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變局與(yu) 儒家應對之道
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梁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幹春鬆(北京大學哲學院教授)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shu) 評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廿九日甲戌
耶穌2018年8月10日
任劍濤:回到“真儒”的精神
謝謝《經濟觀察報》書(shu) 評專(zhuan) 刊,也謝謝彼岸書(shu) 店提供場所,讓我們(men) 跟在座的朋友們(men) 一起聊聊現代變局中的儒家問題。其實我們(men) 一些同行在清華大學聊過這個(ge) 書(shu) 。那個(ge) 時候梁濤教授講過一句話,說我這個(ge) 書(shu) 出不出是個(ge) 小事,最重要的是朋友們(men) 在一起討論相關(guan) 問題。
確實是如此,一個(ge) 人麵對著現代這麽(me) 大的變局,又麵對儒學這麽(me) 龐大的一個(ge) 思想文化體(ti) 係、文明體(ti) 係,寫(xie) 一本書(shu) 算什麽(me) ,一本書(shu) 隻不過表明作者所思考的幾個(ge) 問題而已。關(guan) 鍵是儒學在今天中國能不能解決(jue) 問題,中國大致找到了現代經濟發展道路,通過40年左右的市場經濟的實踐,已經看到了積累財富或者富起來的希望。不能說中國現在已經富起來了,因為(wei) 我們(men) 的人均GDP是8000美金,不算發達,處在中段水平。
中國下一步的發展究竟怎麽(me) 樣去謀劃?一個(ge) 更健康的未來、更一個(ge) 更長遠的前景成了今日中國的大問題。在這個(ge) 時候,是靠儒學的構思解決(jue) 問題,還是在儒學與(yu) 國家處境上思考問題,在我看來已經有了結構性的變化。這個(ge) 結構性的變化,就國家處境方麵來講,中國已經徹底掙脫了近代以來的被動挨打。但有一個(ge) 麻煩,近代以來我們(men) 被動挨打的局麵造成了文化心理陰影。當我們(men) 將儒學應用於(yu) 國家變化且用以籌劃這個(ge) 國家的未來,重建我們(men) 的精神世界時,這個(ge) 心理陰影卻有揮之不去之感。我們(men) 老是覺得自己落後,老是在被動挨打。一旦我們(men) 跟發達國家發生任何摩擦,馬上就會(hui) 想到1840年以來我們(men) 悲慘的命運和糟糕的處境,於(yu) 是以一種非常憤慨的心理與(yu) 西方國家作對。在此處境中,儒學似乎很難平心靜氣地為(wei) 國謀劃。
中國的現代轉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說一講“四個(ge) 自信”,整個(ge) 民族的“四個(ge) 自信”就降臨(lin) 了,這中間有一個(ge) 民族文化心理重建的艱難過程。這是相對於(yu) 中國解決(jue) 治窮之後,在治愚上的第二次轉型。第二次轉型要比第一次轉型困難得多。所謂現代變局之“變局”,在今天看來,不單是我們(men) 解決(jue) 被動挨打的變局,也包括建構一個(ge) 發展更健全、心理更健康,真正在文化上自信的局麵。
在這個(ge) 時候出場的儒學,有兩(liang) 個(ge) 基本點需要強調,第一,就是在一個(ge) 國家發展的緊要關(guan) 頭,儒學該怎麽(me) 辦的問題?這是儒家麵對時局的應對之道的問題。從(cong) 晚清以來,儒學重出江湖的目的,猶如章太炎所說,就是要“發起國民信心,增進國民道德”。換成今天的話說,就是建立民族認同感、強化民族自信心。大家人心渙散了,怎麽(me) 收拾人心呢?通過提倡國學收拾人心。
但在今天來說,儒學研究並不是一個(ge) 簡單收拾人心的問題。按大陸新儒家的說法,中國遭遇到一個(ge) 政治更化、文明更化的問題。猶如漢代董仲舒與(yu) 漢武帝,一經碰撞,天人三策便出,儒學和政治碰撞出一個(ge) 新的帝國思想,塑造了一個(ge) 新的政治機製,從(cong) 而為(wei) 漢唐氣象奠定了價(jia) 值基礎、精神導向。
當代中國經曆了站起來、富起來的過程,當下目標是強起來。物質實力強起來的同時,精神文化實力也要強起來。國家如何謀劃強起來的大局,讓大陸新儒學認為(wei) 風雲(yun) 際會(hui) 。儒學已經不是發起國民信心、增進國民道德那種被動救世的感覺,而是要主動去謀劃強大國家的製度機製與(yu) 精神生活。恰當這個(ge) 重大轉折,我們(men) 的話題就凸顯出來了,現代變局,注意,不是指的1840年的變局,而是李鴻章他們(men) 強調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儒學何為(wei) 的問題。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晚清、民國都是一個(ge) 艱澀的話題,因為(wei) 我們(men) 一方麵被動挨打,另一方麵則像毛澤東(dong) 所說,努力“向西方尋找先進真理”。但當下我們(men) 已經不覺得西方比我們(men) 先進,認為(wei) 我們(men) 有點錢了,我們(men) 不甘願承認自己比西方落後。兩(liang) 個(ge) 相互聯係的問題呈現出來:一是我們(men) 不承認落後,二是我們(men) 不甘願落後。這兩(liang) 個(ge) 心理,推動我們(men) 去建構一個(ge) 中國獨有的現代化局麵。麵對這個(ge) 狀態,儒家怎麽(me) 去應對?此間,儒家對現代變局的理解,是其確定自己理論建構的時代目標的關(guan) 鍵。
第二,大陸新儒家的實際應對之道,應予討論。幹教授算是其中一員,梁教授算是其中不被承認的一員,我是被淘汰出局的一員。但我們(men) 都在研究儒學。我的博士論文就做的是儒學,浸淫儒學中已經三十幾年。1981年我讀本科三年級,開始念中國哲學史,迄今已經三十七年。但大陸新儒家圈子的內(nei) 外辨認方式,一腳把我踹到太平洋。
