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尊師重教首重孔子精神

尊師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

　　——專訪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

　　采訪⊙程也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我認為這是對教師的起碼要求。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紐約州立大學宗教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華孔子學會會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屆亞洲與北非研究會顧問委員會委員。

　　《社會觀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十幾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參加成立的中華孔子學會以研究孔子、儒學及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為主，您是現任會長。對於有學者提出希望改變我們現在教師節的日期，把9月28日孔子生日這天作為教師節，您的觀點如何？

　　湯一介：孔子可以說是第一個我國有學問有道德的老師的代表，作為代表，有象征意義，樹立起了一個榜樣。我們看《論語》，第一篇就是從《學而》開始的，為什麽要這樣排序？因為重視教育。不僅孔子重視教育，其他儒家學者也是有相關認識的，比如荀子有《勸學》篇等等，重視教育是儒家的傳統。

　　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是儒釋道三家，孔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說有學者提出把9月28日立為教師節的建議，我覺得那說明我們比較重視這個教育的傳統，尊師重教這也是必要的。但問題是，教育，單單對學生要求尊師重教是不全麵的，對教師也應該有所要求。

　　今天的教師應該怎樣要求自己？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我認為這也是對教師最起碼的要求。一個人要修道德，首先就要有理想，因為有了理想才能要求自己進步；要努力掌握知識技能，不僅要廣博、深入地學習，一個好的老師還要在學術上有獨到的創見，以便為社會做貢獻；要向自己之前的老師學習，因為他們是榜樣，儒家最講究知行合一；有錯要改，老師不是完人，我們說孔子是聖人，他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對，人孰能無過？隻要錯而改之就能進步。要做到這四點也不是那麽容易的，現在很多人都做不到。

　　《社會觀察》：教育問題的確是一個大問題，從上到下都非常重視。教育改革的呼聲很高，《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也已公布。從您的經曆來說，您對教育改革有什麽看法？

　　湯一介：解放以後到現在，我們的教育有兩次大的動作，一次是1952年全盤學習蘇聯，北大、清華等進行院係調整，比如北大原來有文、法、理、工、醫、農，在這期間被調整了，打破了學校的傳統。具體在教學內容上，也改變了，比如遺傳學遭到了否定、哲學上傳統的東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於是學術上就無法百家爭鳴了。這是不對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東西。雖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樣樣都對，樣樣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為我們的傳統裏有著前人的智慧，應該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擴招。這基本上是學習美國。美國的大學規模比較大，特別是州立大學，可以有四五萬人的規模，在當時我們的高校沒有那麽大的，現在當然不一樣了。當時很多學校就開始合並，學科不全的用合並變成了綜合大學。一方麵學校合並，一方麵學生擴招，規模一下子就擴大了。但這裏麵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學生增加，教師不夠，教學質量下降，所以也影響了學校的合理與健康發展。

　　另外，現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讓教師無法真正做好教學科研工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教師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從總體上說，教師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體製需要改，讓教師們有更多的時間，更安心地搞教學研究。我相信對學術研究來說，“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種最寶貴的創造力。

　　《社會觀察》：您是《儒藏》的總編纂，計劃中要出330本，我從有關資料中了解到，現在已經出了33本？

　　湯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僅是把中國的儒家典籍收錄其中，而且把韓國、日本、越南學者用漢語寫作的儒學著作也放在裏麵，大概有400人參加了這個工作。現在看起來我們的基礎還是有很大問題，送來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們做得非常仔細，所以比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為世人提供一種較為可靠、經過整理、便於利用的儒家典籍大叢書。現在看來，已出版的《儒藏》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也是排印本，有標點，而且有校勘記，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會觀察》：費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您怎樣看？國學現在是個時尚的詞語，您怎樣看國學的曆史使命？

　　湯一介：“文化自覺”即了解自己文化的來源、曆史以及特點，了解它的發展趨勢，就是說要了解自己的東西，才知道往哪個方向發展。我認為像王國維、陳寅恪這一代，他們才能稱得上是大師，之後已經沒有可以比肩者。他們的幸運在於，十五六歲以前接受了比較係統的國學訓練，到了十七八歲以後他們上了幾年新式學堂，然後又出國了。所謂學貫中西，見多識廣，眼界自然開闊，思路自然廣博。而我們後來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傳統文化，而且把很多書都燒了。不讓年輕人讀這些東西，讓他們讀一點也是為了進行批判。這是個很大的斷層。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新思想了，舊思想都拋掉了，那我們還有什麽？沒有國學基礎了，對外又封閉不了解，那是很被動的。

　　但是，世界在改變，曆史在前進，完全恢複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對四書五經不能迷信，對孔子也不能迷信，我們要注重的應該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國學就似乎所有古代的東西就是好的，這樣的話就會走到另一個極端。有人提出把儒學變成儒教，變成國教。我說，錯！不能把任何一個學問看成是絕對好的東西，儒學也是發展著的，可以參考其他的學問，中國也可以參考西方，因為任何一個傳統文化都有其有價值的、優秀的一麵和有缺陷的一麵。所以，我們今天一定不能把國學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學問。

　　1993年，《人民日報》發表《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當時我就擔心國學過熱，可能走向複古或者意識形態化，那都有失偏頗，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我認為，在文化轉型時期，對傳統文化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即激進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發展從整個轉型時期看往往是這三種力量的互動引起的。

　　現在文化上的“歐洲中心論”已經破產，決不能再提出個“中國中心論”來，什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文化可以拯救世界”，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國中心論”一定會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文化隻有在交流中、取長補短中才能得以發展提高，不能提倡國學就排斥其他。

　　對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必須珍視，但幾十年來我們並沒有為這份文化遺產增添多少光彩，相對於發達國家的學術文化現狀，我們雖已取得很大進步，但我國當前也還沒有能在學術理論上為人類社會做出劃時代的貢獻。所以堅持我們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克服“民族主義”的情緒。

來源：2010年09月10日《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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