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敵道學

作者：衷鑫恣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敵道學史——從(cong) 北宋到二十世紀》，衷鑫恣著，[台北]萬(wan) 卷樓，2019年1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五月廿四日甲午

          耶穌2019年6月26日

敵道學，“敵”字取敵對、敵視義(yi) 。所謂敵道學，簡單說，恨道學、罵道學者也。千年來，社會(hui) 上大有對道學存敵視之心、發仇恨之語、行敵對之事者，它們(men) 都是敵道學。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文人居中，莫不有之，以醜(chou) 詆折損道學為(wei) 能事。本書(shu) 之目的，即在於(yu) 證明敵道學自古人多勢眾(zhong) 。希望藉此告訴世人，在社會(hui) 學意義(yi) 上，一直被認為(wei) 主導近古中國的道學，實為(wei) 弱勢部門。

“道學”何謂？這裏非指道家學術或道家學校。它是宋元明清時期的一種儒學，在後人的敘述中，理學、性理學、宋學以及英語中的neo-Confucianism（新孔學）等，都是近義(yi) 詞，常常可以互換。無論“道學”還是“理學”，外延都有些模糊，我們(men) 隻能盡可能找準其中心。拿當時的學派大小與(yu) 後世的影響作衡量，道學的中心點毫無疑問都是朱熹（1130-1200），朱學是道學的最內(nei) 一環；往外擴，有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陸九淵（1139-1193）、王守仁（1472-1529）加入，範圍相當於(yu) 中國哲學史探討的“宋明理學”，這是道學同心圓的中間一圈。此外，還有最外一圈，就是回到“道學”二字的本義(yi) ，亦即回到宋人自身的用法，如程頤說“自予兄弟倡明道學”、永嘉王開祖（1049-1053）說“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陸九淵說“程士南最攻道學（鑫恣按，含陸自己）”等等（土田健次郎、朱剛《道學之形成》），指向的是誌道之學、求道之學、明道之學，道特指孔孟之道或聖人之道，有體(ti) 有用有文，有知有行，有修己有治人。此時的道學，一下就把宋以後程朱以外的諸多學派都囊括進來——雖路徑各異，目標都在聖人之道。不少學者已認識到，談宋代儒學史，道學比理學所指更寬，更有利於(yu) 表示當時學術形態之多樣以及儒者重實踐的一麵，而理學一詞過度限於(yu) 朱子，特別是朱子的形而上學理論。田浩（Hoyt Tillman）先生的《朱熹的思維世界》一書(shu) ，用餘(yu) 英時先生的話說，就是“一部南宋道學史”（《餘(yu) 英時先生序》），作者利用道學範疇，除了朱熹，還將湖湘學派的胡宏、張栻，浙東(dong) 學派的呂祖謙、陳亮，江西學派的陸九淵、楊簡一並收攏於(yu) 筆下，而所論涉及他們(men) 的哲學思辨、立身以及社會(hui) 政治活動。明代的儒林亦可作如是觀，無論是閩學之後、關(guan) 學之後還是陸學之後，如羅欽順、胡居仁、呂柟、湛若水、王守仁等，都是道學，其中又有道學清談、道學行止。本書(shu) 之“敵道學”，就是這個(ge) 道學大圈外之環伺詬罵者。

如黃宗羲《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所示，道學包羅百家。但另一方麵也不要忘了《宋史》作者設立《道學傳(chuan) 》，隻有程朱一派。黃宗羲以此為(wei) 元人之陋，孔孟之徒隻應入《儒林傳(chuan) 》，極力反對《明史》再修一部《理學傳(chuan)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chuan) 書(shu) 》）。此為(wei) 儒家正論。但不可否認，曆史上勝出的是程朱，社會(hui) 對於(yu) 道學記住的是程朱，甚至隻有朱子。作為(wei) 對象的道學，終究是辯證的存在，既有一個(ge) 寬廣的外圈，又有程朱作為(wei) 中心點。相應地，敵道學可以是敵整個(ge) 道學或任何一位稱得上道學的道學家，但主要是敵程朱之學，敵朱子。

