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還有未來嗎？——被糟蹋的方法的象征

作者：馬克·羅斯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修改稿發表在 《思想與(yu) 文化》第22輯，2018年6月，華東(dong) 師大楊國榮教授 主編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一月廿六日戊戌

          耶穌2019年1月1日

摘要：耶魯英語教授諾斯的《文學批評的簡要政治史》公開表達了對文學批評走向的困惑。其基本問題是文學研究如何逐漸偏離“學院派美學教育項目”，轉而擁抱他所說的“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在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支配下，文學研究已經變成學習(xi) 政治史和經濟史的另一種手段，文學學者首先自認為(wei) 是學者而非批評家。不是為(wei) 了自己做實用批評，文學研究者試圖解釋從(cong) 前幾代人是如何做時代的文學和文化批評。諾斯指出文學研究遵循了英美世界同樣的政治和文化演變趨勢。在諾斯看來，貶低美學並用大數據和知識生產(chan) 和其他宏大的文化評估模式取而代之，這不過是跟上新自由主義(yi) 思潮的發展而已。諾斯的左派立場忽略了蘭(lan) 德爾·賈雷爾等實用批評家，這讓人有理由懷疑其文學批評史是否真的具有開放性。作者認為(wei) 機構性重點的變化要比方法或範式上的另外一場革命更具緊迫性。提供杜威式的妙方如“教育全麵發展的人”、“以解決(jue) 問題為(wei) 基礎的學習(xi) ”和“玩中學”的進步公立教育或許是解決(jue) 文學教育問題的方法。

關(guan) 鍵詞：文學批評、美學教育、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新自由主義(yi)

作者簡介：馬克·羅斯（Marco Roth），《n+1》雜誌創始人之一和編輯。

當今大學的文學係學生如果對該學科的功能究竟是什麽(me) 感到有些迷惑不解的話，這情有可原。文學研究到底是什麽(me) ？是曆史，是哲學的分支，還是修辭研究？抑或旨在培養(yang) 在道德或技術意義(yi) 上的更好讀者？文學不是學習(xi) 如何寫(xie) 作的，那是創意寫(xie) 作項目（MFA）的任務。人們(men) 可能求助於(yu) 該學科的曆史來搞清楚，但這同樣會(hui) 產(chan) 生困惑。研究和批評方法的曆史本身就是文學研究的分支領域，人們(men) 能找到有說服力的論證適用於(yu) 大部分目的。

事實上，你對文學研究是什麽(me) 或應該是什麽(me) 的觀念常常取決(jue) 於(yu) 你在哪裏上大學。某些人物的形象在這所大學的想象中要比在那所大學更為(wei) 高大。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的文學研究曆史肯定包括萊昂納爾·特裏林（Lionel Trilling）和愛德華·薩義(yi) 德（Edward Said）；而在耶魯，譜係需要解釋從(cong) 威廉·維姆薩特（William Wimsatt）到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再到保羅·德·曼（Paul de Man）的轉變過程。當今在耶魯教書(shu) 的人幾乎沒有人想宣稱這些前輩還有影響力，但這個(ge) 事實本身也是故事的組成部分。影響力往往很狡猾，而且很少直截了當。不過，即便完美的譜係也並不意味著，這些人主張的方法和傳(chuan) 統會(hui) 被一代一代傳(chuan) 承下去。其實，沒有人真正測量過如何閱讀理解文學的方法在文化中繁衍和傳(chuan) 播中到底有多麽(me) 準確和有效。現代語言學會(hui) （MLA）並沒有專(zhuan) 利權，也不能壟斷閱讀實踐。變異情況經常出現。大部分人根深蒂固的閱讀習(xi) 慣往往形成於(yu) 中學教育體(ti) 係而非在大學，這個(ge) 事實仍然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

想象“人民的文學研究曆史”是像托爾斯泰簡要描述的奧斯特利茨戰役（Austerlitz，發生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zheng) 期間---譯注）和司湯達描述的滑鐵盧戰役（Waterloo）那樣單調乏味和反英雄色彩---那是一種混合了各種意圖和熱誠的民眾(zhong) 記事，是充斥著青少年荷爾蒙、誤解、怪誕、應征入伍者和平庸者的一百所中學課堂，每位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或米勒（D. A. Miller）都有兩(liang) 百個(ge) “幸運的吉姆”和“簡愛”。新學派創立和新閱讀方式出現等精彩時刻並不比穿梭於(yu) 學術研討會(hui) 、教學例會(hui) 和考試等數不清的時間更重要。就像傳(chuan) 染病的社會(hui) 史之類，其焦點集中在描述接觸和傳(chuan) 播的多個(ge) 要點和途徑以及為(wei) 傳(chuan) 播提供方便和預先阻止傳(chuan) 播的條件和實踐。

