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十周年：公共知識危機與(yu) 中國價(jia) 值的重建

作者：任其然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廿八日辛未

         耶穌2018年12月5日

2000年，剛剛進入新世紀的人們(men) 仍然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盡管巴爾幹半島剛剛經曆了滿目瘡痍的戰火，但對經濟發展帶來全球化的新世界的期待未有動搖。但緊接著，911事件、反恐戰爭(zheng) 、伊拉克戰爭(zheng) ……一係列事件讓這個(ge) 新世紀的開端變得不如預期。

2008年是新世紀的一個(ge) 轉折點，在這年初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橫掃了華爾街的金融巨頭，數十年未見的金融危機在美國浮現，隨即衝(chong) 擊了全球經濟。正是在這個(ge) 時間段，中國的知識界有關(guan) 未來向何處去的討論如火如荼。未來究竟應該是何種道路，怎樣的意識形態？經濟危機說明了什麽(me) ？圍繞這種種問題，人們(men) 爭(zheng) 執不休，乃至劍拔弩張。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知識分子、社會(hui) 精英與(yu) 文化人中興(xing) 起了一股溝通觀點、尋求共識、求索未來重要議題的風潮。至今為(wei) 止已經創刊10年，出版了60餘(yu) 期雜誌的《文化縱橫》，則是其中堅持到今天的一員。中國崛起與(yu) 世界秩序、中國經驗、政黨(dang) 政治與(yu) 國家發展、城鄉(xiang) 中國與(yu) 社會(hui) 變遷、人工智能新技術與(yu) 社會(hui) 之類的一係列問題，從(cong) 中國的世界形象，到氣候政治，從(cong) 國家-社會(hui) 體(ti) 製，到互聯網公共輿論場，從(cong) 左右之爭(zheng) ，到民族、宗教、邊疆問題，都在這十年的討論之列。11月30日，《文化縱橫》雜誌社在北京舉(ju) 辦了“價(jia) 值重建論壇”暨創刊十周年活動。其間，來自不同領域的嘉賓就2008年至今的價(jia) 值危機，就“後真相”時代知識分子與(yu) 民眾(zhong) 之間的“公共知識危機”展開了兩(liang) 場討論。

公共知識危機，在於(yu) 知識界的貧乏

會(hui) 上的其中一場論壇，討論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公共知識危機”問題。在如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深刻的社會(hui) 割裂，民粹主義(yi) 和各類其他思潮迸發，學術界、思想界都陷入深深的危機感之中。如何思考和麵對這樣的問題，對知識分子乃至社會(hui) 精英來說是個(ge) 巨大的挑戰。

在場的嘉賓首先討論的是，談到“公共知識危機”，它具體(ti) 表現為(wei) 什麽(me) 樣的形式。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認為(wei) 這其中存在著一個(ge) 時代變化的問題： 過去中國在處理現代化過程中的問題的時候，是看著西方怎麽(me) 處理的。因為(wei) 西方工業(ye) 化已經起步很久，有很多的經驗，可以說“他們(men) 是大人我們(men) 是小孩，他們(men) 在前頭，我們(men) 在後頭”。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做的，就是把西方的概念和方法引用到，轉移到中國來，有一整代學人——從(cong) 郭沫若、範文瀾到馮(feng) 友蘭(lan) ，都是這樣研究問題的。而這種用西方的範式研究中國問題的方法，在當時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但今天的問題在房寧看來，在於(yu) 中國已經是一個(ge) 現代化的“過來人”，自身也經曆了很長時間的現代化過程，與(yu) 此同時西方自己也遇到了大量的問題，兩(liang) 邊都進入了一種“深水區”的狀態。那麽(me) 在這個(ge) 領域中，大家陷入知識不夠用的情況，或者危機感增長的情況，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北京大學文研院的渠敬東(dong) 教授認為(wei) 缺乏真正的好的知識提供給公共思考是當今的一大危機。他提到，近30年、40年的中國知識的成長是越來越“美國化”的。美國的知識生產(chan) 依賴一套行為(wei) 科學係統的預設——基本假設是理性選擇，接下來用的是假設檢驗。也就是說，研究者想出一個(ge) 假設，然後通過材料、統計來驗證假設是否正確。但渠敬東(dong) 認為(wei) 這樣一來，學問就跟人的真實的生活越來越沒有關(guan) 係了。

