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誠意、舉(ju) 賢任能和民為(wei) 邦本

——政治倫(lun) 理視野下朱熹人君之忠的主要內(nei) 涵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唐都學刊》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十四日丁巳

         耶穌2018年11月21日

摘要：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其理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人君之忠又是朱熹忠德思想的重要內(nei) 涵之一。從(cong) 個(ge) 體(ti) 道德層麵來說，人君要做到正心誠意；從(cong) 政治道德和政治措施層麵來說，人君要做到舉(ju) 賢任能；從(cong) 政治修養(yang) 和政治目的層麵來說，人君要做到民為(wei) 邦本。這三者分別從(cong) 個(ge) 體(ti) 道德、政治道德和政治修養(yang) 的維度構成了朱熹人君之忠的主要內(nei) 涵，對後世儒家忠德思想的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關(guan) 鍵詞：朱熹；忠德；正心誠意；舉(ju) 賢任能；民為(wei) 邦本

朱熹(1130-1200年)，子元晦，號晦庵，宋代理學集大成者。他的忠德思想是其理學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人君之忠又是其忠德思想的重要內(nei) 涵之一。忠德在朱熹忠德理論產(chan) 生之前，就有廣泛的論述。如《左傳(chuan) 》說：“所謂道，忠於(yu) 民而信於(yu) 神；上思利民，忠也。”［1]還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為(wei) ，忠也。”［1]217可以說，忠德是儒家政統論鏈條上最為(wei) 重要的政治德性和政治規範。朱熹的忠德理論是其理學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說：“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2]朱熹認為(wei) ，忠是天下所有的人都應當具備的德性，人君自然也不另外。這對人君之忠提出了要求。那麽(me) ，對於(yu) 人君（君主）之忠，朱熹的忠德具有什麽(me) 內(nei) 涵和表症呢？在朱熹看來，人君應當要具有正心誠意的道德正義(yi) 感、舉(ju) 賢任能的政治措施和奉行民為(wei) 邦本的政治理念。

一、正心誠意

北宋史學家劉敞（1019—1068年）說：“人君誠有畏天之心，雖有災害，不殘；及其無畏天之心，雖無災害，殘矣。人君誠有恤民之心，雖有災害，不畔；及其無恤民之心，雖無災害，離矣。故天之所享，誠也；民之所保，誠也。誠之至，不言而喻，不施而惠，不禱祀而福，是以人道貴忠也。”［3]二程也說：“忠者，天理。”［4]由此可見，人君忠誠十分重要。朱熹繼承了劉敞、二程等前輩的忠德思想。

朱熹認為(wei) ，正君心是決(jue) 定政治成敗的“大根本”。他說：“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2]2678人君，隻有心正，天下才能太平，否則，天下事就“無有不邪”。他說：“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5]所以，正君心，才是天下的“大根本”。朱熹說：“天下萬(wan) 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固無出於(yu) 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yu) 正心誠意以立基本也。”［5]1112因此，朱熹認為(wei) ，正心誠意是人君必須的，是“大根本”。隻有君心正，天下才正。朱熹說：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5]581

那麽(me) ，什麽(me) 是“正”呢？“正”，指正直、公正、正當、正義(yi) 、不偏不倚。朱熹說：“正是個(ge) 無所偏主處。”［2]645在朱子看來，人君正心，就是要保持理性，不為(wei) 誘惑、情欲所動，不丟(diu) 失對百姓的仁愛之心，要集中精力治理國家。他非常強調《大學》這句話：“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le)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他解釋說：“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6]因此，在朱熹看來，人君要“正”，必然要正心。朱熹說：“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dang) 反側(ce) 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5]586

什麽(me) 是“心”？朱熹認為(wei) ，“心”，分為(wei) “道心”和“人心”。“道心”是“義(yi) 理”之心，是道德的、純善的。朱熹說：“發於(yu) 義(yi) 理之公者而言，則謂之道心。”［5]3180朱熹的這個(ge) 解釋，很明顯受到程頤的影響。程頤曾說：“忠者，天理”［4]124這也就是說“忠心”就是“道心”，因為(wei) “忠”屬於(yu) “天理”。所以，“忠心”也和“道心”一樣是善良的、道德的。