清華的拙著討論會(hui) 上,幹教授強調儒家的內(nei) 外一定要劃分清楚,大陸新儒家是內(nei) ,別的儒學研究者是外。但不管怎麽(me) 區分,大家有一個(ge) 共同的儒學研究取向。在第二次現代變局之際,討論儒學怎麽(me) 辦的問題,有必要援引熊十力先生在討論“內(nei) 聖外王”這個(ge) 命題的時候所強調的立場,儒學本來不討論內(nei) 外問題,重視的本末關(guan) 係。據此我覺得,大陸新儒家太強調內(nei) 外,是違背了現代新儒家鼻祖的教誨。因為(wei) “內(nei) 聖外王”是道家論題,來自於(yu) 莊子。
儒家本末論題強調的,是修身,“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陳明對我這個(ge) 說法有意見。他說哪個(ge) 文化都講修身,儒家特點得不到凸顯。這不是平心之論,因為(wei) 以仁德為(wei) 基準的修身,確實是儒學的本質特點。雖說基督教也講修身,伊斯蘭(lan) 教也講修身,但此修身非彼修身,對不對?儒家所講的修身為(wei) 本,在格致正誠修齊治平儒家的八德目中確實至為(wei) 關(guan) 鍵,扼住關(guan) 鍵環節。隻要我們(men) 強調修身,就是強調在道德上提高自我的道德境界,提高自我的道德自立,提高對公眾(zhong) 的道德示範,那就屬於(yu) 儒家無疑,在這一點上,我是有斷定的自信心的。
如果一個(ge) 人自稱儒家,卻隻講內(nei) 外,不講本末,那豈不是偽(wei) 儒?儒家之講本末,對應於(yu) 現代立場,就是強調人之行為(wei) 的道德基礎。西方強調自然法,為(wei) 社會(hui) 政治奠基。現代民主政製也很重視道德。儒家的仁愛與(yu) 古希臘的正義(yi) ,對人類社會(hui) 政治生活秩序的供給具有同等重要的價(jia) 值。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儒家要恰當應對現代變局,必須注意,第一,不能把儒家解釋成非儒家和反現代。這是兩(liang) 個(ge) 導向。非儒家思想,就是用道家的“內(nei) 聖外王”,直接將之換算成儒家的解釋,然後把它作為(wei) 是否是儒家的判準。結果把儒家解釋成了非儒家。在這一點上,我相信大多數大陸新儒家朋友,好像警惕性並不是很高,不加思考地將之當做是否儒家的核心指標。所以我今天明確跟各位朋友指出這一點,也跟幹春鬆商量。
我以為(wei) ,首先不要把儒家解釋成非儒家或反儒家。第二,最關(guan) 鍵的是,我認為(wei) 大陸新儒家似乎走向了反現代的路子。大陸新儒家認為(wei) 自己有能力提出一個(ge) 與(yu) 西方現代方案不同的替代性方案。在這一點上他們(men) 還非常自負。在這類方案中,幹春鬆教授有製度儒學的方案。但我跟他商討過,製度儒學的現代製度導向並不凸顯。但最引人矚目的方案,是蔣慶的三院製。即通儒院、國體(ti) 院、庶民院三院體(ti) 製,這是一個(ge) 典型的反現代的政教合一政製:後麵的國體(ti) 院和庶民院,就是現在西方流行的兩(liang) 院製。兩(liang) 院製再加上通儒院,(通儒院實際上就是教士院,是儒教教士像中世紀教會(hui) “牧師”組成的製約世俗政製的機構)兩(liang) 者合二為(wei) 一,就是一種政教合一的政體(ti) 。清華曆史係教授方朝暉指正我,說政教合一有什麽(me) 好擔心的?我說因為(wei) 你是哲學係的教授,我是政治係的教授,我認為(wei) 在政治上不擔憂政教合一的人,那就是反現代的,是吧?他認為(wei) 現代的政教分立是有問題的,因此一種好的政教合一是沒有問題的。而我認為(wei) ,政教合一的問題非常嚴(yan) 重。原因在哪裏呢?教士要直接治國,這是非常要命的安排,道德專(zhuan) 政會(hui) 重臨(lin) 人間。因為(wei) 教士的道德自負感甚強,如果我們(men) 設身處地地設想他們(men) 的宗教情懷,就會(hui) 想象他那種自負的程度究竟有多高。
孟夫子的自負說法也很明確,“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作為(wei) 個(ge) 人情懷,孟夫子的表白受人敬重;作為(wei) 治國理念,這是非常要命的,一人獨治,怎能比得上天下共治。而且,由於(yu) 現代國家的結構是如此複雜,功能如此繁多,治國者必須要謙恭。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治國者能懂的其實很少。按照亞(ya) 當·斯密原則,現代社會(hui) 是高度分工的社會(hui) 。個(ge) 人一己能懂多少?你像我在兩(liang) 位哲學係教授麵前,馬上就得認栽。因為(wei) 他們(men) 掌握著“科學之科學”,瞧不起社會(hui) 科學,是吧?中國學界認為(wei) 人文學科高於(yu) 社會(hui) 科學啊!我從(cong) 哲學係畢業(ye) 以後,沒能在哲學係任教,跑到政治學係任教,在這樣的環境中,是會(hui) 覺得比他們(men) 矮了一等。但政治學是社會(hui) 科學,社會(hui) 科學的基本立場是什麽(me) 呢?是知道人的限度。有限度的人不可能做無限製的事。
我曾經在一個(ge) 跟著名的國際政治學專(zhuan) 家、斯坦福大學教授巴裏·溫加斯特對話會(hui) 上提問,問他在當下政治學係任教,但卻是學經濟學出身,他自認究竟屬於(yu) 哪個(ge) 學術共同體(ti) ?現場有教授馬上說,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學術脈絡,他是學經濟學出身,但現在研究政治學,他屬於(yu) 理性選擇學派。我說我知道這個(ge) 學術脈絡,我想問的是溫加斯特教授自己的認同是啥。因為(wei) 我要是學政治學的卻到經濟學係去當教授,就沒有“四個(ge) 自信”,對吧?但是溫加斯特教授經濟學畢業(ye) 卻到政治學係當教授,他似乎“四個(ge) 自信”滿滿,我覺得很佩服。為(wei) 什麽(me) 在這裏提到這件事?就是向強調,麵對如此複雜的社會(hui) ,大陸新儒家朋友拿出一個(ge) 三院製,就有教授認定提出者是中國六十年來唯一一個(ge) 思想家。這個(ge) 斷言讓人瞠目啊。
