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治生與(yu) 教化——從(cong) 唐蔚芝先生說起

作者：廖恒

來源：“欽明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九日辛未

          耶穌2019年4月4日

2019年3月30日，欽明儒商學院一期班在綿陽網贏雲(yun) 創咖開講。30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學中文係副教授廖恒老師作了《治生與(yu) 文教——從(cong) 唐蔚芝先生說起》的主題講座，為(wei) 儒商課程的第二場學者講座。是日春風和暢，師生講學切磋，其誼益長。

頹世何為(wei) ？在振興(xing) 商業(ye)

“我認為(wei) 唐文治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先生在開創中國近代的商業(ye) 、大學等方麵都做出了極為(wei) 突出的貢獻。我們(men) 今天以治生（商業(ye) ）與(yu) 文教（教育）為(wei) 題，來談談理學學者唐文治先生在中國近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是如何開展這些開創性事業(ye) 的。”30日上午九時許，廖恒老師開講《治生與(yu) 文教——從(cong) 唐蔚芝先生說起》，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學者一般都重視道德教化，以義(yi) 為(wei) 利，對商業(ye) 不甚重視。但唐文治先生不同，在其任職商部時，主持了不少使得中國近現代商業(ye) 能走上發展正軌的奠基性工作，這是唐文治先生深知國事頹唐後，麵對國族存亡的理性選擇，惟有變法才能國強。

具體(ti) 而言，在經曆了庚子國變後，唐文治先生選擇了變法救國的道路。在與(yu) 各國議和的談判期間，唐文治先生遊曆日本、歐洲、美國，充分了解各國現代文明各方麵所長，作《奉使日本記》《英軺日記》記錄西方製度和現代建設，同時學習(xi) 俄文。1902年，清政府設立商部，唐文治先生任商部左侍郎，主政商部，後官至農(nong) 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書(shu) ，掌全國農(nong) 工商政。在任職商部期間，定商政宗旨為(wei) 保護商民，開通商智，厚結商力，體(ti) 恤商艱，培植商家元氣，減輕擔負，不苛擾、不幹涉為(wei) 主要。商業(ye) 改革實操中，唐文治先生主要作為(wei) 是：

一、擬定和頒布《商律》，效仿國外商法，尤其是日本《商法典》，此為(wei) 我國有商法之始。

二、設立商會(hui) ，北京首設，唐文治先生蒞會(hui) 演說，闡明商務為(wei) 國家命脈，“從(cong) 此商人乃知相互團結”，後推廣於(yu) 上海、漢口等處，此為(wei) 中國有商會(hui) 之始。

三、推行商辦鐵路政策，吸引僑(qiao) 商在全國修建鐵路。

四、鼓勵商人、工匠積極參加世界博覽會(hui) ，由朝廷給以扶持鼓勵。

五、設儲(chu) 才館，選拔人才學習(xi) 外語，通曉中外政法條約。資助張公權等出國留學，學習(xi) 貨幣銀行學、政治經濟學，歸國後均發揮重要作用。

六、主張通商實邊，充實東(dong) 北、西北邊疆。

廖恒老師認為(wei) ，回顧曆史可以知道，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商人一直被塑造成唯利是圖的形象，長期不被主流所認同接納，如莎士比亞(ya) 《威尼斯商人》中的那種尖酸吝嗇的形象，又如近代歐陸曾歧視經商的猶太人。在曆史上，流亡在歐洲的猶太人隻能做“低賤”的買(mai) 賣，如德國法律規定猶太人不能擔當公職。到希特勒時代，德國主流社會(hui) 還是會(hui) 認同經商是逐利的、不勞動的偷懶行為(wei) ，商業(ye) 發展對於(yu) 德國固有價(jia) 值會(hui) 有所敗壞等，這些都可能成為(wei) 納粹排猶、乃至屠猶暴行的觀念基礎。所以說曆史上，無論中西，商業(ye) 與(yu) 商人獲得正當性與(yu) 被主流接納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唐文治先生當時而言，遊曆西方後，他就認識到商業(ye) 的重要性，認為(wei) 商業(ye) 繁榮可以通天下之利，傳(chuan) 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過程中須要振興(xing) 商業(ye) 。

以上這些措施，就算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都不為(wei) 過時，其中大多仍為(wei) 現代商業(ye) 發展題中應有之義(yi) ，可見唐文治先生雖非專(zhuan) 治經濟學者，但其對商業(ye) 的認識極有見地，並身體(ti) 力行，為(wei) 我國近代商業(ye) 發展開辟了係統可行的正確道路。

國家何新？在發達教育

1907年，唐文治先生丁憂，守孝三年。後出任上海高等實業(ye) 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掌校十四年間，唐文治先生印行《高等學堂道德講義(yi) 》彰明教育之本，又基於(yu) 中國近代化轉型之必需，作《學校培養(yang) 人才論》，闡明停科舉(ju) 後，人才培養(yang) 係於(yu) 新式學校之義(yi) 。從(cong) 係科、學製、教學等方麵引進國外先進經驗，直接采用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學教科書(shu) ，聘請西人學者、留洋歸國者任教，並將本校學生送出留洋。如1916年，清華在全國招考庚款公費留美學生10名，交大學生中榜5名，占全國錄取名額50%。唐文治先生主政期間，讓我國工學領域不少學科處於(yu) 世界一流水平。