約瑟夫·諾斯的《文學批評的簡要政治史》不是這樣的書(shu) 。諾斯的確表達了對偉(wei) 大人物（或偉(wei) 大作者）的理論的懷疑，總是警告我們(men) 將他們(men) 理解為(wei) 發揮作用的大趨勢的“象征”，但是，他的工程仍然是能辨認出名字和學派的思想史。對諾斯的讀者而言，書(shu) 名中的形容詞“政治”是在驢子眼前晃悠的胡蘿卜。他們(men) 是大學內(nei) 外的左派同誌，是在話題轉向文化之前就已經喪(sang) 失理解對方訣竅的人。不過，雖然有精心準備的路標，但諾斯這位耶魯的年輕英語教授的確朝著我幻想的方向邁出若幹大跨越，主要是因為(wei) 他公開表達了對文學學科前進方向感到的困惑。就像法布裏奇奧·德棟戈（Fabrizio del Dongo）看著在比利時南部城市沙勒羅瓦（Charleroi）一堆被拋棄的沉箱和步槍，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在戰場上一樣，諾斯感到納悶，他和同事們(men) 過去這多年一直被訓練要做的事是否真的“文學研究”。他在探索更大和更重要問題的答案：文學研究如何逐漸偏離“學院派的美學教育項目”，轉而擁抱他所說的“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

那些最近上大學文學課程的人將本能地明白這種區分，雖然40歲以下的大多數人對於(yu) “學院派美學教育項目”在真實生活中到底意味著什麽(me) 或許並不是很清楚。對那些被排除在學院高額支付牆之外的人而言，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的簡單版本可能是這樣子：體(ti) 裁、風格和敘述的異常情況或許讓文學成為(wei) 特別的記錄，用以描繪敢於(yu) 抵抗、遭受壓迫和被邊緣化的主體(ti) 。這正是文學的價(jia) 值。有時候，文學文本排除或隱藏了這些聲音；有時候，它漫不經心地或以編程的方式放大這些聲音。對文本階段的研究能揭露其潛在的或清晰的政治意義(yi) 。學術研究或文學批評（將這兩(liang) 者合並是諾斯辨認出的問題的一部分）因而是顯示在文學內(nei) 外以具體(ti) 和特別的方式編碼政治欲望的過程。

在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支配下，文學研究已經變成了學習(xi) 政治史和經濟史的另外一種手段而已。

將此稱為(wei) 範式而非項目或者方法的要點是，暗示在橫跨學院派文學研究的整個(ge) 縱向和橫向範圍內(nei) ，某種基本假設幾乎總是在下意識或潛意識裏發揮作用。雖然喬(qiao) 爾·法恩曼（Joel Fineman）的心理分析影響下莎士比亞(ya) 十四行詩的研究，米勒的《小說和警察》，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和李·帕特森（Lee Patterson）對《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研究在內(nei) 容上似乎很少有相似之處，諾斯能夠顯示---通過引用這些和其他著作緒論的蒙太奇，學者能辨認出過去半個(ge) 世紀不同文學研究附屬領域的“經典”或“基礎”---所有著作都將文學的形式特征與(yu) 權力結構分析聯係起來。諾斯寫(xie) 到，文學研究旨在製造一種特別的知識或藝術與(yu) 政治的對話。我們(men) 不清楚這種知識最初是不是有關(guan) 文學的知識，或者該對話是不是在平等者之間進行的。在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支配下，文學研究已經變成了學習(xi) 政治史和經濟史的另外一種手段而已。

雖然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取得了勝利，諾斯認為(wei) ，美學教育路徑並非被預先規定了的，有可能翻轉。20世紀時，大學曾經短暫存在過一種被稱為(wei) 文學批評的東(dong) 西，呈現為(wei) 批評實踐和文學形式課程。文學批評與(yu) 更乏味的學術研究義(yi) 務平行存在，其中包括檔案整理、手稿對比、次要著作的注釋性編輯、對階段、體(ti) 裁或單個(ge) 作者的研究等。雖然形式主義(yi) 和學術研究在當今大學裏仍然存在，但過去半個(ge) 多世紀支配性的趨勢一直是，傾(qing) 向於(yu) 生產(chan) 像上文提到的那些將批評與(yu) 研究結合起來的學術著作，其目標讀者群是越來越少的經受類似訓練的“本領域專(zhuan) 業(ye) 人士。”

在諾斯的譜係中，我們(men) 現在搞文學研究的方式根源於(yu) 主要奠基人物之一---以劍橋為(wei) 基地的“實用批評”支持者理查茲(zi) （I. A. Richards）的一係列誤讀---有些是一廂情願，有些是純粹的錯誤。將理查茲(zi) 選為(wei) 主要奠基人似乎有些怪異。對他的名字稍微有些了解的人可能將他與(yu) 美國那個(ge) 世紀中期新批評家推崇的令人昏昏欲睡的“細讀”實踐聯係起來，或者與(yu) 英國批評家利維斯（F. R. Leavis）的《細繹》（Scrutiny）小集團聯係起來。在電影《死亡詩社》中，令人恐懼的教科書(shu) 常常扼殺寄宿學校男生的想象力，其名稱借自理查茲(zi) 的新批評對手克林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的《理解詩歌》，據說歸功於(yu) 用首字母代表名字的英國人。這些聯係和困惑並不僅(jin) 限於(yu) 好萊塢。諾斯著手要闡明的是，它們(men) 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固有觀念（ idées reçues）和學術速記，它們(men) 很深地侵入文學研究中幾乎難以根除了。