客觀來講,這個(ge) 政教合一的方案,不僅(jin) 在學理上非常粗糙,而且在實際上也不可行。大陸新儒家的政教合一設計與(yu) 現行的政教整合機製直接衝(chong) 突不說,更關(guan) 鍵的是,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立定依法治國的國策,而不是聖賢治國的方略。此時,大陸新儒家基於(yu) “更化”卻又講教師士治國,致力製造哲學王。
這是對國家一個(ge) 嚴(yan) 重的誤導。我認為(wei) ,雖然說這個(ge) 話我覺得有點犯險,但是我還是願意站在我的專(zhuan) 業(ye) 立場強調這一點,你要製造哲學王,就是把中國引到一個(ge) 坑裏去。中國的四次現代化嚐試,晚明沒能正式邁出步伐,此後三次(晚清、民國和今天),每每走到要分權治國的時候就打住了,就夭折了,就中斷了。我不從(cong) 1840年來算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從(cong) 1640年起算。一般而言,1500年是現代世界史的起點,我們(men) 就晚140年起算吧。在明清交替之際,大家都知道,晚明跟傳(chuan) 教士一接觸,結果是排斥了現代知識。我們(men) 的皇帝接受了現代工業(ye) 草創階段的手工作坊製作的自鳴鍾,卻把它放到宮廷裏,自我欣賞,並沒有準備加以引進,僅(jin) 當做把玩對象,且視為(wei) 奇技淫巧。
從(cong) 晚明到晚清,閉關(guan) 鎖國的事實有目共睹。一直到1911年,在革命風起雲(yun) 湧之際,清朝搞的改革內(nei) 閣,實際上是皇族內(nei) 閣,堅決(jue) 拒絕讓多數族群的漢族精英分權,五百萬(wan) 人一定要強行統治四億(yi) 人。拒絕分權的結果,到最後就是崩潰。
在民國階段,孫中山對國民黨(dang) 進行了改造,形成了中國第一個(ge) 政黨(dang) 國家形態。但其基本導向也是拒絕分權。所以共產(chan) 黨(dang) 不服。後來雙方決(jue) 戰,國民黨(dang) 一敗塗地,第二個(ge) 政黨(dang) 國家降臨(lin) 。經過階級鬥爭(zheng) 的風雷激蕩,在經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分權的基礎上治理了貧窮。在國家解決(jue) 了致富的問題以後,接下來順理成章的就是政治上分享權力的問題。但在這個(ge) 時候大陸新儒家卻說,重要的在於(yu) 哲學王,分權問題因此被嚴(yan) 嚴(yan) 實實遮蔽了。這就有可能導致中國第四次現代化受到嚴(yan) 峻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新儒家應對現代變局,如果沒有自覺的社會(hui) 科學意識,而隻想拯救人類心靈,就有可能對中國社會(hui) 發展形成嚴(yan) 重誤判。
大陸新儒家對現代社會(hui) 的事實有些掉以輕心。我曾經跟一位70後的大陸新儒家學者提及你們(men) 講孝,豈不知大陸最大的QQ群,據說有數以百萬(wan) 的80後、90後的人假如,這個(ge) QQ群的名字竟然叫“父母皆禍害”。結果這個(ge) 朋友馬上一句話,你不要提這個(ge) 事情,那叫垃圾事實。假如大陸新儒家都像這樣不承認社會(hui) 科學的事實,你隻訴諸人文科學的信念,你怎麽(me) 罵你恰當應對現代變局呢?應對現代變局,首先需要確定現代還是反現代的立場,其次需要確定麵向事實還是背向事實。否則你應對的是什麽(me) 局麵就是糊裏糊塗了,對吧?這是我們(men) 請孔老夫子出來,“夏商周三代相因,損益可知也”的理性態度就極為(wei) 重要。大陸新儒家極力講一個(ge) 人力挽狂瀾,卻對現代事實掉以輕心,對現代製度不聞不問,結果就隻會(hui) 是遭到這個(ge) 社會(hui) 涼拌、冷落和淘汰,你完全無力影響社會(hui) 。
大陸新儒家朋友中這類反現代的言論不少。比如有些論者對女同胞的歧視性言論令人驚異。不要說政治正確了,站在儒家立場上把女性說的一文不值,恐怕也與(yu) 原儒宗旨有異。大陸新儒家中聲稱女性就應該回家做家務,就是頭發長、見識短,丈夫休了妻子又怎樣。不說這些言辭政治上的不正確,而且在全球化時代,你儒家怎麽(me) 去跟西方的女權主義(yi) 者對話?現代社會(hui) 各人都有自己言論表達的自由,但對男女平權的事實都不在乎,那證明儒家不僅(jin) 對現代和反現代,對背向社會(hui) 還是麵向社會(hui) 缺乏審慎思考,而且對人都缺乏起碼的尊重。麵向人,還是背離人,這對大陸新儒家是一個(ge) 不可回避的問題。
人,可以在最高抽象的層次上討論,也可以在具體(ti) 的社會(hui) 空間中論述。人是有性別區分的。不同性別受到同等尊重,是現代社會(hui) 的基本常識。在西方社會(hui) ,為(wei) 此展開的Gender studies,極為(wei) 引人矚目。哈佛大學的前校長薩默斯——當年克林頓準備退下來跟他來競爭(zheng) 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是克林頓政府裏的財政部長,按說實力懸殊。但薩默斯獲任哈佛大學校長,沒有選擇克林頓——但是薩默斯就因為(wei) 兩(liang) 個(ge) 重大的錯誤言論,成了哈佛大學三百幾十年曆史上最短命的校長。
一是他說女不如男,大學的女教授都不行。這下不得了,整個(ge) 哈佛文理學院三百多位教授一起簽名,促其下台。二是他說黑人不如白人,這也是捅了馬蜂窩。美國公認的、哈佛頭牌黑人教授憤怒地調到了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群情洶湧啊!薩默斯隻好黯然辭職。