敵之為(wei) 敵，關(guan) 鍵是立場不同。立場之殊，出自私利、習(xi) 性、偏好、信仰、階級、地域、門戶一端的排他性，而非出自義(yi) 理事實之折中。朱子對這種現象有很好的觀察。他解釋《孟子》“言非禮義(yi) ，謂之自暴”之“非”：“必非詆禮義(yi) 之說為(wei) 非道，雖言而彼不肯聽，是不足與(yu) 有言也”；“隻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他自恁地非議”（《朱子語類》卷五六）。我們(men) 命名的“敵道學”，通俗講就是朱子口中的“罵道學”。這種人，不管是非，不容商量，隻是要罵，本能地反感抗拒道學。宋以前的敵儒仇孔，舉(ju) 其著者，秦始皇、李斯的“焚書(shu) 坑儒”，基於(yu) 法家立場，從(cong) 權力頂端策動，謀求思想市場壟斷。魏晉之際的反名教風潮，如《列子•楊朱篇》張湛譏仁義(yi) 禮教：“以仁義(yi) 為(wei) 關(guan) 鍵，用禮教為(wei) 衿帶，自枯槁於(yu) 當年，求餘(yu) 名於(yu) 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趣也。”求短暫之趣、求個(ge) 人之樂(le) ，不僅(jin) 否定仁義(yi) 、禮教的普適價(jia) 值，甚至不承認其於(yu) 局部的價(jia) 值，非敵儒而何？此又基於(yu) 貴族階級的享樂(le) 立場。

敵道學，就其曆史內(nei) 涵而言，就是宋以後對程朱陸王的非議，而宋以前的敵儒仇孔不在其中。然而還有一種超曆史的、精神的敵道學。宋明道學不是對先秦儒學的對象式研究，它祖述堯舜，憲章孔孟，誌於(yu) 維護與(yu) 擴大儒學的價(jia) 值和聲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仇儒敵孔都非道學所能容，都是敵道學；敵儒者、敵孔者，必然敵道學。魏晉人嵇康（224-263）“非湯武而薄周孔”，其《大人先生傳(chuan) 》雲(yun) ，“如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luan) 危死亡之術耳。”如此態度與(yu) 斷言，若朱子複起，必以之為(wei) 敵。日本人福澤諭吉（1835-1901）在明治維新中撰《文明論概略》，將世界分為(wei) 三等，輕鄙儒家文化，若朱子知之，必以為(wei) 敵。隻是道學對於(yu) 敵道學，采取的手段是“不足與(yu) 言”，也就是道不同不相為(wei) 謀，這已經是儒家處異端最絕的方式（在異端是和平的前提下）。精神的敵道學，完全可能未聞道學之名，隻要事實上反感、抵製道學主張的那些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便成為(wei) 敵道學；正如一個(ge) 不知道學為(wei) 何物的人，卻完全可能行道學的道。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連道學家、道學之徒，在人生的某些階段或某些場合也可能是敵道學，隻要一念非道心，即是敵道學。這種敵道學非本書(shu) 所能論，本書(shu) 要展示的，是宋以後發生在中國的敵道學，都是一些顯性的事件，通常目標明確地針對特定道學家或道學信條。

下麵有必要對那些“似是而非”的敵道學作若幹說明。首先要排除的就是王守仁及其良知學傳(chuan) 人對朱子的反對。王子龍場悟道後，抱定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與(yu) 一眾(zhong) 門徒祖述陸象山，公然詰難朱子的讀書(shu) 窮理之教。這對理學圈是個(ge) 震動。徽州理學家汪循（1510前後）與(yu) 他數相辯論，批評他“妄詆朱子”。羅欽順（1465-1547）更是屢致不滿：“（朱子）誠明兩(liang) 進……。今之學者概未嚐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shu) 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詈，徒自見其陋而已矣，於(yu) 朱子乎何傷(shang) ？”；“餘(yu) 自入官後，曾見近時十數種書(shu) ，於(yu) 宋諸大儒言論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自昔有誌於(yu) 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於(yu) 程朱之上矣”（俱《困知記》）。詆詈、明詆暗詆、自處程朱之上，諸如此類，都是典型的敵視和不尊敬姿態；當然，認為(wei) 王門如此，這是羅欽順的觀感。我們(men) 要說的是，在現在看來，王學是道學或曰理學大家庭的重要一員，是對朱學和陸學雙重的繼承創新，絕無敵道學可言。也許汪循、羅欽順等理學家性格上偏保守，見王學驟然崛起，王子又一副狂態，導致反應有些過度。實際上，王子雖狂（朱子當年也狂），說過最嚴(yan) 重的話不過是不以朱子之是非為(wei) 是非，萬(wan) 談不上罵詈；至於(yu) 有些依附者狐假虎威，菲薄程朱，那是另外一回事。羅欽順與(yu) 王守仁一直有書(shu) 信往來辯難，類似當年朱熹與(yu) 陸九淵、陳亮之間的情況，屬道學友之爭(zheng) 鳴。回到羅欽順語錄中的批評，他說的是“近時以道學鳴者”。很簡單，無論當事人與(yu) 羅欽順，都自然地把麵前的事視為(wei) 道學內(nei) 部的事。學者皆知，王守仁一門原是以理學自立的（用語上，宋代稱道學比稱理學多，明代稱理學比稱道學多）。一句話，王子是道學，後之敵王者才是敵道學。