需要從(cong) 這個(ge) 陷阱中挖掘出來的理查茲(zi) 是個(ge) 比後人設想的更為(wei) 激進的人物。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劍橋的輝煌階段，理查茲(zi) 感興(xing) 趣的是為(wei) 讀者的美學解放奠定經驗性基礎：一種文學研究途徑，它能將他們(men) 從(cong) 感受到的按特定方式思考和交談的義(yi) 務中解放出來。理查茲(zi) 的《文學批評原理》（1924）的很多乏味標題提出了既有嘲弄性卻又很吸引人的論證，反對當時碰巧包括美學術語在內(nei) 的時髦術語。雖然諾斯沒有明說，但理查茲(zi) 提出的常常簡潔的研究模式就是對艾略特（T. S. Eliot）咄咄逼人的批評或者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誘人的風格以及其他世紀末美學家（fin-de-siècle aesthetes）的解毒劑或做出的反應。在理查茲(zi) 到劍橋時，這些人仍然是文學界的明星。閱讀學生對理查茲(zi) 的文學練習(xi) 的反應以及他本人的評論---都收錄在1929年出版的《實用批評》中---就是沿著走廊被引領到我們(men) 再也無緣擁有的最佳導師麵前。我們(men) 能聽到現在已經消失的對話模式的回聲：對人類智慧的操作采取的方式，略帶嘲諷卻並不殘酷，語帶調侃卻沒有對立，充滿尊重卻表示懷疑。

諾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並不討厭某種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他將理查茲(zi) 放回到批評和哲學的全球現代主義(yi) 時刻的基調之中。此時，人們(men) 將文學的接受視為(wei) 思想複雜人的生產(chan) 形式，而不僅(jin) 僅(jin) 是受到壓抑和限製的主體(ti) 的消費。理查茲(zi) 影響力最大的著作《實用批評》與(yu) 他親(qin) 密的同代人著作有共同興(xing) 趣，都密切關(guan) 注積極分子和令人充滿活力的潛力。其中包括美國實用主義(yi) 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經驗藝術》、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神秘而異端的“機械再生產(chan) 時代的藝術作品”以及蘇聯批評家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的陌生化研究。就其懷疑風格和思想試驗方式而言，理查茲(zi) 有時候也與(yu) 他在劍橋的同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相似。在理查茲(zi) 看來，文學批評是兩(liang) 部分組成的舞蹈，被諾斯描述為(wei) “診斷”和“治療”。理查茲(zi) 將診斷部分作為(wei) “比較意識形態的現場研究”。他交給學生詩歌和更大著作的片段，但在呈現時沒有作者，沒有標題，沒有日期，也沒有其他輔助信息。然後，讓學生們(men) 寫(xie) 出簡單的反應並記錄他們(men) 閱讀片段的次數。接著，他將從(cong) 語法上描述或分析這些反應以找到趨勢、老調重彈、啟蒙或者受阻時刻（類似於(yu) 弗洛伊德的自由聯想途徑），其勃勃雄心是要提出“人類意見和情感的自然曆史”。治療方麵則旨在把學生從(cong) 他們(men) 想象的應該采用的文學批評方式的命令中解放出來。正如在心理分析案例中發生的那樣，該途徑培養(yang) 了一批學生，他們(men) 不加反思地采用理查茲(zi) 的觀察和方法語言，正如他們(men) 曾經接受之前批評方法的意識形態一樣。任何解放運動都經久不衰地製造自己的教條主義(yi) 者，但是“實用批評家”至少在理論上是旨在成為(wei) 自由人的同義(yi) 詞，是要自由判斷而非愚昧無知地盲從(cong) 。理查茲(zi) 相信，人們(men) 學習(xi) 文學不是因為(wei) 關(guan) 心已經死亡的文字，而是因為(wei) “如果以適當方式走近，藝術應該能提供最好的數據，讓我們(men) 決(jue) 定哪些體(ti) 驗比其他體(ti) 驗更寶貴。”

在諾斯的敘述中，這多愁善感的最後一部分似乎已經給理查茲(zi) 的接受和後來的聲譽帶來很多麻煩。在改編理查茲(zi) 的練習(xi) 卻忽略或搞亂(luan) 其目的的美國新批評家學派看來，開放性問題是哪些讀者經驗對個(ge) 別讀者比對其他人更寶貴，卻變成了哪些著作對一個(ge) 文化和社會(hui) 比其他著作更寶貴---結果就出現了這樣一種觀念，即隻有那些被認為(wei) 具有內(nei) 在價(jia) 值的作品才能產(chan) 生寶貴的閱讀體(ti) 驗。諾斯指出，這是把理查茲(zi) 的觀點往後扯。從(cong) 前的闡釋性老調重彈再次啟動，不過，粘上了理查茲(zi) 的名字再也揭不下來了（至少直到諾斯或他的粉絲(si) 著手編輯理查茲(zi) 的維基百科網頁為(wei) 止）。

利維斯是兩(liang) 次戰爭(zheng) 之間英國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雜誌《細繹》的創辦人之一，也是理查茲(zi) 的學生、同事和劍橋的繼任者。對於(yu) 他而言，價(jia) 值逐漸意味著道德價(jia) 值，體(ti) 驗意味著文本中描述的體(ti) 驗而非讀者的文本閱讀體(ti) 驗。按照利維斯的思維方式，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批評，是“人生批評。”如果我們(men) 閱讀文學首先是發現如何生活，那麽(me) ，我們(men) 閱讀也是發現如何不生活。這讓利維斯為(wei) 文本分析實踐重新引進了一種倫(lun) 理清教主義(yi) 和隱蔽的階級和種族勢利主義(yi) ，雖然其職業(ye) 生涯的很大部分致力於(yu) 提升作家勞倫(lun) 斯（D. H. Lawrence）的名望，其作品往往被認為(wei) 是不講道德的高峰，利維斯則竭力為(wei) 之辯護。

