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王再興(xing) 說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七月十三日丁亥

            耶穌2018年8月23日

【心蘭(lan) 謹按：數日前，吾與(yu) 米灣兄、廣毅兄、梅誌兄前往陽明精舍拜謁先生。期間，先生語及“聖王再興(xing) ”說。廣毅兄返曲阜，為(wei) 文提及“聖王再興(xing) ”說，曰：

“就儒學之超越性而言，政治儒學是從(cong) 上往下講，即講天道天意如何下灌落實到人類曆史以成就社會(hui) 與(yu) 政治；心性儒學則是從(cong) 下往上講，即講生命如何上達天道與(yu) 天合德而成就心性與(yu) 人格。故前者講創製立法，後者講返心複性。極而言之，若聖王再興(xing) ，儒教憲政可消失，因聖王依其‘王心’直接及身進行統治，聖王及心及身乃是製是法，無須預定製法約束也。蓋此僅(jin) 太平世之治，而據亂(luan) 、升平世之治，聖王隱退，故須賴聖王‘王製’維持王化，在此製度化之‘無王曆史’中充滿信心，虔誠期盼聖王複臨(lin) 而及身統治也。因聖王即一切心性、製度之源，故儒教憲政實現後，尤須靜待聖王再興(xing) ，複臨(lin) 統治。故對儒教而言，聖王重現是儒者永遠之曆史期盼與(yu) 未來希望，不可一日而缺者也。若缺，非儒教也，亦非孔子之徒也。”。

諸友或有不解者，餘(yu) 複問先生，先生曰：

“聖王再興(xing) 及身直接統治是信仰，亦即是曆史之期盼與(yu) 希望，非靠理性推知，更非依經驗證明。此義(yi) 我《政治儒學默想錄》有不少論述，可參看。你可從(cong) 該書(shu) 數字版中輯出此類條目，成一文稿，供探討。”

又曰：“聖王‘必’再興(xing) ，是信仰，是期盼，是希望，至於(yu) 何時何地何緣而興(xing) ，是天命，是天意，是機運，則不能‘必’也。”

茲(zi) 輯出先生所論“聖王再興(xing) ”相關(guan) 條目，於(yu) 先生說庶可詳聞。第一部分輯自已刊之《政治儒學默想錄》。第二部分輯自先生未刊之《政治儒學默想錄續編：散論政治儒學》。時戊戌七月十二日。】

一

○“三重合法性”，是儒教“王道”義(yi) 理在政治正當問題上之具體(ti) 體(ti) 現。此體(ti) 現有二形態：人身形態與(yu) 製度形態。人身形態是執政者在政治實踐中以個(ge) 體(ti) 運作權力之方式實現“三重合法性”，製度形態則是在改製立法中以客觀製度架構之方式實現“三重合法性”。二形態雖異，其實現“王道三重合法性”之理想則一也。而於(yu) “王道”之人身形態中，又可分為(wei) 二形態：一為(wei) 聖王統治形態，即“三代”後聖王隱退，其再興(xing) 之希望寄托於(yu) 曆史之期盼中，此聖王統治形態是儒教之最高政治理想與(yu) 最高治理形態；一為(wei) 賢士統治形態，即“三代”後聖王隱退，賢士依聖王經典代聖王而王，在“無王曆史”中有限落實聖王之“王道”理想。此賢士統治形態在現實中雖有坎坷曲折，然在中國漫長之儒教曆史中因察舉(ju) 、薦舉(ju) 、科舉(ju) 、詔舉(ju) 等製度大體(ti) 得到有限落實。至於(yu) “王道”之製度形態，一經建立，則可以客觀之製度架構方式在國家憲製上保障“三重合法性”之實現。夫然，處今之世，雖聖王待興(xing) ，然若能勤造士而急用賢，建成“王道”之賢士統治形態與(yu) 製度統治形態，則“王道”遠乎哉？不遠也！“王道”亦可在此“無王曆史”中大體(ti) 落實也。

○西方天主教教宗由教內(nei) 精英選舉(ju) 產(chan) 生，選出後終身任職，故儒教憲政中之太學祭酒，亦應由儒林選舉(ju) 產(chan) 生，選出後終身任職。隻是天主教教宗有絕對之政治權力，儒教太學祭酒之政治權力不如彼之絕對也。複次，伊朗共和國之精神領袖由伊斯蘭(lan) 教法學家組成之“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選舉(ju) 產(chan) 生，選出後亦終身任職。而“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雖由全國選民選出，然因“憲監會(hui) ”有“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成員資格之確定權，此權實與(yu) “專(zhuan) 家委員會(hui) ”成員之提名權相當，故伊朗共和國精神領袖之選舉(ju) 仍是教內(nei) 之精英選舉(ju) ，此與(yu) 儒教憲政中太學祭酒由儒林內(nei) 部選舉(ju) 產(chan) 生，亦相類也。然伊朗共和國精神領袖權力甚大，如有實質性之國家最高政治權力、實質性之國家最高軍(jun) 事權力與(yu) 實質性之國家最高司法權力等，太學祭酒雖亦有類似權力，不過象征性居多，實質性居少。此乃因在“無王”之曆史中，儒教憲政所體(ti) 現之政教合一政體(ti) ，隻能依“王道”義(yi) 理建立起製度型之間接統治，而不能依聖王生命建立起人身型之直接統治，聖王人身型之直接統治隻能在曆史中等待期盼，即須等到聖王再興(xing) 時才有可能實現儒教之最高政治理想——聖王及身直接統治之政教合一形態。亦即是說，聖王及身直接統治之政教合一形態，隻能在曆史中等待期盼，而不能在曆史中人為(wei) 實現，而製度性間接統治之政教合一形態，則能在曆史中人為(wei) 實現，而不須在曆史中等待期盼也。是故，儒教憲政可在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曆史”中建立“太學監國製”，而太學祭酒隻是儒士中之賢者而非儒教中之聖者，更非聖王，故太學祭酒之權力不宜過大，即不宜如天主教之教宗與(yu) 伊朗之精神領袖也。雖然，若未來“無王曆史”結束，聖王再興(xing) 而直接統治，其統治權力又定將超乎天主教教宗與(yu) 伊朗精神領袖之上也。