這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對中國來說,能夠如此輕快地表達對女性的蔑視,而居然還有女性表示欣然同意。我覺得各位女同胞是不是該反省一下。一百多年的婦女解放運動走到今天,讓你們(men) 重新回到廚房去,還有女性喝彩,中國女性也是有自我貶低的深厚基礎啊。我想在座女同胞不一定會(hui) 同意。麵對現代,麵對社會(hui) 和麵對現代人,究竟采取什麽(me) 樣的基本立場,這是中國第二次現代變局裏儒家必須要審慎以對的問題。
在我看來,真正的儒家必能基於(yu) 仁愛的基本立場,第一,一定能順應現代變局,否則你就不能自稱秉承孔夫子精神。第二,一定能因應與(yu) 於(yu) 時代變遷,損益可知,與(yu) 時俱進。
如果做一個(ge) 現代儒家,動輒隻講董仲舒,不講孔子,那是對儒家原創者的大不敬。即便有些新儒家伸張回到思孟學派,這儒家也有些貨不對板。思孟學派,以及荀董學派,盡管相互衝(chong) 突,但根源都在孔子這裏。如果連孔子都不願意講,那還叫儒家嗎?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所謂內(nei) 外判斷,自認儒家立場再堅定,在我看來,有充分的理據懷疑你究竟是不是儒家。我認為(wei) ,站在儒家孔子的仁德立場上是絕頂重要的。
最近我看有大陸新儒家在接受采訪的時候,都強調董仲舒的重要性,並且認為(wei) 儒家的最高價(jia) 值是天,而不是仁。因此儒家是宗教而不是哲學。這個(ge) 顯然是對孔夫子的哲學變革,也就是人的覺醒的嚴(yan) 重忽略。從(cong) 曆史哲學上來解釋,雅斯貝爾斯所強調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這一人的覺醒的時代等於(yu) 被忽略掉了。就此而言,做一個(ge) 現代儒家,必須要回到儒家真正的思想原點。你去研究公羊學學,可以,那是你的自由。你要去研究仁之外的天的價(jia) 值,也可以,那是儒家價(jia) 值體(ti) 係的構成部分。但是你說要回到某某立場,那就一定得回到子學時代的儒學。如果你也隻回到經學時代的儒學,那你就腰斬了儒學。對吧?在這一點上,我可以第一次如此鮮明地表態,以為(wei) 我願意回到子學時代的儒學,回到孔子立場,我才是真儒。
我想就特別強調的第二點,就是儒學一定因時而變。這個(ge) “時”,在先秦,就是從(cong) “學在王官”到“學在民間”的演變之“時”。這是重大的轉變,“學在王官”意味著確立中央權威,地方權力僅(jin) 對中央發揮支撐的作用。而今天相應的變化是什麽(me) ?是中國的重建,不是帝國重塑,而是作為(wei) 萬(wan) 國之一的中國之自述。就現代世界二百多個(ge) 國家和地區來講,中國能不能表述一個(ge) 健康的現代國家理念,恰如孔夫子當時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一樣。孔夫子讚歎“周禮盡在魯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這是一個(ge) 因時而變的清醒態度,這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大變在前,儒家能不能解放個(ge) 人,能不能解放法治,能否重視人類基本價(jia) 值,能不能重視人的平權,則是儒家必須正麵闡釋的基本命題,而且必須給予正麵的積極回答。
對儒學研究來講第三個(ge) 需要強調的重點是,因為(wei) 儒家有仁德的理論,因為(wei) 有因時而變的精神,因此必須采取因應於(yu) 現實的理論闡釋進路。現代儒家可以對社會(hui) 現實和曆史文化采取批判態度,清醒的理性一定帶有批判的精神。但是,如果你完全否定現代處境,試圖逆轉現代,給出所謂獨特的儒學治國方案,這是違背孔子的基本教誨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因應於(yu) 現代變局來製定現代中國的方案,可能才是真儒的態度。而為(wei) 了反對現實,去逆轉或者拿出一個(ge) 古典方案來倒轉現代,並由此確認自己的儒家立場,這確實就會(hui) 遭遇一個(ge) 內(nei) 外之分的真儒和偽(wei) 儒問題。如果一個(ge) 人對現代本身持堅決(jue) 反對態度,人們(men) 就有十足的理由說你是偽(wei) 儒。一個(ge) 人以支持現代的立場來對治現代的弊端,來謀劃現代的發展,才是真儒的態度。
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認為(wei) ,整個(ge) 國家的發展到今天為(wei) 止,儒學因應於(yu) 當代中國第二次現代變局,在治窮和治愚交替之際,需要展開的主題思考和嚴(yan) 肅決(jue) 斷,正是維護儒學自身的應時變革的機製,還是拋棄應時變革的機製。這是儒家需要直麵的一個(ge) 嚴(yan) 峻主題,也是一個(ge) 重大的決(jue) 斷。
書(shu) 名:《當經成為(wei) 經典》
作者:任劍濤
出版社: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4月
梁濤:儒學的生命力在於(yu) 實踐的力量
剛才任劍濤大概說了三個(ge) 問題,我也就回應你這三個(ge) 問題。那麽(me) 第一個(ge) 問題你其實是講的儒學對應的現代中國人的這種文化認同、生命安頓的這個(ge) 意義(yi) 所在,其實你講的是這個(ge) 問題。那麽(me) 第二個(ge) 問題其實你講的是儒學在今天如何出場,我們(men) 今天需要一個(ge) 什麽(me) 樣的儒學,在這個(ge) 問題上的話,我們(men) 大陸的研究儒學群體(ti) 認識並不太一致的。這是第二個(ge) 問題。那麽(me) 第三個(ge) 問題是談了讓你很焦慮的問題,內(nei) 和外的問題。實際上是,我到底是有儒學脈絡內(nei) 部的一個(ge) 儒者還是由於(yu) 在儒學脈絡之外的儒者?