其次是“反理學”概念。敵道學不等於(yu) 反理學，後者已是學界習(xi) 用的一個(ge) 概念，有其特定含義(yi) 。學界研究的反理學，大體(ti) 上指儒學內(nei) 部對程朱陸王的批判，具體(ti) 說是幾大學派或思潮（不排除互有交叉）：（1）南宋功利主義(yi) （陳亮、葉適等），反對朱陸的道德主義(yi) ；（2）晚明以後的主情思潮（馮(feng) 夢龍、紀昀等），反對程朱的理欲觀；（3）明末清初實學思潮（顧炎武、顏元等），反對程朱陸王的清談靜坐；（4）乾嘉考據學派（惠棟、戴震等），反對程朱陸王的義(yi) 理發揮，反對道統說。不管怎麽(me) 樣，它們(men) 是儒學，盡管可能不認可程朱陸王權威，但都認可孔子權威。造詞上，“理學”一詞突出程朱陸王的特異之處，而“道學”顯示他們(men) 對孔子的繼承，以及與(yu) 整個(ge) 儒學命運的休戚與(yu) 共。因此，與(yu) 以上反理學不同，敵道學基本要到儒林之外找，可以是緇衣羽流，也可以是文人墨客，還可以是君主、宦官、優(you) 伶、農(nong) 工商，不一而足。

不可否認的是，以上各派反理學，（1）一旦不知所止，是會(hui) 滑向敵道學的；（2）客觀上為(wei) 敵道學提供了思想資源（哪怕是被斷章取義(yi) ）和輿論背景（比如被刻意曲解）。可見，反理學仍然值得注意。也許我們(men) 的任務之一，就是具體(ti) 辨別反理學與(yu) 敵道學。此事頗複雜，具體(ti) 到一個(ge) 人：或者（1），前後不一（且都是真心的），故難以簡單陳述為(wei) “他反道學（或反理學）”，而隻能說，他某言或某行反；或者（2），表裏不一，說玩笑話、衝(chong) 動話、違心的應景話等，五花八門，更不可一概而論。特別的，第二點需要考慮傳(chuan) 播後果，若後果惡劣，那也必須說，他對敵道學負有責任。舉(ju) 個(ge) 例子，顏元本來隻是一個(ge) 可商榷的反理學人物（詳見本書(shu) 第三章），但當他說道“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朱熹“千餘(yu) 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可謂迷魂第一、洪濤水母”，此等偏激而痛快之語，或是顏氏的某種無知或一時迎合造成，卻很容易被他人利用，為(wei) 聖門受辱埋下伏筆。在深層次，此時此地說此話的、如魯迅般好做極端語的顏元，不符道學中庸之旨，徑稱之為(wei) 敵道學也無妨。