○儒教所謂“道統”，“王道”之統也。在政治上，則體(ti) 現為(wei) 天道、曆史、民意“三重合法性”之價(jia) 值也。以人身言，能綜合擔當此三重“王道”之統者，唯儒士中之大賢能之。故於(yu) 議會(hui) 三院之上應再設一綜合代表“三重合法性”之機構，由當世大賢統攝之，以監督議會(hui) 三院落實“王道”之三重價(jia) 值也。而儒教憲政中之設“太學監國製”，以太學祭酒統攝之，乃此義(yi) 也。又，儒教之治世形態，是道統、學統、政統“三統合一”形態，其最高理想，是聖王再興(xing) 之及身直接統治。在聖王隱退時代，聖王之繼承人——儒士中之大賢——可代理聖王實行“三統合一”之間接統治，此間接統治雖是聖王默示之委托性統治，未能臻於(yu) 儒教治世之最高理想，然於(yu) 據亂(luan) 之世，則可使道統、學統、政統合一之治有限落實，而“王道”亦庶可行於(yu) 天地間也。故“太學監國製”之設，其義(yi) 大矣哉！

○王道政治，在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時代”，依聖王理想為(wei) 主幹，綜合八種人類政治之正麵價(jia) 值而成，即綜合聖賢政治、士人政治、德治政治、教權政治、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生態政治之正麵價(jia) 值而成也。

○“三代”以降，聖王隱而儒士興(xing) 。儒士者，在“無王時代”代聖王立言行道，以待聖王再興(xing) 而治世者也。儒士在曆史中修身踐行，盡性至命，追慕“王道”，期盼聖王，亦文中子所謂“再造三代”也已！

○王道政治乃立憲政治，所謂“立憲”者，以“王道”確立最高政治原則也。即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之根本標準，在儒教經典之義(yi) 理，因儒教經典綜合體(ti) 現了天道、曆史、民意之“三重合法性”價(jia) 值，而三院製議會(hui) 隻是實現此“三重合法性”價(jia) 值之載體(ti) 也。故聖王雖往，其“王心”在曆史中凝聚於(yu) 儒經，因而儒經中之“王心”乃“三重合法性”之源，無“王心”即無“三重合法性”矣。是故，王道政治，乃依聖王經義(yi) 確立之政治，即所謂儒教之立憲政治——儒教憲政——是也。故議會(hui) 三院之分，隻是依儒經“王心”之不同合法性而設，三院均得“王心”之－體(ti) ，即通儒院代表之“天道合法性”即儒經所言之昊天上帝，國體(ti) 院代表之“曆史合法性”即儒經所言之文化傳(chuan) 統，庶民院代表之“民意合法性”即儒經所言之人心民意，非離儒經別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價(jia) 值也，即離儒經非有“王道”價(jia) 值也。是故，王道政治可謂“儒經政治”，其最高政治原則端在儒教經義(yi) 也。在“三代”，“三重合法性”統於(yu) 聖王一身，渾全不分，聖王執中而行，“王心”獨斷，故“聖王之治”不須外假製度之約束製衡而能得其宜。“三代”而後，聖王隱，“王心”熄，“王道”廢，“王義(yi) ”缺，合法性有所偏，故“無王之治”須外假製度之約束製衡乃能克其偏而適其宜也。是故，吾人今日處於(yu) “無王時代”之“無王之治”中，須外假製度之約束製衡——儒教憲政——體(ti) 現“王心”之“三重合法性”也。而“王心”之所在，聖王經典也，故聖王經義(yi) 為(wei) 儒教憲政之最高立憲原則也。

○在聖王待興(xing) 之曆史中，儒士代聖王行統治之權，按聖王“王心”所凝聚之經典實行儒教憲政之“王道”統治。此可謂“儒士憲治”，即儒家學士以儒教經義(yi) 為(wei) 治國之憲法性原則，並依此憲法性原則(“王道價(jia) 值”)外化之憲政製度治理國家。故“儒士憲治”高於(yu) 世俗法治之上，是儒教憲政之核心內(nei) 容也。

○政治權力之“三重合法性”，即政治之“王道價(jia) 值”，存在於(yu) 聖王經典，是為(wei) 儒教經義(yi) 之核心內(nei) 容。故在中國，政治權力合法性之最終淵源不在議會(hui) 三院所表達之主權意誌，而在儒教經義(yi) ；即不在議會(hui) 三院所作出之議案表決(jue) ，而在儒經之義(yi) 理價(jia) 值。因議會(hui) 三院所表達之主權意誌與(yu) 所作出之議案表決(jue) ，均是儒經價(jia) 值之具體(ti) 實現，此乃緣於(yu) “議會(hui) 三院製”本身即依儒經價(jia) 值——“王道價(jia) 值”——而設也。是故，王道政治非“議會(hui) 至上”，“議會(hui) 至上”即“民意至上”，是西方“政治現代性”之典型體(ti) 現，而王道政治是“經典至上”，“經典至上”即“王道至上”，是中國儒教憲政之核心價(jia) 值。依此，王道政治最終之合法性淵源不在議會(hui) ，而在儒教經典，具體(ti) 落實到製度層麵，則在“太學”所設之“儒士委員會(hui) ”。可見，三院製議會(hui) 隻解決(jue) 具體(ti) 法律之合法性，不解決(jue) 整個(ge) 國家架構之最終合法性，解決(jue) 整個(ge) 國家架構之最終合法性在儒經，具體(ti) 在太學之“儒士委員會(hui) ”。故王道政治，於(yu) 聖王未興(xing) 時，即為(wei) 儒經憲政之治，具體(ti) 為(wei) 儒士憲政之治。若聖王已興(xing) ，則聖王直接依其“王心”統治，而無所謂憲政也。故“三代”之複，始能有“聖王心治”，而“三代”以降，隻能行“儒士憲治”也。

