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的尊儒——從(cong) 陸賈到董仲舒

作者：李存山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九日辛未

          耶穌2019年4月4日

作者簡介：李存山（1951－），男，北京人，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秦漢間在政治製度上有沿襲，但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上有一個(ge) 重大的文化轉型，即由秦朝的“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轉變為(wei) 漢朝的“行仁義(yi) ，法先聖”，乃至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漢初的陸賈實有首創之功，繼之者是賈誼，到董仲舒則可謂實現了這一轉變之大成。陸賈提出“尊儒術而不黜百家”的思想，反映了漢初儒家在與(yu) 秦漢製度相整合時思想的包容性，陸賈對此有理論的自覺，而以後的賈誼和董仲舒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種思想傾(qing) 向。

關(guan) 鍵詞：漢承秦製；漢初尊儒；董仲舒；陸賈；賈誼

清代史學家趙翼說“秦漢間為(wei) 天地一大變局”（《廿二史劄記》卷二）。這個(ge) “變局”就是從(cong) 秦以前的“三代世侯世卿之局”，經春秋戰國時期的過渡，轉變為(wei) 秦以後的“布衣將相之局”。之所以有這一官製上的變化，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從(cong) 秦以前的“封建製”轉變為(wei) 秦以後君主集權的“郡縣製”。這種轉變如兩(liang) 漢之際的班彪所說：“周之廢興(xing) ，與(yu) 漢殊異……漢承秦製，改立郡縣，主有專(zhuan) 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後漢書(shu) ·班彪列傳(chuan) 》）

所謂“漢承秦製”，就是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君主集權製度。雖然在政治製度上有沿襲，但是在國家的意識形態上，秦漢之間卻有一個(ge) 重大的文化轉型。此即由秦朝的“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轉變為(wei) 漢朝的“行仁義(yi) ，法先聖”，乃至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shu) ·武帝紀》）。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漢初的陸賈實有首創之功，繼之者是賈誼，到董仲舒則可謂實現了這一轉變之大成。

一

《史記·陸賈列傳(chuan) 》記載：“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cong) 高祖定天下，名為(wei) 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這裏的“客”，王利器先生認為(wei) “其身份蓋在師友之間，僅(jin) 有主客之誼，而無君臣之分”“陸賈諸人以儒者而從(cong) 事辯說，這是戰代百家爭(zheng) 鳴的流風餘(yu) 韻”[1]4-5。陸賈是儒者，其學“蓋出於(yu) 荀子”。“蓋荀卿適楚，因家蘭(lan) 陵。陸賈，楚人也，與(yu) 浮丘同時相善，因而聞風相悅，私淑相聞，這是意料中事”[1]8。陸賈“以客從(cong) 高祖定天下”，則其跟從(cong) 劉邦是在天下已定之前。據《史記·高祖本紀》：“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guan) 中。沛公以為(wei) 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guan) ，破之。”觀此可知，陸賈在秦亡之前就已跟隨劉邦了。另據《史記·項羽本紀》，在楚漢之爭(zheng) 相持於(yu) 滎陽時，漢王“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雖然這次沒能說服項羽歸還劉邦的父母妻子，但陸賈以後出使南越，成功地說服了南越王“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wei) 太中大夫”（《史記·陸賈列傳(chuan) 》）。又據《史記·南越列傳(chuan)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wei) 南越王。”由於(yu) 此次出使成功，陸賈始由“客”而官拜“太中大夫”。在此之後，《史記·陸賈列傳(chuan) 》又記載：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shu)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shu)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xiang) （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yi)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wei)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wan) 歲，號其書(shu) 曰《新語》。

從(cong) 這段記載的“時時前說稱《詩》《書(shu) 》”看，陸賈在平時已多次勸說劉邦尊儒，但當劉邦說出“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shu) 》”時，陸賈就不失時機地講出了居馬上得天下而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大道理[1]。劉邦聽後“不懌而有慚色”，說明陸賈的話打動了他的心，遂讓陸賈著書(shu) ，講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曆史經驗教訓，於(yu) 是有了陸賈的《新語》。