諾斯暗示，新批評家和細繹者都試圖將文學研究的根源放在文化保守主義(yi) 基礎之上（並非總是政治保守主義(yi) ），解釋美學敏感性的培養(yang) 等同於(yu) 對其加強限製和管束。雖然理查茲(zi) 常常發現學生的回應遭到誤導或被預先編程，但他對錯誤的態度要比新批評家威廉·維姆薩特和門羅·比厄斯利（Monroe Beardsley）的態度要寬宏大量得多，他們(men) 製訂了年輕批評家必須避免的閱讀“錯誤”目錄。美國新批評家應該通過遵循正確的閱讀實踐達到正確的修養(yang) 水平，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正確的道德、社會(hui) 、和美學判斷，以此確定文本的價(jia) 值，從(cong) 而值得仿效或保存。這種約束性途徑不可避免地改造了理查茲(zi) 的開放性練習(xi) ，使其轉變為(wei) 有正確答案的考試；一些詩歌和小說被逐漸挑選出來或明或暗地作為(wei) 經典，用新批評的詞匯就是“奏效”。在後來被稱為(wei) “細讀”的實踐背後站立著通常的權力關(guan) 係，無論是課堂之內(nei) 還是課堂之外，它都排除了本來旨在尋找意義(yi) 和獨立判斷的過程。

在這種從(cong) 方法向教條的轉變過程中丟(diu) 失的是理查茲(zi) 的研究的某些方麵，其研究在30多年前就預測到了我們(men) 現在所說的文化研究世界觀：

當我們(men) 觀看一幅圖畫，閱讀一首詩歌或者聆聽音樂(le) 時，我們(men) 做的事與(yu) 我們(men) 在前往畫廊途中或者早上穿衣服等事情並沒有多大不同。我們(men) 身上引發體(ti) 驗的方式不同，作為(wei) 法則，這種體(ti) 驗更複雜一些，成功的話，還會(hui) 更統一一些。但是，我們(men) 的活動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麽(me) 不同。

在本質上，諾斯的論證創造出了虛假的二元論，將理查茲(zi) 與(yu) 各種各樣的反應性“高眉”美學流派產(chan) 生失調錯位，這些流派與(yu) 更多關(guan) 心政治和曆史議題的學派尖銳對立。因為(wei) 實用批評就像細讀一樣是被右派和道德化是中間派提出的，最終必須遭到左派的否認或者被打入冷宮。最著名的體(ti) 現是利維斯的學生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雖然威廉斯在後來的訪談中，描述他那一代接觸實用批評時感到“癡迷”和回味無窮，“當時，我們(men) 認為(wei) 有可能將它與(yu) 我們(men) 打算采取的清晰的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立場結合起來，”但是，這個(ge) 觀點證明是“可笑的，因為(wei) 利維斯表現出的文化立場恰恰不是這樣。”正如諾斯確立的那樣，威廉斯是樞紐性人物，清楚體(ti) 現了文學研究從(cong) 劍橋批評到種種左派曆史主義(yi) 提供的積極參與(yu) 式批評（《政治與(yu) 文學》和《新左派評論》、弗雷德裏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後殖民主義(yi) 理論、女權主義(yi) 批評和酷兒(er) 理論）的轉變過程，意料之外地成為(wei)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出現的新曆史主義(yi) 機構性和專(zhuan) 業(ye) 化版本的幫凶。像理查茲(zi) 一樣，威廉斯感興(xing) 趣的是他稱為(wei) 的“感情結構”，不過，這些是曆史研究的對象而非當代分析。藝術仍然提供有價(jia) 值體(ti) 驗的最好數據，但是，這些體(ti) 驗不是學生自己的生活而是前人的生活。不是為(wei) 了自己做實用批評，文學的學者批評家試圖解釋從(cong) 前幾代人如何做時代的文學和文化批評。

在這些評論中，諾斯對實用批評的命運的描述最具說服力。當他進入四代劍橋學派批評家論證的細微差別時，包括其美國直接繼承人和威廉斯的學生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他就暴露出一些本來可以闡明的可能性和可供選擇的道路。如果威廉斯明白利維斯的版本是對理查茲(zi) 最初模式的破壞而非其正統形式，情況會(hui) 怎麽(me) 樣呢？伊格爾頓與(yu) 其說是通常認為(wei) 的那種發奇問而無忌諱的兒(er) 童（enfant terrible）倒不如說是門徒（bon élève）。如果他用比學術生涯更早時更開放的心態觀看理查茲(zi) ，還會(hui) 在老年時對批評的命運感到悲觀嗎？他曾經說過批評“就像茅草屋或木屐舞”，是瀕臨(lin) 死亡的藝術。