○“三代”君師合一，即君道師道合於(yu) 聖王一身，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三代”後君師分離，即師道在儒而君道在最高權力握有者，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是也。君師分離後，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師，無師則無以維持世道人心，故繼聖王師道之儒士不得不擔師道之責，以道統自任。然此君道師道分離是小康世之治法，為(wei) 一曆史過渡形態，即在“無王曆史”中期盼聖王再興(xing) ，以待重回“君師合一”時代，再次實現“君師合一”之聖王直接統治。故儒士擔道統之曆史責任，是待聖王再興(xing) ，非永久之責也。是故，王道政治有二形態：理想形態與(yu) 現實形態。理想形態是“君師合一”、“聖王合一”、“道統政統合一”而聖王及身直接統治之形態，現實形態是君師分離後儒士擔師道、繼道統、入仕途、建國憲以有限落實王道理想之形態。王道政治之理想形態可遇不可求，須在曆史中期盼等待，而王道政治之現實形態可遇而可求，必在曆史中創建。故小康之世，以禮為(wei) 急，而儒教憲政者，今日國家大禮之急者也。

○王道政治在“治道”上之具體(ti) 落實，即王道政治在“政製”上之製度安排，可以是君主製，可以是議會(hui) 製，亦可以是二者混合之製。“三代”聖王及身統治，其生命參通天地人而直接代表“三重合法性”，故雖有製度，不為(wei) 典要，因“聖王政治”之核心在“王心統治”，而不在“製度統治”，若“三代”已複，則可行此“聖王之製”也。然“三代”後，君主製是王道政治之“治道”型態，雖有把持天下之私心，然亦可於(yu) 夾雜委曲中有限實現“三重合法性”，不必如朱子完全否定之也。時至今日，欲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具體(ti) 落實，則須建構實現“王道”之政治製度，故儒教憲政由是而作也。儒教憲政綜合君主製與(yu) 議會(hui) 製，又綜合儒士製與(yu) 民主製，取其長而創其新，是夫子所謂“綜合改製”，而亞(ya) 氏所謂“混合政製”也。

○王道政治有製度形態與(yu) 人格形態，議會(hui) 三院製是製度形態，聖王統治是人格形態。在聖王統治之人格形態中，“三重合法性”不表現為(wei) 具體(ti) 之製度安排，而表現為(wei) 聖王“王心”之直接統治。故依儒教，王道政治之理想形態是聖王統治是人格形態，在此形態中聖與(yu) 王、理與(yu) 勢、心與(yu) 製、內(nei) 與(yu) 外達到最完美之統一。然聖王統治之人格形態是“三代”之王道理想形態，“三代”後聖王待興(xing) ，隻能由當世賢士大儒代聖王行政。此代聖王行政亦有二形態，一是以儒教經典為(wei) 立國原則建構製度規範國政，儒教憲政是也；一是由信奉儒教價(jia) 值之時代精英出仕從(cong) 政落實王道理想，儒士政治是也。王道政治之聖王統治形態可待不可求，故居今之世，所可求者，唯王道政治之製度形態與(yu) 儒士政治之實踐形態也。

○“三代”時，聖王合一，故無論政治儒學與(yu) 心性儒學，均追慕“三代”，以“聖王合一”為(wei) 儒教之政治理想，而況“二帝”時代乎！此即謂：最高統治者既是聖人——心性儒學所追求者，又是王者——政治儒學所追求者，聖與(yu) 王合於(yu) 一身，即為(wei) 王道政治之最高形態。“三代”後，聖王分離，或聖而不王，或王而不聖，不聖之王雖可偶然少許暗合“王道”，現實政治不得不離聖人心性而別行，聖人遂不再進入政治成為(wei) 直接統治者，即不再直接為(wei) 王，故王道政治落入士人代理形態，“王道”之實現因而戛戛乎其難矣！是故，在“無王”之曆史時代，除依“士人政治”代聖而王外，更須建立“新王製”之憲政架構，以製度性之力量保障“王道”價(jia) 值能在現代政治中大體(ti) 落實也。噫，因乎此，儒教憲政所由而作也！

○王道政治之最高形態，是“聖王統治”，即聖王及身掌握最高政治權力直接治理國家。因聖王“王心”乃世俗憲法之最高法源，即政治正當性之最終依據，故聖王在憲法之外，不受憲法約束而超越憲法。換言之，因主權在聖王，聖王之外無主權，聖王即主權之源也。然聖王既往，而聖王“王心”之跡，凝為(wei) 聖王經典中之“王道”義(yi) 理，傳(chuan) 於(yu) 後世，故聖王經義(yi) ——“王道”——乃審查世俗憲法之最高合法性依據，非可以世俗憲法審查聖王經義(yi) 也。

○公羊家之“孔子為(wei) 王說”，將孔子之生命曆程分為(wei) 三時期：初期，孔子有為(wei) 王之意，祖述憲章，欲實現“三代”之王道理想；中期，現實不許孔子為(wei) 王，孔子遂幹七十二君，欲假他人權勢實現“三代”之王道理想；晚期，假他人權勢實現“三代”之王道理想不果，孔子遂作《春秋》當新王，確立治世之根本義(yi) 法，留待後王取法。故今日儒教之政治重建，須當今之最高統治者——現代後王——取法孔子之新王義(yi) 法以治世。如此，即是以“孔子為(wei) 王”，以“孔子為(wei) 王”，亦即是實現今日之王道政治也。然此王道政治之複興(xing) ，隻是政製層麵之複興(xing) ，而王道政治之最高形態，則是聖王再興(xing) 後之及身直接統治。故今日儒教之希望，端在實現王道政製之“無王曆史”中，以無限之信心期盼聖王再興(xing) 也。

○柏克謂：凡文明社會(hui) 之國家，必存在“天然貴族”。此“天然貴族”，即儒教文明社會(hui) 國家中之“士”。王道政治之最高期盼，是聖王再興(xing) ，而培育作為(wei) “天然貴族”之“士”之群體(ti) ，則是在聖王退隱之“無王時代”實現王道政治之主體(ti) 力量。故今日欲重建王道政治，舍“士”其誰乎！

