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yu) 賢能政治：東(dong) 方之光

作者：詹姆斯・漢金斯

譯者：吳萬(wan) 偉(wei)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美國事務》2018年秋第2卷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八月初八日壬子

          耶穌2018年9月17日

光從(cong) 東(dong) 方來（Ex oriente lux）。春季學期結束，我來到日本和中國，表麵上是在日本和中國幾所大學宣讀論文，但真實原因是渴望更多了解當今亞(ya) 洲有關(guan) 賢能政治的辯論。那裏，政治理論家們(men) 一直在就最適合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政府管理形式進行激烈的辯論。辯論追蹤了理論上與(yu) 假想敵做拳擊訓練的儒家學者過去20年來一直在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守衛者辯論。儒家希望用源於(yu) 更真實的中國政治理論取代仍然在學校裏講授的暮氣沉沉的馬克思主義(yi) 官方意識形態。但是，辯論背後的政治對於(yu) 中國人之外的人很難理解，要弄清楚怎麽(me) 回事的唯一辦法是親(qin) 自前往，躲在安靜的角落裏，開始提出問題。

西方的新精英政治也提供了對中國和日本的辯論感興(xing) 趣的逼人理由，雖然談論精英危機的美國人的範圍要有限得多。乘飛機前往東(dong) 京的途中為(wei) 我提供了熟悉美國最近的一些文章的機會(hui) 。其中之一是大衛・布魯克斯（DavidBrooks）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評論文章，其主題現在已經眾(zhong) 所周知，那就是西方精英的道德破產(chan) 。那是政治精英對民粹主義(yi) 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擔憂的另外一麵。我還有一本為(wei) 準備寫(xie) 書(shu) 評而先睹為(wei) 快的書(shu) 《旋尾降落》（Tailspin），作者是主張改革的記者和媒體(ti) 創業(ye) 者斯蒂芬・布裏爾（StevenBrill），他認為(wei) 美國尚賢精英應該為(wei) 過去半個(ge) 世紀的政府管理災難負責。而且，我還閱讀了《大西洋月刊》上馬修・斯蒂沃德（MatthewStewart）所寫(xie) 的最新一期封麵文章“美國新貴族的誕生”（２０１８年６月），裏麵譴責精英的思想封閉和美國社會(hui) 流動性的終結。（那是為(wei) 英語專(zhuan) 業(ye) 人士閱讀的社會(hui) 科學精簡版，是《大西洋月刊》的特殊優(you) 待）。雖然美國精英有這樣的自我批評意識，但沒有人提供解決(jue) 危機的辦法。布魯克斯認為(wei) 美國精英需要新的道德規範。不錯，但是如何開始？沒有答案。布裏爾希望伴隨著社會(hui) 混亂(luan) 的一係列基礎設施災難可能讓美國精英猛然意識到他們(men) 的玩忽職守。斯蒂沃德則模糊地建議采取“聯邦政府行動”來確保實現經濟平等。

來到亞(ya) 洲是一種解脫，那裏沒有人懷疑賢能政治是好東(dong) 西。唯一的問題是如何變得更加尚賢：它是否應該成為(wei) 整個(ge) 政治體(ti) 製的指導性原則（最著名的儒家政治哲學家貝淡寧理論化的“賢能政治”），更加受到歡迎的選拔政府官員的辦法，或者簡單地依靠文化和教育而傳(chuan) 播的思想。我希望了解更多內(nei) 容，如現代儒家是如何為(wei) 賢能政治辯護的，尤其是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古代文學和哲學傳(chuan) 統如何幫助改造現代精英和現代政府管理。我有一個(ge) 想法，同樣的途徑在西方或許也會(hui) 富有成效。但是，我有些擔憂地意識到，就像一些學院派沙龍一樣，我是在溯洄而上，這與(yu) 尋找政治智慧的現代潮流格格不入。一個(ge) 多世紀以來，中國學者一直前往西方學習(xi) 自由民主，相信中國的未來應該從(cong) 當代西方那裏找到。現在西方人對中國政治智慧的興(xing) 趣是中國正在建立政治哲學方麵的軟實力優(you) 勢的一個(ge) 信號嗎？