關(guan) 於(yu) 《新語》的思想和陸賈的曆史地位，筆者曾在《秦後第一儒——陸賈》一文中從(cong) 四個(ge) 方麵予以概述，即“一、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二、尊儒術，不黜百家”“三、內(nei) 聖外王，天人合策”“四、開漢代史學經學和辭賦之先”[2]。本文對此不做過多重複，隻從(cong) 第一和第二方麵略做提示。

《漢書(shu) ·高帝紀》說：“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jun) 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製禮儀(yi) ，陸賈造《新語》。”這裏分別列舉(ju) 了漢初在上層建築領域內(nei) 完成的幾項重大舉(ju) 措。“陸賈造《新語》”雖然列在最後，但這正具有最重要而最後完成的意味。律令、軍(jun) 法、章程、禮儀(yi) 都可謂具體(ti) 的政治製度的建設，這些在當時還帶有“漢承秦製”的色彩（蕭何曾為(wei) 秦沛縣吏，張蒼曾為(wei) 秦禦史，叔孫通亦曾為(wei) 秦博士[2]），而《新語》則是指導具體(ti) 政治製度建設的普遍思想原則，它標誌著秦漢間政治指導思想的重大轉換，標誌著儒家政治哲學與(yu) 中央集權的君主權力相結合的開始。

在《新語》完成之後，劉邦於(yu) 去世的前一年“過魯，以大牢祠孔子”（《漢書(shu) ·高帝紀》）。這是漢初統治者祭孔尊儒的開始，也是秦以後曆代帝王祭孔尊儒的開始。

東(dong) 漢的王充說：“《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後世學者也評論：“漢初諸儒，未有賈比”（黃震《黃氏日抄》卷四十六），“肖、曹、張、陳輩，均當在其下風矣”（範大衝(chong) 《陸賈新語序》）。這些評價(jia) 並非過譽之詞，而是符合曆史實際的。近人唐晏指出：“漢代重儒，開自陸生。”“陸生為(wei) 《穀梁》大師，又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知重陸，傎矣。”（《陸子新語校注·序》）。

陸賈開漢代重儒之先，同時他也提出：“書(shu) 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wei) 法，因世而權行。”（《新語·術事》）這一“尊儒術而不黜百家”的思想，反映了漢初儒家在與(yu) 秦漢製度相整合時思想的包容性，陸賈對此有理論的自覺，而以後的賈誼和董仲舒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種思想傾(qing) 向。

二

在陸賈之後，賈誼也深刻地總結了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他說：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wan) 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yu) 年矣。然後以六合為(wei) 家，崤函為(wei)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wei) 天下笑者，何也？仁義(yi)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新書(shu) ·過秦上》）

秦國自商鞅變法，經六世君主，百有餘(yu) 年，才由秦始皇統一天下，但隻傳(chuan) 了二世就滅亡了，“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wei) 天下笑”，其教訓就是“仁義(yi)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和陸賈所說的一樣，也是強調得天下是“逆取”而守天下則須“順守”[3]。如此汲取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漢代的尊儒就成為(wei) 曆史的必然[3]。

賈誼還提出：“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zhong)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yi) ，國小則無邪心。”（《新書(shu) ·藩強》）這就是漢王朝所推行的“強幹弱枝”政策。其背景是西漢初年劉邦曾錯誤地總結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認為(wei) 秦始皇廢封建，“自號為(wei) 皇帝，而子弟為(wei) 匹夫，內(nei) 亡（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這招致了“孤立之敗”（《漢書(shu) ·諸侯王表》）。劉邦在與(yu) 項羽的爭(zheng) 戰中封了一些功臣為(wei) 異姓王，得天下後又大封皇室子弟為(wei) 同姓王，從(cong) 而形成了郡縣與(yu) 封建並存的格局。不久，異姓王被劉邦逐個(ge) 翦滅，他刑白馬立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史記·漢興(xing) 以來諸侯王年表》）然而，同姓王也威脅到國家的統一，在平定吳、楚七國之亂(luan) 後，漢王朝就大力推行“強幹弱枝”政策，不斷分割和削弱諸侯王的權力，至漢武帝時各封國的實權被削奪殆盡，諸侯王在封地內(nei) “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漢書(shu) ·高五王傳(chuan) 》）。諸侯王的封地越分越小，他們(men) 的軍(jun) 政實權被削奪了，財稅也陷於(yu) 困窘，中央集權與(yu) 地方割據之爭(zheng) 遂告以結束，郡縣製終於(yu) 戰勝了封建製。