但是，理查茲(zi) 的接受問題僅(jin) 僅(jin) 占據了旨在解釋過去世紀文學研究短暫瞬間的上半部分。在此範圍內(nei) ，下半部分以飛越風景更高處的方式展開。大塊兒(er) 大陸的特征更清晰可見---比如有詹姆遜和莫雷蒂（Moretti）更廣闊的鳥瞰---但是，因為(wei) 很多細節必須通過推測來獲得，它有助於(yu) 人們(men) 擁有地上事物的內(nei) 心地圖。這種直接衝(chong) 上梗概的最高天，並依靠尾注使其充分穩定的做法是一種宏大姿態，很可能令諾斯最博學的讀者傾(qing) 向於(yu) 做出吹毛求疵的攻擊。文學研究的各個(ge) 獨特領域常常充滿嫉妒地捍衛自己的領地，為(wei) 了可憐的課題資助和日益萎縮的教授職位相互競爭(zheng) ，但是它們(men) 不過是威廉斯管理下的單個(ge) 領地的不同方麵而已。

無論引起什麽(me) 樣的眩暈，這種觀察方式允許諾斯對這個(ge) 學科的標準曆史做出了更精彩和更具爭(zheng) 議性的修改之一：文學理論的內(nei) 襯是他通過稱其為(wei) “1960年代”而部分完成的。他正確指出，雖然我們(men) 被告知“理論”被認為(wei) 是猛獁象，既包括一切又是單個(ge) 術語，但它指研究文學的各種方法和途徑，常常拉扯到對立方向。解構主義(yi) 和羅蘭(lan) ·巴特（Barthesian）式文本情愛更自然地與(yu) 批評和細讀校準；福柯式以檔案為(wei) 基礎的曆史和布迪厄社會(hui) 學（Bourdieusian）則投身於(yu) 輕易同化訓練有素的文學史家和學者。換句話說，當“大陸”理論來到這個(ge) 場景吹響自己的喇叭時，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和美學範式之間的分裂已經存在。在從(cong) 前的文學研究曆史如伊格爾頓的或傑拉爾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將20世紀分成三個(ge) 階段----理論之前、理論階段、和星雲(yun) 般的多元主義(yi) 後理論階段---諾斯建議文學研究遵循同樣的政治和文化趨勢線，就像更廣泛的英美世界那樣：從(cong) 1919年到1937年走向個(ge) 人和集體(ti) 解放的長征，此後是遭遇強大反抗的漫長撤退期。諾斯寫(xie) 到，“既然我們(men) 能夠調查這個(ge) 世紀的整體(ti) 情況，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左派所邁出的一小步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成為(wei) 對右派來說具有決(jue) 定性的與(yu) 之決(jue) 裂的序曲---這次決(jue) 裂具有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簡直等於(yu) 開啟了一個(ge) 嶄新的階段。”

就像對於(yu) 解構主義(yi) 者，概念文本之外無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對於(yu) 諾斯來說，任何活動都帶有全球政治和經濟鬥爭(zheng) 的傷(shang) 疤。這種堅持也標誌著作者沉浸在他竭力反對的支配權力環境中，促使他提出反本能的和令人擔憂的主要見解。如果反對實用批評的部分要點是“進行比較意識形態的現場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練習(xi) ---或者細讀讓文學係充當了保守主義(yi) 的堡壘，雖然打著一種幌子，表現出對文本和相關(guan) 性的諱莫如深和故意的冷漠無情---人們(men) 必須承認這個(ge) 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實，即文學分析的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在當今新自由主義(yi) 所向披靡的階段繁榮發展，無論在大學體(ti) 係內(nei) 部還是在整個(ge) 世界。1

用更老一點兒(er) 的批評術語，諾斯提出究竟是什麽(me) 促成了左派內(nei) 容和新自由主義(yi) 形式的邪惡共生問題。他在回答這個(ge) 問題時有很多策略、同情和謹慎，那可以用一篇濃縮的書(shu) 評表達出來。但是，人們(men) 可能將其論證簡化為(wei) 一點，即大學文學批評的“交換價(jia) 值”，雖然這樣說有些不公正。采用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研究文學的學者將自己首先視為(wei) 學者而非批評家。他們(men) 或許根本就不喜歡文學---他們(men) 的口味如何與(yu) 此無關(guan) ---但是，他們(men) 明白其工作是什麽(me) ，用諾斯從(cong) 眾(zhong) 多當今學者那裏借來的非常說明問題的時髦術語即“知識生產(chan) ”。

理查茲(zi) 的美國同代人和神交之一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話說，文學提供“人生設備”的任務已經一去不複返了。相反，文學研究這門學科或者專(zhuan) 業(ye) 旨在生產(chan) 有關(guan) 文學或過去社會(hui) 的知識，除了將這種知識傳(chuan) 播和傳(chuan) 承給一群接受過類似訓練的專(zhuan) 門人才之外沒有其他明確的目的，而這些專(zhuan) 家的資格是根據再生產(chan) 可接受的“知識形式”的能力來衡量的。即使產(chan) 生的知識在政治內(nei) 容上是豐(feng) 富的，常常故意帶有政治性---那種政治內(nei) 容的使用價(jia) 值必須被否定或者被遮蓋起來，因為(wei) 在它作為(wei) 專(zhuan) 業(ye) 著作出現的那個(ge) 時刻應該體(ti) 現出知識與(yu) 進步之間的模糊啟蒙。