東(dong) 京：前現代的賢能政治？

我的疑慮在行程的第一站東(dong) 京早稻田大學得到緩解。這是日本最優(you) 秀的私立大學之一，西方的政治價(jia) 值觀仍然牢不可破。我是應從(cong) 前的學生和早稻田負責人之一的政治哲學家厚見惠一郎（Keiichiro Atsumi）的邀請，前往早稻田的新環球亞(ya) 洲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我演講的主題是前現代西方的賢能政治理論（德性政治）以及它與(yu) 早期儒家的德治在結構上的相似性。我的目標是凸顯在17世紀歐洲的契約論和以權利為(wei) 基礎的政治思想占上風之前，西方和東(dong) 方在治理理想方麵的相似性。（我嚐試臨(lin) 時抱佛腳研究一番日本儒家的文獻，但是沒有發現很多對我有用的東(dong) 西。）

在前現代時期，日本儒家常常受到禪宗佛教僧人的支持，作為(wei) 在大名武士（daimyo/samurai）階層---世襲貴族、領主和武士進行道德改革的工具。沒有科舉(ju) 考試製度，沒有“選賢任能的尚賢”，沒有將德治與(yu) 政治合法性結合起來的嚐試---這些都是中國德治的核心元素。與(yu) 我對話的日本朋友都很友好，對中西之間的相似性也非常感興(xing) 趣，但是，他們(men) 給我在前現代日本找到中國儒家和西方德性政治之間找到相似性的希望潑了一瓢冷水。在日本政治理論家看來，賢能政治是西方的、現代的、完全合法性的、實際上非常明顯的選拔任用公共機構官員的方式。他們(men) 說，這與(yu) 明治維新之前時代的權力世襲製完全不同。

但是，曆史研究並不總是在學術界進行的，在參觀一個(ge) 遊客常常前往的公園時，我偶然發現了日本德性政治引人注目的早期文件。一個(ge) 年輕的佛教哲學日本學者帶我參觀遊覽日本古代首都奈良（Nara）。當時碰巧是學生遊學的季節，這個(ge) 城市擠滿了穿著民族服裝的日本中小學學生。他們(men) 都渴望喂聖鹿（他們(men) 高喊“太可愛了，真酷啊”），渴望看到大佛（the Daibutsu），這是公元8世紀的157英尺高的佛祖青銅雕像。為(wei) 了避開人流，我們(men) 下山來到法隆寺（Horyuji）附近的村子裏，前往參觀為(wei) 紀念聖徳太子（Prince Shotoko Taishi）建造的一個(ge) 神社。聖德太子篤信佛教，是在日本建立佛教的關(guan) 鍵人物，同時依靠著名的“十七條憲法”（公元605年）引進儒家文化。這個(ge) 綱領性文件是日本曆史學家和法律學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對我來說是個(ge) 激動人心的新發現，因為(wei) 這實際上以憲法的方式呈現了儒家的賢能政治。（中國人可能說，帶有佛教特點的儒家）當然，這不是西方意義(yi) 上的憲法：它並沒有建立製度來規範和限製君主的權力，但是確定了帝國大臣的行為(wei) 標準：公正、賢德、竭力為(wei) 民眾(zhong) 的幸福服務。現代政治儒家激烈辯論的是儒家傳(chuan) 統是否與(yu) 憲法主義(yi) 相容，或者儒家文獻和理論假設是否致力於(yu) 絕對君權。新加坡國立大學亞(ya) 洲法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越南學者鬆裴玉（Bui Ngoc Son）最近提出一個(ge) 引起爭(zheng) 議的論點，即儒家皇帝事實上是君主立憲製統治者，因為(wei) 他們(men) 的權力受到憲法上的限製，引用的例子就是越南皇帝。如今在日本，我又遇見了一份古代文件實際上試圖將德治的原則簡化為(wei) 憲法的形式。據我所知，這是前現代賢能政治曆史上的獨特文獻。