○王道政治之最高形態，非靠儒教製度之預先設計，乃靠聖王“王心”之當下統治，雖“王心”之治下仍有聖王之製，然不為(wei) 主也。“三代”後，聖王隱退，最高形態之王道政治亦隨之而隱退矣。雖然，“三代”後之君主政治，仍以王道政治為(wei) 其理想模型，雖不能充分實現王道政治之高遠理想，但在曆史中仍可於(yu) 某些時代某種程度有限落實王道政治之義(yi) 理價(jia) 值，故中國之君主政治可看作王道政治之餘(yu) 緒，不可如朱子厚非也。若然，即為(wei) “曆史虛無主義(yi) ”矣。至於(yu) 君主政治之變異形態——暴君專(zhuan) 製，則非中國君主政治之正統形態，厚非可也。

○欲徹底克服技術宰製導致之生態災難，唯聖王複出直接統治方有可能，因聖王不靠理性與(yu) 技術進行統治，而靠當下之道德心、藝術心、宗教心進行統治，而當下之道德心、藝術心、宗教心即是聖王“王心”。是故，民主政治不可能克服技術宰製導致之生態災難，因民主政治民意一重合法性獨大本身即是此災難之根本原因，即民主政治不可能如聖王依道德心、藝術心、宗教心——“王心”——進行當下直接之統治，而隻能靠理性與(yu) 技術進行格式化之統治。施密特嚐言：現代民主業(ye) 已技術化，其此之謂歟？

○王輔嗣注《易》，乾卦九五謂“德以位敘”，是“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得位為(wei) “王”，不得位為(wei) “聖”。“位”所以為(wei) “大寶”者，以“位”為(wei) 至上之統治權力，聖人不得“位”則無以實現“王道”理想也。故儒教政治之最高形態是“德位合一”，“德位合一”即“聖王合一”。鑒於(yu) 此，王道政治在今日之重建須經兩(liang) 途徑：一、確立“新王製”，建構實現“王道”理想之現代政製，以“新王製”之製度架構保障“德以位敘”，使“王道”理想能實現於(yu) 製度性之“位”中。此儒教憲政所由而作也。二、在曆史之期盼中聖王再興(xing) ，聖王以其人身之魅——聖格之神聖性——得位而直接統治，以實現“聖王合一”之儒教政治形態。此可遇而不可求也。前一途徑以製度解決(jue) “德以位敘”問題，後一途徑以聖格解決(jue) “德以位敘”問題。故《易》非隻為(wei) 天道性命之書(shu) ，亦為(wei) 王道政治之書(shu) ，唯須以公羊解之，方得之也。

○依韋伯，現代政治之統治是純粹形式之理性統治，即法律之理性化統治，此統治導致理性化之鐵籠，人於(yu) 其中不得自由。而聖王統治則不是純粹形式之理性統治，即聖王統治不在理性化之法律統治中，而是聖王“王心”當下之直接統治，因而聖王統治絕對自由——聖王超越純粹形式之理性統治，庶民擺脫純粹形式之法律統治。故在韋伯所謂“無先知之時代”，欲救政治理性化之弊，端賴聖王再興(xing) ，以聖王統治打破政治理性化之鐵籠也。

○人類政治之演進須經三階段：民主政治之低級階段——形式理性之統治，王道政治之中級階段——實質理性與(yu) 形式理性有機結合之儒教憲政統治，聖王統治之高級階段——純粹實質理性之聖王及身直接統治。過此，即無政治矣。而所謂純粹實質理性之聖王及身直接統治，即依聖王“王心”當下直接統治也。

○儒教有三種“政教合一”形態：聖王直接統治形態、士人代理統治形態、俗王乘權統治形態。聖王直接統治形態存於(yu) 二帝三王時之“聖王時代”，士人代理統治形態與(yu) 俗王乘權統治形態存於(yu) 二帝三王後之“無王時代”。聖王直接統治形態是王道政治之最高理想，士人代理統治形態是王道政治在“三代”後之政製安排，俗王乘權統治形態則是“無王曆史”中有限暗合“王道”義(yi) 理之政治現實。故依儒教理想，俗王乘權統治形態須齊一變至於(yu) 魯，即至於(yu) 士人代理統治形態，而士人代理統治形態又須魯一變至於(yu) 道，即至於(yu) 聖王直接統治形態也。

○自“三代”後，集“道統”“政統”於(yu) 一身之聖王，隱而待興(xing) ，故“三代之治”，乃為(wei) 儒教期盼之政治信仰。然在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曆史”中，儒士依聖王經典與(yu) 聖王心法代聖王立言行政，其要務是建構儒教之王道政治，因王道政治是“無王曆史”中之治法，為(wei) 太平大同之始也。是故，儒士是“無王曆史”中聖王在此世之代表，其代表權來自儒教經典之信奉傳(chuan) 習(xi) ，以及來自曆代聖賢大儒在儒教道統譜係中之默示委托。然而，儒士在聖王隱退之時代，一切努力均在此“無王曆史”中為(wei) 聖王再興(xing) 預備條件，以待聖王最終複出而實現太平大同之最高希望也。

○儒教最理想之政體(ti) ，是聖王及身直接統治之“政教合一”政體(ti) ，即“聖王政體(ti) ”，“三代”後聖王隱退，“聖王政體(ti) ”降為(wei) 依聖王經典統治之“儒士政體(ti) ”。故在此意義(yi) 上，“儒士政體(ti) ”亦是委托政體(ti) 與(yu) 代議政體(ti) ，即受聖王道統委托而代聖王議政行政之政體(ti) 也。聖王“王心”代表廣大庶民之根本利益與(yu) 長遠利益，故儒士之委托政體(ti) 與(yu) 代議政體(ti) 亦代表廣大庶民之根本利益與(yu) 長遠利益也。

○“三代”無儒學，聖王以其“王心”為(wei) 治，故聖王即心即學，勿需儒學也。無儒學即無儒家，天下唯聖王一家，一家即無儒家，以儒家與(yu) 諸家相對而立也。故“三代”普天之下皆王教，不需以儒名家也。是故，聖王再興(xing) ，一道同風，王教普在，世無儒學，國無儒家，是後儒所當期盼也。此乃儒家追求之最高理想，所謂“儒期於(yu) 無儒”也。