這裏的模式是科學，但是沒有實證性和實踐檢驗因素。從(cong) 文學研究中產(chan) 生的知識的可靠性不是被其他機構決(jue) 定的（在權力的意義(yi) 上）而是被再生產(chan) 這種知識的人所決(jue) 定。這些權威通過公平的和汙穢的手段登上本領域的巔峰。這就解釋了為(wei) 什麽(me) 經過了60年代的創造衝(chong) 動之後，最容易複製和最可靠的知識形式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開始占據主導地位，雖然它從(cong) 來就沒有文學性。這也意味著根本沒有上帝隻有老板，無論他們(men) 是係主任還是院長、教務長、校董或者學校外部的政府機構。這些老板首先是根據生產(chan) 力判斷其研究的價(jia) 值的。

雖然諾斯發出了對搖擺的或循環的曆史研究感到厭倦的信號，但他的讀者很難不覺得學界的文學研究已經回到了批評之前（BC)。世界上的“文學”應該仍然存在一個(ge) 對象，它們(men) 有內(nei) 在的價(jia) 值，隻不過這次在本質上是政治的而非美學的。人們(men) 研究文學不是為(wei) 了自己而是為(wei) 了這些對象。像從(cong) 前一樣，存在經典或者很多經典，雖然古老經典現在更多成為(wei) 一種索引---要在適當監督下來閱讀的危險書(shu) 籍，同時還有帶著用以抵消其影響的反經典論述，而這些論述本身現在也成為(wei) 經典。就像從(cong) 前一樣，文本闡釋和分析的自由發揮常常被課程內(nei) 外的權力關(guan) 係封殺或被附著在上麵的經濟和地位焦慮而取消。內(nei) 容姑且不論，我們(men) 時代的文學批評原則和實踐隻是在表麵上與(yu) 新自由主義(yi) 態度支配下社會(hui) 的其他情況有所不同而已。

諾斯身陷“遊戲中”太多而且太客氣了，僅(jin) 僅(jin) 對這種顯著觀察的隱含意思點到為(wei) 止：無論內(nei) 容如何，精英的文學研究都是站在當權者一邊反對無權者，隻要能維持其“精英”地位就行。貶低美學並用大數據和知識生產(chan) 和其他宏大的文化評估模式取而代之不過是跟上新自由主義(yi) 思潮的發展而已，雖然使用這樣的方法的大部分教授公開宣稱其政治信念如何進步。很多人攻讀碩士博士一路走來可能懷疑，左派雖然占據大學文學教育的支配性高度，對整個(ge) 文化界來說，卻不僅(jin) 沒有產(chan) 生積極後果反而造成消極的政治後果，最終培養(yang) 出一代又一代平庸的左派官僚（mandarin），既沒有官僚這個(ge) 詞隱含的高深水平又沒有文化資本。

諾斯也不希望以這樣陰沉的音符終結他的故事。利用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他提出了“批評無意識”，考察了當代學界內(nei) 外美學教育烏(wu) 托邦工程的演變軌跡。在這節中談及的批評家的目錄幾乎全部是女性或者酷兒(er) ，這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隻是碰巧而已：已故的夏娃·塞奇威克（Eve Sedgwick）、伊索貝爾·阿姆斯特朗（Isobel Armstrong英國和英聯邦之外幾乎默默無名，不過都是劍橋學派的直接後裔)、勞倫(lun) ·貝蘭(lan) 特（Lauren Berlant）和米勒（D. A. Miller）。在談及包括本文作者主辦的刊物《ｎ＋１》在內(nei) 的小型雜誌竭力為(wei) 廣大讀者留下批評空間的堂吉訶德式努力是，作者表現出診斷結論式的成功。更短小的版本是缺乏“強有力支持的機構批評範式”或者與(yu) 積極的社會(hui) 運動配合---正如《政治與(yu) 文學》和《黨(dang) 派評論》早期的情況那樣----我們(men) 常常過多地發表一些“新聞報道性的”當代作品評論（即故事概要加上某些傳(chuan) 統的道德寓意）或者對學術生產(chan) 的認真解釋（像本文）。

在這樣的時刻，諾斯工程自我設置的邊界暴露出自身的邊界本質。我這樣說不是因為(wei) 他批評了《ｎ＋１》，若應用到書(shu) 評部分，其批評還算公正，雖然在規則中可能存在例外情況。而是說，他選擇的在政治上屬於(yu) 進步一邊同時關(guan) 注個(ge) 人美學發展的機構批評的例子似乎因為(wei) 篇幅而被勒死。這是我們(men) 覺得拋棄理查茲(zi) 批評途徑的可感知的最大文化損失。人們(men) 必須學習(xi) 如何做批評，以便知道如何辨認出好的批評家，因為(wei) 好的批評本身就是文學。諾斯雖然努力在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之外或背景之外思考，但其思考仍然局限在在他描述的範式之內(nei) ，更有技巧地辨認出帶有機構性或政治性意義(yi) 的好思想家，而不是理查茲(zi) 的好批評家。