上海：黨(dang) 與(yu) 孔子

我的第二站是上海，這裏我計劃會(hui) 見我的論文合作者，我們(men) 共同撰寫(xie) 了一篇文章，起了個(ge) 淘氣的題目“彼特拉克之道”，對比了意大利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德性政治”與(yu) 古代儒家的德治。我需要得到研究現代政治儒學重構中最經常引用的中國古典文獻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專(zhuan) 家的幫助。因為(wei) 隨後就可能變得清晰的原因，我在此無法給出他的真名和工作單位。讓我們(men) 稱他為(wei) 楓博士。楓博士不僅(jin) 是研究儒家典籍的專(zhuan) 家，而且在幾年前返回中國之前在美國頂尖高校從(cong) 事西方政治理論史的研究。他最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馬克思主義(yi) 學院進行政治理論研究。他有些尷尬地向我承認（在美國，他曾經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為(wei) 了得到這個(ge) 職位，他加入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一點兒(er) 都不令人吃驚，中國人口中7%的人都是黨(dang) 員，很多人入黨(dang) 是出於(yu) 類似的投機動機---但是，楓博士笑著向我保證，他還沒有成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者，在這個(ge) 問題上，他的大部分同事也是這樣，雖然他們(men) 都是黨(dang) 員。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yi) 通常是大學和中學講授的唯一一種政治理論。隻有從(cong) 事專(zhuan) 門研究的學生能夠在嚴(yan) 格的監督下進行有關(guan) 西方政治理論的嚴(yan) 肅研究。這意味著政治學的大部分本科生課程都是對黨(dang) 批準的宣傳(chuan) 口號的死記硬背和闡述。因為(wei) 根本不存在開放性的討論空間，受到西方理論家分析哲學途徑訓練的楓博士自然感到沮喪(sang) 和厭煩。他的學生也是如此。作為(wei) 最年輕的老師，他隻好去上係裏最不招人喜歡的課程，即馬克思主義(yi) 必修課（上午9：15分團體(ti) 操結束之後開始）。這並不是楓博士渴望的教學形式。他的學生很多是學商業(ye) 貿易的，在他上課的時候玩手機。他渴望係裏聘請新老師，這樣他就可以講授其他一些更有意思的課程了。

今年，課程大綱進行了修訂，把“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納入進來，14要點意味著為(wei) 這個(ge) 世紀確立了新方向。這些與(yu) 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倒不如說是確立了中國未來的奮鬥目標。自2017年10月以來，習(xi) 近平思想已經被納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章，現在不僅(jin) 通過海報、街頭標語、電子告示屏、電影等方式在大學中學廣泛宣傳(chuan) 學習(xi) ，而且通過流行音樂(le) 來傳(chuan) 播。20多所大學已經建立了旨在研究如何將習(xi) 近平思想與(yu) 日常生活結合起來的研究機構。在楓博士的大學，給學生講授的是1949以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始洗雪殖民主義(yi) 百年國恥的中國現代史的三大階段：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這裏分別指的是毛澤東(dong) 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習(xi) 近平時代。這些階段類似被稱為(wei) “時代論神學”的原教旨主義(yi) 新教神學途徑。這個(ge) 途徑清除了聖經教導中的矛盾，假定上帝在不同時代與(yu) 人打交道的方式也不同。在人還處於(yu) 天真無邪階段時正確的東(dong) 西，在猶太祖先階段就是錯誤的；在猶太祖先階段被允許的東(dong) 西，在摩西戒律看來是不允許的，摩西戒律要求的東(dong) 西被恩典放到一邊。同樣，毛時代正確的東(dong) 西在鄧時代就成了錯誤的（比如禁止自由市場和迫害知識分子），鄧時代的“致富光榮”名言現在被習(xi) 修改的社會(hui) 主義(yi) 重新塑造，新時代社會(hui) 主義(yi) 要道德改革，要服務民眾(zhong) ，要環境保護，要國家富強。中華民族的辯證法要求在不同時代采取不同的解決(jue) 辦法，但共產(chan) 黨(dang) 就像上帝一樣一直君臨(lin) 天下。

接著是宣傳(chuan) 口號。楓博士也負責講授中國夢（像美國夢，但更加持久）、四個(ge) 全麵（習(xi) 的中國政治的四個(ge) 目標）和當代中國的十二字價(jia) 值觀。後者包括四個(ge) 價(jia) 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四個(ge) 遵循原則（自由、平等、公平、法治）和四個(ge) 社會(hui) 主義(yi) 倫(lun) 理原則（愛國、奉獻、誠信、友善）。在我看來，這些聽起來更像童子軍(jun) 口號而非大學的課程。但是，楓博士（他母親(qin) 是佛教徒）暗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熱衷列教義(yi) 清單的癡迷反映了中國思想中佛教的殘餘(yu) ，佛教就非常熱衷於(yu) 列清單。這與(yu) 熱衷晦澀難懂的術語和無休止地學術爭(zheng) 論教義(yi) 中的抽象問題的傳(chuan) 統馬克思主義(yi) 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從(cong) 西方角度看，黨(dang) 試圖控製政治思想的野心顯示其權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楓博士對此有不同的解讀。他看到了黨(dang) 麵臨(lin) 的巨大危險，認為(wei) 這是在不斷灌輸愛國主義(yi) 和意識形態教育來鞏固民眾(zhong) 對政權的承諾，當前政權麵臨(lin) 的威脅有很多，比如巨額的債(zhai) 務、人口老齡化、經濟下行、高額稅收、帝國性的向外擴張等。過去25年，黨(dang) 的戰略一直是依靠儒家所謂的“政績合法性”來為(wei) 自己的執政辯護，通過給民眾(zhong) 提供穩定、和平、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等來確保民眾(zhong) 對黨(dang) 的忠誠。如果經濟下滑，如果出現債(zhai) 務危機，如果外交政策的失敗大得難以掩蓋，那就必須依靠其他方式來確保民眾(zhong) 的忠誠了。依靠教育（如果你喜歡用灌輸這個(ge) 詞也可以）讓民眾(zhong) 承諾於(yu) 值得推崇的共同目標就是策略之一。