廖恒老師認為(wei) ，教育由文科學者來主導的優(you) 勢在於(yu) 其超越時代的眼光與(yu) 以德行立人的卓識，應該恢複文科學者興(xing) 辦教育的傳(chuan) 統。如德國柏林大學為(wei) 第一所現代大學，其創辦人威廉·馮(feng) ·洪堡是人文學者，他創立了現代大學建校的“洪堡五原則”，後還被哈佛大學作為(wei) 建校原則效法，可以說“洪堡五原則”奠基了整個(ge) 現代大學教育的基本觀念。中外很多了不起的現代大學都是文科學者創辦的，唐文治先生不一定懂自然科學，但能抓住教育是培養(yang) 人、塑造人的本質，揆一應萬(wan) ，挺立精神，大學教育才能有靈魂。

辛亥革命後，唐文治先生改校名為(wei) 中國南洋大學堂，要求“全體(ti) 師生員工要以堅定毅力維護新中國，本校將來須成為(wei) 中國第一大學”。自唐文治先生開始，教職員和學生一一剪辮。並附名伍廷芳等請求宣統皇帝遜位電稿，歎曰“人才不用，國運盡矣”。對此，《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記王祖畬、沈曾植對弟子唐文治的列名深為(wei) 不滿，唐文治先生自述此事後”數月，俄王尼可來不從(cong) ，為(wei) 國人槍斃。孤臣耿耿之心，當可白於(yu) 天下後世矣！”唐文治先生與(yu) 其師同為(wei) 儒家學者，在當時都屬於(yu) 保守派，但政治立場與(yu) 選擇策略有所不同。與(yu) 同時代以身殉文化的王國維先生一樣，唐文治先生也看到了革命會(hui) 摧毀以倫(lun) 理綱常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的大趨勢，不同之處在於(yu) 唐文治先生選擇一方麵興(xing) 辦現代大學，為(wei) 國家作育急缺人才，以待文明再興(xing) ；另一方麵又創辦國學專(zhuan) 修學校，接續文脈，維係人心。故而盡管北洋政府請他出任工商總長，但他拒而未從(cong) ，堅守教育。

廖恒老師認為(wei) ，教育之所以能興(xing) 盛，還在於(yu) 有共同的文化土壤。當時唐文治先生一心辦教育積累國本，也有不少外援助力。如洋務派代表人物盛宣懷作為(wei) 南洋公學的奏請設立者，由他創辦的招商、電報兩(liang) 局發動眾(zhong) 商捐贈，為(wei) 建校提供了基本款項。盛宣懷是洋務重臣張之洞幕僚，後創辦第一個(ge) 民用股份製企業(ye) 輪船招商局、第一個(ge) 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ge) 鋼鐵聯合企業(ye) 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第一座公共圖書(shu) 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以及中國紅十字會(hui) 等。盛宣懷與(yu) 唐文治先生配合一向很好，但麵對這樣一位“金主”，唐文治先生也不會(hui) 因私廢公，有所偏袒。如唐文治先生致函盛宣懷，言歡迎其侄孫由徐匯公學轉入，但因其英文根底過淺，需先入小學，畢業(ye) 後方能遞升中學，並讓其到小學進行插班試驗。盛宣懷亦能不以之為(wei) 意，依然全力支持南洋公學發展。可見當時之人，對於(yu) 公私義(yi) 利有共識，不以私害公，這是社會(hui) 有共同的文化土壤的體(ti) 現。文化土壤對於(yu) 人與(yu) 人之間實現相互理解、維係社會(hui) 公道有著根基性的作用，唐文治先生與(yu) 盛宣懷之事，我們(men) 現在可能很難想象了。

1920年10月，唐文治先生以目疾和父親(qin) 年邁，辭去校長職務，歸居無錫，錢塘施肇出資捐助，創辦國學專(zhuan) 修館，托陸勤之延請唐文治先生出任館長，唐文治先生欣然接受，訂立《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有躬行、孝弟、辨義(yi) 、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挽救世風十條。專(zhuan) 修館按傳(chuan) 統書(shu) 院規製建立，《學規》言“吾館為(wei) 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以“正人心，救民命”為(wei) 主旨，認為(wei) “吾輩務宜獨立不撓，力挽頹習(xi) ，秉壁立萬(wan) 仞之概，不為(wei) 風氣所轉移，乃能轉移風氣，有以覺世而救民”。錢穆先生在《師友雜憶》中說：（唐文治）為(wei) 餘(yu) 生平所遇一近代中國典型人物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dong) 北三省淪陷，唐文治先生在學校膳堂懸掛《膳堂銘》：“世界龍戰，我懼淪亡。臥薪嚐膽，每飯不完。”並親(qin) 送赴南京請願出兵抗日的國專(zhuan) 學生至校門以示支持。