諾斯以從(cong) 前的“細讀”方式對文學批評的實際文本進行的文本風格分析的嚐試是米勒（D. A. Miller）對簡·奧斯丁（Jane Austen）的非人性的精彩把握。那是很好的闡釋，但是批評世紀肯定能夠產(chan) 生某種更加激動人心的東(dong) 西，事實上的確如此。這裏有實用批評家的部分名單，他們(men) 或者在大學，或者在大學之外，但在書(shu) 中根本沒有提及，甚至在尾注裏也沒有：蘭(lan) 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布萊克默（R. P. Blackmur）、肯尼斯·伯克、哈羅德·布魯姆、傑弗裏·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萊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瑪麗(li) ·麥卡錫（Mary McCarthy）、納托爾（A. D. Nuttall）、弗蘭(lan) 克·科默德（Frank Kermode）、阿爾瓦雷茨（A. Alvarez）、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艾瑞斯·梅鐸（Iris Murdoch）、喬(qiao) 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大衛·布羅姆維奇（David Bromwich）、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阿爾伯特·默雷（Albert Murray）、斯坦利·克羅齊（Stanley Crouch）、韋恩·克斯坦鮑姆（Wayne Koestenbaum）、瑪利納·瓦勒（Marina Warner）、特瑞·卡塞爾（Terry Castle）。這些名字都不是主要與(yu) “政治”有關(guan) ，雖然有些人撰寫(xie) 了政治著作。他們(men) 也不像通常設想的那樣從(cong) 20世紀中期大學的“機構性批評範式”中受益。諾斯對當今左派的承諾讓他們(men) 都變成令人討厭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們(men) 有理由感到納悶，讓我們(men) 忽略這些人的聲音的文學批評史是否真的體(ti) 現出更大的開放心態。

如果人們(men) 開始思考諾斯描述的階段大部分學文學專(zhuan) 業(ye) 學生亂(luan) 七八糟的異端教育經驗，他敘述的另外一個(ge) 問題就出現了。“理論年代”或許像諾斯所說被玩得過分了，但仍然真實的是，常見的羅蘭(lan) ·巴特理論、解構主義(yi) 理論、或德國“讀者反應論”等到現在為(wei) 止仍然是很多學生對文學批評方法的形式分析和闡釋的僅(jin) 有了解。無論在理論中的重要性如何，“理論”現在代表了一套重要體(ti) 驗，任何新實用批評都離不開它。人們(men) 也不能貶低給很多讀者的文學和文化體(ti) 驗染上顏色的文本闡釋的、宗教的、或隱秘神學方法的持久影響---無論是福音派基要主義(yi) 類型、《塔木德經》闡釋法還是中西部路德派“更高批評”的殘餘(yu) ---它們(men) 靠集中或分散的宗教中學和大學網絡維持下來。授予學位的大學加入像現代語言學會(hui) 這樣的機構。過去10年任何看到超級英雄飛舞的人都能告訴你，大部分美國人遭遇寓言框架內(nei) 的文化，這種對寓言的口味受到文化產(chan) 業(ye) 的滋養(yang) ，服務於(yu) 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並得到它的服務。這種範式講述的是，文學自身就是政治或存在鬥爭(zheng) 的編碼場所。

最後，如果諾斯在回顧這個(ge) 領域之前接受自己的建議回到理查茲(zi) ，結果可能會(hui) 更好。如果提出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恢複批評家的敏感性仍然是可能的。在閱讀《實用批評》時，有兩(liang) 點變得很清楚。一是理查茲(zi) 覺得好玩兒(er) ，或者，如果這個(ge) 詞似乎過於(yu) 不合時宜，他至少是在開玩笑，既是對學生也是對讀者開玩笑。在口吻上，他與(yu) 諾斯引用的後來的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批評家的對比也非常明顯，或許根本不值得提及，雖然其論證的情感威力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感受到這種差別的能力。2理查茲(zi) 的練習(xi) 是故意反經典的，也是對學生自認為(wei) 已經知道的東(dong) 西的挑戰。這是個(ge) 沒有贏家和賭注的遊戲，但自己玩得心甘情願而且非常認真和嚴(yan) 肅。如果幸運的話，你或許被邀請像這樣做些什麽(me) 。在任何正規教育背景下，這種情況都不大可能會(hui) 出現。

這個(ge) 人可能說出他們(men) 內(nei) 心的想法，不用擔心分數、晉升、正確答案或者公共輿論。

第二點與(yu) 學生在對理查茲(zi) 練習(xi) 的反應中揭示出的心理狀態有關(guan) ，雖然理查茲(zi) 讓他們(men) 充當在思考文學時頗感沮喪(sang) 和糾結的例子。這裏是標準的亞(ya) 馬遜書(shu) 評長度的典型例子，主題是不相幹的：

讓人想起後伊麗(li) 莎白時代的人的抬高聲調運動或者故意裝腔作勢的口音。但是，這是沒有思想複雜性的，尤其從(cong) 隱喻中顯示出來。模仿性。這裏，運動變得反思更多體(ti) 驗更少；一種故意裝填的節奏---受到說教性偽(wei) 裝的影響。華茲(zi) 華茲(zi) ？欺騙性的。維多利亞(ya) 時代中期的詩歌戲劇？有關(guan) 借來的支柱的常見格言集錦。我冷漠地接受這些命題。它或許是寫(xie) 給《偉(wei) 大思想日曆》的。朗讀它，我需要大聲說出來，我有些荒誕地感覺到一種道德尊嚴(yan) 。