什麽(me) 是“人心”？朱熹說：“心者，人之知覺主於(yu) 身而應事物者也，指其生於(yu) 形氣之私者而言，則謂之人心。”［5]3180“人心”是處於(yu) “私欲”，是不道德的、惡的。朱熹說：“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wei)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yu) 形氣之私，或原於(yu) 性命之正，而所以為(wei) 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6]14

雖然“道心”和“人心”都是屬於(yu) 人的“心”，但是，因為(wei) 人有不同的道德修養(yang) 和氣質之別，就產(chan) 生不同的“心”。因此，“人心”應當服從(cong) 和順從(cong) “道心”。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隻有一個(ge) 心，那得有兩(liang) 樣？隻就他所主而言，那個(ge) 便喚做‘人心’，那個(ge) 便喚做‘道心’。”［2]1462就算是皇帝也要做到具有“道心”。在朱熹看來，正心誠意，就是人君基本的忠德之心。他在解釋《大學》“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時說：“一是，一切也。”［6]4這個(ge) “一切”自然包括皇帝在內(nei) 。然後他接著說：“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6]4依照《大學》“三綱”、“八條目”的框架，“正心”以上包括格物、致知、意誠，然後是正心。所以，“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就是要懂得如何正心，怎樣正心。

除了“正心”即端正“道心”之外，人君還應當做到“誠意”。朱熹認為(wei) ，“正心”如果不“誠意”，這樣的“正心”就不得其正。朱熹引用楊氏的話說：“千變萬(wan) 化，隻說從(cong) 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wei) 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隻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6]200什麽(me) 是“誠”？《中庸》認為(wei) ，“唯天下至誠，為(wei)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yu) 天地參矣。”朱熹解釋說：“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發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6]33又說：“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yu) 善而無自欺也。”（《大學章句》）誠，就是不自欺，不欺人，獨善其身，表裏如一，實事求是。顯然，朱熹的“誠”受到《中庸》的影響。[①]

什麽(me) 是“意”？意，就是內(nei) 心發出來的誠心和正心。就如同《大學》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朱熹解釋說：“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雲(yun) 者，知為(wei) 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wei) 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jue) 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yu) 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wei) 人也。然其實與(yu) 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yu) 此以審其幾焉。”［6]7在朱熹看來，“誠意”是“自修之首”。

不誠，正心就無從(cong) 談起。他說：“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若不誠，則雖外麵為(wei) 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則不得其正，故方可做那正心底工夫。”［2]342在朱熹看來，意誠才能心正。他說：“意誠則心正。”［2]342正心誠意盡管都是人人必須要做到的，而人君首先要做到，“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

君主要怎樣做才能體(ti) 現正心誠意？朱熹認為(wei) ：“蓋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yu)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yan) ，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yu) 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5]680這裏，朱熹的意思是，君主不能憑自己的感情處理政事，而是要端正自己的心態，多聽聽臣下的意見。

朱子認為(wei) ，人君如果不真心誠意，就很容易獨斷專(zhuan) 行，甚至產(chan) 生暴政。朱熹反對君主獨裁和獨斷。宋寧宗沒有做到這點。朱子就當麵指責宋寧宗：“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事台諫，甚者方驟而忽退之，皆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yu) 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yu) 陛下之獨斷。”［5]680朱熹還指責宋孝宗，沒有做到正心誠意，所用非人。他指責宋孝宗的朝廷是，“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7]他對宋光宗說，任用宰相不能憑自己的愛好，要做到正心，不然所用非人。他說：“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5]624如果人君“求適己”而不求“正己”的話，就沒有做到正心誠意。這是人君的失心、失正、失職。朱熹總結說：“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qin)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yi)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wan) 事，將無一物得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5]586

