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men) 說曆史時，應記住一條金科玉律：言有易，言無難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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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初七日戊寅

          耶穌2019年4月11日

陳丹青繪《清華國學院》，從(cong) 左至右為(wei) ：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與(yu) 吳宓

著名的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早年在清華讀書(shu) ，師從(cong) 趙元任先生，在趙先生指導下完成了學位論文《中國古文法》。論文講到“反照句”與(yu) “綱目句”時，王力加了一個(ge) 附言：“反照句、綱目句，在西文罕見。”趙元任嚴(yan) 厲批評了這一附言：“刪附言！未熟通某文，斷不可定其無某文法。言有易，言無難！”

後來王力回憶說：“這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但是我還沒有接受教訓。就在這一年，我寫(xie) 了另一篇論文《兩(liang) 粵音說》，承蒙元任先生介紹發表在《清華學報》上。這篇文章說兩(liang) 粵沒有撮口呼。一九二八年元任先生去廣州調查方言，他寫(xie) 信告訴當時在巴黎的我說，廣州話裏就有撮口呼，並舉(ju) ‘雪’字為(wei) 例。這件事使我深感慚愧。……由於(yu) 我在《兩(liang) 粵音說》上所犯的錯誤，我更懂得元任先生‘說有易，說無難’的道理。”

趙元任先生提出的“言有易，言無難”，雖然是針對語言學研究而言，但對於(yu) 曆史研究來說，同樣是金科玉律。當我們(men) 說曆史的時候，應該記住這條金科玉律：說有易，說無難。

我談幾件親(qin) 曆的見聞。

這些年，因為(wei) 研究宋朝史，我搜羅了不少與(yu) 宋朝城市治理有關(guan) 的史料與(yu) 論著。恰好看到近代史學者雷頤先生一篇談論城市公園曆史的文章，文章說：“舉(ju) 世皆知，中國園林可謂曆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官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cong) 無‘公園’，現在我們(men) 生活中習(xi) 以為(wei) 常的‘公園’，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學東(dong) 漸影響下才出現在我們(men) 的生活中的。公園首先於(yu) 1868年出現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當局用中外商人稅款創辦，中國人譯名為(wei) ‘公家花園’，幾十年後留日學生增多，才從(cong) 日本引進、最後確定名為(wei) ‘公園’。”

雷先生稱中國古代“從(cong) 無公園”，便犯了輕易“說無”的毛病。因為(wei) 我確知，宋代是有城市公園建製的。來看宋人怎麽(me) 說：“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台榭觀遊之，所以通四時之樂(le) ”；“郡有苑囿，所以為(wei) 郡侯燕衎、邦人遊息之地也。士大夫從(cong) 官，自公鞅掌之餘(yu) ，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遊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yu) 民同樂(le) ”。

宋代郡圃：《景定建康誌》中的“青溪園”

這裏的園池、苑囿，便是宋朝的城市公園，宋人一般稱之為(wei) “郡圃”。它們(men) 是地方政府興(xing) 建的，並且向公眾(zhong) 開放，不是城市公園是什麽(me) ？有時，宋人也將郡圃稱為(wei) “公園”，表示這是公家之園。

還有一件事。去年，我在澎湃新聞網上讀到社科院研究員姚枝仲先生談政府債(zhai) 務的一篇文章，文章回顧了政府債(zhai) 務的曆史：“為(wei) 戰爭(zheng) 籌集經費的辦法，除了借款之外，還有增稅、募捐、鑄幣或者發鈔、專(zhuan) 賣、官商營業(ye) 甚至賣官鬻爵等。中國古代基本不用借款為(wei) 戰爭(zheng) 籌資，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個(ge) 遍”，在晚清之前，“中華大地雖屢有戰事，但均沒有通過借債(zhai) 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jun) 資”。

這篇文章也犯了輕易“說無”的毛病，因為(wei) 在晚清之前，中國是有“通過借債(zhai) 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jun) 資”的史實的。我們(men) 應該都聽過的成語“債(zhai) 台高築”，便來自東(dong) 周時期國王的一次戰爭(zheng) 融資：周赧王“欲發兵攻秦，命西周公簽丁為(wei) 伍，僅(jin) 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給車馬之費。於(yu) 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為(wei) 軍(jun) 資，與(yu) 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chang) 還”。但這場戰爭(zheng) 打敗了，“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chang) ，日攢聚宮門，嘩聲直達內(nei) 寢。赧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於(yu) 高台之上。後人因名其台曰‘避債(zhai) 台’”。

在讀了姚文之後，我又偶然讀到雜文家梁發芾先生的大文《打開潘多拉盒子：晚清政府的內(nei) 外債(zhai) 》，文章開門見山說：“中國和西歐的財政史有很多不同，最明顯的一點是，中世紀以後的歐洲國家經常通過舉(ju) 借債(zhai) 務以應付戰爭(zheng) 等不時之需，而中國則不是這樣。中國周朝末代國王周赧王姬延曾因無力償(chang) 還債(zhai) 務，隻好躲到債(zhai) 台上去，成語‘債(zhai) 台高築’由此而來。周赧王之後，曆代王朝（皇朝）視舉(ju) 債(zhai) 為(wei) 畏途，舉(ju) 債(zhai) 成為(wei) 財政禁忌，直到晚清，在財政困局和外來影響下，這一禁忌才被徹底打破。”

