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的兩(liang) 期《儒家郵報》中都把不小的篇幅給予了汪暉和朱學勤的“抄襲”事件。從(cong) 揭發者拿出的揭發證據看，兩(liang) 人二十來年前發表的被指責的著作，確實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即行文中引用了原創者的思想和文字，卻沒有明確地告知讀者，這些思想和表述的原創者是誰，至少存在著一種模棱兩(liang) 可，讓讀者有意無意地會(hui) 誤以為(wei) 這是拷貝者的原創。這裏麵存在著拷貝者對於(yu) 自己的學術研究不夠負責的態度問題，也存在著對於(yu) 讀者不夠負責的問題。

我有些很即興(xing) 的感想。

首先，我佩服揭發者個(ge) 人表現出來的眼裏攙不得沙子的認真和執著。這樣一種通過細密的考證、對比，對一些知名學者的論著中屬於(yu) “拷貝”的部分，給它認真地發現出來，那是需要精力和時間的。如果中國學界有一批人被組織起來，專(zhuan) 門監督知名學者的論著中有沒有這類本屬“拷貝”卻含糊其詞地將其歸在自己思想名下的紕漏，那我們(men) 的知名學者們(men) 學問上會(hui) 嚴(yan) 謹起來，人品操守上也會(hui) 變得更好。據我所知，我們(men) 一直有一批被組織起來的“書(shu) 報檢察官”負責一些人文社科知名刊物的“政治把關(guan) ”。期待發表的文章在刊物的責任編輯做過了他們(men) 的編輯工作之後，在發表出來之前，會(hui) 經過這些“檢察官”審核的環節，以至於(yu) 不止一位編輯跟我說過這樣的話：“把你想寫(xie) 的無保留地先寫(xie) 出來，之後我來幫你打磨掉那些影響發表的內(nei) 容。”不過，這種發表之前的政治把關(guan) ，正處於(yu) 無可挽回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過程中，學術自由的話語空間其實一直就在不斷地擴張著。教育部去年6月頒布的那個(ge) 《高校人文社會(hui) 科學學術規範指南》已經白紙黑字赫赫然地印出來了“保護學術自由”，“堅持學術研究無禁區”。如果現存的為(wei) 權力服務的“書(shu) 報檢察官”製度被為(wei) 學術打假的“論著製假販假監督者”製度取代，我會(hui) 舉(ju) 雙手讚成給稱職的“監督者”高額報酬，因為(wei) 這個(ge) 工作絕不是一件輕鬆的簡單勞動，對其學術專(zhuan) 業(ye) 素質的要求與(yu) 現在對“政治把關(guan) 者”所具有的學術專(zhuan) 業(ye) 素質來，幾乎沒有可比性。隻是這種“監督者”的學養(yang) 要求太高了，高到了沒有可行性的地步。

其次，我認為(wei) 被揭發出“抄襲”問題來的學者的正確態度，是根本不用為(wei) 自己作任何辯解，自己的委屈，自己心裏的種種苦水，都咽下去，就是坦率而真誠地檢討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檢討由於(yu) 自己的過失或不負責任，使讀者，特別是研究者類型的讀者在再行引用時會(hui) 受到誤導。

這個(ge) 問題上，為(wei) 了方便，我把我自己當作一個(ge) 可借鑒的榜樣吧。

2006年由我翻譯的美國天普大學斯維德勒教授所著《全球對話的時代》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shu) 我在翻譯它的過程中，學到很多過去一無所知，但卻非常重要的東(dong) 西，所以，翻譯所經曆的困難與(yu) 我得到的收獲相比，已經變得不值一提。我這裏的意思不是說翻譯遇到的困難小，而是強調得到的收獲更大。但是，我在翻譯這本書(shu) 的時候，對於(yu) 宗教學、宗教哲學是“文盲”程度――表現在許多宗教學方麵的中文專(zhuan) 有名詞，許多西方著名宗教哲學家已經有的中文名字，我都不了解，這種學養(yang) 的問題導致了我的翻譯的硬傷(shang) 。

這本書(shu) 出版後，我按照作者提供的他想送的中國學者的名單一一寄送。其中也有著名的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在當年8月於(yu) 韓國漢城舉(ju) 行的第26屆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hui) 上以“對於(yu) 《全球對話的時代》的響應”為(wei) 題作基調演講，演講稿長達1萬(wan) 2千餘(yu) 字。他不但在演講中認真地指出：“譯者不熟諳東(dong) 方哲學慣用的術語與(yu) 人名，也造成了額外的障礙。”而且在文章的注釋6中，詳細舉(ju) 例，一條條地指正了我翻譯的錯誤。並在9月8日給我的郵件中說：“我覺得你選擇這部書(shu) 很有眼光，可惜譯文錯誤太多，盼盡快做出更正。”

由於(yu) 《全球對話的時代》中文版暫不可能推出新版，為(wei) 了能在一定程度上補我錯譯之過，我在征得了劉述先教授授權的情況下，將他演講稿中的注釋6原封不動地錄下，以“劉述先回應《全球對話的時代》”為(wei) 題發表在2006年10月12日上海《社會(hui) 科學報》上。