我順著你這三個(ge) 方麵來闡述,首先說第一個(ge) 問題,儒學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麽(me) ,可以再放大一點。這個(ge) 問題其實以前不是個(ge) 問題,到了近代以來,特別是西方文化傳(chuan) 進來以後,確實是成了一個(ge) 問題,就是古今中西之變。
我們(men) 近百年來是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古今中西之變的問題,如果你立足於(yu) 古今的話,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文化是有問題的,因為(wei) 它還是個(ge) 古代形態,沒有完成近代和現代的轉型,他很多的觀念是我們(men) 今天沒有辦法接受的。但是這裏麵還有一個(ge) 中西的問題,如果你把古今的問題簡單等同了一個(ge) 中西問題的話,你必然的選擇就是全盤西化,就是全部否定掉傳(chuan) 統文化。
所以最典型的在“五四”時期,就是胡適講到全盤西化的計劃,這就不太對頭了。盡管胡適有很多問題,但你不得不承認,胡適把近代的中國文化和現代化核心問題抓住了,所以說他依然就不失為(wei) 一個(ge) 非常有頭腦的思想家。今天我們(men) 還沒有走出胡適的影響,但是“五四”時期,激進派有很大的問題,就是用古今之變取代了中西之變,他們(men) 不認為(wei) 文化之中的還有中西的差異。所以全盤西化在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那麽(me) 西化派提出了“科學、民主”的旗幟,科學與(yu) 民主也是沒有歧議的,這些理念都是我們(men) 需要堅守的,但是科學與(yu) 民主並不能夠解決(jue) 我們(men) 人生的終級關(guan) 懷問題、信仰問題。這些問題在西方是依靠基督教來完成的。中國文化既然有這麽(me) 一套傳(chuan) 統,是解決(jue) 人的精神,如果從(cong) 古今之變都否定掉了,造成的是中國精神上的一種尷尬之局——“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
但是放在中西之爭(zheng) 大背景下,傳(chuan) 統文化變得不可信了,儒學沒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了。這個(ge) 問題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又重複一遍。當時我們(men) 一旦打開國門,一旦要開始現代化了,全盤西化的說法又重新提了出來,雖然這在很多地方是給我們(men) 有啟發的,但是的核心意思還是用這個(ge) 古今之變取代了中西之變。
用這種方式對待中國文化,精神上永遠是上處在一個(ge) 分裂的、不正常、神經質的狀態上去,在這一點上的我是肯定新儒家的。新儒家我們(men) 可以追溯到熊十力這一代。他們(men) 當時的基本立場是,科學、民主、現代化是我們(men) 肯定是要接受的。但是接受這個(ge) 東(dong) 西並不等於(yu) 要否定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那恰恰是要把孔子真精神結合起來,新文化是舊中之新,推陳出新,這才是真正的新。
這個(ge) 價(jia) 值取向我覺得是對的,既重視了文化古今之變,又考慮到了文化的中西之異,我們(men) 要繼承我們(men) 的文化,但是我們(men) 也要接受現代化的價(jia) 值,我是認可這種方向的。所以說在“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有兩(liang) 個(ge) 流派,一個(ge) 是激進派徹底反彈,全麵西化。他們(men) 以胡適、陳獨秀為(wei) 代表。還有一個(ge) 就是文化保守派,既接受先進的西方現代性,那麽(me) 也要保證中國的優(you) 秀文化得以繼承,試圖將二者結合起來,我覺得他們(men) 的選擇是對的。我們(men) 要進行今天中國文化的重建,儒學其實就是應該從(cong) 曾經的這條路來走。所以我們(men) 這一代的學者,是從(cong) 看港台新儒家的著作成長起來的,但是我們(men) 看的已經是第二代了,就是以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徐複觀、唐君毅為(wei) 代表。因為(wei) 他們(men) 第一代學人的學術上的建構還是有限的,真正在學術上的作出貢獻的還是第二代,尤其是牟、徐,但是如果追根溯源地看他們(men) 也有問題,就是對於(yu) “老內(nei) 聖開出新外王”的理解。
海外新儒家認為(wei) 中國文化還有可保守的地方,不能全盤否定還有可堅守的部分,最後還是歸結到立憲的問題上。他們(men) 在《為(wei) 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裏麵說“心性乃中國文化之精華也”。他們(men) 認為(wei) 中國文化既然有千種不足,但是儒家的心性論依然是最珍貴的財富。所以他們(men) 下了很大功夫借助西方哲學、康德哲學對儒學的心性論做一種理論上的闡釋,但是心性闡釋完了之後怎麽(me) 辦?那就是政治製度上的實踐,所以新儒家做的工作是用自己的心性論去溝通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所以某種程度上他們(men) 努力了一輩子,就是認為(wei) 心性論是超越性的觀念,有永恒價(jia) 值。那麽(me) 就出現了問題,這就把儒學的內(nei) 在邏輯打亂(luan) 了。儒學為(wei) 什麽(me) 要考慮科學、民主?佛教和基督教怎麽(me) 不討論民主、科學?科學民主當然是可以接受,但是它們(men) 不是儒學內(nei) 在的問題,儒學有自身的內(nei) 在邏輯問題,就是孔子確立了起來的“仁”和“禮”的問題。可是新儒家在當時,由於(yu) 受五四對禮教的批判,基本上對禮的方麵的是否定的。可是儒學的製度根本當然還是禮樂(le) 教化。
