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汪暉抄襲門”當事人接受本報專訪：不回應是坦蕩麵對學術批判

● 韓詠紅　報道聯合早報北京特派員

（2010-08-02）

　　沸沸揚揚的“汪暉抄襲門”已在中國輿論界裏延燒了四個月。從清華大學教授汪暉22年前的博士論文是否抄襲他人作品的具體質疑，“抄襲門”最終演變成聲勢浩大、中國內外160多名學者卷入的公共話題。

　　直到最近中國媒體上還持續有相關報道，支持與反對成立學術調查委員會徹查汪暉抄襲嫌疑的雙方各執一詞。在爭議中，中國學術界的學風爭議、左右學派矛盾也被猛烈掀開，諸如“學術腐敗”、“媒體暴力”等用詞凸顯了爭議的激烈。雖然關於“抄襲門”的評論已超過數十萬字，但與此同時，事件所交織的學術規範的時代性、學術誠信與學派之爭等問題，海外學者接獲匿名信的謎團，又讓事件更顯罕見與複雜。

　　7月中旬，保持了長時間緘默的汪暉在北京寓所接受本報專訪，這是他自3月底做出“希望學術界自己澄清”的簡短表態後，第一次對抄襲指控作出直接回應，敘述他所經曆的事件過程。曆時兩個多小時的訪談裏，汪暉語調平緩，但當涉及具體過程尤其是媒體的角色時，他的強烈不滿清晰可察。

　　至今“抄襲門”的起源中國輿論界中恐怕已無人不知：今年3月，文藝理論研究刊物《文藝研究》刊出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王彬彬長文，引述例子指汪暉1988年的博士論文兼成名作《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多處抄襲了李澤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學者的專著。

　　《文藝研究》是學術刊物，隨著新聞媒體的報道，抄襲事件以醒目的姿態走進大眾視野。3月25日，在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南方周末》以及北京《京華時報》同一天分別以全文轉載和摘錄的方式，報道了王彬彬對汪暉抄襲的指控。《京華時報》同時采訪了魯迅研究權威錢理群以及汪暉本人，得到汪暉的簡短回應：他在國外，尚未讀到王彬彬文章，手頭也沒自己20多年前的著作，很希望此事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據汪暉透露，該期《文藝研究》出版前他已獲友人告知王彬彬的文章要發表。他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托人找《文藝研究》主編要求看文章並同時作出回應，遭到了拒絕。《文藝研究》麵市後，《南方周末》與《京華時報》針對抄襲事件的報道幾乎在同一時間見報了。

　　此後，“抄襲門”迅速上升為輿論熱點，報道在大量網站上被轉引轉貼，多家平麵媒體跟進報道。在第一時間內，輿論界就出現“挺汪”與“倒汪”兩種聲音的對峙。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錢理群、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京華表示對“抄襲說”的質疑，他們基本都認為《反抗絕望》被指出的多數為引文不規範的技術問題，與具有道德內涵的剽竊、抄襲是不同概念。學者鍾彪與三聯書店學術編輯部主任舒煒則發表了兩篇反駁王彬彬的分析長文。

　　另一方麵，北大哲學社會科學教授、也是當年《反抗絕望》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的嚴家炎則對《中國青年報》說，王彬彬對汪暉的批評“有點誇張”，但“覺得王彬彬先生有些地方引出來的文字，看上去確有根據”，對汪暉而言是“硬傷”。他認為，雖然事過20年，討論這類問題對於純潔中國學風有好處與必要性。

　　談到此，汪暉強調：《南方周末》在3月25日與4月8日兩次大版麵地報道“抄襲門”，過程中全沒有聯係他。舒煒的8000多字長文最初投遞給《南方周末》，卻被告知最早兩周後才可能刊登，而且要做大幅刪節。舒煒最後將稿件轉投《北京青年報》，在4月3日刊出。

