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態哲學視域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作者：單虹澤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初十日甲寅

          耶穌2018年9月19日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是有效解決(jue) 當今世界和平與(yu) 發展問題的中國方案。麵對世界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引起了世界各國日益廣泛的關(guan) 注和日趨深入的討論。一些學者注重闡釋這一理念的基本內(nei) 涵、價(jia) 值基礎、目標訴求、實現路徑等，一些學者則從(cong)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視角，對這一理念進行解讀。

杜維明從(cong) 儒家道德與(yu) “文明對話”的角度討論了建立共同體(ti) 的可能性。在他看來，“共同體(ti) ”這個(ge) 詞的理想含義(yi) 在於(yu) ，“人們(men) 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種共同價(jia) 值和實實在在的公民道德，並通過致力於(yu) 實現公善而聯合為(wei) 一體(ti) 。然而，這樣一種統一體(ti) 允許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和信仰差異，隻要這種多樣性和差異不致侵害他者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杜維明也談到了個(ge) 體(ti) 對他者的自由與(yu) 權利的尊重，不過他似乎更強調儒家道德傳(chuan) 統在實現全球公善過程中的重要性。對於(yu) 儒家而言，道德是形成一個(ge) 良好社會(hui) 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儒家“修齊治平”的語境下，“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概念首先展現為(wei) 一個(ge) 道德共同體(ti) （moral community）。杜維明稱這樣的一個(ge) 道德共同體(ti) 為(wei) “信賴社群”。對於(yu) 一個(ge) “信賴社群”而言，人與(yu) 人的交往不僅(jin) 基於(yu) 秩序的建構，更在於(yu) 內(nei) 心的彼此信賴與(yu) 道德的影響。

上述自由共同體(ti) 和“信賴社群”的對象，就是交往過程中的人類本身。但是，對於(yu) 儒家生態哲學而言，討論的範圍僅(jin) 限於(yu) 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將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納入道德共同體(ti) 中。目前，對於(yu) 儒家生態哲學的研究已呈方興(xing) 未艾之勢，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表明，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將成為(wei) 人類未來亟須思考和解決(jue) 的重要課題，而儒學從(cong) 本質上講是生態的，能夠給我們(men) 提供啟示和支持。如果結合儒家生態哲學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兩(liang) 方麵進一步思考的話，我們(men) 就必須麵對和解決(jue) 這樣一些問題：儒家生態哲學視域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是怎樣的一種形態？這樣的一種共同體(ti) 形態是否具有現實效應？它對於(yu) 人類未來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啟示？

儒家生態哲學視域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表現為(wei) 一種擴大化的“信賴社群”，在此關(guan) 係內(nei) 人與(yu) 其他生物都是平等、自由的。早期人類文明普遍有著對人的道德關(guan) 懷大於(yu) 動植物的特征。例如，亞(ya) 裏士多德就認為(wei) ，自然界中的動植物皆是人用以維持生計的生產(chan) 材料。在中國，商周時期的宮廷亦曾以大量犧牲獻祭。此外，《論語》也記載，孔子退朝後聽說馬廄著火，問人的傷(shang) 亡情況而不問馬。但是，儒家文化與(yu) 傳(chuan) 統西方文化的差異即在於(yu) ，它不是將動物作為(wei) 沒有自我意識、服務於(yu) 人類的純粹工具，而是承認自然界的內(nei) 在價(jia) 值。因此，儒家人文主義(yi) 根本不同於(yu) 人類中心主義(yi) ，是一種以人與(yu) 自然和諧共處為(wei) 基礎的包容性人文主義(yi) ，其基本立場是天人合一。簡言之，儒家雖然承認人在思想與(yu) 行動上的優(you) 先性，但同時能夠以更加包容的心態去對待生活在同一場域中的存在物，將自身的權力欲望轉化為(wei) 一種平等和友愛的精神。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很多思想都表明，當時的儒家已經將包括動植物甚至泥土瓦石之類的自然存在物納入道德共同體(ti) 的範圍之中，如“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德及禽獸(shou) ”“澤及草木”“恩及於(yu) 土”等。到了宋明時期，儒家受佛教“慈悲為(wei) 懷”“眾(zhong) 生平等”等觀念影響，昌言“萬(wan) 物一體(ti) ”，北宋橫渠提出“民胞物與(yu) ”、明道提出“仁者以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明代陽明講“大人者與(yu) 天地萬(wan) 物為(wei) 一體(ti) ”，這些都表明儒家的道德共同體(ti) 是涵蓋自然界的。在儒家看來，人類與(yu) 自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guan) 的：一方麵，人能夠通過道德實踐參與(yu) 到天地的流行運作之中，影響自然萬(wan) 物的生長，即所謂“參讚天地之化育”；另一方麵，自然也影響、轉化著人的生活，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對“天道”的尊重和遵循。可見，人類與(yu) 自然萬(wan) 物之間也是彼此“信賴”、觀照的，我們(men) 將這樣一種共同體(ti) 結構視為(wei) “信賴社群”的擴大化。