在朱熹看來，人君之忠，最重要的就是要正心誠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人君都要做到。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我們(men) 可以看出，朱熹是反對君主獨裁專(zhuan) 製的。

二、舉(ju) 賢任能

如果說人君“正心誠意”針對的是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修養(yang) ，那麽(me) ，舉(ju) 賢任能，就是君主為(wei) 維護自己的統治而采取的政治措施。這是儒家製度倫(lun) 理的要求，在客觀上有利於(yu) 百姓。

錢穆先生認為(wei) ，中國漢代之前主要是貴族政府，漢代之後平民參政，中國進入平民政府。［8]這大概與(yu) 儒家主張仁政，實行賢人治國思想有關(guan) 。朱熹繼承了這種思想。朱熹的思想博大縝密，他包容匯通了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的思想，又繼承了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同時又在批判道家和佛家的基礎上汲取其思想，最終匯成體(ti) 係龐大的理學思想體(ti) 係。［9]因此，在政治上，朱熹也是主張仁政德治。朱熹說：“為(wei) 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wei) 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zhong) 星北辰。”［2]534還說：“為(wei) 政以德，則無為(wei) 而天下歸之。”［6]53

在朱熹看來，仁政德治的關(guan) 鍵之一就是實行“賢人政治”。“賢人政治”的關(guan) 鍵是舉(ju) 賢任能，而不是如秦代那樣以軍(jun) 功論政績。所以，朱熹認為(wei) ，人君之忠的一種重要體(ti) 現就是舉(ju) 賢任能，不能以軍(jun) 功、爵位等論賞官職。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朱熹在政治上，他是反對君主獨裁或者君主專(zhuan) 製的。［10]因為(wei) ，君主一個(ge) 人無法做到“善治”，隻有通過舉(ju) 賢任能，才能使得中央政府的施政具有政治正確性，老百姓才能安居樂(le) 業(ye) 。朱熹說：“蓋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識，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yu)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5]680他認為(wei) ，人君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要“謀之大臣”，“參之給舍”，這樣才能使中央政令“揚於(yu) 王庭”，“而公行之”。所以，君主要忠於(yu) 自己的職責，就應當舉(ju) 賢任能，不能任人唯親(qin) ，營私舞弊。否則，就是人君的失職，嚴(yan) 重就會(hui) 危及國家統一和社會(hui) 穩定。因此，舉(ju) 賢任能是人君之忠一個(ge) 基本的道德素養(yang) 。這裏朱熹看到了人君舉(ju) 賢任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什麽(me) 樣的人才是賢人能人聖人？朱熹認為(wei) 隻有具備完美的道德人格、博聞強識和深通治國理政之道又仁民愛物之人，才是賢人能人聖人。他在政治上，追求聖人，渴望賢人能人聖人的出現。

在道德修養(yang) 上，聖人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不是每個(ge) 時代都會(hui) 出現的。朱熹說：“聖人萬(wan) 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wei) 聖人。……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為(wei) 聖人。”［2]232隻有舜這樣“完善皆備”的人才是聖人。孔子作為(wei) 儒家的創始人，自己都不敢稱自己是聖人，他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6]110朱熹作為(wei) 理學大師，更加不敢稱自己是聖人了。他晚年（1192年）自稱是“滄州病叟”，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年）他自號為(wei) “遯翁”，足見其小心謹慎的為(wei) 人態度。

在知識方麵，聖人是無所不知的人，深通治國理政，仁民愛物。朱熹說：“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guan) 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ge) 事理會(hui) 不得？”［2]2830還說：“聖人自是多能。”［2]958聖人知識卓絕，溝通天地人，具有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要做聖人，很難。朱熹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yu) 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wei)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2]2611他還無不感歎說：“以某觀之，做個(ge) 聖賢，千難萬(wan) 難。”［2]2784

總之，朱熹認為(wei)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6]99不過，在朱熹看來，聖人雖然很少見，但是我們(men) 可以追求。