　　4月13日，《南方周末》編輯劉小磊電郵汪暉，表示“王彬彬文章確有不夠穩妥之處，想聽聽他的意見”。但汪暉認為，如果明知王彬彬文章有問題，媒體就應該為之前的嚴重指控，包括編者按語和小標題公開道歉。在汪暉準備回複的同時，4月14日，他被告知劉小磊群發郵件附清華大學公示獲政府特殊津貼名單，情勢看來是向清華大學施壓質疑汪暉入列，汪暉對該媒體的公正性與動機產生了強烈懷疑，他沒有回應劉小磊，這也成為在抄襲爭議中《南方周末》與他的唯一一次聯係。

　　受訪時，汪暉總結他這一階段的回應方式：“作為學者，我反對學術不端行為，也倡導學者應該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因此作為當事人，在麵對學術批評和指控的時候，最坦蕩的態度就是平心麵對學術界的評判。學術共同體的判斷是最終的，個人辯解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如果有錯就得承認，如果舉報不實，學術界也會有公論。”

　　他提出，鍾彪、舒煒以逐條分析的方式澄清事實，但在媒體中沒有受到重視。他又補充說，3月下旬，《中國青年報》記者寫信要求采訪，他建議該報暫緩報道，表示願意在回國後與該報記者逐一核對原文，做出全麵的回應，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和混亂，但媒體不願意等待。

　　汪暉在4月11日回國後，將有關資料交給有關方麵進行核查。他認為隻有通過對相關規章、法律的研究，以及細致的查證，才能說明問題。

“抄襲門”第二波高潮

　　6月初，“抄襲門”隨著海外學者的介入進入第二波高潮，事態進一步升級，要求清華大學針對汪暉“抄襲事件”進行調查，以及反對成立調查委員會的兩個陣營，以公開信形式對峙，一場牽扯國內外學界的爭論從汪暉是否抄襲的問題上引爆。

　　美國華裔學者、中國現代思想史專家林毓生6月初到中國參加學術交流期間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對“抄襲事件”做出了又一次重磅火力的批評。

　　他引用王彬彬文章的指控，指汪暉博士論文有些地方“確實可以說是抄襲”，如果不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之後要根據鑒定的確實證據作出停薪、停職或撤職的決定），清華大學校長應該下台。

　　不太久後，60多名國內學者連署清華大學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聯署信7月7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而與之對陣的，是90多名海外學者、汪暉的作品譯者與學術合作者聯署清華，表示他們當中每位譯者都檢查並且複查了他們翻譯過的、長達30年時間跨度中的汪暉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參考書目的注釋，“無論根據多寬泛的抄襲定義”，沒有一人發現有任何剽竊的現象。

　　海外學者聯署信的突出態度，是“聲援正在被大眾傳媒攻擊的汪暉教授”，海外學者聯署信的發起人、美國萊斯大學曆史係教授白露（Tani E. Barlow）和紐約大學曆史係與東亞研究副教授卡爾（Rebecca Karl）接受本報電郵訪問時表示，他們從3月開始關注汪暉被指抄襲的問題，他們以及其他學者連續收到指控汪暉的匿名信，到後來林毓生的介入，引起他們對事件的狐疑。

　　卡爾表示，他們原來並不願意在公開媒體上討論這個問題，信早已在6月上旬郵寄給清華大學，後來信的內容泄露了出去，他們才決定將信完全公開。她也表示譴責媒體“在冷靜的學術討論上造成敵對氛圍的作用”，也譴責由激烈爭議所引發的、不斷針對汪暉以及其他人的敵意。

　　實際上，林毓生6月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也提到了中國學術界的分裂現象。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80年代中漸漸形成要走向憲政民主的基本共識：“但很不幸，政治力量影響下，知識界在90年代分裂了，有的人繼續走這種路，但有的就覺得西方也腐化，也有利益團體，不一定接受西方的憲政民主，新左派汪暉公開說毛澤東時代民主才是真民主，已經是非常嚴重的分裂。”（專訪問答及相關人物回應刊下頁）