梁文的觀點與(yu) 姚文接近，不過將中國沒有公債(zhai) 的曆史時段限定在周赧王之後。然而，周赧王之後，中國曆史上還是出現過不少政府舉(ju) 債(zhai) 的事例。我試舉(ju) 幾個(ge) ：

西漢前期，吳楚七國叛變，漢王朝出兵征伐，按分封製的慣例，封臣負有替中央政府打仗的義(yi) 務，因此，住在長安的列侯和封君都被征召入伍，率軍(jun) 平亂(luan) 。但是，這些列侯和封君拿不出多少軍(jun) 費，隻好向“子錢家”（高利貸商人）借款。“子錢家”認為(wei) ，列侯、封君的封國已落入叛軍(jun) 之手，這場仗恐怕打不贏，所以都拒絕借款。隻有“無鹽氏出捐千金貸”，條件是還貸時要支付十倍的利息。結果，三個(ge) 月後，七國之叛被平息，無鹽氏也因此獲得十倍利息，稱富關(guan) 中。

東(dong) 漢中期，因為(wei) 朝廷與(yu) 羌人部落交戰，財政匱乏，漢順帝先“詔貸王、侯國租一歲”，又“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即向王侯與(yu) 國民借債(zhai) 。

唐朝後期，由於(yu) 朝廷長年與(yu) 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有官員提議：“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wan) 貫，餘(yu) 並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唐德宗遂下詔向長安商人強行借錢。

也許梁先生會(hui) 反駁說：漢唐政府向國民借錢隻是偶而為(wei) 之，屬於(yu) 個(ge) 案，不影響總體(ti) 判斷。那麽(me) 好，我們(men) 來看宋朝的情況。在宋代，政府舉(ju) 債(zhai) 差不多成了常態，因為(wei) 從(cong) 北宋到南宋，宋王朝先後與(yu) 遼國、西夏、金國、蒙元對峙，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軍(jun) 需，迫於(yu) 戰爭(zheng) 造成的財政壓力，宋政府不能不想盡辦法借債(zhai) 。河南大學的程民生教授寫(xie) 過一篇論文《宋代的“公債(zhai) ”》，列舉(ju) 了宋朝政府借債(zhai) 的多個(ge) 事例，建議看一下。這裏我隻舉(ju) 兩(liang) 個(ge) 例子：

北宋慶曆年間，宋王朝與(yu) 西夏爆發戰爭(zheng) ，需要大量物資，但財政沒辦法一下子掏出那麽(me) 多錢，三司（財政部）合計了一下，說資金缺口有數十萬(wan) 貫。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議：借債(zhai) 吧。於(yu) 是朝廷“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南宋後期，四川路軍(jun) 事統帥鄭損為(wei) 了籌借到錢糧，請當地富戶王珙吃飯喝酒：“鄭製置與(yu) 富人王珙借錢糧，就請赴麵飯”。

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的學者總是習(xi) 慣於(yu) 輕易“言無”呢？可能是出於(yu) 某種根深蒂固的成見，即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很落後，不可能產(chan) 生諸如城市公園、政府債(zhai) 務這些富有近代氣息的事物，用梁發芾先生的話來說，“中國曆史上的王朝無論遇到多大財政壓力也不會(hui) 考慮舉(ju) 債(zhai) ”，“原因或許在於(yu) ，‘債(zhai) ’就是‘責’，債(zhai) 務就是責任。中國傳(chuan) 統皇權理論認為(wei) ，皇帝至高無上，不向任何人負責，所以，皇帝絕對不能向臣民借錢，成為(wei) 向臣民負有還錢義(yi) 務的債(zhai) 務人。再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就是皇家的，皇家缺少什麽(me) ，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說借？所以，擁有整個(ge) 天下的皇家要向百姓借錢，理論上是說不通的。”

然而，宋朝政府頻仍舉(ju) 債(zhai) 的事實又怎麽(me) 解釋？若按梁發芾先生的觀點，朝廷“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說借”？四川路軍(jun) 事統帥鄭損又何必放低身段請土豪吃飯？

我自己也有過輕易“言無”的教訓。大約兩(liang) 年前，有網友向我留言詢問：宋代有沒有“丹書(shu) 鐵券”？我當時果斷回答：宋朝並沒有丹書(shu) 鐵券之製。我倒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恰好看到宋代學者程大昌的一段考證，程大昌稱唐朝時“功臣皆賜鐵券”，“今世遂無其製，亦古事之缺者也”。他明明白白說本朝“遂無其製”。

但我的回答很快就被網名為(wei) “戰爭(zheng) 史研究”的閻京生老師打臉了。閻先生舉(ju) 了幾個(ge) 宋朝皇帝賜鐵券的例子：北宋初，宋太祖曾給個(ge) 別前朝將領賞賜過鐵券，如建隆年間，宋太祖任命前朝重臣李重進為(wei) 平盧節度使，李重進“心益疑懼”，太祖“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南宋初，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為(wei) 招撫他們(men) ，高宗皇帝也給他們(men) 賜了鐵券。

顯然，稱宋朝並無丹書(shu) 鐵券的說法至少是不嚴(yan) 謹的。準確地說，宋朝賜鐵券隻是個(ge) 例，隨著李重進叛變失敗自殺，苗劉兵變後被勤王的韓世忠擒獲，賜丹書(shu) 鐵券的做法便廢止了。所以程大昌考據曆代典章製度，才會(hui) 稱“今世遂無其製”。

這個(ge) 被打臉的經曆提醒我，當我們(men) 說曆史時，要記住：言有易，言無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