但是如果是常人，那就不足以治理國家，參與(yu) 政府。什麽(me) 是常人？朱熹說：“常人終日為(wei) 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2]232常人因為(wei) 受到外在“人欲”、“物欲”、“肉欲”等的誘惑，“終日為(wei) 不善”，隻是自私自利，他們(men) 偶然心生善意，是不足為(wei) 善的。因此，常人進入政府，就很難治理國家。既然聖人少見，常人多見且“終日為(wei) 不善”，所以，隻有賢人能人才是治理政府最好的人選。

什麽(me) 是賢人？朱熹認為(wei) ，賢人是能盡己為(wei) 人、公正廉明、大公無私、忠心愛民之人。他說：賢人“能正己而可畏，……直諒敢言之士，使為(wei) 台諫給舍，以參其議論。……陟罰臧否之柄，常存於(yu) 廊廟，而不出於(yu) 私門。”［6]624賢人是可學而得的人，是後天教育養(yang) 成的，是可以培養(yang) 的。

能人，是賢人的另外一種說法，都是指後天博學有為(wei) 之人。因此，朱熹主張，皇帝盡忠就應當舉(ju) 賢任能。朱熹回答在“當日之治，當以何為(wei) 先？”的問題時就說：“隻是要得人。”［2]2682怎樣才能做到舉(ju) 賢任能？朱熹認為(wei) ，作為(wei) 人君，舉(ju) 賢任能，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人君要有“天下大公”的用人理念。朱熹認為(wei) ，君道是萬(wan) 物之一，也是天理的一種體(ti) 現，自然也是一種“太極”。朱熹說：“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wei) 下民之標準也。”［2]2045-2046還說：“皇，謂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hui) 樞紐。極之為(wei) 義(yi) ，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2]2046人君，是得乎天理，踐履太極，是萬(wan) 民的表率。所以，皇帝要做到“蓋人君以一身為(wei) 至極之標準”［2]2048，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270，同時還要“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2]2048

皇帝是萬(wan) 民的表率，是“純德”的體(ti) 現者，因此，皇帝不能私心自用，要把私心變成天下之公心。朱熹說：“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cong) 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隻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wei) 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隻消用一個(ge) 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台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2]2679皇帝隻要“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wei) 天下之大公”，然後“用一個(ge) 好人作相”，“有一好台諫”，即皇帝舉(ju) 賢任能，就能天下大治。

第二，人君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熹說：用賢人“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2]2649皇帝用人不能出於(yu) 私心，不能總是懷疑能人賢臣的能力和智慧，而要放心大膽讓能人賢臣去做。朱熹說：“本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2]2672

第三，皇帝要做到“克己”私欲。朱熹說：“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為(wei) 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yu) 人欲。故為(wei) 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複於(yu) 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複全於(yu) 我矣。……又言一日克己複禮，則天下之人皆與(yu) 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wei) 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wei) 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6]133皇帝不能為(wei) 所欲為(wei) ，而是要以“存天理，滅人欲”，用道德之心、仁愛之心去選賢任能。朱熹說：“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jian) 好善，‘有言逆於(yu) 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yu) 誌，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hui) 不治！這別無說，從(cong) 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2]2678

總之，朱熹認為(wei) ，天下大治，必在得人。朱熹說：“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2]12760

三、民為(wei) 邦本

如果說正心誠意是人君的個(ge) 體(ti) 修養(yang) ，舉(ju) 賢任能是人君政治統治的措施，那麽(me) ，民為(wei) 邦本是則是政治修養(yang) 的目的和理念。

民為(wei) 邦本，等同於(yu) “民本”。自古以來，中國民本思想就十分豐(feng) 富。最早的《尚書(shu) 》就有許多關(guan) 於(yu) 民本思想的記載。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shu) ·五子之歌》）根據李大釗的考證，“民本”一詞最初是日本學者對“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的翻譯。李大釗說：“民本主義(yi) ，是日本人的譯語，因為(wei) 他們(men) 的國體(ti) 還是君主，所以譯為(wei) ‘民本’，以避‘民主’這個(ge) 名詞，免得與(yu) 他們(men) 的國體(ti) 相抵觸。”［11]也就是說，起初從(cong) 日本傳(chuan) 到中國的“民本”一詞，其實就是“民主”。