○儒教之最高政治形態是“聖王政治”，“聖王政治”是聖王以其聖格與(yu) 王製體(ti) 現主權，即體(ti) 現“三重合法性”，故“主權在聖王”即“三重合法性在聖王”，亦即“王道在聖王”也。然主權與(yu) “三重合法性”在聖王，聖王代表天道、曆史固無須人民同意，聖王代表民意亦無須人民同意，是為(wei) “天然代表”也。依此理，在王道政治之儒教憲政中，太學天然代表“聖王政治”，然因聖王未興(xing) ，太學隻能在期盼聖王再興(xing) 之“無王曆史”中，有限代表“聖王政治”，即隻能依聖王經典代表“聖王政治”也。而依聖王經典代表“聖王政治”，即依聖王義(yi) 理裁決(jue) 現時政治也。故太學是“三代”後“聖王政治”之有限落實者與(yu) 具體(ti) 保障者，是在“無王曆史”中實現“王道”與(yu) “王政”者也。故在儒教憲政中，太學是國家最高監督機構，是現實政治之最終裁決(jue) 者，而太學祭灑則是儒教最高精神領袖，是在“無王曆史”中聖王之最高代理者也。

○聖王擁有宗教、立法、司法、行政、教育、軍(jun) 事等統治權力，故代理聖王統治之儒士亦因之擁有與(yu) 此相應之統治權力，唯聖王以其“王心”獨斷行使此統治權力，而儒士則須依聖王經典代聖王行使此統治權力。儒士代聖王行使統治權力，是聖王隱退後次理想之“士人政治”形態，理想之政治形態則是聖王再興(xing) 後依“王心”直接統治之“聖王政治”形態。故依儒教，所謂“士人政治”隻是“聖王政治”之預備階段，“士人政治”之最終目的則是期待聖王再興(xing) 而實現聖王及身之直接統治。雖然儒教政治有此二形態，“聖王政治”須在“無王曆史”中期待，而“士人政治”則可於(yu) “無王曆史”中模擬“聖王政治”之原則有限實現之也。故文中子有追慕王道再造三代之理想，其門人始能佐唐實現“貞觀之治”也。

○隻有聖王再興(xing) ，方有聖格型之“聖王政治”；隻有聖格型之“聖王政治”出現，方無須儒教議會(hui) 製度。在“聖王政治”未出現前之聖王期盼中，之所以需要儒教議會(hui) 製度，是因為(wei) 儒教議會(hui) 製度可在“無王曆史”中限製強權者僭稱“聖王政治”，如文革時代然。此是建立儒教議會(hui) 製度之消極目的，至於(yu) 建立儒教議會(hui) 製度之積極目的，則是以憲政性之製度化力量有限實現“聖王政治”所確立之“王道”價(jia) 值也。

○“三代”時，聖王及身直接統治，動靜雲(yun) 為(wei) 皆天心天憲。“三代”後，聖王待興(xing) ，須在聖王製度保障下依聖王經典治天下。故此，儒教憲政之“太學監國製”所由而作也。

○聖王統治，王道政治第一義(yi) 也；儒教憲政，王道政治第二義(yi) 也；士人政府，王道政治第三義(yi) 也。聖王統治即君師一體(ti) 、政教一體(ti) 、學治一體(ti) 、道術一體(ti) ，即聖與(yu) 王一體(ti) ——最高宗教道德價(jia) 價(jia) 與(yu) 最大政治權力一體(ti) 也。儒教憲政乃“無王曆史”中依王道義(yi) 理落實之政治製度進行統治，即以憲政製度實現王道義(yi) 理而儒士掌握憲政權力也。士人政府則僅(jin) 在行政係統中由儒士掌握具體(ti) 之治理權力，所以為(wei) 第三義(yi) 也。故在人類曆史中，聖王統治是政治之最終希望所在，可待而不可求，隻能在聖王信仰中虔心期盼也。

○合法性有“實質合法性”與(yu) “形式合法性”，前者涉及同意之具體(ti) 內(nei) 容，後者涉及同意之製度程序。就儒教憲政言，天地人之同意，即“王道價(jia) 值”之同意，是“實質合法性”，而關(guan) 於(yu) 太學監國製、虛君共和製與(yu) 議會(hui) 三院製之憲政性製度安排，則是“形式合法性”。隻有在王道政治之高級形態——聖王直接統治形態——才隻需“實質合法性”而不需“形式合法性”，因聖王及身是道，通體(ti) 是善，直接依其“王心”統治，而所謂“王心”正是製度之源，故不需預先確立製度程序也。至於(yu) 在王道政治之低級形態——儒教憲政形態，則同時需要“實質合法性”與(yu) “形式合法性”，如此，方能以體(ti) 現兩(liang) 種合法性之製度建構共同實現“王道價(jia) 值”也。

○在王道政治中，教權與(yu) 政權之合一，其理想形態是二帝三代時代之“聖王合一”。聖者教也，王者政也，教政合一即聖王及身依其“王心”直接統治也。“三代”後，教權與(yu) 政權之合一又有二形態：政統形態與(yu) 治統形態，政統形態為(wei) 君主以儒學價(jia) 值進行政治統治，治統形態為(wei) 士人以儒學價(jia) 值進行行政統治。此諸形態西方教政二分之曆史無之，是為(wei) 中國儒教政治之最大特色也。

○憲政者，韋伯所謂“法律型政製”也，即當政者下達政令之正當性來自建立在契約上之理性規則，而非來自建立在人格上之奇裏斯瑪魅力。而儒教憲政亦憲政也，即亦“法律型政製”也。故太學監國之權、虛君共和之權與(yu) 夫議會(hui) 三院之權，均須憲法明定為(wei) 治國之理性規則。若夫“聖王統治”，則是“人格型政製”，其下達政令之正當性非來自建立在契約上之理性規則，而是來自建立在人格上之奇裏斯瑪魅力。故作為(wei) “人格型政製”之“聖王統治”，是儒教政治之最高理想，而作為(wei) “法律型政製”之“儒教憲政”，則是儒教政治在“無王曆史”中按“王道”義(yi) 理建立王道政治之創製努力。故“儒教憲政”在曆史中可通過改製立法實現，而“聖王統治”則隻能在曆史中通過信仰期盼等待。要之，“聖王統治”是儒教之最高理想，即使在“儒教憲政”實現之情況下，亦不可放棄期盼與(yu) 等待；即“儒教憲政”之實現，正是期盼等待“聖王統治”必經之預備階段也。由《禮運》觀之，堯舜之治為(wei) “聖王統治”，“三代之治”為(wei) “禮法統治”，而儒教憲政者，亦“禮法統治”也。太學、虛君、三院議會(hui) 皆依“禮意”而起，即皆依天地等差節文之實質性價(jia) 值而起，非依無差別之形式理性而起。雖然，此“禮意”須“法意”輔助，方具有製度性力量，而能有效實現“禮意”也。故太學、虛君、三院議會(hui) 須經憲法明定為(wei) 治國之形式規則，即為(wei) 所謂“法律型政製”也。

