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三教關(guan) 係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韓煥忠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四日丙寅

          耶穌2019年3月30日

《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簡明通史》，牟鍾鑒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定價(jia) 108.00元

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是中國哲學、思想乃至文化領域中最為(wei) 重要的關(guan) 係，但若要對其展開深入、係統的研究，卻洵非易事。這主要是因為(wei) 儒道佛三教都經曆了兩(liang) 千多年的發展演變，並且各自都積累了浩如煙海的經典著述，學者們(men) 學有專(zhuan) 攻，至於(yu) 皓首窮經，通其一家，已屬於(yu) 難能可貴，而能夠兼通三教，自然是鳳毛麟角。更有進者，學者們(men) 在通其一家之學時，往往會(hui) 不知不覺地形成某種立場和視域，從(cong) 而影響和限製對其他兩(liang) 家的客觀了解和同情默應。故而在汗牛充棟的圖書(shu) 館中，卻很少發現有關(guan) 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研究的專(zhuan) 著。今讀牟鍾鑒先生的近著《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簡明通史》（以下行文中凡引用該書(shu) ，僅(jin) 注頁碼），筆者在震驚於(yu) 其格言警句般的論述的同時，也真切地意識到，這是一部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首先，牟先生認為(wei) 儒道佛三家各有其教又各有其學，此實為(wei) 孤明先發的不刊之論。學術界一般認為(wei) ，儒家為(wei) 學派，道家、佛家為(wei) 宗教。牟先生對此大體(ti) 也是認可的，他有時就是這樣展開討論的。但牟先生的認識並不止此，他進一步提出了三教六家的主張：“儒、道、佛三教中的每一教（教化之教）內(nei) 部其實又可分為(wei) 兩(liang) 家，三教六家。”（第4頁）對於(yu) 佛教既有信仰佛菩薩的宗教，又有討論真空妙有的哲學，道教既有追求自然無為(wei) 的老莊哲學，又有追求長生不老、招神劾鬼的宗教，人們(men) 已經習(xi) 以為(wei) 常，而對於(yu) 儒家之有敬天法祖教和儒學的區分，則是聞所未聞，可謂是牟先生的創見。牟先生指出，儒家之敬天法祖教傳(chuan) 自周代，是中國人的基礎性宗教和價(jia) 值源泉；儒家之儒學則創自孔、孟、荀，是中國人核心價(jia) 值觀的支柱，也是中國思想史的主線，“敬天法祖教有教（宗教）而無學（哲學），儒學有學（哲學）而無教（宗教），兩(liang) 者既並行發展又交叉互補，共同維係著中華民族的正宗信仰和基本的價(jia) 值追求。中華民族由於(yu) 有儒學而走上‘清明安和’的人本主義(yi) 道路，由於(yu) 有敬天法祖而能‘神道設教’，推進道德教化。”（同上）有段時間，學術界一直在為(wei) 儒家是（宗）教還是（哲）學的問題爭(zheng) 論不休，是非紛紜，未有定論。我想，儒家文化本身是非常複雜的，也許爭(zheng) 論的雙方各有所見，也各有所蔽，而牟先生的論斷則可以綜合雙方之所見，祛除雙方之所蔽，十分有利於(yu) 我們(men) 理解儒家思想文化自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無形中為(wei) 未來的儒家研究開啟了多元化思維和層次理解的致思趨向。