1937年八一三事變，中國進入全國性抗戰。無錫頻遭日機轟炸，國專(zhuan) 師生在戰事中艱難行課。國專(zhuan) 決(jue) 議遷校湖南長沙，一路極為(wei) 艱辛和危險。唐文治先生時年七十三，雙目俱盲，西遷途經株洲，師生四散，僅(jin) 數人在側(ce) ，先生於(yu) 曠野中命學生席地而坐，吟誦《詩·小雅·何草不黃》“兕虎”章：“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聲淚俱下，諸生動容。此節與(yu) 《史記·孔子世家》子厄於(yu) 陳蔡之間頗多可對看處。

蘇州大學唐文治書(shu) 院

廖恒老師認為(wei) ：唐文治先生應邀創辦國學專(zhuan) 修館，以之為(wei) 晚年事業(ye) ，“思居家講學，平生之誌”，是出於(yu) 認定本國文化是立國之本的洞見。唐文治先生言：“橫覽東(dong) 西洋諸國，靡不自愛其文化，且力謀以己之文化，擴而充之，深入於(yu) 他國之人心。而吾國人於(yu) 本國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禮儀(yi) ，修己治人之大原，轉略而不講，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風，豈僅(jin) 武力哉！吾為(wei) 此懼，深恐抱殘守闕，終就湮淪。”文化乃一國立國之本，是培養(yang) 國民認同感、歸屬感、向心力的土壤，對任何群體(ti) 、組織而言亦同樣如是。唐文治先生在上海交大即設立多門國學科目，後創專(zhuan) 門學校，是為(wei) 了存續共同體(ti) 的文化根基，保存文明精粹。在此應對國民性持正麵的理解，中國是禮儀(yi) 之邦，詩歌之邦。禮是德性修養(yang) 在行為(wei) 的自然體(ti) 現，詩教是滋養(yang) 人心的源頭活水。唐文治先生重視德行立學，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教，培養(yang) 學生為(wei) 君子，爾後學生又為(wei) 老師，再培養(yang) 學生，如此文化方能薪火相傳(chuan) 。道德心性的培養(yang) 和塑造是君子之學，是萬(wan) 世開太平的人才之所係，此是無錫國專(zhuan) 與(yu) 現代大學教育隻重視專(zhuan) 門化、知識化的人才培養(yang) 的根本區別。

唐文治先生一生的成就離不開文化土壤的滋養(yang) ，文化土壤是國家所由是的基礎，也是我們(men) 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與(yu) 製度的基礎。廖老師總結到，作為(wei) 理學家的唐文治先生，正是傳(chuan) 統儒家人物麵臨(lin) 千年未有大變局而有所作為(wei) 的典型代表，可見儒家學問可以培育人形成對事物的根本性見識，以超越時代的經驗迷霧，做正確的利國利民之事。唐文治先生致力一生的所謂國學，與(yu) 其他學問對言，是立命立心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學問，是建立國家共同體(ti) 的文化根基。

最後，以一段記錄唐文治先生氣象的文字來結束今天的講座：

“唐校長工夫，全在一‘敬’字。端坐終日，毫不傾(qing) 倚。貌極溫和，言極懇摯。無論何矜才使氣之人，一見即嗒然若喪(sang) ，足見理學之力甚大。人無智愚賢不肖，未見有非議者。以此知誠能動物，非虛語也。”

唐文治先生所書(shu) 對聯

問答環節

問：唐文治先生製定的《無錫國學專(zhuan) 修館學規》中有“針對熱心愛國之激動，重拾宋儒治心之法”，怎麽(me) 理解？以及“治心之法”是什麽(me) ？

答：學生的熱心愛國之激動，是大變革時代中的常情，然學生之為(wei) 學生，學業(ye) 有成即是愛國的真正落實，而非單純的愛國激情的泛濫。如在五四運動期間，唐文治先生多次電請北洋當局“諒其愛國熱忱，勿加苛責”，但也憂慮學運造成教學不靖。又如在新文化運動之時，舉(ju) 國思想激蕩、論辯蜂起，唐文治先生不參與(yu) 任何論戰，而是辦教育，育人才，釋經書(shu) ，續文明，這是最切實的工作。可見任何事業(ye) 的成就都隻能基於(yu) 踏實的努力，一時激情是不牢靠的。唐文治先生治心工夫也是一輩子身體(ti) 力行的，我們(men) 從(cong) 他的修為(wei) 氣象就能體(ti) 會(hui) 到。作為(wei) 學生而言，心正氣平才能德業(ye) 有進，不像風中浮萍一般被事變流俗所裹挾，踏實積累，挺立人之為(wei) 人的根本。宋儒治心之法，簡單而言就是以正麵、積極的格致和修養(yang) 工夫去攻破內(nei) 心的陰暗麵，擴大自己光明積極的心地，如《大學》所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修身工夫。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