今天如果要是回到儒學的發展其實就是要回到內(nei) 聖和外王的一個(ge) 貫通。外王其實並不是要把它簡單地劃歸為(wei) 科學,而是我們(men) 怎麽(me) 來講述當代的新禮樂(le) 、新製度,儒學才是內(nei) 外貫通具有內(nei) 在邏輯的一個(ge) 製度,而不非要去論證內(nei) 聖怎麽(me) 解釋科學、民主,那個(ge) 是不成立的問題。你可以說今天的儒學精神和自由、民主、科學並不矛盾,可以相互融會(hui) 貫通。但是要是要論證儒學本身就含有自由、民主的精神是有問題的,這是我們(men) 今天的儒學學者是和港台新儒家不一樣的地方。海外新儒家基本上是順著思孟學派的方向來講,基本上重視的是儒學內(nei) 在化的方向,否定的就是儒家荀學的傳(chuan) 統,因為(wei) 漢唐時代的儒學注重的是儒家製度化的層麵。所以我們(men) 大陸的新儒家如果說有一個(ge) 特點的話,就是要“統合孟荀”。
朱子當年通過詮釋《四書(shu) 》影響中國文化一千年,我們(men) 今天要通過“新四書(shu) ”來建構自己的話語,對中國要產(chan) 生影響。所以要重視荀學的係統,也隻有通過這樣的方法,我們(men) 才可以用儒學今天的出場解決(jue) 中國人今天心靈的焦慮,同時又完成製度化安排以此保持儒學的一貫性。這是我講的第一個(ge) 問題。
第二個(ge) 問題是儒學到底應該如何來出場?這個(ge) 要從(cong) 儒學自身的基本理念來出發。儒學出場也可以從(cong) 幾個(ge) 方麵來概括,第一我想就是說從(cong) 三代之製到英美之製。儒學產(chan) 生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時代,從(cong) 文化的這方麵可以推到三代上去,“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那麽(me) 堯舜和文武是不一樣的,堯舜事實上是攻天下的,所以在《禮記·禮運篇》叫“大道之行,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所以儒學最高理念是“天下為(wei) 公”,這是中國人的千年以來的一個(ge) 夢想。“天下是天下人治天下,非一人治天下”講的是權力公有,不能私有。那麽(me) 儒學怎麽(me) 來實現權力的公有?答案就是“選賢與(yu) 能”。把最有才能的人選拔出來,請他替天下人管理天下,這樣來實現天下為(wei) 公。所以孔子編訂《尚書(shu) 》的時候,第一篇就是《堯典》,講的是堯舜的禪讓,所以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但是《禮記》後麵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wei) 家”。李世民打下來的就是李家的,朱元璋打下來就是朱家的。“大人世及以為(wei) 禮”就是另一個(ge) 時期了。天下打下來就是就變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chan) 了。在孔子的時代,他麵對的就是一個(ge) 小康之局,是一個(ge) 權力私有之局。但是儒家始終沒有放棄對權力公有的向往,近些年中國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獻,我們(men) 可以感到一個(ge) 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戰國時期很多儒生包括其他的各派知識分子都有試圖要把權力公有的這種想法並付諸實踐。因為(wei) 很多簡牘在講這個(ge) 潮流,而我們(men) 以前不知道。在戰國的時期,燕王噲就禪讓了,把王位傳(chuan) 給他的丞相子之,我們(men) 來看看當時的記載的話,燕王噲是很質樸、純粹的一個(ge) 的儒者。
這樣的一個(ge) 帝王,他是很可能接受這樣的理念去把這樣一個(ge) 天下為(wei) 公的理念付諸實踐,但是結果不好,中國曆史的可悲之處就在這裏,在曆史的關(guan) 鍵轉折點,總是選擇了一個(ge) 最壞的選擇。燕王噲的禪讓導致了燕國內(nei) 亂(luan) ,然後齊國乘機出軍(jun) ,在短短的十幾天裏麵竟然把燕國滅掉了,當時孟子就在齊國,齊宣王還去問了孟子該不該打。“民悅則取之,民不悅則不取”,看老百姓。但是儒家天下為(wei) 公的理想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於(yu) 是我們(men) 發現,儒家裏麵是有公天下這樣的理想的,所以近代以後沒法去實現。
以後的儒家裏麵其實是官天下,那就是丞相以下,都可以是取天下之賢才的,科舉(ju) 製度就是儒家思想的指導下產(chan) 生出來的。但是僅(jin) 僅(jin) 是丞相,最高權力是禁區。所以你可以說中國的政治是沒有解決(jue) “壞皇帝”的問題,士大夫遇到一個(ge) 昏君或者蠻族是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理想的。但是,儒家裏麵有公天下的理想的話,一旦和西方文化接近,馬上就會(hui) 想到三代之治。大家有機會(hui) 到華盛頓,華盛頓碑後麵有一個(ge) 我們(men) 中國人徐繼佘寫(xie) 的碑,他是當時的福建巡撫,他稱讚華盛頓“起事勇於(yu) 勝廣”,提著三尺之劍開疆擴土,但是不傳(chuan) 於(yu) 子孫”,後麵一句話,他認為(wei) 美國的政治實現了中國人三代以來的理想。所以當時康有為(wei) 跑到美國就說美國不就是把我們(men) 三代理想都實現了嗎?所以我們(men) 不要把儒家看成是一個(ge) 守舊的象征,儒家的最高理想它和我們(men) 整個(ge) 象征民主的理想是完全可以融合的,不是一個(ge) 對立的觀念。但是朱子講過,“夫子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yu) 天地之間也”,孔子的理想肯定沒有一天在中國的大地真正的實現,其實我們(men)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夫子之道真正地落實,這就是儒道真正的價(jia) 值,祖述堯舜是儒家基本原則。
那麽(me) 第二點的話,就是要從(cong) “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這是儒家到今天出場大的轉變。,孔孟的時代,那是小康之局,權力被諸侯、周天子所把持。那個(ge) 儒者抱著一個(ge) 拯救天下的理想,“世以行道”積極輸出自己的學說。但你隻有在國君的接納下,才能推行你的理想,所以孔子、孟子、荀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得君行道”。
