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編者按 自本刊創刊以來，對國學概念的各種質疑、釋疑的聲音便不絕於耳，此起彼伏。這構成了國學在當今時代的基本生態。不久前，《文匯報》發表了學者薑義華先生文章《不應漠視“國學”概念的非科學性》。許多讀者就此來信、來稿，發表不同意見。為了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理解，我們從中選擇了陳文新先生文章予以刊登，同時全文轉載薑義華的文章，以方便讀者閱讀。

 

　　薑義華教授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說:“國學”作為一個學科完全沒有設立的必要,因為“國學”的所有研究對象都已“名花有主”,“國學”沒有其獨立的研究對象。他用十分肯定的語氣告訴讀者:“ 現今中國‘國學’的倡導者們,提倡讀儒家經書,提倡讀先秦諸子,在現代學科分類中,這本屬於曆史學中專門史內中國學術史、中國思想史、中國經學史的一部分,亦是哲學與文學中中國古代哲學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獻學的一部分,學科本有所屬,並非‘孤鬼遊魂’。”這些話聽起來好像理由十足,其實是無視中國傳統學術特點的外行話,或者是有意用這種外行話造成一種似乎理直氣壯的效果。

 

　　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在學術理念上的重要區別是:傳統學術重通人之學,現代學術重專家之學。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大類項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一般人認為,史部為史學,集部為文學,子部大體屬於哲學,但這種分類是比照現代學科分類而作出的,傳統學術並未建立對文史哲加以明確區分的框架。對各種學科加以分類,在高等學校中設立中文係、曆史係、哲學係,在學術機構中設立文學所、曆史所、哲學所,在學術刊物中區分出綜合類、文學類、曆史類、哲學類,這是現代學術的顯著標誌,現代學者的學科意識因而也異常強烈。與這種學科意識相伴隨,他們所研究的“中國思想史”,是“在中國的思想史”,而不是“中國的思想史”;他們所研究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在中國的古代文學史”,而不是“中國的古代文學史”。所謂“在中國的思想史”、“在中國的古代文學史”……即根據西方的學科理念和學術發展路徑來確立論述的標準,並用這種標準來裁剪中國傳統學術,篩選符合這種標準的材料,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與西方接軌;所謂“中國的思想史”、“中國的古代文學史”……即從中國傳統學術的實際狀況出發,確立論述標準,梳理發展線索,選擇相關史料,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接近經典,接近中國傳統學術的本來麵貌。在現代的學科體製下,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中這種“在中國的”研究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而“中國的”研究則隱而不彰,或處於邊緣地帶。現代學科體製下這種旨在與西方接軌的研究,它所造成的負麵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以我所在的古代文學學科為例,與傳統的集部研究相比,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在文學觀念上,強調詩、文、小說、戲曲才屬於文學研究的核心對象;一是在治學方式上,強調敘述和論證的條理化和邏輯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研究在帶來顯而易見的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顯而易見的缺憾。就研究對象的選擇而言,“在《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等被突出的同時,形成了其他部分在文學史上無足輕重的誤解。受到最大壓抑的是古代的文章。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觀的‘雜’,大半就是由於這一文體。以現代文學四大文體之一的散文定義來衡量古代的文章,很大部分難以對應。古代散文的研究之所以會成為一個薄弱環節,有的文體、有的作家之所以會被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或者有的作家原是詩文均精而文學史上卻隻講其詩不講其文,種種現象無論在文學通史抑或在斷代史中都存在著,且均與此有關。而這對全麵深刻地理解和探索中國文學發展規律,顯然是不利的”。(董乃斌:《近世名家與古典文學研究》)就治學方式而言,伴隨著對條理化和邏輯化的追求,大量現代術語被視為論述的基礎,而這些現代術語很難與古代的文學範疇對接,結果不僅造成了中國古代文論在現代文藝理論中的缺席,也造成了現代論述很難把握古代文學的精髓。比如,我們將六朝駢文、唐宋古文和明清時期的小品文都劃入“散文”範疇之內,而三者的體裁特征是大不相同的:駢文以抒情為目的,以寫景和駢儷辭藻的經營為表達上的特征,輕視說理、敘事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文以說理或寓含真知灼見為目的,以論說和敘述為表達上的特征,通常排斥或不太注重寫景及駢儷辭藻的經營;小品文在忽略駢儷辭藻的經營方麵雖與古文相近,但小品文並不重視說理,並不致力於思想的深刻,它著力表達的是一種情趣、一種情調。在麵對這三種傳統文體時,相當多的現代學者不去關注各自的體裁特征,而習慣於以評鑒現代散文的方式來加以論述,結果張冠李戴,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又如,我們將詩(以古詩、近體詩為主)、詞、散曲都劃入詩歌一類,而三者的差異之大出乎許多人的想象。中國的古典詩以麵向重大的社會人生為宗旨,私生活感情是受到排斥的題材,宮體詩和香奩詩即因以女性為描寫重心而成為眾矢之的。與古典詩的題材選擇形成對照,詞的題材重心則是私生活感情,重大的社會人生題材反而被認為不宜用詞來寫,或者,在用詞來處理時必須予以適當的軟化。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在寫到周瑜的風采時有意用“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來加以點綴,即屬於典型的軟化處理,其風格與剛性的詩存在顯著區別。散曲的題材重心是“隱逸”和“風情”,其“隱逸情調”與古典的山水田園詩有相通之處,其“浪子風流”與戀情題材的婉約詞有相通之處,但相互之間的差異仍不容忽視。一般說來,古典的山水田園詩和婉約詞注重表達上的含蓄,而散曲則以“說盡”“老辣”為主導風格,講究含蓄就不可能成為散曲正宗。一部分現代學者習慣於以文學理論中的詩論為理論前提,“一視同仁”地解讀古代的詩、詞、散曲,出現闡釋錯誤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而由此建立的“文學史規律”,自難嚴謹切題。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狀況如此,在其他學科,“現代學術的負麵後果”也隨處可見。例如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1930年,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出版,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隨馮著刊行。在這篇審查報告中,陳寅恪不點名地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提出了批評:“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係,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確實,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的誤讀現象至少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誤讀現象同樣觸目驚心。“現代學術”所造成的種種負麵後果,日積月累,已到了必須認真對待並加以係統清理的時候。