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shu) 中，專(zhuan) 門列有“民本的思想”一章，他將“民本主義(yi) ”視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亮點。[②]後來隨著中國學者的研究進步，才對“民主”和“民本”一詞做了區別。學術界大都認為(wei) ，“民本”不等於(yu) “民主”。

筆者認為(wei) ，“民主”和“民本”，有一定區別和聯係。當我們(men) 從(cong) 政治理念上來說，“民本”等同於(yu) “民主”。從(cong) 政治製度、政治程序上來說，“民本”和“民主”具有嚴(yan) 格的區別。現代一些學者批判現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就是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來說的。現代新儒家試圖從(cong) 古代政治資源中，用“民本”思想開出“民主”，最後走進了死胡同。其主要的誤區就是，現代新儒家是想從(cong) 傳(chuan) 統的“民本”的政治理念，開出“民主”的政治製度和政治程序。這是找錯為(wei) 了方向，用錯了地方。打個(ge) 比方說，現代新儒家是用開箱子的“民本”鑰匙用來開“民主”的大門，焉能不失敗？

“民本”是儒家一以貫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民主”是一種政治製度和政治程序。所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上來說，中國古典政治就從(cong) 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民主製度”。既然沒有，就無從(cong) 談“中國古代民主”，所以，古代政治更多地是談其“民本”，因為(wei) 民本是中國古代政治尤其是儒家政治的基石。

張分田教授指出：“‘民本思想’可以作為(wei) 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代名詞。”［12]“甚至可以說，中華帝製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為(wei) 基礎框架而精心構築的龐大的思想體(ti) 係。”［12]1民本思想是打開中國古代政治的一把鑰匙。離開民本思想，中國古典政治理論體(ti) 係大廈就失去賴以依托的根基。這正如張分田教授指出的那樣：“在中國古代，民本思想是全社會(hui) 普遍政治意識。它具有超越學派、超越階層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古今共識、百家共識、大眾(zhong) 共識。民本思想的外延相當寬泛，它幾乎涉及乃至包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所有重要的內(nei) 容，並全麵回答了政治學說所應有關(guan) 注的所有重要層麵的問題。”［12]27

同時，我們(men) 也應當注意到“民本”和“人民”的區別。儒家以“民本”為(wei) 主體(ti) ，但是這種“民本”，還不能理解為(wei) “人民”。盡管儒家也強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但是我們(men) 仍然不能說，儒家的“民本”就是為(wei) “人民”。因此，儒家在要求君主民為(wei) 邦本的時候，堅持的還是“民本”為(wei) 主體(ti) 的。[③]

所以，作為(wei) 新儒學（理學）的最大代表——朱熹，繼承的是儒家傳(chuan) 統，不可能不重視民本思想。很自然，重視民本思想的主體(ti) ，主要是統治者，集中代表就是人君。

在朱熹看來，人君要摒棄私欲，以天下萬(wan) 民的利益為(wei) 重。朱熹說：“‘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cong) 和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隻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wei) 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摒去。’”［2]2679人君修德的目的，就是要以“天下之大公”，要“將一切私底意盡摒去”，這樣才能算是有德之君。換言之，在朱熹看來，民為(wei) 邦本才是人君的最終目的。朱熹說：“天下之務莫大於(yu) 恤民。”［7]12753

朱熹認為(wei) ，君主是否重視民本，是國家存亡的關(guan) 鍵。朱熹說：“以民為(wei) 本，社稷亦為(wei) 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yu) 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6]375因此，君主要時時以天下事為(wei) 念。朱熹說：“今日之事，第一是勸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wei) 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5]1262