其次，牟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綜合性特征有著非常深刻的論述。牟先生從(cong) 自然環境自成一體(ti) 、農(nong) 業(ye) 文明發達、民族形成多元一體(ti) 格局等多種因素證明，中國文化從(cong) 來都不是某種單一的文化，“各氏族、部族、民族的特色文化在相遇中不是一個(ge) 吃掉或取代另一個(ge) ，而是互相吸收，共創新的綜合型文化，又能保持各自的特色。”（第30頁）孔子集堯舜以來上古文化之大成，創立了儒家，複經孟子與(yu) 荀子的開拓，最為(wei) 契合中國社會(hui) 生活的實際情況，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堅實基礎。由老子創立，並經莊子等人繼承和發展的道家，從(cong) 表麵上看似乎與(yu) 儒家相互對立，但在更深的層次上，“老子道家與(yu) 孔子儒家可以說是同源而異流，又時分時合，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極高明、一道中庸，一返璞歸真、一人文化成，互補性極強，成為(wei) 貫通中華思想史始終的主脈。”（第39頁）隨著曆史進程的演進，在儒道兩(liang) 家對立互補的基礎上，中國又消化和吸收了自印度傳(chuan) 入的佛教，“儒家文化有‘和而不同’‘道並行而不悖’，道家文化有‘容乃公’‘知和曰常’的理念和吸納百家的傳(chuan) 統。因此，兩(liang) 家主流人士不僅(jin) 不強烈拒斥佛教，而且還主動了解和研讀佛教，力圖從(cong) 中尋找與(yu) 中國固有文化的契合點和能夠長短互補的地方。”（第155頁）而由於(yu) 佛教的輸入形成儒道佛三家的相互碰撞與(yu) 融合，“豐(feng) 富和優(you) 化了各自的文化傳(chuan) 統，又都給整個(ge) 中華文化帶來生氣，增添了許多新鮮內(nei) 容，使之更加多姿多彩。如儒學因玄學而提高了創新經學的能力，由佛教而擴大了宇宙論的視野。佛教因儒學而加大了現實的關(guan) 懷，由玄學而接通了梵華之路。道家、道教因儒學而強固了中華根基，由佛教而充實了教義(yi) 教規。”（第193頁）正是是在儒道佛三教並立共存的基礎之上，中國文化在堅持主體(ti) 性的同時，繼續向伊斯蘭(lan) 教、天主教、基督教乃至一切外來思想和文化展示出開放、包容、接納和融合的姿態。牟先生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綜合性特質入手來考察儒道佛三教關(guan) 係，可以說找到了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最佳著力點。

