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宋代學校教育與(yu) 區域意識的增長
作者:段宇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正月三十日壬寅
耶穌2019年3月6日
梅村尚樹先生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力作《宋代的學校——祭祀空間的改觀與(yu) 地域意識》(『宋代の學校——祭祀空間の変容と地域意識』)於(yu) 2018年11月由山川出版社出版。該書(shu) 超越了教育史的範疇,綜合了社會(hui) 史與(yu) 文化史的視點,對宋代的學校進行了曆史的考察。
在義(yi) 務教育全麵普及、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的當下,人人都對現代教育體(ti) 係中的“學校”有著切身的體(ti) 會(hui) 。而此處的“學校”卻是明治維新引入西方教育製度後,對新式的教學場所的稱呼——中文又直接引入了這個(ge) 名詞,使得上至先秦沿用至今的“學校”在含義(yi) 上悄然為(wei) 之一變。對於(yu) 這種現象,身處革新期的先輩學人宮崎市定有著高遠而敏銳的覺察。他將科舉(ju) 製度與(yu) 學校的關(guan) 係作為(wei) 著眼點,指出中國前近代的學校實質是科舉(ju) 製度的產(chan) 物,是為(wei) 從(cong) 屬於(yu) 科舉(ju) 的選拔機構,而非現在一般理解的教育機構。換言之,前近代的學校整體(ti) 服務於(yu) 文官政治體(ti) 係,因此在兩(liang) 者的接點處存在大量有意義(yi) 的課題。作者致力於(yu) 這一係列課題的研究,積十五年之功,“竭澤而漁”地蒐集史料,將創見置於(yu) 堅實的地基之上。
就中國教育機關(guan) 自身發展的曆史來看,在宋代,科舉(ju) 製度的貫徹使得新興(xing) 知識階層人數增長、全新的教育思想快速滲透、兼之興(xing) 學政策的加持,這都使得地方上的學校,不論是官立或者私立,其數量都增長極快。學校問題是宋代各級權力者都重視的課題,與(yu) 穩固的統治直接相關(guan) ,通過教化來貫徹統治思想、傳(chuan) 播價(jia) 值觀,以期最終實現士人階層的政治理想。此外,唐代以來,雖然原則上學校和孔廟是並存的關(guan) 係,但兩(liang) 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廟學製度”由唐至清末一直存在,並向整個(ge) 東(dong) 亞(ya) 鋪展和滲透。作為(wei) 禮教空間,孔廟與(yu) 學校一體(ti) 性地普及,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在宋代,地方上的學校最初是以位於(yu) 首都、接近中央的國學為(wei) 模板設立的。隨著學校逐步成為(wei) 區域社會(hui) 中重要的場域,區域性的士人集團正是以學校為(wei) 中心不斷產(chan) 生,在原本的構想中與(yu) 國學保持一致的典禮與(yu) 祭祀也漸次改變。學校裏開始供奉一些與(yu) 學校所在地緊密相關(guan) 的先賢。雖然這種紀念都符合特定的儒家價(jia) 值觀,但仍然應當注意到,各地所特有的曆史與(yu) 傳(chuan) 統經由學校得以放大、甚至得以開創,對本地的士人來說變得觸手可及。由此,士人們(men) 的區域榮譽感得以激發、歸屬意識得以加強,區域觀念正是在這種場域得以生發,其結果則是形成了區域性的士人階層。通過這部著作可以看出,從(cong) 北宋到南宋,學校的區域機能也是一個(ge) 逐步完善、走向成熟的過程。
北京孔廟中的孔子雕像