在朱熹看來，對於(yu) 君主來說，天下最重要的事就是重視民本。朱熹說：“天下之務莫大於(yu) 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dang) 反側(ce) 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qin) 賢臣，遠小人，講明義(yi) 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7]12753-12754朱熹還多次說到“王道以得民心為(wei) 本”，“平易近民，為(wei) 政之本”［2]2689。有時候，朱熹還把君主重視民本，看做是“天命”的必然性，也是君主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依據。朱熹在《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解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的時候，就說：“言周雖後稷以來，舊為(wei) 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6]259由此可知，朱熹對人君重視民本提出很高的要求。

那麽(me) ，君主如何才能做到民為(wei) 邦本？養(yang) 民是關(guan) 鍵。

朱熹認為(wei) ，養(yang) 民就應當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提高農(nong) 民的收入。朱熹說：“生民之本，足食為(wei) 先，是以國家務農(nong) 重穀。”［5]4624朱熹認為(wei) ，“民富”是“君富”和“國富”的根本。他說：“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6]136-137

要增加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土地的耕種和荒地的開墾，是最基本的。朱熹認為(wei) ，州縣的守卒都應當以勸農(nong) 為(wei) 職。他說：“國家務農(nong) 重穀，使凡州縣守卒皆以勸農(nong) 為(wei) 職。”［5]4624對開墾的土地，應當免征三年的稅收。同時，要遵守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自然規律，使民以時。他說：“農(nong) 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xing) 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6]203當然，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還包括興(xing) 修水利、減免苛捐雜稅、創建社倉(cang) 扶貧賑災等措施。

一言以蔽之，朱熹的民本思想內(nei) 容極為(wei) 豐(feng) 富。他在上皇帝書(shu) 中多次提到，要人君要重視民本。所以，金耀基先生這樣說：“新儒家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本思想之最高覺醒與(yu) 表現，從(cong) 這個(ge) 觀點去看，宋代亦可以說是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13]

總之，朱熹要求人君正心誠意，是從(cong) 人君道德修養(yang) 的角度來分析，舉(ju) 賢任能則是從(cong) 製度倫(lun) 理的角度來類分析，以便保證人君忠德的貫徹執行，而要求人君民為(wei) 邦本是從(cong) 政權合法性、合理性和目的性的角度來分析。其人君之忠具有豐(feng) 富的內(nei) 涵，對後世儒家忠德思想的發展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夢生.左傳(chuan) 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7.

［2]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101.

［3]陳侃理.儒學、數術語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68.

［4]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124.

［5]朱熹.朱子全書(shu)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618.

［6]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3:8.

［7]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12760.

［8]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6：128.

［9]錢穆.中國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87.

［10]江榮海.儒家不主張君主獨裁專(zhuan) 製［C].江榮海主編.傳(chuan) 統的拷問：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3-29.

［11]龍念.朱子學研究（2008年卷）［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12.

［12]張分田.民本思想與(yu) 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上）［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1.

［13]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42.

注釋：

[①]其實，受到《中庸》“誠”的影響在先秦就存在，荀子就是典型。荀子認為(wei) ，“誠”是一種悄然無形的又化育萬(wan) 物的盛德。他說：“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yi) 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xing) ，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qin) ，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wei) 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yu) 心，見於(yu) 色，出於(yu) 言，民猶若未從(cong) 也，雖從(cong) 必疑。天地為(wei) 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wan) 物；聖人為(wei) 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wan) 民；父子為(wei) 親(qin) 矣，不誠則疏；君上為(wei) 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後來的《文子·精誠》篇，對“誠”也作了發揮，認為(wei)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yu) 內(nei) ，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②]關(guan) 於(yu) “民本”和“民主”的區別，張分田教授著的《民本思想與(yu) 中國古代統治思想》（上）（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充分的討論。

[③]金耀基先生在《中國民本思想史》一書(shu) 中說，蕭公權先生是強調儒家以人民為(wei) 政治之本體(ti) ，法家以君主為(wei) 政治之本體(ti)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1頁注釋22）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