由於(yu) 篇幅關(guan) 係，我文中簡要介紹的劉述先演講的內(nei) 容，發表時刪掉了，我向讀者道歉的話也刪掉了。登出來的是如下的內(nei) 容：

我把劉利華譯：《全球對話的時代》（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二○○六）全書(shu) 很快地通讀一過，發覺譯者對於(yu) 斯維德勒的思想脈絡和問題有大體(ti) 的掌握，已屬難能可貴。可惜譯者的專(zhuan) 業(ye) 不是漢學與(yu) 中國哲學，常識不夠廣博，又不肯向人請教，以至未用一些慣用的譯名，甚至有些錯誤，不免令人感到遺憾，盼再版能夠改正過來。舉(ju) 例說，頁38日本禪佛的宗派如Rinzai（臨(lin) 濟）、Soto（曹洞），概念如Anicca（無常），沒有譯出來。頁86 Jungians譯為(wei) 「支持易雍的人們(men) 」，其實應作「榮格（Jung，著名心理分析學者）的追隨者」。頁149 Maimonides譯為(wei) 「麥諾尼德斯」，這位大師的名字沒有「諾」音，顯係誤譯。頁207，「沒有屬性的Nirguna婆羅門」，婆羅門一般指種姓階級，此處指本體(ti) ，應譯為(wei) 「梵」。Advaita應譯為(wei) 「不二」，注文Tillich名著Courage To Be譯為(wei) 《是的勇氣》，當作《生存的勇氣》。頁210 Avidya譯為(wei) 「無知」，當作「無明」。頁211第六種體(ti) 係未附原文，譯為(wei) 「吠陀哲學」，我猜想是Vedanta（吠檀多），當係誤譯。頁216未譯anatta（無我）。最糟糕的是華裔學者與(yu) 漢學家習(xi) 用的中文名，疏失連連，甚為(wei) 可憾。Julia Ching是秦家懿，誤作秦「嘉」懿。頁229 Neville的中文名是「南樂(le) 山」，Berthrong是「白詩朗」，這是他們(men) 自己取的名字。注1林何是「賀麟」，Wing-tsit Chan是「陳榮捷」，亂(luan) 譯不如不譯。Umberto Bresciani的中文名是「白安理」。他把業(ye) 師方東(dong) 美歸於(yu) 第二代是錯誤的，東(dong) 美師教過唐君毅先生（與(yu) 牟宗三先生同生於(yu) 一九○九年），他不可能與(yu) 牟先生同輩，譯注應加說明。頁231，de Bary慣常的譯名是「狄百瑞」，Legge是「理雅各」，Pfister自己取的中文名是「費樂(le) 仁」。頁233〈中國文化與(yu) 世界宣言〉由港、台、海外的四位學者簽署，不能說是「在台灣的新儒家」；注Carsun Chang的中文名是張君勱。頁250日本學者Masao Abe的名字是「阿部?正雄」。頁374注1清華的錢遜誤作錢迅。頁321應當作「世界宗教會(hui) 」，不是「世界宗教（議）會(hui) 」。最後佛教的三身，一般謂「法身」、「化身」、「報身」，書(shu) 中有時說「應身」，或者無妨，但至少前後要自圓一致，而我發現頁256/372就有不同的說法。最離譜的是，頁210商羯羅的生卒年（788-820）誤為(wei) 公元前。校對也不夠好，有一些錯字。用嚴(yan) 格學術標準，像這樣的譯作是通不過的。作為(wei) 一般讀物，可以啟發思想，隻有勉強接受，希望在將來能夠提升到較高的水平。順便一提，我反對大陸流行翻譯腳注中的書(shu) 名和出版者的做法。這樣做會(hui) 造成無法還原到原出處的惡果，失去了腳注本來的目的與(yu) 功效。為(wei) 了幫助不諳英文的讀者，即使翻譯，也得保留原出處，以便查究之用。以下凡出處見此書(shu) 者，不煩備載。（涉及我的翻譯錯誤的引文完。）

我們(men) 中國人有一句非常好非常包容也非常正確的話，叫作“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還有一句同樣好，同樣開放，同樣正確的話，叫作“活到老，學到老。”人有了過錯，最好的對待，就是把自己的錯誤承認下來，把自己該負的責任擔當下來，把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盡可能地減少下來。承認錯誤很難嗎？認錯是犯錯後最簡便、效果也最好的下台階。比文過飾非、無理狡三分、死要麵子活受罪，硬撐著，用一套話來圓一個(ge) 謊，再用十套話來圓這套話，不是要容易很多嗎？在我的翻譯錯誤中，最可笑的簡單錯誤就是把我所熟知的著名的黑格爾研究專(zhuan) 家，北京大學賀麟教授的名字譯成了“何林”。其次是把“榮格的追隨者”譯成“支持易雍的人們(men) ”――這是當時我使用的“讀寫(xie) 通”電子詞典提供的翻譯，我連想都沒想電子詞典會(hui) 出錯就用上了。把自己這些愚蠢的錯誤通過報紙捅出去，怎麽(me) 說也還是有些丟(diu) 人的。但是丟(diu) 人的原因是自己水平低，丟(diu) 人也不能誤導讀者，丟(diu) 人也要對讀者負責。在這樣的責任心下，丟(diu) 人不是第一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減少錯誤的影響範圍和程度。這第二層意思是想告訴汪暉和朱學勤二先生，誠懇地向讀者簡單地表白一下：“知錯了”，甚至哪怕是，“感謝關(guan) 注，我會(hui) 有的改之，無的加勉”，都比一定要堅持“還我清白”更為(wei) 人我兩(liang) 利。