那我最近又把《孟子》又注解了一遍,“進退出世之道”是《孟子》談的最多的主題。所以一個(ge) 儒者永遠都處於(yu) 一個(ge) 焦慮之中。一方麵他要出世,另外一方麵他要有正確的方式出世,他要堅守一個(ge) 基本原則。所以有人問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如也,出疆必載質”有沒有這回事?孔子三天沒有國君可以侍奉了,惶惶不可終日,孟子認為(wei) 這種現象太正常了。孟子說,“士之仕也,猶農(nong) 夫之耕也,農(nong) 夫豈為(wei) 出疆舍其耒耜哉?”這就類似於(yu) 一個(ge) 工人失業(ye) 了,一個(ge) 農(nong) 民沒有田種了,儒者沒有機會(hui) 出世,也是一樣的失業(ye) 了,那當然也要尋找機會(hui) 的。但是後來有人問,“晉國亦仕國也,未嚐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如果你們(men) 既然這麽(me) 熱心於(yu) 出世,為(wei) 什麽(me) 老不出世呢?你看這個(ge) 很關(guan) 鍵。孟子說得很好,“古之人未嚐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yu) 鑽穴隙之類也。”我們(men) 雖然要出世,但是我們(men) “不由其道而往”,要有正確的方法。那麽(me) 再以後的話,儒家必須走的一條道路是“覺民行道”。孔孟曆史地位也是因為(wei) 他們(men) 教授徒眾(zhong) 、傳(chuan) 播文化,影響了社會(hui) ,以文化回歸到了政治,這層麵上他們(men) 成功了,而“得君行道”基本上就失敗了。
所以說的話,今天儒家的精神要從(cong) “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轉變,這在於(yu) 如何實踐儒家的精神,而其中的實踐者要比不少所謂的儒者更接近儒家的精神。
幹春鬆:今天的儒家應該如何出場?
剛才任劍濤提到了熊十力先生的一個(ge) 說法,來說明儒家不應該有內(nei) 外這個(ge) 說法。如果往前推一百多年的話,對於(yu) 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都是以儒家的價(jia) 值自許的。但這樣的問題到了近代就有了變化,這個(ge) 變化恰好就是《當經成為(wei) 經典》所要描述的這樣一種轉變,由此就出現了內(nei) 外的問題。如果,將五經看作是價(jia) 值的依靠和生活的指南,這就是“內(nei) ”,如果隻是將儒家作為(wei) 眾(zhong) 多學術資源之一,而作為(wei) 一個(ge) 研究者,那就是“外”。
任劍濤認為(wei) 一些儒家學者看不到這個(ge) 變化,但這恐怕未必準確,因為(wei) 有一些人就是將儒家作為(wei) “信仰”,由此,在這個(ge) 時代他們(men) 就是“儒門中人”,否則就不是,或者隻是同情者和“出主意的”。
分別內(nei) 外,在這個(ge) 時代是有特別的意義(yi) 。不是自小門戶,而是一種價(jia) 值清晰化的過程。從(cong) 儒學史的角度看,孔子創立儒家學派開始就分辨這個(ge) 問題,孔子“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的告誡,就是要從(cong) 他的學生裏麵進行“分別”。那個(ge) 時候的儒,可能有不同的職業(ye) ,但如果要作為(wei) 儒者,就必須有“君子”和“小人”的意思。後來的孟子也是如此,一直在進行“大人”、“小人”諸如此類的分別。
我自己最熟悉一篇《荀子·儒效篇》,荀子在辯稱儒家對現實的有沒有指導作用的時候,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分辨各種不同層次的儒者,比如大儒、儒雅、俗儒等等,他希望的是通過界定儒家的類別,來強化儒家的價(jia) 值觀:即修己安人。
到了漢代,中國開始有了所謂五經博士和民間的經師,經典的地位得到製度化的維護,所以,史書(shu) 裏麵有了儒林傳(chuan) ,誰能入儒林傳(chuan) ,這也是要做曆史的評價(jia) 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區分內(nei) 外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其實任劍濤就在做這個(ge) 工作,他剛才一直在批判大陸新儒學,他的潛台詞就是要區分真儒與(yu) 偽(wei) 儒。
要討論現代儒學如何出場的問題,勢必會(hui) 帶來這樣的問題,哪些出場的方式是合適的,哪些出場的方式是不合適的。這也是任劍濤書(shu) 裏的一個(ge) 重點。但是疑問也就由此而產(chan) 生,究竟誰有資格判定哪些出場方式是合適的,哪些出場方式是不合適的?其實我們(men) 平常經常開玩笑,是不是組成一個(ge) “儒門資格認定委員會(hui) ”?哪些人是不配稱為(wei) 儒者,這就很有意思,現在經常有人以儒家自許,也有許多儒家的批評者出來說,儒家應該堅持什麽(me) 反對什麽(me) ?但關(guan) 鍵還得是儒家的自我認定而不是外在的“要求”和“期待”。
任劍濤寫(xie) 《當經成為(wei) 經典》這書(shu) ,是要讓人能夠清醒地意識到我們(men) 時代變了,儒家的經典不再是獨尊了,而成為(wei) 眾(zhong) 多經典之一。但問題就在這裏,雖然我們(men) 不再是全民儒者的時代,但是我們(men) 是否應該允許一部分人依舊將儒家作為(wei) 他的價(jia) 值依據,將儒家的經典作為(wei) 他的“所有”。也就是說,是否“經”變成“經典”,所有人就都應該放棄他獨特的追求,而成為(wei) 學貫東(dong) 西卻無所紮根的浮萍式的人呢?對於(yu) 儒家來說,我們(men) 今天這個(ge) 時代其實不太可能有一個(ge) 大家都認可的出場方式。現在的問題是誰也不能界定何為(wei) 儒家的標準,即使我們(men) 今天沙龍標題——現代儒學如何應對變局本身也是很吊詭的,我們(men) 三個(ge) 是憑什麽(me) 代表儒學在為(wei) 其應對變局提出方案的?