作為(wei) 一部堪稱嚴(yan) 謹的學術著作,本書(shu) 在序章中整理了相對充實的先行論述,在曆史的背景下提出了問題,留待下文一一解決(jue) 。第一章《北宋早期的廟學》闡述了北宋早期孔廟與(yu) 官學之間的關(guan) 係,從(cong) 政策層麵把握住了在地方上設置孔廟後,逐漸將其轉為(wei) 官學的動向。孔廟與(yu) 學校融為(wei) 一體(ti) ,成為(wei) “學宮”,正是這個(ge) 過程。第二章《地方官學的興(xing) 起與(yu) 文翁傳(chuan) 說》著眼於(yu) 一位生活在漢代的曆史人物文翁。因興(xing) 辦地方官學的功績,他受到表彰和紀念,及至宋代他的聲望達到了一個(ge) 更高的層次。作為(wei) 建學有功的先人,文翁當然與(yu) 成都府學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唐代常袞的情況與(yu) 此相類,他在治理福建時致力於(yu) 興(xing) 學,在當地享有崇高的聲望。從(cong) 這些現象可以歸結出地方官學逐步紮根地方、染上地區特色的樣態。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禮》研究地方官上任時謁廟典禮的開展狀況,特別關(guan) 注北宋中後期到南宋早期之間的情況。這一時期,孔廟受到了格外的重視,而地方官赴學校視察也在這一時期走向經常化。與(yu) 之相對,南宋中期以後,如前述文翁等聲望日隆,地方官赴任之際也會(hui) 前往參拜,這種富有地區特征的教育圖騰不斷增多。第四章《先賢祭祀的理論》以前述現象為(wei) 基礎,分析了在學校中祭祀先賢的理論根源所在。所謂先賢,作為(wei) 曆史人物,因對特定的地區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而被銘記和立祠供奉。作者從(cong) 經學亦即儒家根本理論的層麵入手,解讀在學校中奉祀先賢的意義(yi) ,並尋求在儒家語境下對於(yu) 現象的合理解釋。之後的第五章中,聚焦在地方上的先賢奉祀與(yu) 其後人舉(ju) 辦祖先祭祀合而為(wei) 一的情況。這一現象產(chan) 生的背後有著深刻的社會(hui) 背景與(yu) 理論層麵的支持,特別是魏了翁所做的理論工作給予了這種儀(yi) 式充分而自洽的支持。第六《南宋末到明初的學校祭祀》對第五章的研究範圍作了縱向的擴展,涵蓋了更長的時代,凸顯了南宋時期學校祭祀對之後時代的影響。元代地方學校開始區別通祀的先賢與(yu) 地方上的先賢,此處的“地方”有著鮮明的行政區劃印記,而明代劃分“鄉(xiang) 賢祠”與(yu) “名宦祠”的現象可視作一個(ge) 結果。終章《學校與(yu) 區域意識的改觀》對前述研究作了總結與(yu) 升華。學校作為(wei) 典禮祭祀空間的方麵得以強化,並在祭祀上體(ti) 現了統一的中華與(yu) 治下的各地區在意識形態上的矛盾經過調和後的共同發展。學校本身作為(wei) 居於(yu) 士人集團中心位置的公共場域,在引領地方輿論等方麵發揮著很大作用。學校的普及帶動了各地區域意識的覺醒,先賢的事跡常被重構,由此成為(wei) 區域文化象征。學校的變遷同樣顯示,唐宋之間形成的多種文化現象在南宋末期沉澱,最終成為(wei) 後世不言而喻的思考路徑。
這部著作從(cong) 典禮和祭祀等方麵入手,深入地揭示了宋代的地方官學在區域社會(hui) 中起到的作用。特別是當時的士人是基於(yu) 怎樣的邏輯使得廟學的典禮與(yu) 祭祀取得了正當的地位方麵,作者基於(yu) 經學——也就是儒家的基礎理論,展開詳盡的議論。宋代可以看作一個(ge) 以儒家價(jia) 值觀為(wei) 底色、價(jia) 值觀經由官方提倡漸次走向統一的時代,正是因此,區域意識的覺醒和區域間競爭(zheng) 心態的表露,這些仿佛與(yu) “統一”對立的思潮都可以看作“統一”政策的另一個(ge) 產(chan) 物。考慮到還有諸多學者認為(wei) 宋朝可以看作區域意識的形成時期,本書(shu) 對於(yu) 宋代及後世的研究者而言將不乏啟迪意義(yi) 。