渠敬東(dong) 說，美國今天的社會(hui) 學家都成長於(yu) 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這些人心裏麵沒有經典的崇高感，所以這個(ge) 學問的背後都是一些政治正確的觀念，雖然形式複雜，但腦子是簡單的。”渠敬東(dong) 不認同今天的“政治正確”，在他看來，公共知識不應該是由無數的專(zhuan) 業(ye) 方向，一堆碎片化的知識提供的，而應該“通古今之變”。“我們(men) 今天追求一個(ge) 單純的研究範式，結果是我們(men) 把整個(ge) 世界都丟(diu) 掉，甚至把西方都丟(diu) 掉，變成很表麵化的理解”。

華工理工大學社會(hui) 與(yu) 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則著重談了知識界的“語詞問題”。在他看來，近代以來人們(men) 討論問題的詞匯都是舶來品，傳(chuan) 統的基於(yu) 科舉(ju) 的知識分類也被替代了，這就導致中國的知識係統完全西方化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很多問題無法用一套語言詞匯表述，甚至很多思想被“胡亂(luan) 地塞到”一些語詞裏麵。他舉(ju) 例說，用“社會(hui) 革命”來同時涵蓋新中國建政的革命和改革開放值得商榷，因為(wei) “社會(hui) 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明顯的區別，和公有製，私有製的區分非常密切。這裏體(ti) 現的就是語詞問題的困境。

作家、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韓少功則認為(wei) ，今天的一大問題是知識和實踐嚴(yan) 重脫節導致的“知行不合一”的問題。在他看來，今天的知識界充滿了書(shu) 本上的主義(yi) 之爭(zheng) ，“一個(ge) 個(ge) 退群，拉黑，紅刀子進白刀子出……這時候以理服人真是天真，你服什麽(me) 人？服不了人，正麵反麵都是理，你根本不可能有一個(ge) 鐵板釘釘的事實去說服。”這就是今天“公共知識危機”的一個(ge) 明顯體(ti) 現。在其深處的問題，一是知識生產(chan) 太脫離實際，太“書(shu) 生”。在傳(chuan) 統中國，“書(shu) 生”是稀缺的，但今天並不如此。“書(shu) 生”太意識形態化，而實踐中的很多問題不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其二是知識生產(chan) 的鏈條太長，大家都在不斷獲取間接的知識，人們(men) 有一大堆獲取知識的終端，但就是不願意跟人講話，跟人交流。到最後，問題就變成了“書(shu) 生保守派打殺書(shu) 生激進派”，或是“書(shu) 生左派打殺書(shu) 生右派”。

那麽(me) ，麵對這些問題，我們(men) 能夠采取哪些對策呢？韓少功、渠敬東(dong) 和房寧都強調知識要接地，不能簡單化，必須麵對實際的世界和實踐中的問題。房寧提到，在今天這個(ge) 時代，實踐往往走在理論前麵。麵對這種狀況，理論上更適合的是歸納法、觀察法，他說自己提倡“用腳底板做學問”，多調研觀察，了解實際情況。

韓少功則講述了自己在農(nong) 村的觀察，他說他20年來，每年都要在農(nong) 村住半年。走出知識圈的感覺是，跟工人、農(nong) 民、商人、基層幹部接觸，完全沒有知識圈中爭(zheng) 吵的那些問題，比如國企私有化的問題，具體(ti) 問題非常不同，有些國企有大量問題，工人被領導坑得不行，而有些則就是領導想通過私有化賺錢，撈取好處，搞腐敗。所以這裏麵他看不到絕對的好，也看不到絕對的壞。在基層，人們(men) 沒有那麽(me) 多知識上的包袱，談問題不談主義(yi) ，“天生地就對各種教條主義(yi) 有防禦能力”。韓少功認為(wei) ，這樣的問題必須通過大幅度改革教育製度才能實現，而在這一點尚未做到之前，他就隻能在裏麵“搗搗亂(luan) ”，多鼓勵學生去社會(hui) 上曆練，而不要悶頭在書(shu) 齋裏變成書(shu) 呆子。在場的另一位嘉賓，原中共吉林省委副書(shu) 記林炎誌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