在漢初的郡縣與(yu) 封建之爭(zheng) 中，賈誼最先提出了“眾(zhong) 建諸侯而少其力”，這說明漢代的儒家為(wei) 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免於(yu) 分裂和戰亂(luan) ，采取了鞏固君主集權，擁護郡縣製而反對封建製的立場。在此之後，唐代的柳宗元著有《封建論》，他較為(wei) 充分地論述了從(cong) 封建製到郡縣製的曆史必然性。而明末的王夫之則從(cong) 另一視角說：“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讀通鑒論》卷一）所謂“大公”就是說郡縣製有利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從(cong) 而也有利於(yu) 人民的生產(chan) 與(yu) 生活。但是，君主集權畢竟有其體(ti) 製上的弊病，特別是宋、明之亡又給士人留下了深刻的曆史教訓，故而王夫之又說：“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ju) ，宋私天下而力自詘。”（《黃書(shu) ·古儀(yi) 》）“聖人堅攬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為(wei) 不得延。”（《黃書(shu) ·宰製》）對於(yu) 秦以後所實行的君主集權製，我們(men) 應給予曆史的、辯證的評價(jia) ，既要看到它的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曆史局限性，特別是它在近代辛亥革命以後被民主共和製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就像劉邦曾經刑白馬立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一樣，孫中山也曾說民國建立之後“敢有帝製自為(wei) 者，天下共擊之”[4]，這實際上劃分了兩(liang) 個(ge) 不同的時代。

三

在漢初統治者中，先有丞相曹參、陳平推崇黃老之學，主張“清靜無為(wei) ”“與(yu) 民休息”。其後，文帝、景帝和掌握朝政的竇太後都“好黃帝老子言”（《史記·外戚世家》）。此時的黃老學不僅(jin) 主張“清靜無為(wei) ”，而且與(yu) 法家的“刑名之言”相結合。《風俗通義(yi) ·正失》篇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靜）無為(wei) 。”《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在漢武帝之前，儒生在朝廷中沒有得到重用。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ang) （向）之，於(yu) 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特別是竇太後死後，“武安侯田蚡為(wei)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chuan) 》）。

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shu) ·武帝紀》）。在此期間，董仲舒的《舉(ju) 賢良對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春秋》大一統”是《春秋》公羊學的要義(yi) ，這在當時首先是對秦漢統一政治製度的肯定。董仲舒說：“（《春秋》之）辭已喻矣，故曰立義(yi) 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春秋繁露·盟會(hui) 要》）“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春秋繁露·十指》）可見，他同賈誼一樣，是反對諸侯王的分裂，主張鞏固君主集權的。而董仲舒又將“大一統”用於(yu) 思想文化方麵，就是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這個(ge) 建議滿足了漢武帝要統一思想，“外施仁義(yi) ”[4]，把治國方策從(cong) “清靜無為(wei) ”轉變為(wei) 積極有為(wei) 的需要，因而被漢武帝所采納，儒學遂成為(wei) “獨尊”的國家意識形態。