梅村博士的這部著作吸收了近代以來科舉(ju) 、宋代士大夫、區域和思想史領域的諸多研究成果,在他本人設定的視域之內(nei) 堪稱堅實而自洽,無論是對史料的搜羅、解讀和辨析,或是從(cong) 理論的闡發、推導方麵都是如此,足以成為(wei) 跨時段的科舉(ju) 、學校製度研究用基礎文獻。不過,這種重視社會(hui) 史學的方法論也留下了一些可以商榷之處。州縣從(cong) 級別上說位於(yu) 中央集權製度終端,其意義(yi) 並非隻是中央的“傳(chuan) 聲筒”,而是負擔了與(yu) 地方上交流的職責,這一層次的學校當然也當如是觀。而所謂中央的意誌並非不可分割,同樣存在著多重政治勢力的彼此角力,君權和士大夫權力的博弈也常常以學校為(wei) 背景展開——在首都的學校,南宋景定時期的學生運動就是一例。當然,君權與(yu) 士大夫權力本非二元對立,而是一種密切糾纏的樣態;地方與(yu) 中央的關(guan) 係也當如是看待。中央對於(yu) 地方學校起到宏觀影響的方麵還有很多。北宋早期基於(yu) 天命觀的“神道設教”本是服務於(yu) 政權爭(zheng) 奪正統的文化競爭(zheng) ,不會(hui) 不對學校的典禮與(yu) 祭祀產(chan) 生一定的影響。而在南宋隨著半壁江山的淪陷,原本正統觀念又不得不全麵放棄,朱子對於(yu) 正統觀的改造客觀上提升了士大夫階層的地位,使得“道統”獨立於(yu) “正統”以外存在的理論更為(wei) 正當化。
如果說基於(yu) 經文本身、源自儒家內(nei) 部理論的敘述提供了學校樣態變化的可能性,那麽(me) 從(cong) 文化競爭(zheng) 到正統觀的變革這些外在的條件,是否可看作是變革在宋代這個(ge) 特定的時間段催化了學校產(chan) 生變化的因素呢。比方說,作者在第三章《地方官的赴任典禮》提到了南宋初期赴學謁廟的製度化及其背景,製度化源自景定十四年高宗以詔書(shu) 形式下達的意見;而這一製度化轉變為(wei) 何在景定十四年這一特定時期發生,王瑞來曾在梅村的學術報告後提出過如下探討:第一,北宋中期以來的習(xi) 俗是這一製度形成的基礎。第二,擁有政治安定的背景。紹興(xing) 十四年,正值紹興(xing) 和議之後,南宋王朝作為(wei) 一個(ge) 政權,已經得到強敵金朝的承認。和議所帶來的和平環境,讓南宋政府有餘(yu) 力轉向內(nei) 政,特別是強化對地方這一賴以生存的基礎的控製。紹興(xing) 十四年詔書(shu) 的提議者羅長源,在另一篇上奏中就提及了這一背景,是為(wei) “朝廷通好息民”。第三,政治意義(yi) 的視點。和議簽訂,政治雖然安定了,但“天有二日”的國際關(guan) 係,也衝(chong) 擊著南宋王朝的正統地位。孔子是漢族的聖人,這種製度也是在廣泛意義(yi) 上宣示正統。第四,時為(wei) 秦檜專(zhuan) 權的時代。在一定意義(yi) 上可以說,秦檜專(zhuan) 權顯示了士大夫政治在中央的極致實現。而謁孔廟,則是在削弱軍(jun) 閥勢力的過程中,士大夫政治全麵再建的一環(以上參見王瑞來博客文章,2010年9月2日發布)。仍然希望這些話題能夠在今後的討論中得以推進,收獲有意義(yi) 的結論。
無論如何,在與(yu) 宋代學校關(guan) 聯的研究中,本書(shu) 對於(yu) “教育史”視點的超越始終存在著重大的意義(yi) ,學校作為(wei) 實體(ti) ,在曆史上曾經產(chan) 生過幾乎縱向貫穿整個(ge) 中華文明時段、橫向波及整個(ge) 東(dong) 亞(ya) 世界的影響。十分期待這部作品能夠早日譯介回國內(nei) ,能在學界引起更大的重視和反響。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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