第二我想談談儒學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其實當國門開放之後,當時許多人就認為(wei) “三代之治”在歐美得到實現,所以要學習(xi) 西方。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從(cong) 最積極接受西方的政治製度恰恰也都是儒家知識分子。我們(men) 現在一直在批評張之洞的中體(ti) 西用,但他也不是頑固派,他是希望在學習(xi) 西方的時候,能保住中國自身的獨特價(jia) 值。“五四”的時候有一種把儒學完全否定的傾(qing) 向,以致於(yu) 五四以後的新儒學放棄了晚清開放儒者的努力,而把儒學的重心放到儒學如何與(yu) 民主科學接軌的問題。,
因此,新儒家是為(wei) 了回應五四的批評,既然晚清的儒者都把“天下為(wei) 公”看做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所以儒家應該能夠接受各種各樣的,有利於(yu) 天下為(wei) 公的製度。
縱觀二十世紀儒家的發展史,儒學始終沒有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對立麵。現在大陸新儒學也是這樣。大陸新儒學的情況稍微複雜一點,就是我承認有部分儒家學者,對西方的民主製度有一些反對,但這也沒有什麽(me) 大不了,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內(nei) 部也有類似的批評,為(wei) 什麽(me) 儒家學者對於(yu) 現代性的反思就是“反現代性”而不是“多元現代性”呢?
我們(men) 甚至可以認為(wei) ,有些人對民主和自由有了質疑,並非完全從(cong) 價(jia) 值上否定,而是說我們(men) 是否有一種更好的方式能夠落實平等和個(ge) 體(ti) 自由,或者落實百姓的參與(yu) 權。我們(men) 需要思考的是,我們(men) 應該如何公平地看待儒學在今天中國的發展?到底誰才是民主和自由的絆腳石?儒家的發展應該被看做是在思考民主和自由等多元價(jia) 值在中國如何落地的可能性?這個(ge) 也要從(cong) 同情的角度去看嚐試。比如錢穆所謂同情、溫情和敬意,其實他當然指的是對傳(chuan) 統的儒家要有同情和敬意。盡管我自己不同意很多大陸新儒學的看法,但是我認為(wei) 他們(men) 跟自由主義(yi) 者和新左派跟中國現在社會(hui) 出現的各種思想流派一樣,都值得尊重,就是他們(men)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來探索中國如何達到平等和實現個(ge) 人權力的可能性。你不能因為(wei) 他們(men) 推崇家庭的價(jia) 值、推崇人倫(lun) 秩序,就說他們(men) 完全不可接受。你可以不同意他們(men) 的意見,但是你不能抹殺他們(men) 的嚐試。剛才劍濤說,儒學一定要和權力靠在一起,這個(ge) 判斷十分簡單,現代大陸的新儒家其實也是在進行獨立的研究,而非趨炎附勢。如果我們(men) 把各種思潮的出現看作是社會(hui) 需求的一種體(ti) 現,那麽(me) 任何一個(ge) 思潮,都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大陸新儒學的觀點怎麽(me) 會(hui) 出現中國現代思想格局中受到重視,正是因為(wei) 他展現了中國人價(jia) 值觀的一些特殊內(nei) 容,儒家提供了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最穩定的內(nei) 容,所以,許多觀點能夠得到社會(hui) 共鳴。全國範圍內(nei) 的國學熱、企業(ye) 家等努力從(cong) 儒學中吸收營養(yang) ,這都是自發產(chan) 生的。
劍濤批評了很多新儒家學者對於(yu) 女性的態度,在男女平等的這一點,也是我自己的主張。我比較關(guan) 注康有為(wei) 的想法。而康有為(wei) 就是在男女平等的論述上開啟了新風。他最早就反對纏足,並支持自己的女兒(er) 去接受西式的教育,所以從(cong) 《大同書(shu) 》裏麵也可以看到他對於(yu) 未來的理想社會(hui) 也必然是一個(ge) 男女平等的世界。但許多人對男女平等有錯誤的理解,在此我就不多說了。
劍濤反對提倡“孝”,認為(wei) 人們(men) 應該去批評社會(hui) 沒有建立起社會(hui) 化的養(yang) 老體(ti) 係,隻會(hui) 把矛盾往“家裏”帶。這一點我也要做一些說明,就是我們(men) 固然應該爭(zheng) 取國家和社會(hui) 提供更好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但也並不需要因此而否定“孝”這樣一種具有社會(hui) 感召力的價(jia) 值。我的想法很簡單,在中國這樣一社會(hui) 養(yang) 老完全不能滿足社會(hui) 需求的情況下,提倡孝道,其實對於(yu) 這個(ge) 社會(hui) 的安定作用是很大的。我沒有去過度詮釋、追求孝的倫(lun) 理和哲學意義(yi) ,我隻是從(cong) 現實的狀況出發,提倡孝道是具有現實的意義(yi) 的。這與(yu) 呼籲社會(hui) 提供更好的養(yang) 老設施是不矛盾的。
注:本文由6月30日經濟觀察報·書(shu) 評沙龍演講實錄整理而成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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