但是，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本科生的意識形態灌輸被簡化為(wei) 宣傳(chuan) 口號和切斷接觸非黨(dang) 版本的現實的機會(hui) ，並不意味著黨(dang) 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就是空洞和不知情的。恰恰相反。黨(dang) 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北京中央黨(dang) 校、中共主要智庫的專(zhuan) 家都是訓練有素的精英。那裏最受歡迎的是社會(hui) 學研究，尤其是經濟學、社會(hui) 學、政治理論，黨(dang) 內(nei) 很多知識分子擁有哈佛、麻省理工和牛津的學位。量化研究途徑（當今西方很多名牌大學熱衷的東(dong) 西）最受推崇。中國社會(hui) 科學的複興(xing) ，以及將其應用在確保共產(chan) 黨(dang) 的執政權威上成為(wei) 過去３０年最大的難言之隱之一。它至少部分解釋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為(wei) 何能在其他共產(chan) 黨(dang) 垮台的情況下繼續控製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活。

對像楓博士這樣對黨(dang) 的國內(nei) 政治有敏銳觀察的人來說，重塑黨(dang) 的意識形態的思想家（雖然在公開場合未必如此）的最大功臣是王滬寧（1955年生）。從(cong) 任何角度看來，他都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知識分子。從(cong) 前是上海複旦大學的政治思想教授，1989年事件之後的動蕩時期被招募為(wei) 黨(dang) 服務。當時，黨(dang) 麵臨(lin) 所謂的三信危機：對社會(hui) 主義(yi) 信仰的危機、對馬克思主義(yi) 信仰的危機和對共產(chan) 黨(dang) 的信任危機。在那些年，很多中國人都讚同的中國之外的廣泛觀點是自由民主已經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戰鬥中贏得了勝利，共產(chan) 主義(yi) 是要被曆史淘汰的失敗體(ti) 製。而且還有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的很多新挑戰，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yi) 列寧主義(yi) 和毛澤東(dong) 思想似乎都沒有辦法給出很好答案的東(dong) 西。黨(dang) 開始尋求訓練有素的社會(hui) 科學家，建立智庫來研究其意識形態弱點，同時製訂更加符合科學精神的政策。

從(cong) 各方麵看，王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是文革災難後中國恢複高考製度的第一批受益者，他的家庭在文革中也遭受迫害。他的思想在鄧時代早期逐漸成熟，連同很多人一樣悄悄地加入到在毛主義(yi) 之外尋找前進道路的研究。他早期學過法語，他在複旦的碩士論文題目是“從(cong) 讓博丹到馬利坦：論西方資產(chan) 階級提出的主權理論”，這些都顯示他早期的西方理論定位。1988年，他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後在愛荷華大學。20世紀80年代後期，王的職業(ye) 生涯開始起飛，尤其是帶領中國隊贏得1993年電視直播的國際大專(zhuan) 辯論大賽的冠軍(jun) 之後贏得了全國性的聲譽。1995年江澤民主席個(ge) 人聘請他擔任北京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的負責人。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委托進行政策推薦、闡發黨(dang) 的意識形態和起草文件和為(wei) 領導人起草演講稿的要害部門。王很快成為(wei) 黨(dang) 的領導層不可缺少的智囊，到了胡錦濤當主席的時候，他已經成為(wei) 在領導人耳邊悄聲低語的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

在習(xi) 上台後，他的管轄範圍進一步擴大，除了意識形態之外，還涵蓋了外交政策和司法改革。韓國報紙將其描述為(wei) “中國的基辛格”，但是他不僅(jin) 僅(jin) 如此。據說他已經成為(wei) 過去２０年裏大部分重大意識形態論述背後的理論家，其中包括江澤民的三個(ge) 代表理論、習(xi) 近平的中國夢和上文提到的四個(ge) 全麵和十二字核心價(jia) 值觀。他本人也成為(wei) 重要政治人物，２０１７年的時候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政治局常委。他是習(xi) 近平的得力助手，經常在電視上看到他和主席在一起，直達天庭的機會(hui) 是馬基雅維裏做夢都想不到的。

