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倡導一種對待國學的理性態度

作者：王學典（山東大學教授）

我們當前所能做的，當然不是“反傳統”和“斥儒學”，而是對於國學中與宗法專製權力密切相關的禮教和國學中具具有普世價值的永恒成分加以區分，既發掘國學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諧”、“忠恕”、“節欲”、“兼愛”、“非攻”等等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又不要試圖將已被證實無法促進曆史前進的製度化儒學再次扶上神壇。

西方的曆史已經終結。這是由美國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不少人所得出的結論。的確，這場尚未完全過去的危機顯示出整個西方工商文明確實已經遭到巨大挑戰，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主流經濟體係的正麵價值看來已碰到巨大問題，西方的生活方式正麵臨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機。探索新文明新道路，設計新的經濟體係的任務，已經曆史性地擺在了人類麵前，特別是擺在了思想界麵前。

在西方文明陷入窘境的同時，近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的不間斷的高速發展，適時地成為整個人類社會前行的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中國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最大動力。世界再次矚目於東方，矚目於中國，於是，在耶穌之外，人們又一次看到了孔子的光輝。

也許是出於文化的自覺，也許是出於對曆史的反撥，近30年特別是近20年來，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同步，一股國學熱相伴而來，一浪高過一浪。各著名高校近來紛紛設立儒學院和國學院等傳統文化機構即是明證。

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對中國文化，對國學作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走向極端者則認為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在筆者看來，如同以往的反傳統曾經喪失了理性一樣，當前的國學熱似乎也失去了冷靜。在這個背景下，倡導一種從容理智的境界和立場，非常必要。

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沐浴著當代文明的學者，在這時，我們似乎更應該對中國文明持一種審察和反省的態度。以儒學為代表的國學，其存在的基本價值，今天看來主要是為了應對一個短缺社會、一個物質匱乏的社會所帶來的問題，它的全部設計，它的基本原則都是為此而來。如何使一個短缺社會能夠正常運轉，是中國的曆代思想家們所麵對的基本問題。中國文化的核心為何是秩序、是義務、是群體、是家族，而不是權利，不是個性，不是自由，就在於它所維係的，是一個短缺社會的基本秩序。

如何在短缺型社會維護公共管理機構正常運行？如何在物質匱乏的基礎上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孔子給出了一個曆經兩千多年始終有效的答案，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原則首先要求的是物質生活資料的分配以尊卑等級為標準，而《論語·顏淵》中對這條為政原則的理解，也正是落實到了食物分配的現實層麵上，齊景公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物質生活資料分配按照尊卑等級為原則，又反過來使以衣食、車馬、居所等為代表的物質財富，成為尊卑等級的標誌，以便於“ 別尊卑，明貴賤”，也正因此，曆代正史才會把《輿服誌》當作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

而家庭乃至家族中的物質分配，則由“孝”來加以規定。“ 孝悌者，其為人之本”，孝，不僅意味著“能養”，還意味著要“能敬”，唯有“能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能養”，最大限度地保證家庭內部的財富分配向長者尊者傾斜。

當社會文明進化到一定階段，工商文明顯然比農耕文明更有利於物質財富的創造，早在西周時期的薑齊，就已經意識到工商文明對於富民強國的巨大作用。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隱含著尊者貴、貴者富、卑者賤、賤者貧的物質分配邏輯，而有利於創造物質財富的工商文明，則會在民眾中創造出大量財富與身份地位不相稱的富有者，卑賤者比尊貴者更富裕，就可能“ 僭上”，可能“八佾舞於庭”，可能“禮崩樂壞”，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秩序就會遭到破壞，於是曆代王朝，都不約而同選擇了“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生長於短缺型社會中的國學，它的基本使命本是要維護短缺型農耕社會的秩序，並且為之提供不斷的理論支持。

社會要獲得協調和穩定發展，有兩條路徑：或者使物質財富極大湧流，最大限度地滿足各階層日益增長的生活欲望；或者抑製人們的生存欲望，以適應物質的匱乏。既然前者被否定，那麽就隻能選擇後者。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思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能義者，利敗之也”，乃至“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成為國學中的主流觀念。

如果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社會財富分配上規定了地位與財產一致的原則，那麽在道德與權利的關係上，則規定了君有君德、臣有臣職、父有父權、子有子份的道德與權利相一致的原則。統治者的道德成為其權利合法性的重要來源，這也正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邏輯所在。當然，對於被統治者來說，這一邏輯則變成了被統治者身修、家齊，統治者便可以國治、天下平。於是，傳統社會的人們，總是將海晏河清、天下太平的希望寄托於內聖外王的君主，而不是寄希望於發展完善促進社會發展的政治法律製度，中國古代社會講究的是德治、禮治、人治，而非法治。

那麽，曾經阻礙了工商文明發展的儒學，是否能適應後工商文明？當遭遇了金融危機重創的西方人，將目光投向古老的孔子時，儒學能否為西方提供一個救世良方？21世紀會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嗎？很顯然，在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序列中，後現代貌似前現代的精神複歸，然而其間卻有著本質的不同。或許，新教倫理假“上帝”之名為無孔不入的贏利活動作了“恪盡天職”的辯護之後，清教約束卻無法扼製市場經濟主體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無限貪欲，而古老中國的思維方式，以及關於欲望、倫理的理論，可能會為西方、包括為人類設計新的文明模式提供借鑒。然而，在今天這樣一個經濟一體、文化多元的世界中，靠西伯行善，國人讓耕，從而感動虞國、芮國不再爭田的儒學神話，恐怕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曆史前行的另一條路線。

今天，中國的崛起的確需要中國文化的支撐。民眾及大眾傳媒的國學熱，表達了物質生活豐富之後的人們對於精神家園的渴求，而知識界在麵對世界範圍內的學術交流時對於文化主體性的呼喚，都無疑構成國學熱背後的客觀因素。傳統不可能完全被割裂，“五四”運動迫使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走下神壇，但作為思想學說的國學，依然是我們寶貴的思想資源。就儒學來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三綱”維護的是宗法社會的尊卑等級與社會秩序，但“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反映的則是人之為人的基本德操，前者理應遭到唾棄，後者卻依然具有普世價值。

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當下的中國都已被無情地拋入全球經濟體係中，這時，你不想現代化都不行，現代化已變成鐵的曆史必然性。然而，中國人的“價值”與“精神”卻無法被同步一下子置換。“曆史”變了，“價值”卻無法同步跟進。“曆史”與“價值”的衝突就這樣正在撕裂當下的中國。這樣，我們一方麵生活在現代和“市場”之中，另一方麵，我們的精神和情感又與古老的“義利”觀等相連。在這種情況下，國學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成為問題。我們當前所能做的，當然不是“反傳統”和“ 斥儒學”，而是對於國學中與宗法專製權力密切相關的禮教和國學中具有普世價值的永恒成分加以區分，既發掘國學中所包含的“中道”、“和諧”、“忠恕”、“節欲”、“兼愛”、“非攻”等具有普世價值的精神，又不要試圖將已被證實無法促進曆史前進的製度化儒學再次扶上神壇。

來源：大眾日報201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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