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現學術界有不同的評價(jia) 。首先，“獨尊儒術”不見於(yu) 古書(shu) 的記載，而是近代人的一種歸納和理解。其次，所謂“表章六經”，就是漢武帝之前的博士不純為(wei) “六藝”而設，此後則“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此確立了儒家經學在國家意識形態上的官學地位。所謂“罷黜百家”，實際上隻是在國家意識形態上“獨尊”儒家的經學，而在民間社會(hui) 並不是禁止儒家之外的其他學說流行。因此，在漢代思想史上有“儒道互補”，在兩(liang) 漢以後則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並舉(ju) 的格局。

就儒家本身的思想而言，漢儒要完成儒家思想與(yu) 秦漢製度的整合，也必然要在思想上作出某些調適、損益和妥協。因此，在陸賈、賈誼和董仲舒等漢儒的思想中，一方麵是以先秦儒家的仁義(yi) 、民本等思想為(wei) 主導，另一方麵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秦道家、法家、陰陽家等不同學派的思想，從(cong) 而實現了他們(men) 應對“漢承秦製”的思想綜合與(yu) 轉化創新。而漢代以及後來曆代的帝王統治者，雖然尊崇儒術，但也大多是“陽儒陰法”“霸王道雜之”[5]。

從(cong) 實際情況看，漢初的陸賈、賈誼和董仲舒等人，雖然大力主張尊儒，但其思想也有一定的包容性。如陸賈在高揚“行仁義(yi) ，法先聖”的旗幟時，也提出“書(shu) 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wei) 法，因世而權行”（《新語·術事》）。他說：“道莫大於(yu) 無為(wei) ，行莫大於(yu) 謹敬。”（《新語·無為(wei) 》）“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強……柔懦者製剛強。”（《新語·輔政》）這明顯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他又說：“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製其罰。”（《新語·辨惑》）這也明顯可見法家的思想因素。

賈誼之學“頗通諸家之書(shu) ”（《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他在《過秦》中把秦二世速亡的根本原因歸結為(wei) “仁義(yi)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他也主張：“君子為(wei) 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新書(shu) ·過秦下》）所謂“審權勢之宜”“變化因時”，與(yu) 陸賈所說的“因世而權行”是一個(ge) 道理。賈誼為(wei) 漢王朝貢獻了“強幹弱枝”的政策，同時他也主張對諸侯王要先施以“權勢法製”，然後才是“仁義(yi) 恩厚”，即所謂：“仁義(yi) 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製，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yi) 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誌。”（《新書(shu) ·製不定》）他所上的《治安策》有雲(yun) ：“夫禮者禁於(yu)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yu)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wei) 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由此可見其思想中儒法結合的傾(qing) 向。賈誼“以為(wei) 漢興(xing) 二十餘(yu) 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製度，定官名，興(xing) 禮樂(le) ”，“欲改定製度，以漢為(wei)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漢書(shu) ·賈誼傳(chuan) 》），這明顯是把陰陽五行家的思想羼入儒家的“興(xing) 禮樂(le) ”之說。

董仲舒繼陸賈、賈誼之後，“下帷發憤，潛心大業(ye) ，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wei) 群儒首”（《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他以“陽尊陰卑”，一方麵論證了“天之親(qin) 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另一方麵也提出了“王道之三綱可求於(yu) 天”（《春秋繁露·基義(yi) 》）。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前者實現了秦漢間的國家意識形態從(cong) 法家的“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到儒家的“行仁義(yi) ”“德主刑輔”的轉型，後者則適應“漢承秦製”，把先秦儒家主張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相對的倫(lun) 理關(guan) 係，變成了下對上的絕對服從(cong) 關(guan) 係[6]。而“以陽為(wei) 德，以陰為(wei) 刑”，並且用“陽尊陰卑”比附君臣、父子、夫婦的關(guan) 係，實是吸收了黃老道家、陰陽五行家和法家的思想[7]。《漢書(shu) ·五行誌》說：“漢興(xing) ，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所謂“始推陰陽”就是大講“陰陽災異”，以作為(wei) “屈君而伸天”的一個(ge) 必要手段，而“陰陽災異”的思想主要出自陰陽五行家。在《春秋繁露·保位權》中，董仲舒說：“為(wei) 人君者，居無為(wei) 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wei) 國源泉。”這明顯是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此篇又說：“國之所以為(wei) 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wei) 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luan) ，君賤則臣叛。是故為(wei) 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這段話以“德”“威”並舉(ju) ，實際是講“慶賞之謂德”，“德”“威”就是法家的刑賞“二柄”[8]，故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雲(yun) ：“此篇頗參韓非之旨。”[5]徐複觀《兩(liang) 漢思想史》也說：“這更是與(yu) 儒家君道相反的法家麵目。”[6]董仲舒把“五行相生”配在四方四時的思想納入儒家的思想體(ti) 係，並且同賈誼一樣也主張“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但與(yu) 賈誼的“以漢為(wei)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不同，董仲舒是從(cong) “三統”“三正”的說法提出“《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製，當正黑統”（《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盡管有此不同，賈誼和董仲舒的“五行”說及朝代終始循環論當都是有采於(yu) 陰陽五行家的思想。漢初諸儒思想的包容性、綜合性，甚至矛盾性，是被秦漢間曆史變局的複雜性所決(jue) 定的。