研究中共的觀察家中令人非常好奇的是，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過去２０年來在中國發生的儒家複興(xing) 和變革。當然，黨(dang) 的領導層中長期以來都擔憂中國經濟引人注目的增長以及它催生的物質主義(yi) 對人們(men) 的道德價(jia) 值觀的腐化和對社會(hui) 主義(yi) 承諾的破壞。這種擔憂正好與(yu) 中國需要向世界呈現比毛的革命麵孔更具人性關(guan) 懷的麵孔吻合，毛的偶像畫在中國仍然隨處可見，而且出現在中國銀行鈔票上。對毛的生平和思想的認識在中國非常謹慎，但黨(dang) 的領袖非常清楚，在中國之外，毛被普遍認為(wei) （不是沒有充分的理由）是２０世紀最可怕的惡魔之一。

孔子在現代中國是更容易被接受的麵孔。在胡錦濤時期，黨(dang) 開始認真擁抱孔子，講授儒家經典成為(wei) 學校的必修課，２００４年創建了孔子學院。如今在１２０多個(ge) 國家有一千多所孔子學院。習(xi) 主席已經進一步將中國文化等同於(yu) 儒家，推動在大學裏講授儒家政治哲學。大量的政府資金注入山東(dong) 省曲阜孔子家鄉(xiang) 的中國孔子研究院（１９９６年創立），該研究院定期舉(ju) 辦世界儒學大會(hui) ，創建各種獎勵、資金、榮譽證書(shu) 以及尋求與(yu) 世界各地的儒學研究機構合作。習(xi) 已經推動在學校裏要求學生書(shu) 包裏的課本上都印上儒家詩歌和格言，宣稱儒學應該深入學生的心靈，成為(wei) 中華文明ＤＮＡ的組成部分。2017年高考的時候，明顯增加了有關(guan) “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學內(nei) 容的份量。

最近一些年，黨(dang) 已經允許某些學生和家長可以不參加國家規定的九年製義(yi) 務教育，選擇參加所謂的“國學教育”。這類似於(yu) 美國進行的“陶冶情操的教育”或者“價(jia) 值觀教育”，但是以孔子的教導為(wei) 基礎。國學教育大部分在私立學校進行，那裏的學生穿中國傳(chuan) 統服裝，學習(xi) 儒家經典，參觀儒家寺廟，根據儒家禮儀(yi) 規範自己的行為(wei) 。他們(men) 甚至學習(xi) 傳(chuan) 統的儒家樂(le) 器比如古箏和笛子，練習(xi) 射箭，這是孔子稱讚的一種高貴的藝術。他們(men) 在充滿儒家格言的教室裏唱讚美詩，練習(xi) 美德、仁義(yi) ，立誌報效國家，保持禮儀(yi) 。（讀者可以通過觀看YouTube上北京四海孔子書(shu) 院視頻大致了解那裏的氛圍。）讚美詩歌包括八段，每段四個(ge) 字，在我看來，這種教育方式與(yu) 楓博士課堂上的現代中國１２字核心價(jia) 值觀沒有太大區別，隻不過後者是每個(ge) 價(jia) 值觀有兩(liang) 個(ge) 字。家長報告說學生覺得孔子書(shu) 院與(yu) 結果驅動下的公立學校相比，壓力沒有那麽(me) 大，讚同私立學校強調如何做一個(ge) 講道德的人而不僅(jin) 僅(jin) 是考試能手。

但是，政府對儒家的支持和推廣並沒有得到所有政治儒家的歡迎。事實上，正如我在中國接下來的兩(liang) 站被一再提醒的那樣，將儒家思想應用在政治上的正確運用是中國當今政治哲學的最具爭(zheng) 議性的議題之一。有些儒家學者很高興(xing) 地看到大師的智慧重新進入中國文明的血液之中，甚至得到了黨(dang) 的支持，但是，其他人則擔憂黨(dang) 化儒家不過是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過去常常說的“壓抑的寬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一種形式，這是服務於(yu) 政治支配的寬容。換句話說，他們(men) 擔憂黨(dang) 擁抱儒家不過是工具性的，而非真正的信仰。缺乏真誠將是對真正儒家的玷汙。傳(chuan) 統主義(yi) 者覺得，儒家教導應該以傳(chuan) 統的方式來學習(xi) ，要匍匐在大師的腳下。在政治儒家中，主要的分界線似乎是那些願意使用儒家賢能政治來為(wei) 黨(dang) 的統治辯護的人和那些使用儒家來改革或取代黨(dang) 的統治的人。人們(men) 可能預料到，區分兩(liang) 大政治儒學派別的是民主和自由。