渠敬東(dong) 把對“不接地氣”的批評擴展到了我們(men) 的國際視野上。他指出我們(men) 對世界各地的了解還是太少，尤其是我們(men) 言必稱歐美，卻不見得對歐美了解很多。“我們(men) 今天有幾個(ge) 社會(hui) 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真正地在美國、在歐洲、在全世界範圍裏做田野？沒有的。我們(men) 送出去的留學生都是研究中國的，模仿美國的範式，回過頭研究中國。”他又舉(ju) 例說，今天很多對西方的研究還是在左派右派的框架裏轉，但這種框架其實基於(yu) 數百年來的世俗主義(yi) 政治，這種政治今天遭遇了難民問題、世界性的宗教問題、民族問題和各類問題的衝(chong) 擊，已經不能持續了。“當歐洲隻是在內(nei) 部有著不同的民族和語言宗教的時候，還不太會(hui) 產(chan) 生這麽(me) 大的問題，但是當世界的其它部分進入的時候，就構成一個(ge) 自身背反的邏輯。一方麵，所有的宗教問題都不能公開講，但另一方麵，所有的權利保護使得不同意義(yi) 上的宗教全部可以在歐洲紮下根來，用潛在的方式形成暗流、洪流……我們(men) 今天因為(wei) 表麵的知識、和世界無關(guan) 的知識、和具體(ti) 生活完全沒有關(guan) 聯的知識造成一大堆的知識泡沫。這個(ge) 局麵如果繼續，將來中國在各個(ge) 意義(yi) 上——還不止是知識意義(yi) 上——在政治、戰略一定會(hui) 吃大虧(kui) ……千人一麵的研究模式，一定要打碎掉。”

曹錦清則從(cong) 對語詞的思考中，提出以類似“語詞置換”的思路在微觀層麵應對這個(ge) 問題，他提到，今天有很多公共討論中的語詞不可能得以替換，但是可以通過延伸、變化其中具體(ti) 的意思，來表述今天需要的意義(yi) 。

全球變局中，中國價(jia) 值如何重建？

從(cong) 2008年到2018年，全球經曆了經濟危機之後的一係列地緣政治危機——中東(dong) 的政權更迭、敘利亞(ya) 和也門的綿延戰火、東(dong) 歐的僵局、難民問題、移民問題，直到民粹政治和反全球化的政治。這些都意味著，過去數十年的後冷戰時代世界格局即將耗盡其自身的能量。與(yu) 此同時，新技術與(yu) 新問題的迭出——互聯網公共空間、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大數據、虛擬現實、區塊鏈等等又不斷為(wei) 全球治理增添著難題。在這之中的另一變化是，中國逐漸從(cong) 2008年那個(ge) 剛剛步入小康狀態的國家，走向一個(ge) 逐漸擁有極為(wei) 重要的全球身份的大國。這些都構成了新時代的挑戰。在這種情境下，應該如何思考中國道路？

在場的北京大學社科部副部長強世功、中共上海市委宣傳(chuan) 部原副部長潘世偉(wei) 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黨(dang) 委書(shu) 記王立勝，主要從(cong) “大”的角度思考這個(ge) 問題。強世功提到，當今世界有一個(ge) 根本的變化，那就是自從(cong) 西方航海實現“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整個(ge) 世界資本主義(yi) 秩序正在麵臨(lin) 崩潰的過程。在未來這會(hui) 是一個(ge) 相當漫長的過程。而如何理解這個(ge) 過程就顯得尤為(wei) 關(guan) 鍵。強世功說，以往人們(men) 理解這種曆史進程，都是在一個(ge) 時間軸線上——比如把人類社會(hui) 劃分成封建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或是前現代社會(hui) ，現代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現代社會(hui) ，後現代社會(hui) 等等。但這是一個(ge) 非常哲學的抽象的概念。他認為(wei) 我們(men) 應該看到另一種理解方式——空間秩序中的理解，地理的理解。強世功舉(ju) 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地理學走向地緣政治學的思想家哈爾福德·麥金德。在他1904年前後題為(wei) 《曆史的地理樞紐》的一篇演講中，麥金德提到，從(cong) 1900年開始，世界史就進入了一個(ge) 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爭(zheng) 奪全球統治權的時代。

強世功認為(wei) 英國和德國的爭(zheng) 霸，俄國的興(xing) 起，包括冷戰曆史，都能夠放到這個(ge) 框架裏麵來解釋——“我們(men) 今天所接受的西方整個(ge) 自由主義(yi) 的政治經濟，乃至於(yu) 社會(hui) 的東(dong) 西，可以概括為(wei) 大陸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和海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兩(liang) 條道路。”他說，中國今天的重新崛起，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就是到底走哪種道路——一個(ge) 海洋國家的資本主義(yi) 道路，還是反資本主義(yi) 的道路。在他看來，中國是最後一個(ge) 大陸國家，而今天的一係列戰略，包括一帶一路在內(nei) ，也並不是完全的海洋國家道路。