五四新文化運動敵儒仇孔（敵道學），從(cong) 本國曆史勾稽一切有利元素，其中宋元明清部分連接起來，基本上就是一部反理學史。最熱衷於(yu) 此的莫過胡適。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胡適通過《戴東(dong) 原的哲學》（1925）、《幾個(ge) 反理學的思想家》（1928）、《顏李學派的程廷祚》（1935）等著作，構建了清代反理學的一個(ge) 傳(chuan) 承譜係（顧炎武—顏元—李塨—程廷祚—戴震—吳敬梓），且重點把戴震樹為(wei) 標杆，戴氏“以理殺人”一句被特意詮釋為(wei) 近代知識分子（包括胡適自己）反禮教的有力先聲。盡管從(cong) 學術上看，該譜係破綻百出（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學術、思想與(yu) 心態（修訂版）》之《程廷祚與(yu) 程雲(yun) 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ge) 研究》），但不妨礙它被廣泛接受。整個(ge) 二十世紀，“反理學”概念陸續有人用。侯外廬等人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1950年代）、《宋明理學史》（1984）、薑廣輝的論文《試論理學與(yu) 反理學的界限》（1982）進一步斷言了理學與(yu) 反理學之間貫穿始終的“鬥爭(zheng) ”。反理學陣營中，除李贄、戴震這樣的典型外，陳亮、葉適、王廷相、王夫之等人都赫然在列。無論前後的意識形態如何變化，這些作者與(yu) 胡適一脈相承的是，都認定反理學一方代表了進步。較近的書(shu) 作則有台灣楊儒賓《異議的意義(yi) ——近世東(dong) 亞(ya) 的反理學思潮》（2012），引入了日本、韓國反理學的內(nei) 容。這些反理學史（楊著除外），基本是五四以來“啟蒙”視野下製造的“啟蒙前史”。且不說它們(men) 誇張曲解、削足適履（硬套進化論、階級論等），便假使客觀，也隻是選擇性地揭示了問題的一麵，而有意避開了其他麵向（終為(wei) 不客觀）。如胡適的戴震“以理殺人”論如何言之鑿鑿，它也不等於(yu) 戴震生命中的其他時刻都與(yu) 朱子過不去，與(yu) 儒學過不去（詳見本書(shu) 第三章）。

進一步地，“反理學”一詞不是不可擴大到儒家之外，如禪家對理學工夫的質疑、明清天主教士以原始儒學質疑理學等。這種情況下，本書(shu) 命名的“敵道學”如何區別於(yu) 反理學？此時重點在“敵”字。迄今為(wei) 止的全部反理學研究，基本都是談理學的學術對立麵，反理學與(yu) 理學構成一種理性對話關(guan) 係（或曰知識人之間的建設性批評）；換言之，反理學始終是一個(ge) 學術史概念。以此之故，我們(men) 選用“敵”字，以彰顯我們(men) 要說的反道學來自政治、社會(hui) 、個(ge) 體(ti) 生活中的不滿；換言之，敵道學是一個(ge) 關(guan) 乎政治史、社會(hui) 史、生活史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市井口中“道學先生”、“衛道士”這些詞所蘊含的諷刺勁，才是敵道學。

最後，正麵介紹宋以後敵道學的基本內(nei) 容。就其本質而言，敵道學不是理智的產(chan) 物，它或以情感情緒為(wei) 驅動，或以權力意誌為(wei) 驅動，或幹脆是群眾(zhong) 性反智或敵視精英的結果。此三者，大致對應於(yu) 道學的三種實際勁敵：一為(wei) 純文學，一為(wei) 獨裁政治，一為(wei) 反智的下層民眾(zhong) 及其代言人。這一劃分，在曆史上一一皆有驗證，是我們(men) 對過往經驗的總結（詳見後續篇章），但同時也可由推理得到。何以見得？道學愛“講道理”，故不為(wei) 純文學所喜；道學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愛“管事”，故不為(wei) 獨裁者所喜；明清以後道學與(yu) 統治階級聯結，故不為(wei) 生活不如意的群眾(zhong) 所喜。這三類敵道學涇渭分明。隻是落實到一人一事，未必單屬某類。如某些俗文學，以作者言是第一類，以讀者言是第三類，其作品即為(wei) 混合態；其甚者如文革末期流行的小人書(shu) 《孔老二罪惡的一生》，更是政治敵道學、群眾(zhong) 敵道學、文學敵道學三者的混合體(ti) 。複雜性總是有的，而本書(shu) 既名為(wei) 史，非個(ge) 案分析，為(wei) 敘述方便，一個(ge) 對象一般隻出現在三種類別之一中。

此外，不能排除尚有其他性質的敵道學。比較重要的，宗教敵道學是一定存在的，它是有史以來的佛教、道教乃至耶教、伊斯蘭(lan) 教（回教）等，出於(yu) 排他性的信仰或排他性的教團、教徒利益，對道學發動的攻擊。如沙門慧遠貶儒教、道教：“儒道九流，皆糠粃耳”（《高僧傳(chuan) •釋慧遠傳(chuan) 》）；又如曆朝皇室因崇佛修仙之故而抑製士夫、冷落名教，也在此例。隻是宗教敵道學一題值得單獨處理，並且三教衝(chong) 突、儒耶禮儀(yi) 之爭(zheng) 等長期是研究熱點，所以本書(shu) 不擬涉及。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