這是1928年或1929年間年輕的英語專(zhuan) 業(ye) 學生（18-20歲）的聲音。這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思考書(shu) 上若幹選擇和自我更正的自由之外---與(yu) 現在大部分學校講授文學批評的方法相反---是學生對詩歌片段的心理影響的清醒意識，在表達時融合了自我貶損和自信心。這個(ge) 人可能說出他們(men) 內(nei) 心的想法，不用擔心分數、晉升、正確答案或者公共輿論。表達還沒有充分形成的個(ge) 性和敏感性。當今讀者已經學會(hui) 將社會(hui) 學和文學批評的觀察結合起來，他們(men) 毫無疑問會(hui) 懷疑這種口吻是英國上層階級男性的標誌。但是，他告訴我們(men) ，選修理查茲(zi) 實驗課程的學生平等地分為(wei) 男女（其中有我的外婆，她是家族中第一個(ge) 上大學的人），這種回應是理查茲(zi) 收集和發表的回應的代表。

若作為(wei) 曆史文獻來閱讀，《實用批評》顯示，一旦社會(hui) 有了對公共教育的高基線承諾，朝著更大的社會(hui) 平等邁進，看重個(ge) 人的成長和發展，不受那些熱衷將這種發展用於(yu) 社會(hui) 用途和經濟用途目標觀點的影響，我們(men) 能做些什麽(me) 來幫助高等教育層次的思想變得更精致更細膩微妙。它與(yu) 當今時代的對比實在太明顯不過。如果還不算太晚的話，矯正輪船走向的努力在大學文學係影響範圍之外，如果大學文學係仍然有能發揮作用的角色空間。諾斯的“批評範式”將教學放在學術生產(chan) 之前。仿佛是命運的捉弄，當今美國高等教育的現狀仍然有益的唯一地方是大學附屬的針對囚犯的文科教育。像巴德監獄倡議（the Bard Prison Initiative）這樣的項目為(wei) 勞動力市場之外的人提供專(zhuan) 業(ye) 誌願服務（pro bono是拉丁語pro bono publico的縮寫(xie) ，本意是“為(wei) 了公共利益”---譯注），這些人的需要是獲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至少在當時比謀生的需要更大。

應該承認，這些項目的成功是靠師生自我報告的幸福感、成就感和成長來衡量的。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這樣的教育機會(hui) 沒有在他們(men) 被抓起來之前給予他們(men) 呢？曆史主義(yi) /語境化範式占支配地位不僅(jin) 與(yu) 在最廣泛和最抽象意義(yi) 上的新自由主義(yi) 占支配地位同時存在，還碰巧與(yu) 公立學校的私有化、關(guan) 閉或“瓦解”同時出現。在此方麵，約翰·杜威的思想在美國的命運與(yu) 理查茲(zi) 的思想同樣具有建設性意義(yi) 。以師生之間集體(ti) 合作解決(jue) 問題為(wei) 基礎的教育本來是進步的公共教育藍圖，如今剩下的隻是精英中學宣揚的一攬子建議，他們(men) 提供杜威式妙方如“教育全麵發展的人”、“以解決(jue) 問題為(wei) 基礎的學習(xi) ”和“玩中學”。

這顯示的是機構重點的變化要比方法或範式上的另一場革命更具緊迫性。我們(men) 不僅(jin) 必須優(you) 先考慮本科生教育，而且專(zhuan) 業(ye) 性學位的目標也需要重新設計以便包括對中學教育的承諾。培養(yang) 公立學校教師的專(zhuan) 業(ye) “教育”和培養(yang) 專(zhuan) 業(ye) 人才的“文學”教育的分裂必須溝通融合起來。進入文學院係讀研究生，畢業(ye) 後當中學老師的人應該像獲得大學終身教授崗位或珍貴的研究員身份那樣擁有同樣多的威望、地位和尊重。研究生錄取的選拔方法應該改變，以包括那些在性格上和思想上更適合通識教育的人。另外一麵，這也要求提升中學教師的地位，將專(zhuan) 門講授文學的老師的技能像文學教授的著作一樣嚴(yan) 肅對待。

這種情況在非英美國家和社會(hui) 民主國家已經出現。諾斯的案例說明，新自由主義(yi) 更多解釋了美國和英國當今文學研究的狀況，而不是展示其模式給願意加入者的嚐試。《文學批評的簡要政治史》不是《人民的文學研究曆史》，如書(shu) 名所示，諾斯指出了一種把文學研究和批評真正以文學的名義(yi) 與(yu) 民眾(zhong) 結合起來的方法。

注：本文是對約瑟夫·諾斯（Joe North）著《文學批評的簡要政治史》的簡評。

注釋：

1. 閱讀諾斯的這個(ge) 章節，讓我想起我在1997年申請攻讀研究生時的一場對話。受一位教授的影響而愛上波德萊爾、福樓拜、克爾凱郭爾和叔本華，這位教授對我說，不是沒有真誠的後悔，“你必須準備好變成鄙俗的市儈(kuai) 。”我回答說，“但是，我已經是不可救藥的市儈(kuai) 了。”我的回答太過自信和太不正經，她警告我是正確的。她說，“還不夠。”

2. 當今的例外是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他的“文學實驗室”實驗非常類似理查茲(zi) 的風格，雖然意圖正好相反。在莫雷蒂的練習(xi) 中，電腦學會(hui) 思考文學，而學生學會(hui) 像電腦和計算程序那樣思考。

譯自：Tokens of Ruined Method Does literary studies have a future? By Marco Roth

https://nplusonemag.com/issue-29/reviews/tokens-of-ruined-method/

本文的修改稿發表在華東(dong) 師大楊國榮教授主編的《思想與(yu) 文化》第22輯（2018年6月），第144-158頁。——譯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