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晉之際經學的繼承與(yu) 發展

作者：張寅瀟（華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廿九日癸酉

          耶穌2018年10月8日

關(guan) 鍵詞：經學;漢晉之際;今古文

在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中，魏晉經學一貫被視為(wei) “中衰時代”。然而，漢晉之際的經學較之兩(liang) 漢雖有一定程度的衰微，但如果從(cong) 中國經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漢末三國經學上承兩(liang) 漢經學之餘(yu) 緒，下開兩(liang) 晉南北朝經學之先河，是兩(liang) 漢經學向魏晉南北朝經學過渡的中心環節，在中國經學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

兩(liang) 漢昌盛與(yu) 今古文之爭(zheng)

“經”字本指“織之縱絲(si) ”，後引申為(wei) 書(shu) 籍之稱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zheng) 鳴，諸子皆有經，但在諸多“經”書(shu) 中最為(wei) 知名的當屬儒家學派的“六經”——《詩》《書(shu) 》《禮》《易》《樂(le) 》《春秋》；然而此時的“經”尚未專(zhuan) 屬儒家。直到西漢中期，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儒士把《春秋》經與(yu) “五行”學說相結合，後又經過不少儒家學者的充實和完善，才形成了一個(ge) 相對完整的經學思想體(ti) 係。這個(ge) 體(ti) 係提供了一種思維模式和理論形態，適應了大一統國家的需要，並在之後兩(liang) 千多年的古代社會(hui) 中發揮著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從(cong) 此以“經學”為(wei) 主體(ti) 的儒學也得以超脫於(yu) 其他諸子而受到獨尊。在經學內(nei) 部，這種強調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的今文經學便成為(wei) 漢代經學的主流學派，西漢所立博士全為(wei) 今文經學，東(dong)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shu)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yan) 、顏，凡十四博士”。這14家今文博士的設置，標誌著今文經學達到了繁盛的階段。

西漢末年，劉歆在整理內(nei) 朝秘府藏書(shu) 時發現了《古文尚書(shu) 》《周官》等一些古文典籍，由於(yu) 這些典籍是用古籀文之類的先秦文字寫(xie) 成的，故稱之為(wei) “古文”經，而與(yu) 之相對應的“今文”經則是用漢代通行隸書(shu) 書(shu) 寫(xie) 的典籍。今古文經本來隻是文字、篇目的一些差異，但後來卻在對孔子和六經的看法、依據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原則等方麵衍生出諸多分歧，兩(liang) 大學派互相攻訐，水火不容。古文經學雖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在東(dong) 漢時期一直以“私學”的形態發展著，湧現出諸如鄭興(xing) 鄭眾(zhong) 父子、賈逵、服虔和馬融等大批卓然有成的學者。古文經學對現實政治的依附性較小，其學者大多又能博通群經；立於(yu) 官學的今文經學卻受限於(yu) 嚴(yan) 格的師法而開始沒落，可稱述者隻何休一人。何休好《公羊》學，除《春秋公羊解詁》之外，還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等，而古文經學大師鄭玄則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何休。古文經學逐漸取代今文經學成為(wei) 經學在民間的主流學派。

漢末喪(sang) 亂(luan) 與(yu) 荊州學派

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yi) 爆發，東(dong) 漢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之後董卓作亂(luan) ，軍(jun) 閥割據，兩(liang) 漢盛行的傳(chuan) 統經學已經不能適應時勢的變化，道、法諸家趁機興(xing) 起，試圖為(wei) 統治者創建一種新型的理論體(ti) 係，用以代替西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從(cong) 而達到變亂(luan) 為(wei) 治的目的，其中以太平道起事的張角和信奉五鬥米教的張魯是典型的代表。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在漢末喪(sang) 亂(luan) 之際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張角在全國發展了幾十萬(wan) 信徒，張魯也在漢中成立獨立王國。雖然後來張角、張魯相繼覆滅，但道家思想卻在魏晉時期繼續發展壯大，並對玄學的興(xing) 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兩(liang) 漢一度被壓製的法家學派也在漢末得以抬頭。曹操“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很大。諸葛亮治蜀期間也崇尚嚴(yan) 刑峻法，斬馬謖、廢李嚴(yan) ，“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qin) 必罰”。

同時，無論今文經學還是古文經學，其自身的流弊也逐漸顯露出來，傳(chuan) 統經學日益陷入支離蔓衍、瑣碎繁雜的泥潭之中，麵臨(lin) 著亟須整改的嚴(yan) 峻局麵。經學內(nei) 部各學派間的壁壘漸漸被打破，“家法”變得不再那麽(me) 嚴(yan) 格，以鄭玄為(wei) 代表的“通學”興(xing) 起，學者不再嚴(yan) 守一經，而是博通今古、兼習(xi) 數經。另外，由於(yu) 中原戰亂(luan) ，太學教育幾近停滯，官學的衰弱反而在客觀上刺激了家學、私學的興(xing) 起。許多士人流寓偏遠地區，開堂講經，教授子弟，逐漸形成了荊州、交州、遼東(dong) 等幾個(ge) 區域性的學術中心，它們(men) 與(yu) 中原、巴蜀、江東(dong) 等地共同構成了漢末經學的整體(ti) 布局。這些不同地域的割據政權統治者大多重視儒學，廣招賢士，希冀這些文化精英可以重建儒學體(ti) 係以鞏固他們(men) 的統治。這也在客觀上推動了經學在各地的推廣與(yu) 普及，為(wei) 之後的西晉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其中，以劉表、宋衷等人為(wei) 代表的荊州學派改寫(xie) 《五經章句》，刪繁就簡、刈除煩重，“謂之後定”，對“義(yi) 理”這種更為(wei) 簡潔明快的新型解經方式進行了初步嚐試，是由舊學向新學過渡的典型代表，對之後經學的發展以及魏晉玄學的興(xing) 起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三國初建與(yu) 鄭王之爭(zheng)