第三，我們(men) 學界的注意力不要太受這種著名學者的“抄襲”錯誤的牽扯。我們(men) 有許多比這嚴(yan) 重得多的問題需要關(guan) 注。汪、朱二學者，就算是有這樣那樣的過失，他們(men) 也畢竟是中國當今為(wei) 數不多的有獨到見解的學者。就算是20年前留下的有些瑕疵的著作，也起到了開辟話語空間的作用，也作出了不盲目地跟著霸權的然而卻是錯誤的國家意識形態跑的獨立自主的學者榜樣。依我的鮮明的普世主義(yi) 立場來看，在學術觀點上，我個(ge) 人更傾(qing) 向於(yu) 朱學勤先生，因他是普世主義(yi) 的。但是，他們(men) 兩(liang) 位畢竟都不能與(yu) 那些吹喇叭抬轎的學痞相提並論。現在自覺地抱著“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心態的學痞們(men) ，不是一直都在哪裏“眾(zhong) 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嗎，他們(men) 所造成的中國人文精神的失落，他們(men) 加固專(zhuan) 製製度的思想誤導，不是要有害得多嗎？還有毛左派們(men) 螳臂擋車般地逆曆史潮流而動刮起的陰風點起的鬼火；還有被名利牽著走，整天醉心於(yu) 如何在所謂的一類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實際上是我們(men) 落後的製度養(yang) 起來的原本根本不入流的“學者”們(men) 每天都在製造著賣廢品都清理不過來的學術垃圾；還有那些人模狗樣卻貨真價(jia) 實的流氓教授們(men) ，以通過論文等等為(wei) 手段與(yu) 女學生作性交易；等等等等，比起汪、朱二先生的所謂“抄襲”來，哪個(ge) 影響更惡劣更嚴(yan) 重更需要揭露、製止、打擊不是一目了然嗎？撿起芝麻固然也是積極的斬獲，但是同時若丟(diu) 了西瓜未免損失太大。學界如果隻是揪住汪、朱二先生的“抄襲”事件大做文章，無異於(yu) 放過毒蛇去害人不管，卻碾壓著有些瑕疵、不那麽(me) 完美卻一直做著建設性勞動的蚯蚓，必欲置之死地才高興(xing) 。這種“避重就輕”和“欺軟怕硬”，其實與(yu) 汪、朱二先生被發現的“抄襲”問題，在道德上孰優(you) 孰劣，實際上很難一分高下。

我個(ge) 人的意思，對他們(men) 是否“抄襲”根本用不著大費人力物力，組織人馬，專(zhuan) 門調查。汪、朱二先生也要放下“不爭(zheng) 饅頭爭(zheng) 口氣”的心態。而自由派和新左派也不要為(wei) 了門戶之見，都對對方抓住不放，不依不饒了吧？20年前的論著的問題，首先折射出來的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萎縮，道德整體(ti) 滑坡下，已經危及到這個(ge) 民族較優(you) 秀的學者。這件事的解決(jue) ，其實現在揭露出來，就已經達成了80%。就算是汪、朱二先生耿耿於(yu) 懷，永不道歉，也該鬆手時就鬆手吧。20多年前的上個(ge) 世紀80年代，我們(men) 曾有一個(ge) 短暫的學術春天，卻並沒有任何真正的學術規範。通過這件對20年前學術論著不足的揭露，相信當今真正的學者，已經受教了，已經知道要吸取他們(men) 留下的教訓――作學問第一要求有坦蕩的胸懷和誠實的人品，第二要求有嚴(yan) 謹的學風和負責的態度，這個(ge) 效果不是已經非常斐然了嗎？

我還有一個(ge) 建議，去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教育部社會(hui) 科學委員會(hui) 學風建設委員會(hui) 組織編寫(xie) 的三萬(wan) 四千字長的《高校人文科學學術規範指南》，到現在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到現在網上還沒有電子版本。這個(ge) 《指南》在精神上已經可以和聯合國的一係列涉及人權，特別是思想自由宣言和公約相銜接，而祛除了此前所有中國官方同類文件中自覺或不自覺的非普世價(jia) 值的苦澀之味。《指南》不但明確地界定並列出了“學術不端”的內(nei) 涵與(yu) 所指，而且專(zhuan) 有一章，即第四章周詳而簡潔地指明了“引用與(yu) 注釋規範”。《指南》的推出是時任的教育部長的偉(wei) 大功績！我建議，《指南》應當被中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學者廣泛地學習(xi) 、認真地遵守及用來有恃無恐地保護自己的學術自由權利。

2010年7月26日初稿，27日修改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