚清那個(ge) 舉(ju) 國躊躇的時候，佛教這種為(wei) 民族國家願意犧牲己身的特質，恰為(wei) 梁啟超所夢寐以求，而在以後的研究中大為(wei) 彰顯。那時梁啟超接觸到了一種由學者頡德所倡導的進化論，不久他就發表了一篇名為(wei)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的文章。

在梁啟超的描述下，頡德的學說呈現如下的麵貌。首先，人和其他動物一樣都要在競爭(zheng) 中才能取得進步，而競爭(zheng) 也有人和人之間的競爭(zheng) 以及人種和人種之間的競爭(zheng) 。

而每個(ge) 人都有自利心和自私心，但群體(ti) 的進步卻需要每個(ge) 個(ge) 人拋棄自我的利益，而將自我融入集體(ti) ，“而此進化運動不可不犧牲個(ge) 人以利社會(hui) ，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

然後，人這種生物卻又有貪生惡死、自私自利的天然性，這種“天然性”是人之中最“個(ge) 人的”“非社會(hui) ”“非進化”的，對於(yu) 人類全體(ti) 的永存和進步是沒有任何的作用。

而想要去除人的這種天然性就需要節性，節性所要依靠的工具在頡德看來就是宗教。

（達爾文）

接著，他又言，頡德的學說是建立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基礎上，而達氏的學說講求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的過程中，必然會(hui) 出現失敗和淘汰，而部分的淘汰和死亡是為(wei) 了讓種群當中的大部分更好的活下去。

所以為(wei) 了群體(ti) 的未來利益不得犧牲部分的現時利益，因而部分現時的死亡在群體(ti) 的未來中實現了自我的價(jia) 值，故而，梁啟超才盛讚死是進化之母，死是進化之原。

頡德又強調，在現代社會(hui) 中，個(ge) 體(ti) 的利益與(yu) 整體(ti) 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但為(wei) 了整體(ti) 的進化又需要個(ge) 體(ti) 的犧牲。如果整體(ti) 想要個(ge) 人“心甘情願”的接受自我的犧牲就需要培養(yang) 一種愛他心，而培養(yang) 這種愛他的心的利器就是宗教，更準確來說就是基督新教。

而梁氏並沒有關(guan) 注與(yu) 頡德所說的“泰西教化”，而是筆鋒一轉到他所熟知的中華諸教，在橫向比較了諸種宗教在生死觀上的異同後，他首推佛教：“佛說至也。

謂一切眾(zhong) 生，本不生不滅，由妄生分別，故有我相，我相若留，我相若去，則法罣礙，無所恐怖，無所貪戀，舉(ju) 一切宗教上最難解之疑問，一一喝破之，佛說其至矣”。

如上，在庚子國難已然發生，列強虎視眈眈正要瓜分中華的時代，對於(yu) 中國國民性當中怯懦、自私等性格深感失望的梁啟超在頡德的進化論和佛教的無我理論的結合中，看到了改造國民性的希望。

在其後的《餘(yu) 之生死觀》中，更強調了人通過“羯磨”的循環和傳(chuan) 承，可以達到了一種“吾輩皆死，吾輩皆不死，死者吾輩之個(ge) 體(ti) ，不死者吾輩之群體(ti) 也”的境界。

通過筆者的論述，不難看出無論是早年對保教護國論的認知，還是與(yu) 康有為(wei) 決(jue) 裂時所堅持的宗教與(yu) 國家強弱之無涉，還是後來對佛教對於(yu) 治事和改造國民性的作用，梁啟超所表現出來的宗教選擇和宗教信念都是在實用理性的層次上，沒有涉及到對於(yu) 神聖和超越的渴望。

有人評價(jia) 儒學是否為(wei) 宗教這一問題的曆代爭(zheng) 論時說：“有關(guan) ‘儒家是否為(wei) 一宗教’的論爭(zheng) ，不過是代表儒家聖化或世俗化的兩(liang) 種傾(qing) 向；一種要將孔孟神格化，將儒家建構為(wei) 一個(ge) 宗教係統，以便於(yu) 更有效地維係社會(hui) 與(yu) 政治；

另一種取向則要將孔孟視為(wei) 一理性的、道德的社會(hui) 改革者。而這兩(liang) 種取向共同的終極關(guan) 懷，既非儒家，亦非宗教，而是國家”。

這一評價(jia) 也能恰如其分的總結梁啟超早年的宗教選擇，即他並不關(guan) 心宗教的情感和對於(yu) 神聖性的追求，他隻關(guan) 心宗教在國家的重建過程中能承擔什麽(me) 樣的作用。

三、晚年的“回歸”

不可否認，宗教和信仰對於(yu) 政治，對於(yu) 國家都有重要的作用，但畢竟宗教區別於(yu) 其他文化現象最重要的特征是個(ge) 人與(yu) 神聖之間的關(guan) 係。

梁啟超的晚年一直處在被病痛的折磨中，兒(er) 子梁思成的重病，妻子的逝去都曾給他的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他的政治生活也不令人滿意，甚至到了後來他還發表了聲明：“團體(ti) 組織我絕對不加入，因為(wei) 我不相信那種東(dong) 西能救中國。”

而他也更多的參與(yu) 到宗教的實踐中，1922年他在東(dong) 南大學講學時參與(yu) 到了歐陽竟無的佛學課中，每個(ge) 星期需要早起三次，每一次都需要耗時兩(liang) 小時，即使到了後來自己的心髒病發作一度危險，醫生強調需要靜養(yang) ，他也不願意放棄。

（歐陽竟無）

而1923年在北京，他還曾閉門謝客三個(ge) 月，據《年譜》說，他這三個(ge) 月每天都會(hui) 讀《成唯識論》三四頁，他還承認自己隻是勉強能懂一點。

這時，他的佛教信仰簡單而純粹，他給他女兒(er) 的一封信中說：“佛說的業(ye) 和報就是這個(ge) 真理（我篤信佛教，就在此點。七千卷《大藏經》也隻說明這點道理。）凡自己造過的業(ye) ，無論為(wei) 善為(wei) 惡，自己總要受報。

……我雖不敢說常住涅槃，但我總算心地清涼的時候多，換句話說，我住天堂的時候比住地獄的時候多，也是因為(wei) 我比較少造惡業(ye) 的緣故。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

對於(yu) 宗教，他也改變了自己此前的看法，認為(wei) 信仰“一是情感的產(chan) 物，不是理性的產(chan) 物；二是，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隻有為(wei) 信仰犧牲別的，斷不肯為(wei) 別的犧牲信仰”。這時他的信仰也超越了一時一地的政治，變成了給予他生命意義(yi) 的東(dong) 西。

梁啟超一生的宗教選擇和對於(yu) 宗教的態度則可以給當今的孔教主義(yi) 者們(men) 以啟發，即我們(men) 有沒有必要將更多的目光注視於(yu) 政治與(yu) 國家這些問題上？畢竟這些問題對於(yu) 普通的生命來說過於(yu) 高遠和宏大。

而宗教的根基卻又寄於(yu) 每一個(ge) 鮮活生命的情感和信仰之中。就孔教本身而言，他自己本就來自於(yu) 民間，存活於(yu) 民間，昌盛於(yu) 民間，而且聖人也說過：“道不遠人，遠人非道”。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