○“國家宗教”之核心，乃“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有三形態：三代形態、三代後形態與(yu) 現代形態，即聖王政治形態、君主政治形態與(yu) 儒教憲政形態。聖王政治形態王心獨斷，依道而治，無分權製衡；君主政治形態私心專(zhuan) 斷，依欲而治，偶合天道，有限分權而道統不能製度化製衡；儒教憲政形態按“王道”建立，依“三重合法性”而治，在分權中實現道統製度化之立體(ti) 製衡也。

○儒教政治之未來希望，是聖王再興(xing) 之直接統治，故聖王之再興(xing) ，乃儒教之根本信仰與(yu) 曆史期盼也。而儒教憲政者，乃聖王退隱後儒士依“王道”理念建立之製度化統治，可於(yu) “無王曆史”實現者也。故儒士者，“無王曆史”中實現“王道”之擔綱者也，而儒士群體(ti) 之形成，確乎“無王曆史”中實現“王道”之希望所在也。

○聖王是製度之源，因“王製”是聖王“王心”自然流行而渾成。故聖王統治必有“王製”，以聖王之製盡聖王之心也。然在聖王統治中，聖王之治非必拘於(yu) “王製”，而以“王心”之當下獨斷為(wei) 準，因“王製”出於(yu) “王心”，“王心”隨時皆在創建“王製”之中也。

○最好之政治，是“聖王政治”，即聖王之聖德智慧與(yu) 政治權力合於(yu) 一身而直接統治之政治。“三代”後，聖王待興(xing) ，而“儒士政治”則是代理聖王統治之曆史形態，雖非最好之政治，然卻是“無王曆史”中最為(wei) 理想之政治，因“儒士政治”是依聖王之“王道”理念——天道、曆史、民意之價(jia) 值——所從(cong) 事之政治。反觀西方民主政治，斷選不出聖王，亦選不出儒士，所選出者隻是代表現世民意與(yu) 世俗利欲之代議士與(yu) 行政官，故依政治儒學，民主政治不是最好之政治。在王道政治之義(yi) 理中，“聖王政治”固是最好之政治，然須於(yu) “三代”後之曆史中長久期盼，而在“無王曆史”中可實現者，唯有“儒士政治”。以儒教之現代改製言，儒教憲政正是實現“儒士政治”之現代政製形態。是故，儒教憲政可實現“儒士政治”，而民主政治不能實現“儒士政治”，故儒教憲政是比民主憲政更好之政治。

○儒教政治，在權力占有上有三形態：聖王政治、聖賢政治與(yu) 士人政治。聖王政治須在曆史中期盼等待，聖賢政治可在曆史中努力追求，士人政治能在曆史中具體(ti) 實現。故所謂儒教憲政，士人政治之現代政製形態也。

○儒教憲政，是“三代”後聖王隱退依聖王經義(yi) 所建立之製度統治與(yu) 法律統治，故儒教憲政是“聖王政治”之間接形態，而“聖王政治”之直接形態則是聖王依其“王心”所建立之及身直接統治。（此處之“聖王”為(wei) 廣義(yi) 之“聖王”，含堯舜二帝。）故“聖王政治”是第一義(yi) 之“儒教政治”，須在曆史中期盼等待，而儒教憲政則是第二義(yi) 之“儒教政治”，可在曆史中努力實現。此猶柏拉圖認為(wei) 憲法政治乃“次優(you) ”而非“最優(you) ”，“最優(you) ”之政治乃是不被法律限製之政治，人類之理想則是追求“最優(you) ”之政治。故依政治儒學，第一義(yi) 之“儒教政治”——直接形態之“聖王政治”——即是人類“最優(you) ”之理想政治也。

○王道政治包括人格形態與(yu) 製度形態，人格形態是聖王再興(xing) 時及身之直接統治，製度形態是聖王退隱時以聖王經義(yi) 建立製度間接統治。王道政治之人格形態是儒教政治之最高理想，王道政治之製度形態則是儒教政治之現實追求。當今聖王待興(xing) ，儒家可追求者唯王道政治之製度形態，即按聖王經義(yi) 建立“新王製”進行製度性之統治。而所謂“新王製”者，儒教憲政之製也。

○“王道”，是儒教之烏(wu) 托邦希望，而烏(wu) 托邦希望是可能實現之人類理想。故“王道”之實現，有兩(liang) 種方式：聖王再臨(lin) 之及身統治方式與(yu) 王製重建之製度統治方式。前者是建立在聖格上之聖王之治，後者是建立在製度上之儒憲之治；即前者是儒教聖王再興(xing) 時之最高政治理想，後者是儒教聖王未興(xing) 時之次級政治理想也。

二

儒教有五大信仰:昊天上帝信仰，後土大地信仰，先祖宗親(qin) 信仰，良知元神信仰，聖王聖賢信仰。簡稱曰:天帝信仰，後土信仰，先祖信仰，良知信仰，聖王信仰。此五大信仰即是天地人三大信仰:天帝良知，天神也；後土，地衹也；先祖聖王，人鬼也。良知乃天進入人之靈，包宋明心性學也。後土乃大地土地神山川海嶽社稷，包自然生態與(yu) 曆史國家也。

人類有兩(liang) 種約束類型：一是民主憲政之約束，一是王道政治之約束；前者依法治自我約束，後者依王政約束民眾(zhong) ；前者是人類自己約束自己，故不可靠（約束者亦可以是放縱者），後者聖王約束民眾(zhong) （聖王是絕對自我約束者），故可靠。