賢能政治的前景　

我在華南的第一站是中華民國第一屆總統孫中山在１９２４年創辦的中山大學。今天，它是一所超級大學，遍布三個(ge) 城市（廣州、珠海和深圳）五大校區，擁有七萬(wan) 多學生。這些是珠江口湧現出來的九大城市中的三個(ge) ，其中任何一個(ge) 在商業(ye) 上都成為(wei) 香港的競爭(zheng) 對手。正是在中國的這個(ge) 地區，幾個(ge) 世紀以來對西方的影響、商業(ye) 貿易和宗教和政治勢力持最為(wei) 開放的態度。也是在這個(ge) 地區仍然興(xing) 盛流行的儒家傳(chuan) 統，儒家的禮儀(yi) 、寺廟和道德教導與(yu) 當地民間宗教密切交織在一起。

在中山大學，我見到了韓國政治理論家郭峻赫（Kwak Jun-Hyeok），他是我這次拜訪的主人，２０１３年我們(men) 首次在天津有關(guan) 馬基雅維裏的國際會(hui) 議上結識。２００２年，他因為(wei) 馬基雅維裏的博士論文在芝加哥拿到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斯特勞斯派理論家納坦・塔科夫（NathanTarcov）。這項研究奠定了他對西方政治理論經典的興(xing) 趣。郭俊赫隨後返回韓國，撰寫(xie) 有關(guan) 共和主義(yi) 和憲政主義(yi) 的著作，擔任韓國大學政治理論和平和民主研究中心主任，前程似錦。作為(wei) 中國政府資助的旨在引進國際人才到中國工作的“百人計劃”項目，他應聘進入中山大學哲學係。在某種程度上，他成為(wei) 一條鯰魚攪動了平靜的池塘，他現在的角色就是要讓中山大學出現在世界政治理論的國際舞台上。作為(wei) 擅長打開資金水龍頭的討人喜歡的聯絡者，他取得了讓人刮目相看的非凡成就。他組織了多場由知名外國學者參加的研討會(hui) ，主編了一係列探討“亞(ya) 洲背景下”各種政治議題的文集。自2016年來到中山大學以來，他向我承認，新的研究資金環境已經改變了他的研究焦點：有很多政府資金資助研究賢能政治，但很少資金支持研究憲政主義(yi) 、共和主義(yi) 和民主。

我的論文是有關(guan) 西方德性政治和儒家的比較研究的話題，在我宣讀論文和對論文討論的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言論自由或思想自由受到任何限製。這部分是因為(wei) 我的演講的聽眾(zhong) 是國際人士，我是用英語演講的---中山大學珠海校區的研究生院強調英語授課。討論實際上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尤其是在討論會(hui) 結束之後晚餐時喝了白酒之後的交談。有些對話者試圖嗅到我的政治觀點，但當我說到有關(guan) 民主的積極評價(jia) 時，人們(men) 不再緊張了，他們(men) 開始更加坦率地表達對賢能政治議題的看法。事實上，很多人反對使用儒家政治理論來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意識形態提供支持。一個(ge) 對話者認為(wei) ，這是西方杆菌---馬克思主義(yi) 對真正的儒家政治學說的感染---雖然他同樣反對西方的個(ge) 人主義(yi) 和物質主義(yi) 。另外一個(ge) 提出對貝淡寧闡述儒家早期經典的學術批評，認為(wei) 他是對中共友好的儒家的學界主要吹鼓手（我認為(wei) 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另外一個(ge) 提出的觀點是，儒家早期經典能夠和被理解為(wei) 政治合法性來源的民主選舉(ju) 達成和解，也可以被解釋為(wei) 與(yu) 價(jia) 值觀多元主義(yi) 意義(yi) 上的政治自由相符的一種理論。