借鑒於(yu) 漢初的這段儒學史，我們(men) 在當今社會(hui) ，在新的曆史變局中，一方麵要肯定儒學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麵也不要陷於(yu) “獨尊儒術”的思想偏狹。陸賈所說的“書(shu) 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wei) 法，因世而權行”，對於(yu) 我們(men) 實現新時代的文化綜合創新，實現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參考文獻：

[1]王利器.新語校注[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

[2]李存山.秦後第一儒——陸賈[J].孔子研究,1992(3):25-33.

[3]李存山.《商君書(shu) 》與(yu) 漢代尊儒——兼論商鞅及其學派與(yu) 儒學的衝(chong) 突[J].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1):35-40.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1:297.

[5]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172.

[6]徐複觀.兩(liang) 漢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256

[1]徐複觀將陸賈稱為(wei) “漢初的啟蒙思想家”，“此處所說的啟蒙，是指在文化上啟漢室統治集團之蒙而言”。見其所著《兩(liang) 漢思想史》第二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頁。

[2]叔孫通製定的禮儀(yi) ，“頗采古禮與(yu) 秦儀(yi) 雜就之”，故被當時的儒生批評其“所為(wei) 不合古”，見《史記·叔孫通列傳(chuan) 》。

[3]關(guan) 於(yu) “逆取”與(yu) “順守”的不同，最早的表述出自《商君書(shu) ·開塞》，其雲(yun) :“武王逆取而貴順，爭(zheng) 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yi) 。”陸賈當是受到此說的影響，故其在勸說劉邦尊儒時有“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之說。

[4]《史記·汲黯列傳(chuan) 》記載:“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雲(yun) 雲(yun) 。黯對曰:‘陛下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wei) 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所謂“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正符合漢武帝的實際心理，所謂“汲黯之戇也”乃說其憨直也。

[5]《漢書(shu) ·元帝紀》記載：元帝在當太子時，“柔仁好儒”，他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乃對宣帝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yu)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所謂“霸王道雜之”就是在帝王的統治術中“陽儒陰法”，並非“純任德教”，而是在儒家思想中雜入法家的統治術。

[6]徐複觀評論董仲舒的“三綱”之說:“董氏把人倫(lun) 的關(guan) 係，都配入到天地陰陽五行中去，將先秦儒家相對性的倫(lun) 理，轉變為(wei) 絕對性的倫(lun) 理。”見其所著《兩(liang) 漢思想史》第二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頁。

[7]馬王堆帛書(shu) 《黃帝四經》:“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陽，刑微而德彰。”（《觀》）“凡論必以陰陽□大義(yi) ……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稱》）這種思想又被戰國中後期的陰陽五行家所吸收和發展，而“三綱”之說則源於(yu) 《韓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luan) ，此天下之常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8]《韓非子·二柄》雲(yun) :“明主之所道製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wei) 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