這樣一種道德共同體(ti) 有著顯著的現實效應，可以為(wei) 21世紀人類發展提供生存論層麵上的啟發。以往學界對儒家共同體(ti) 概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禮記》中提出的大同世界的討論上。雖然大同世界作為(wei) 一種理想型的政治共同體(ti) ，在儒家製度設計方麵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yi) ，但是它不具有任何的現實意義(yi) 。事實上，中國兩(liang) 千年來都是小康禮教主導下的政治形態，過分強調“天下為(wei) 公”隻會(hui) 陷入道德理想主義(yi) 而忽視現實操作中的各種困難。而生態視域下的道德共同體(ti) 則不會(hui) 出現上述弊病。這是因為(wei) ，一方麵，生態破壞是當下每個(ge) 國家都要麵對和亟待解決(jue) 的最突出的問題，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各種思想資源以提供參照；另一方麵，生態道德共同體(ti) 不僅(jin) 具有學理上的意義(yi) ，更具有能夠引導更多的人參與(yu) 到建設全球生態文明的實踐效益。麵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需要具有反思精神的文化人士同民間組織共同努力，在自我利益和地區發展的平衡之間，找到一個(ge) 最適宜的生存狀態。儒家的天人之學強調整個(ge) 自然界的事物都是道德共同體(ti) 內(nei) 的成員，人類應該將道德關(guan) 懷推擴至自然界其他物種和整個(ge) 生態圈，並自覺承擔對它們(men) 相應的道德義(yi) 務。這些思想可以間接地推動人類更好地保護自然。

在此基礎上，我們(men) 倡導兩(liang) 種共同體(ti) ，並試圖將它們(men) 統一起來。前者是以“自我—社群—天道（自然）”為(wei) 支撐的道德共同體(ti) ，後者是東(dong) 西文明對話而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自我不是一個(ge) 封閉的個(ge) 體(ti) ，而是一個(ge) 動態的開放係統，在道德共同體(ti) 內(nei) ，自我與(yu) 他者之間通過交往、溝通形成社群。社群能夠轉化、實現“天道”，也就是遵循自然規律並達到人與(yu) 自然之間的和諧狀態。在這樣的結構中，人類承擔著保護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穩定性的道德責任。而文明對話則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發展的必然，馬克思主義(yi) 理論以及西方政治哲學、印度教思想等都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觀念，儒家應加強同這些文化之間的對話與(yu) 合作，建立一個(ge) 以平等、包容、多元、和諧為(wei) 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ti) ，以共同應對人類的生存危機。將這兩(liang) 種共同體(ti) 統一起來，則要求東(dong) 西方國家都能著眼於(yu) 全人類的發展現狀，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wei) 終極目標，在自由平等、相互合作的全球社群的推動下，充分吸收各民族對治當下生態問題的重要精神資源，最終通過致力於(yu) 解決(jue) 生態危機而聯合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

在西方，隨著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對啟蒙反思的深入，很多學者已經指出，人類對構成生態的無生命物也要有道德關(guan) 懷。早在19世紀，麵對人類在啟蒙心態驅使下對自然資源無限度的采伐、破壞，梭羅就曾提出“愛的共同體(ti) ”“自然的共同體(ti) ”等概念，“自然界是個(ge) 廣闊的平等的共同體(ti) ，是一個(ge) 宇宙血緣家庭”。後來的生態學者也持這種看法，比如利奧波德提出將人自身存在所要求的那種合作的公有關(guan) 係的範圍“擴大到包含所有生命”，羅爾斯頓則以“生命之流”的概念表達人與(yu) 萬(wan) 物的一體(ti) 性，在生命之流中，“人與(yu) 自然的界限衝(chong) 刷得模糊起來”。這些思想與(yu) 儒家的生態理念是不謀而合的。儒家同樣克服了自我中心性，打破自我與(yu) 外部世界的隔閡，並對人類之外的生態圈給予一種敬意，這與(yu) 現代西方的生態共同體(ti) 思想如出一轍。盡管全球生態倫(lun) 理的確立還隻是一種構想，但是從(cong) 人類未來的發展上看，這一構想是適合於(yu) 當前需要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