現代性之理性進步觀否認奇跡，即所謂＂除魅＂，認為(wei) 一切皆在可推理預測之中。然儒家言聖王再興(xing) 、良知朗現即是奇跡，即是＂魅＂，故隻有儒教之奇跡觀方能打破現代理性化之鐵籠而＂複魅＂。否則，人類將無望無救。

儒教之政教合一者，聖王既是神聖之宗教領袖（巫祝祭主），又是世俗之政治領袖（握有軍(jun) 事行政權之統治者），在人格與(yu) 神格上合一，商王禱雨是也。然商王沒後，即為(wei) 祖宗神（神格神），而人格已無也。

韋伯言：＂在中國，彌賽亞(ya) （救世主）的希望都落在此岸的真命天子的身上。＂此言不應理。天以夫子為(wei) 木鐸而救世，夫子非天子也；漢儒言災異天譴以救世，非此岸天子救世也；至於(yu) 二帝三王為(wei) 聖王，承天命代天立極行道，為(wei) 天之子有神聖人格，其按彼岸精神救世，非若三代後此岸俗王治世也。故在中國，依儒教義(yi) 理，彌賽亞(ya) （救世主）的希望不落在此岸世俗的天子身上，而落在承天命代天立極行道的具有彼岸超越神聖精神的聖王、聖人與(yu) 儒者身上。

吾國儒教演進有五時代：三皇時代，二帝時代，聖王時代，素王時代，無王時代。三皇時代，伏羲、神農(nong) 、軒轅時代也。二帝時代，堯、舜時代也。聖王時代，夏、商、周時代也。素王時代，孔子時代也。無王時代，孔子後至今之時代也。故吾人今日所處者，無王時代也。於(yu) 無王時代中，吾人當追慕聖王時代，期盼二帝時代也。

依韋伯，現代是理性化鐵籠宰製之時代；依施密特，現代是規範化法律統治之時代。人類欲對治此時代而得大自由，韋伯寄望於(yu) 先知，施密特寄望於(yu) 主權者。然依儒教，隻有聖王再興(xing) ，方能王心獨斷打破理性化鐵籠之宰製，擺脫規範化法律之拘束，實現聖王及身之直接統治也。是乃儒教之最高政治理想與(yu) 最終希望，所謂儒教之"聖王統治"是也。

"聖王統治"，非基於(yu) 康氏所解之直線三世說，乃基於(yu) 儒教之"聖王信仰"。而"聖王信仰"即是曆史中之"聖王期盼"，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xing) "是也。故儒教"聖王統治"之"聖王信仰"，是曆史中之"聖王期盼"，亦即是曆史中之未來希望。如是，無"聖王期盼"，非儒教也;無"聖王信仰"，非儒教也;無曆史中聖王複臨(lin) 之未來希望，非儒教也;一言以蔽之：無"聖王統治"之熱切期盼與(yu) 虔心等待，非儒教也。

聖王之再興(xing) ，全在機運之偶然，故在“無王曆史”中，除以信仰期待聖王再興(xing) 外，別無他途。再興(xing) 即是再臨(lin) ，即天降聖王及身治世也。職是之故，政治儒學之最高理想與(yu) 最終希望，即是在“無王曆史”中以信仰期待聖王之再興(xing) 而治世。此為(wei) 政治儒學之究極目標，故政治儒學乃聖王隱退後之希望儒學，即無王時代之期盼儒學也。

政治儒學之期盼，在聖王再興(xing) ；心性儒學之期盼，在聖人複出。故聖王與(yu) 聖人，均是儒學之理想也。然聖王擁有聖人之性並擁握治世之權，聖人則擁有聖人之性而無治世之權。在傳(chuan) 統中國，聖王止於(yu) 孔子，而聖人則可世出，如顏子複聖孟子亞(ya) 聖然。要之，聖王聖人均所謂“魅”也。處今之世，聖王固可於(yu) “無王曆史”中期待，而聖人亦可於(yu) “除魅時代”期待，其機運如何，天也。其信仰如何，人也。韋伯所謂無先知之時代，正所謂期盼先知之時代也。在“除魅時代”中，期盼聖人甚難；在“無王曆史”中，期盼聖王豈易！然期盼即信仰，若無此聖王聖人之信仰，其有儒學乎！故儒學者，信仰之學也，理性所不能否證者也。

儒教“聖王再興(xing) ”之信仰，非如耶教純寄希望於(yu) 未來之“彌賽亞(ya) 信仰”，更非西方近代曆史進步之世俗“理性信仰”，而是重返聖帝明王時代之“回歸信仰”。故未來王者之再興(xing) ，非是實現所謂劃時代之新統治，而是回複原初之聖王統治。如此，儒教“聖王再興(xing) ”之信仰，既非未來之烏(wu) 托邦，亦非曆史之進步論，乃回歸曆史美善時代之信仰也。

公羊家“三世說”，自康有為(wei) 始，世人多目為(wei) 曆史進化論，究其因，以受西方理性進步主義(yi) 之影響也。然考之《春秋》，究諸公羊，“三世說”絕非曆史進化論，恰恰相反是反曆史進化論。董子所謂“世愈亂(luan) 《春秋》之文愈治，魯愈微《春秋》之化愈廣”，何休所謂“《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在在昭示，人類曆史乃吊詭之曆史，非理性之曆史，此太平世之理想世界，非曆史依理性進步而致之世界，乃《春秋》超乎曆史而求之世界，即孔子“王心”《春秋》之文所致之世界。此世界不存在於(yu) 現實之曆史進程中，而存在於(yu) 孔子之理想王心中。此即謂:《春秋》之文之世界，非實然之世界，乃應然之世界，即與(yu) 實然世界對抗之理想世界。此世界不存在於(yu) 孔子所身臨(lin) 之曆史現實中，隻存在於(yu) 孔子所追求之心靈世界中。孔子高標此非曆史之太平世，不隻標明曆史之吊詭性、非理性與(yu) 非進步性，更在於(yu) 闡明正因此曆史之吊詭性、非理性與(yu) 非進步性，人類必須依善之理想、美之觀念(孔子“王心”《春秋》之文)打破此曆史之吊詭，追求人類未來之美善生活。故“三世說”既非曆史進化論，亦非末世烏(wu) 托邦，乃人類在“未濟”曆史中追求美善生活之理想觀念論也。亦即是說，政治儒學者，打破曆史理性與(yu) 吊詭，追求未來理想與(yu) 希望之學也。