 

　　麵對現代學科體製的這種負麵後果,我們提倡“國學”,目的之一正是提倡對“中國的文學史”、“中國的思想史”……的關注，以切實推進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作為一個學科,“國學”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亦由此可見。具體地說,又可以分為三個方麵:第一,“國學”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與文、史、哲相關學科側重於“在中國的”研究不同,“國學”的關注重心是“中國的”研究,許多曾經被排除在學術視野之外的對象,因此具有了重要的研究價值。“國學”的研究對象,和文、史、哲相關學科是大不一樣的。把二者的研究對象混為一談,這是缺少常識和理性的表現。第二,“國學”培養的人才類型,與文、史、哲相關學科的培養目標迥異。文、史、哲相關學科以培養“專家”為主,“國學”以培養“通人”為主。現代學科體製下的“專家”,在麵對中國傳統學術中的若幹研究對象時,常常力不從心。比如清初的朱彝尊,他是史家,有《明詩綜》等重要著述;是大詩人、大詞人;還是經學家,有《經義考》等有分量的著述。一個中國古代史的專家,或者中國哲學史的專家,或者中國文學史的專家,都難以勝任對朱彝尊的全麵研究。不是說這些專家的水平不高,而是說他們的知識結構不配套,在這個領域內他們不是合適的人才類型。而“國學”學科,正以培養“通人”為宗旨,“國學”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麵對中國傳統學術中的若幹研究對象時,必然有其顯著的優勢。第三,“國學”不會取代文、史、哲的相關學科,而是與這些學科形成一種互補和良性互動的關係,二者相互依存,當然也相互競爭。餘英時曾深有感慨地說,他在西方生活的時間越長,越體會到東、西方文化的相同之處要遠過於其相異之處,正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表明,“在中國的”研究是具有學理上的合理性的,若幹重要的學術成果也已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些成果和與這些成果相伴隨的研究方式,我們是尊重的,也期待相關學者在這些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們想補充說明的是,確有一部分習慣了“在中國的”研究的學者,他們氣量太小,性格偏執,隻要一提“中國的”,他們就如臨大敵,仿佛見到了洪水猛獸一般。殊不知,之所以提“中國的”,是因為“中國的”被遮蔽得太久了,“在中國的”一枝獨秀,隻關注東、西方文化的相同,不理會東、西方文化的相異,日積月累,已造成了“盲人摸象”的種種失誤。提“中國的”,並不是要否定“在中國的”,而是要使“在中國的”研究減少失誤。由此可見,“國學”並不與文、史、哲相關學科衝突。有“國學”來拾遺補闕,文、史、哲相關學科的地位隻會更加穩固,隻會發展得更加健全,又何必大驚失色呢。

 

　　以上所說,就是我們對“國學”學科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初步思考。隻要對我們的思考稍有了解,他就不會說:“一定要給它們戴上‘國學’這一桂冠,並將之列為一級學科,我卻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強行這麽做,反映了一個嚴謹學者所應具備的實事求是科學態度的缺失。”他更不會說:“‘國學’這一概念的非科學性,還在於這一概念從它在日本產生開始,就有著極其強烈的文化排外傾向。它實際上在文化學術領域奉行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極其狹隘的民族主義原則”。而事實卻是,這些話都在薑先生的文章之中。這種非理性的情緒化的判斷和批評,當然不是“一個嚴謹學者所應具備的實事求是科學態度”。

 

　　薑先生在證明“國學內涵的非科學性”時,以看上去“條分縷析”的方式對“何為中國”、“何為固有”、“何為古學”提出了一連串質疑。他的一連串質疑,看起來是頗為雄辯有力的。但稍加琢磨,就不難發現,薑先生不過是在約定俗成的概念上兜圈子,做概念遊戲。這裏,我們不妨比照薑先生的這種方式寫一段話。薑義華教授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如果有人提問:你的那個“中國”是什麽意義上的“中國”?是先秦之“中國”呢?還是漢代之“中國”?是東晉之“中國”呢?還是元朝之“中國”?是南明之“中國”呢?還是梁啟超所規劃的“新中國”?你的那個“文化”,是思想“文化”呢?還是製度“文化”?是飲食“文化”呢?還是娛樂“文化”?要是有人這樣問薑義華教授,我們一定會仗義執言,站在薑先生一邊說:這不過是禪和子鬥機鋒的玩藝,你大可不必認真對待。

 

　　但願薑義華教授不再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評“國學”。

 

    來源：光明日報201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