再次，牟先生對各個(ge) 曆史時期儒道佛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均有極為(wei) 全麵、係統和深刻的闡釋。先秦兩(liang) 漢時期，中國文化主要表現為(wei) 儒道兩(liang) 家的相互融合。儒家由於(yu) 學習(xi) 道家而提升了自身的境界，道家由於(yu) 吸收儒家而增強了入世的品格，“儒道兩(liang) 家的並行與(yu) 交錯，為(wei) 治國理政者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對應性智慧，也為(wei) 人們(men) 安身立命提供了可自由選擇的進退自如的精神空間，還為(wei) 學者創新發展中華學術提供了不同思維方式的富有啟示性資糧，同時還積累了多樣性異質文化之間交流互鑒的寶貴經驗。”（第102頁）兩(liang) 漢之際，佛教傳(chuan) 入中國，由此揭開了儒道佛三教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大幕。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發達，“其中解說儒家經典的部分可稱為(wei) 玄學經學，是儒學跨學派的延伸，……其經注在儒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111頁）牟先生創立“玄學經學”的範疇，揭示了此期儒學所受道家和玄學的深刻影響。魏晉玄學雖然主要是高揚了老莊的哲學，但因受到儒家的影響而又關(guan) 注人倫(lun) ，故而成為(wei) 一種新道家。這一時期的道教也逐漸由惑眾(zhong) 作亂(luan) 到得到國家認可，佛教於(yu) 其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示範作用。而佛教也吸收了儒道兩(liang) 家的不少思想資源，最終在中土紮下根來。至隋唐時期，佛教綜合儒道兩(liang) 家之精髓而創立了天台、華嚴(yan) 、禪宗、淨土等宗派，道家和道教也吸收佛教的般若思辨而發展出重玄學的形態，儒家也在佛道兩(liang) 家的刺激和示範之下掀起了複興(xing) 運動，三教之間的相互融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至宋明時期，儒道佛三家相互吸收和融合，發展出理學、全真道，佛教也在民間獲得了普及性的發展。近代以來，在歐風美雨的飄搖之中，儒道佛三家都獲得了形態更新，其相互之間的吸收和融合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促成因素。牟先生並非不關(guan) 注儒道佛三教之間的對立、衝(chong) 突和鬥爭(zheng) ，但牟先生顯然更為(wei) 重視儒道佛三教之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我想，這裏蘊含著牟先生對人類文明發展前途的終極關(guan) 切，從(cong) 字裏行間，我們(men) 不難體(ti) 會(hui) 牟先生的文化信念，即人類文化必將在更大範圍內(nei) 和更加徹底的程度上實現進一步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最後，作為(wei) 研究佛教的學者，筆者發現牟先生對佛教中國化的論述也非常精彩。牟先生意識到，佛教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一則取決(jue) 於(yu) 佛教能夠彌補中國固有文化的某種不足，二則取決(jue) 於(yu) 佛教傳(chuan) 入時中國的哲學思辨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前者意味著佛教輸入中國的必要性，後者則保證了中國文化在中外文化相互交流中居於(yu) 主體(ti) 地位。如其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崛起，首先指出數百年佛經翻譯的積累已為(wei) 佛教在中國的興(xing) 起準備了前提條件，接著闡明連綿不斷的戰亂(luan) 和動蕩所造成的社會(hui) 苦難使佛教的佛教獲得了空前的機遇，然後詮釋魏晉玄學“提升了中國人抽象思維水平、學會(hui) 了對大道的體(ti) 悟，從(cong) 而成為(wei) 接引哲理型佛教教義(yi) 的重要橋梁，這使得佛教的譯經和解經一開始就具有玄學的強烈色彩，並推動佛教順利進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第140頁）最後牟先生強調了佛教教義(yi) 的獨特哲理性對中國士人產(chan) 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想這裏可能包括佛教四諦論對人生是苦的揭示，對持戒修行可以獲得解脫的允諾，以及對於(yu) 生死輪回、天堂地獄的描述等多方麵的內(nei) 容。由於(yu) “中國”一詞所表達的內(nei) 涵和外延在曆史上是變動不居的，佛教的中國化因此也就呈現出一種永不停息的動態性特征。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吸收了得意忘言的玄學思維方式，吸納了“有無”“虛實”“動靜”“體(ti) 性”等玄學詞語，開始了中國化進程。佛教在隋唐時期創立了天台宗、華嚴(yan) 宗、禪宗、淨土宗等宗派，“在教義(yi) 教理上，以印度佛說經典為(wei) 根據，又會(hui) 通中華儒家道家文化，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理論體(ti) 係。”（第227頁）全麵實現中國化，從(cong) 而達到了鼎盛狀態。至於(yu) 宋明時期，“佛教的主流在朝著內(nei) 部禪淨教融合、外部儒道佛貫通的方向繼續發展”（第355頁），中國化程度進一步深入到民間、底層，從(cong) 而成為(wei) 在中國民間具有草根意味的文化傳(chuan) 統。即便到了晚清和民國時期，佛教不僅(jin) 是儒道兩(liang) 家提升和發展的思想資源，而且與(yu) 儒道一起形成中國接納、吸收和改造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基礎。牟先生的這些論述對於(yu) 學者們(men) 從(cong) 三教關(guan) 係的角度上理解佛教的發展具有極強的啟發性。

另外，牟先生還對曆史上視為(wei) 定論的一些說法進行了重新思考，如學術界普遍認為(wei) 唐代儒學是衰落的。牟先生認為(wei) 這是人們(men) 受到韓愈誤導的結果。“事實上，儒學自漢代起一直在綜合創新中前行，魏晉以後在與(yu) 儒道二教互動中發展。唐代儒學雖然在理論層麵沒有佛學光彩，卻在經學統一、教育製度、治國理政等方麵，達到了漢代未曾有的新高度，煥發出巨大的活力，對於(yu) 盛唐事業(ye) 作出了具有深遠曆史意義(yi) 的貢獻。”（第195頁）如此之類的論斷所在多有，可以引導我們(men) 對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許多問題重新進行深入思考。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