施特勞斯謂:最佳政體(ti) 之製度安排，宗旨在於(yu) 實現人之目的性與(yu) 完滿性，即在於(yu) 實現人之高貴之德性。依儒家，此人之目的性與(yu) 完滿性，即人之高貴之德性，乃《中庸》所謂"天命之性"，後儒所謂"本然之性"與(yu) "良知性體(ti) "。故儒家所謂最佳政體(ti) ，乃是以客觀有效之製度安排促使人性向善者，亦即驅人向善之聖王禮製----王者所盡之製。是故，禮也者，聖王為(wei) 實現人之目的性與(yu) 完滿性，即實現人之高貴德性而製定之最佳政體(ti) 也。今日言之，儒教憲政雖非聖王議禮考文之禮製，然乃依聖王禮製義(yi) 起之新禮製，而國家根本政製無疑是國家禮製之最大者。故儒教憲政者，即在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時代"驅人向善之禮製也，亦即在期盼聖王再臨(lin) 之曆史現實中為(wei) 有限實現人之高貴德性----人之目的性與(yu) 完滿性----而製定之最佳政體(ti) 也。

在“聖王時代”，聖王及身統治為(wei) 第一義(yi) ，聖王義(yi) 理建構之製為(wei) 第二義(yi) 。何以故？以聖王“王心”為(wei) 一切製度之源，豈可以“王製”限“王心”乎？然在聖王侍興(xing) 之“無王時代”，聖王義(yi) 理建構之製則為(wei) 第一義(yi) 。何以故？以聖王已往，聖王“王心”布在方冊(ce) ，聖王義(yi) 理載於(yu) 儒經，以儒經中聖王義(yi) 理建構之“王製”治國，即以曆史中之“王心”治國，此雖不如聖王及身之直接統治，然在“無王時代”確為(wei) 第一義(yi) 也。誠然，期盼聖王再興(xing) 直接統治為(wei) 儒教政治之第一義(yi) ，然在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時代”，斷不可使聖王“王心”沉淪澌滅，於(yu) 現世政製無所施為(wei) 建構。如此，三代後曆史中依於(yu) 儒經之“王製”可得而興(xing) ；舍此，三代後曆史中之“王製”永無可能。故居當今“無王時代”，依儒經中之“王心”創建“新王製”，確乎為(wei) 急也！

儒教政治，在二帝三王時代，道統政統合一，王者作君作師，治道一體(ti) 。而三代後之“無王時代”，道統政統分離，道統在孔子，政統在君主，具體(ti) 而言，道統在儒家價(jia) 值之承擔者，政統在政治權力之握有者。今日之中國，將長期處於(yu) “聖王期盼”之曆史時期，即長期處於(yu) 聖王待興(xing) 之“無王時代”，故在此時代，儒教政治仍是道統政統分離，道統在今日儒家價(jia) 值之承擔者，政統在今日政治權力之握有者。職是之故，在儒教政製之設計上，教化權在今日儒家價(jia) 值之承擔者，而治理權在今日政治權力之握有者，以儒教憲政言之，教化權在太學，治理權在議會(hui) 、行政與(yu) 司法也。若聖王再興(xing) ，教化權將與(yu) 議會(hui) 、行政與(yu) 司法諸權合一；若聖王待興(xing) ，教化權將與(yu) 議會(hui) 、行政與(yu) 司法諸權分立也。

聖王之再興(xing) ，全在機運之偶然，故在“無王曆史”中，除以信仰期待聖王再興(xing) 外，別無他途。再興(xing) 即是再臨(lin) ，即天降聖王及身治世也。職是之故，政治儒學之最高理想與(yu) 最終希望，即是在“無王曆史”中以信仰期待聖王之再興(xing) 而治世。此為(wei) 政治儒學之究極目標，故政治儒學乃聖王隱退後之希望儒學，即無王時代之期盼儒學也。

現代性政治，無論其左右之主義(yi) ，均是啟蒙理性之產(chan) 物，因啟蒙理性相信：未來之最高理想政治，完全可以根據理性來規範與(yu) 建構，關(guan) 鍵是理性必須掌握群眾(zhong) ，即哲學必須武裝人民，此即謂必須對民眾(zhong) 進行未來最高理想政治之理性啟蒙與(yu) 哲學普及，如“自由理性”與(yu) “解放理性”之普適化，“人民哲學”與(yu) “大眾(zhong) 哲學”之普遍化，以此來達到人人成為(wei) 啟蒙者與(yu) 哲學家後建立“自由王國”與(yu) “正義(yi) 王國”，曆史因之歸於(yu) 完滿與(yu) 終結。故在現代性政治之左右主義(yi) 看來，人類未來最高理想政治之實現，具有理性之必然性與(yu) 確定性，因為(wei) 民眾(zhong) 能夠接受理性之徹底啟蒙，並依據徹底啟蒙後之理性建構未來之最高理想政治，而使曆史終結於(yu) 進步之終點。此乃西方理想政治之大略，儒教政治則不然。儒教政治之理想政治——儒教憲政，儒教政治之最高理想——聖王再興(xing) 之直接統治，均不關(guan) 民眾(zhong) 理性啟蒙之事，亦不關(guan) 哲學普及之事，故此理想政治之實現既不靠理性之必然性，亦不靠曆史之確定性，而全靠信仰之期盼與(yu) 曆史之機運。若天生聖王之曆史機運未至，則吾人隻能在信仰聖王再興(xing) 之曆史期盼中以神道設立教化，在“無王時代”中實現次一級之儒教理想政治也。

人類之政治，非有永恒之形態，故所謂共和政治，隻是一過渡形態，不可視為(wei) 永久。然正因共和政治為(wei) 過渡之政治形態，乃得在此過渡期中期盼最高之政治形態——聖王政治形態。若共和政治為(wei) 永久，則聖王政治不可能矣。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