漢末紛爭(zheng) 的局麵一直持續到獻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戰敗，劉備勢力迅速崛起，軍(jun) 閥混戰漸次轉變為(wei) 魏、蜀、吳三國鼎立。220年，曹丕篡漢，建立魏國。次年劉備在成都登基。229年，孫權也隨之稱帝。中國曆史從(cong) 此進入三分天下的時代。而隨著各國政權的穩定，儒學的恢複也逐漸被提上日程。魏、蜀、吳三國都在積極招攬人才，力圖複興(xing) 經學，其中又以曹魏的成就最為(wei) 明顯。先前流寓到各地的士人漸漸回歸，為(wei) 各國儒學的恢複與(yu) 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研習(xi) 新學的荊州學派傳(chuan) 人也為(wei) 新生國家帶去新的學說，為(wei) 之後玄學的興(xing) 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外，王肅的出現也使經學內(nei) 部分裂成鄭、王兩(liang) 派。此後，“鄭王之爭(zheng) ”在經學史上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

而蜀國和吳國因為(wei) 地處偏遠，受中原學術和思想氛圍影響較小，故其經學仍大體(ti) 沿襲東(dong) 漢之舊。其中蜀漢經學主要受兩(liang) 漢巴蜀經學和荊州學派的影響，一方麵修習(xi) 官師之學，如董扶善《歐陽尚書(shu) 》、張裔治《公羊春秋》、杜瓊著《歐陽章句》、孟光好《公羊春秋》；另一方麵，一些學者也開始研習(xi) 古文經學，如許慈善鄭氏學、博通五經，來敏善《左氏春秋》，文立治毛詩、三禮，而“耽古篤學”的譙周更是研究六經，成為(wei) 蜀漢經學之佼佼者。除了兼容並包，蜀國經學還有崇尚陰陽、讖緯之學的特點，如任安“究極圖讖”、譙周“兼通圖讖”。吳國經學也承繼兩(liang) 漢餘(yu) 緒，有治今文經者如虞翻、陸績，也有治古文經者如張昭、潘濬，還有兼治今文和古文者，如張紘、薛綜。與(yu) 魏、蜀不同的是，孫吳統治者出身寒門，因而，吳國直到永安元年（258）才下詔設置博士，然其時離被滅已不遠，且孫皓當政後殘暴不仁，遑論經學建設，故東(dong) 吳經學之發展實賴虞翻等大儒興(xing) 辦私學的推動。

西晉一統與(yu) 正始玄學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奪取曹魏政權。263年，司馬昭出兵滅蜀。265年,司馬炎廢曹奐，建立晉朝，東(dong) 吳則在280年被滅。至此，三國時代結束。在這段時期內(nei) ，蜀、吳兩(liang) 國的經學沒有太大變化，但中原經學卻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一方麵，鄭學與(yu) 王學的鬥爭(zheng) 仍在繼續。這種對峙的局麵到司馬炎即位之時有所改變，由於(yu) 王肅的特殊身份，使得王學在晉初被立於(yu) 學官，取得暫時性的勝利。西晉初年，杜預的《春秋左傳(chuan) 集解》是自漢魏以來《左傳(chuan) 》學的一次大規模總結，後來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中。為(wei) 了重振儒學，魏國在正始年間刻立了“三體(ti) 石經”，首次從(cong) 官方的角度對古文經的地位予以承認，同時將經文用石刻的方式記錄下來，對經學的恢複和發展以及後世的研究都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

另一方麵，由於(yu) 正始年間何晏、王弼等人的出現，魏晉的學術界風向為(wei) 之大變。他們(men) 拋開漢儒尋章摘句的解經方式，采用義(yi) 理的新方式來解釋經典，分別撰寫(xie) 了《論語集解》《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在魏晉的學術界提倡玄學，開一時之風氣。

儒、玄兩(liang) 派由對抗到交融的最終結果是玄學消亡，儒學在經曆了玄學化的過程後，反而獲得了新生。兩(liang) 漢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經學在漢晉之際雖然遭到道、法諸家以及玄學的猛烈衝(chong) 擊，但並未就此消亡，相反，卻能不斷吸收其他學術流派的精華，用以充實、改造自身，最終完成儒學的玄學化，使自己更好地適應時勢的發展。漢晉之際的經學不僅(jin) 僅(jin) 是對兩(liang) 漢傳(chuan) 統經學的批判與(yu) 繼承，更是對其不完善之處進行的改進與(yu) 修正，為(wei) 之後南北朝、隋唐經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wei) 中國經學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唐初孔穎達主持編訂的《五經正義(yi) 》正是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兩(liang) 漢、魏晉以來的解經成果，形成了清代《十三經注疏》的雛形。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