------------------------------------------------------------------------

汪暉回答本報記者：“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2010-08-02）

“汪暉抄襲門”話題

　　問：您自己如何回應關於“抄襲”的批評？為什麽至今不公開回應？

　　答：關於對我的所謂“抄襲”的批評，將會有專門的調查報告出來。

　　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是要認定抄襲的標準，其次是要認定抄襲的事實；前者需要研究相關的規章、法律，後者需要以文本為據，詳細比對和研究各條指控。很不幸，雖然媒體就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累積了數十萬字，但在抄襲標準和事實認定方麵的討論卻很少見。

　　坦白地說，我在閱讀了王彬彬文章後，的確感到很驚訝。根據研究，王文對於《反抗絕望》的指控共計十條，其中六條原著提供了注釋，但他忽略或掩蓋這些注釋，或者將所謂參見式注釋曲解為抄襲。這些做法隻要稍加核查就可以發現。有兩處原著提供注釋，但重版時由於編輯分段，而將原注釋與分段後的引文脫節，但注釋仍然存在，屬於技術性的失誤。另外的例子則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來指控，有很強的隨意性。

　　我對《文藝研究》和《南方周末》的主要意見是：在發表這類文章時為什麽在發表之前不與當事人核實，在發表之後又以各種方式拖延發表不同意見？

　　《反抗絕望》是22年前的著作，就像許多著作一樣，存在一些缺點、疏漏，有些是當時的學術和出版慣例造成的，有些是校訂和寫作中的問題，在重版中未能加以糾正；重版過程中，由於校訂不細，還造成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前麵提及的由於分段而造成的脫注現象。

　　如果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和批評，我不但願意接受，而且一定持歡迎態度，並在再版時吸納這些意見。但這些疏失與抄襲、剽竊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刻意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用莫須有的定義對早期作品進行攻擊和構陷，就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了。

　　我至今沒有看到對於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傷害。

　　這類問題在媒體中很難說明，應該由學術共同體來澄清，作者個人可以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由於這些指控涉及20多年前的著述，也需要從當時的學術規範出發研究相關的例證，才能全麵客觀地說明問題。4月回國後，我將相關資料交給專門研究和處理著作權問題的法律機構進行研究。相比於在媒體中炒作，我覺得隻有對相關法律、規章進行研究，對具體指控進行核實，才能有助於澄清問題。

問：您如何看待學術規範問題？

答：學術規範問題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也有其複雜性，離開曆史的脈絡和學科格局的發展，按照現在的規範對以往的論著加以判斷往往會造成很大問題。以注釋的體例而言，不同的領域與時期有不同的學術慣例，引注的嚴格性方麵也會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曆史條件的約束和一些出版慣例。八十年代當然是有學術規範的，但由於時代氛圍不同，整個學術風格與今天不一樣。這隻要拿當時的一些代表性著作與今天的著作做個對比就很容易了解。

　　中國對學術規範問題的討論始於20年前《學人》叢刊創刊之際。我是這場討論的親曆者和推動者之一。在倡導學術史和學術規範的過程中，我和我周圍的朋友們曾對我們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學術方式做過深入的自我批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不拒絕批判和自我批判——但這個批判應該是真正的學術批判，也應該是從曆史的觀點展開的學術批評。

問：您對這次爭論的評價？

答：在今天中國社會的大轉變中，有爭論是好事情，但如果為了達到打倒論敵而采取捏造證據、向國內或國外大規模寄送匿名信等方式，這樣的爭論就會走向反麵。如果媒體以學術規範的名義展開批評，那麽至少自己也應該遵守基本規範；如果媒體工作者一麵發表單方麵的觀點，另一麵又參與組織針對某個作者的社會動員，你就很難信任這樣的媒體。

　　林毓生先生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本是很好的事情，但他不做核查，以不實的例證作為指控的根據，就不合乎規範。他對我的思想觀點展開批評，我也很歡迎，但他既沒有引證，也沒有上下文的關聯，近於無的放矢。以這種方式在大眾傳媒中發言除了起到“動員”作用外，很難引起有意義的爭論。

【汪暉】我從不拒絕真正的學術批判！

汪暉

作者文集更多

微信公眾號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