主張政治儒學和西方自由價(jia) 值觀更高程度的和諧相處的最主要理論家是香港大學政治與(yu) 公共管理係的教授陳祖為(wei) 。香港大學是我今年學術旅行的最後一站。陳教授事實上是我來訪香港的主要原因。我非常欣賞他的主要著作《儒家完美主義(yi) ：現代政治哲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3年），該書(shu) 用西方人熟悉的學術理論語言對中國古代政治理論進行了“批評性重構”。他的分析框架，連同貝淡寧和白彤東(dong) 的著作幫助我認識到，我在曆史研究中遭遇的非正式文獻。對前現代社會(hui) 中出現的理論性不強的文學作品的理論性隱含意義(yi) 進行嘲諷是政治儒學學者很擅長的東(dong) 西，這不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廣泛采用的技能，他們(men) 大多滿足於(yu) 分析亞(ya) 裏士多德、霍布斯或者洛克等人寫(xie) 出來的正式文獻。

無論如何，陳祖為(wei) 顯然是香港大學非常受人歡迎和尊重的知識分子領袖。他是香港本地人，曾經在倫(lun) 敦經濟學院和牛津接受教育（他寫(xie) 的論文是有關(guan) 亞(ya) 裏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的）。他用下麵的話描述自己在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之間令人好奇的兩(liang) 棲構成：因為(wei) 英國在香港的政策是不觸碰古典儒家文化，“很多香港人的中國儒家文化的體(ti) 驗是積極的，英國文化雖然通過殖民統治占了支配地位，但英國文化的體(ti) 驗不是否定性的。他們(men) 感受的不是兩(liang) 種文化的碰撞而是兩(liang) 種文化的融合。通過堅持、創新和實用主義(yi) ，香港人---無論是英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把本來可能是教條式對抗的東(dong) 西變成了建設性的融合。”這並不是說陳祖為(wei) 的目標是讓儒家不分青紅皂白地與(yu) 現代自由民主的所有價(jia) 值觀融合起來。在儒家的完美主義(yi) 中，他表現出對很多西方價(jia) 值觀的同情（他通常更喜歡使用的歸納是現代的而不是西方的），但是對這些價(jia) 值觀的理論基礎則提出批評。與(yu) 此同時，他理解儒家傳(chuan) 統是有生命力的東(dong) 西，必須遵照創造性忠實的精神，結合現代條件下的道德觀對儒家學說進行改造。

作為(wei) 第一種立場的例子，他承認，依據儒家思想，某些人權觀念在通常已經腐敗的或者非理想的社會(hui) 中作為(wei) “備用機製”（fallback apparatus）或許是需要的。當美德和義(yi) 務等習(xi) 慣已經破敗的時候，這樣的機製能夠保護個(ge) 人利益。但是，他譴責那種試圖取代傳(chuan) 統道德詞匯的“權利話語”，試圖把相互關(guan) 心和愛護的親(qin) 密關(guan) 係也建立在權利語言上的嚐試。

作為(wei) 第二個(ge) 立場的例子，陳祖為(wei) 接受那種認可“一元論”政治權威的傳(chuan) 統儒家（我們(men) 或許說絕對論者），皇帝乃法律之源，而且淩駕於(yu) 法律之上，但他認為(wei) 儒家教導的精神，尤其是為(wei) 民眾(zhong) 服務的概念與(yu) 有限政府、三權分立和法治等現代觀念是吻合的。總體(ti) 上，陳祖為(wei) 考察了儒家的“現實主義(yi) 理想主義(yi) ”、溫和和謹慎等政治立場。儒家傳(chuan) 統是我們(men) 思考的工具，它值得我們(men) 尊重，因為(wei) 它在過去取得了成功，得到熱愛中國傳(chuan) 統的人的忠誠愛戴。它不是要求我們(men) 遵循的準科學的教條法則體(ti) 係，或者根本不考慮造成的苦難和道德破壞而違背曆史和現有社會(hui) 價(jia) 值觀必須強製執行的東(dong) 西。

陳祖為(wei) 就“當今世界的賢能政治前景”組織了一場圓桌討論會(hui) 。這場會(hui) 議包括陳祖為(wei) 和我的論文宣讀以及慈繼偉(wei) 和金文成（Sungmoon Kim）做出的評論。慈繼偉(wei) 是活躍的政治哲學家，過去若幹年來一直講授向中國引進民主的道德前提條件。金文成是香港城市大學捍衛儒家與(yu) 民主的融合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輕一代理論家，是韓國人。陳祖為(wei) 和我都相信，東(dong) 西方的賢能政治的前景是不確定的。作為(wei) 外國客人，我首先講，從(cong) 回顧西方自意大利文藝複興(xing) 到現在的賢能政治的觀點、教育和機構開始，焦點集中在介紹1790年以來西歐引進的公務員考試體(ti) 製，這部分是受到中國科舉(ju) 製度的啟發。我描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名牌高校根據功德錄取考生的爭(zheng) 議，指出現代在道德上貧困的功德概念與(yu) 當今西方的精英危機有很大關(guan) 係。更多依據希望而不是親(qin) 身體(ti) 驗，我認為(wei) 人文學科應該在中學進行改革，重新回到灌輸美德的傳(chuan) 統目的上去。隻有到了那時，才能對真正的美德到底是什麽(me) 達成廣泛共享和認可的文化，民主社會(hui) 才能學會(hui) 尊重國家領袖。