所以在強世功看來，中國在這場大變局中需要考慮的道路，是一條反資本主義(yi) 的路線，要反對以資本作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道德價(jia) 值、一切秩序的基礎。 “我們(men) 從(cong) 地理空間的角度再來看全部的問題，現代性全部的問題可以理解成資本和德性的轉型問題，就是我們(men) 今天說的道德秩序，是道德高還是資本高，我們(men) 的價(jia) 值是以資本為(wei) 中心形成的價(jia) 值，還是說我們(men) 的價(jia) 值要高於(yu) 資本？”於(yu) 是，他給出的藥方是，要同時要把各種各樣的其他“主義(yi) ”整合起來投入反資本主義(yi) 的路線中，把中國傳(chuan) 統、儒家、社會(hui) 主義(yi) 、宗教，乃至社群主義(yi) 等等各種力量，結合成一個(ge) 反資本主義(yi) 的關(guan) 係。“如果不敢說出我們(men) 的價(jia) 值重建是反資本主義(yi) 的，那麽(me) 你的力量就建立不起來”。

潘世偉(wei) 和王立勝則共同提到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實踐中的理論問題。潘世偉(wei) 指出，馬克思主義(yi) 在創立之初是一種“後現代”的理論，即在通過西方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進入現代之後，如何超越資本主義(yi) ，超越現代。但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yi) 是和前現代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相連接的，這就導致了沒有現成理論能處理這些問題，所以這是今天麵對的一個(ge) 如何建構自身認同，如何論述自身道路的重要問題。

王立勝同樣指出，在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實踐曆史上，存在著曆史觀敘事的範式轉移問題。前三十年革命時代的實踐是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進行的，而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則是在現代化史觀指導下。這兩(liang) 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割裂，因而他認為(wei) ，在今天很有必要用一種“社會(hui) 革命”的理解，去概括整個(ge) 共和國70年曆史中的前後不同階段，處理我們(men) 之前曆史中留下的“連續性”不足的問題。

在場的另外兩(liang) 位嘉賓，上海證大集團董事長戴誌康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所研究員張平，則從(cong) 另外兩(liang) 個(ge) 層麵看待時代變化的問題。戴誌康認為(wei) ，如今隨著一帶一路和全球格局的重新整合，中國需要麵對“如何領導世界”的問題，以前我們(men) 說“無產(chan) 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我們(men) 自己”，那麽(me) 如今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men) 如何讓中國的崛起成為(wei) 一件為(wei) 全球謀福利的，具有足夠“公心”的事情？

張平則提出，作為(wei) 經濟學家，自己較為(wei) 審慎、漸進，他認為(wei) 當今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在新技術爆炸，技術疊加越來越明顯的時代中誕生一個(ge) 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能夠讓價(jia) 值流通、討論、交換的平台。他提到，工業(ye) 化時代中往往是單一價(jia) 值觀主導，但這樣的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觀崩潰以後，大家的認知、價(jia) 值多種多樣，其中的問題是缺少一種可以去溝通執行的價(jia) 值觀，使得整個(ge) 社會(hui) 的效率大幅度下降，所以社會(hui) 必然需要謀求一個(ge) 價(jia) 值可交換的平台，“形成認知最短化的群落”。

就這些討論，《文化縱橫》雜誌社社長楊平指出，凡此種種問題的出現，都基於(yu) 這樣一個(ge) 事實——我們(men) 的社會(hui) 從(cong) 一個(ge) 匱乏的社會(hui) 過渡到一個(ge) 物質豐(feng) 裕的社會(hui) ——我們(men) 的文化問題是在這樣的土壤中才催生出來的。但分析之外，我們(men) 又能提出怎樣的解決(jue) 方案？

在這一點上，潘世偉(wei) 強調的是強化中國人的共同體(ti) 意識。“14億(yi) 人能不能團結起來，能不能凝聚起來，能不能在整個(ge) 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進程各種各樣的挑戰，各種各樣的風險麵前，形成集體(ti) 的共識，這個(ge) 非常重要……這種共識能不能有效地既做到活躍而不斷裂？”

而戴誌康和強世功都指出需要用中國傳(chuan) 統智慧應對當下問題。強世功指出，中華文明的複興(xing) 也是一場道德的複興(xing) ，“中醫背後的中國人根本的價(jia) 值觀念就是上至天子，下到百姓，以修身為(wei) 本，如果以修身為(wei) 本，根本不用擔心技術，也不用擔心資本，因為(wei) 資本不是根本，企業(ye) 不是根本。回到人本身，人的身體(ti) ，人的道德，這樣的話就不可能會(hui) 出現歐洲人所擔心的滅亡問題。”他認為(wei) 要通過強調“修身”，來避免一種自我毀滅的資本主義(yi) 文化。潘世偉(wei) 認為(wei) ，中國曆史上多元包容的傳(chuan) 統對今天的世界來說富有參考價(jia) 值，天人合一的東(dong) 方文明可以作為(wei) “中國引領世界的價(jia) 值”。而這套價(jia) 值觀上的技術，則是中醫生命科學。他指出，這一方向能夠避免人類走向通過控製自然、掠奪自然來實現自身解放的老路。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