陳祖為(wei) 的論文是更加雄厚和深入的分析。他讚同我的其中一個(ge) 觀點，即無論是儒家的還是西方的德性政治都不承諾於(yu) 某一個(ge) 政權形式。他區分了賢能政治和善治，前者是政權形式，後者是任何政權都應該渴望實現的政治卓越。賢能政治政權被定義(yi) 為(wei) “政治體(ti) 製應該追求挑選和提拔具有高超能力和品德的人作為(wei) 政治領袖的一種觀點。”因此，它不同於(yu) 根據公民選舉(ju) 挑選領袖的民主製，也不同於(yu) 通常是依靠權力世襲的君主製。另一方麵，善治未必是賢能政治政權的必然結果，其挑選和提拔領袖的方式可能沒有運轉好---也未必是民主製和君主製中一定缺乏的東(dong) 西。現代儒家看重民主的某些方麵，比如它為(wei) 公民提供的穩定和保護，但是它他們(men) 擔憂民主選舉(ju) 的主要缺點。他們(men) 應該嚐試“通過引進民主政權中的選賢任能機構改善民主的善治。”

但是，這將是困難的，陳祖為(wei) 根據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說法，指出主要的障礙是“主權在民的教條”得到“追求獨立和平等的激情”支持。這種態度導致依靠自我的美國人說，“我一點兒(er) 也不比你差”，這讓他們(men) 難以接受把選賢任能作為(wei) 政府管理原則。傳(chuan) 統的賢能政治與(yu) 貴族製有關(guan) ，美德被階級、精英教育和位高任重的貴族義(yi) 務（noblesse oblige）等進一步強化。如果一個(ge) 貴族不能達到某些標準，他就被剝奪貴族的社會(hui) 地位。在當今的後貴族社會(hui) ，我們(men) 能夠抱有的最好希望是傑斐遜式的自然貴族。這反過來要求托克維爾在1840年代描述的強大公民協會(hui) 的支持。但是，現代社會(hui) 這樣的協會(hui) “已經遭到資本主義(yi) 力量和商業(ye) 意識形態的破壞”。多元化社會(hui) 需要推動的不是古代哲學家稱讚的英雄的、神一般的品質，而是所有人都共享的美德，即米哈伊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Ignatieff）宣揚的某種“普通美德”如信任、寬容、饒恕、和解、堅韌等。

陳祖為(wei) 最後列舉(ju) 了儒家對主權在民教義(yi) 的批判，他認為(wei) ，這種教義(yi) 不僅(jin) 是實現善治的障礙，而且阻止民主的正常運行。主權在民的教義(yi) 不一定授權大眾(zhong) 反抗執政者濫權，也不能為(wei) 政府需要得到民眾(zhong) 的支持辯護。但是，它的確導致現代人認為(wei) 治療糟糕民主的辦法是實行更多的民主，而儒家傳(chuan) 統（我或許可以加上西方的亞(ya) 裏士多德傳(chuan) 統）將找到治療其他西方民主功能失常的辦法。他的結論是“賢能政治的前景取決(jue) 於(yu) 主權在民的教條能否被拋棄，”民主社會(hui) 能否受到教育，能否學會(hui) 在追求平等的激情和承認和支持統治他們(men) 的那些人的適當品質之間達成和解。

我將不再詳細描述接下來的精彩討論。在返回美國的途中，我突然想到：雖然賢能政治在亞(ya) 洲受到推崇，這部分歸功於(yu) 那裏儒家的活力，但是在東(dong) 西兩(liang) 個(ge) 半球，實現道德上內(nei) 容豐(feng) 富的善治都同樣是艱巨的任務---無論這些理論的基礎是早期儒家經典還是西方古代思想家。但是，在中國，恢複過去的美德的鬥爭(zheng) 至少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

作者簡介：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學教授，研究哲學和政治思想史的曆史學家。

譯自：Confucianism and Meritocracy: Light from the East By James Hankins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I, Number 3 (Fall 2018): 98–112.

本文最初發表於《美國事務》2018年秋第2卷第3期，第98-112頁，感謝作者的授權和幫助。---譯注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