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革命性

作者：維舟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六月十五日庚申

           耶穌2018年7月27日

章太炎

如今說起章太炎，多數人的第一反應（往往也是僅(jin) 有的了解）是“國學大師”——不過，很少人留意到的是，這個(ge) 稱號本身就是世人後來對他的稱呼，“國學”的意味對後人來說與(yu) 章太炎早年已相去甚遠。在很長時間裏，“國學”對新派人物而言帶有揮之不去的負麵含義(yi) ，而如今人們(men) 對“國學”的看法又多指向“傳(chuan) 統文化遺產(chan) ”，時常還意味著對這一傳(chuan) 統的肯定、傳(chuan) 承，因而這些本身就會(hui) 潛在地阻礙我們(men) 去理解章太炎身上的革命性。

事實上，“國學”、“國粹”原本都是章太炎、梁啟超借用自明治日本的術語，之前並沒有人將中國的傳(chuan) 統學術統稱為(wei) “國學”——這一術語最初可追溯到1905年章太炎在東(dong) 京開設國學講習(xi) 班、發起國學運動，並發刊機關(guan) 報《國粹學報》。當時維新變法失敗、列強瓜分豆剖，繼而廢除科舉(ju) ，在此“革命尚未成功”的局麵下，國學運動確如其所宣言的是在“發明國學，保存國粹”、“愛國保種、存學救世”，或許還隱含著“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排滿意味，簡言之，它在當時帶有抗議政治的革命性；然而，到1917年章太炎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dang) ，在蘇州開設“國學講習(xi) 會(hui) ”時，在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的背景下，“國學”就越來越被視為(wei) 傳(chuan) 統、保守，1919年提出的口號“整理國故”更是將國學視為(wei) 一堆有待整理的舊物。在這種語境下，晚年的章太炎被稱作“國學大師”，予人的印象便是一種與(yu) “新青年”相背離的傳(chuan) 統學問代表，淡忘了他曾經也是激烈的“新青年”。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漢學家金鵬程（Paul R.Goldin）曾提出一個(ge) 概念：“斷章取義(yi) ”（deracination），意指不考慮具體(ti) 的政治、思想和社會(hui) 語境，孤立地理解文本，這往往會(hui) 導致從(cong) 文本從(cong) 讀出莫名其妙的概念。這不僅(jin) 對於(yu) 他所關(guan) 注的先秦時代如此，對近代史其實也同樣重要。尤其是甲午戰爭(zheng) 之後的一百多年裏，中國思潮更新換代極快，即便同一個(ge) 概念對不同陣營、不同世代的人來說也往往具有不同意涵，如果不回到曆史語境中去具體(ti) 分析，難免導致孤立地理解人物的行事，進而得出一些脫離曆史的觀感。

這一點對章太炎這樣複雜的人物尤為(wei) 重要，“國學的革命性”在後世看來像是某種矛盾修辭，但對他而言卻是真真切切的——在這一意義(yi) 上，他也是自己所處時代的化身。章太炎生於(yu) 1869年，屬於(yu) 早年接受深厚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浸潤的那一代人，然而他真正具有社會(hui) 影響力的時期，則大體(ti) 始於(yu) 1896年到上海擔任《時務報》編務，而以1917年因政見分歧脫離國民黨(dang) 為(wei) 下限。這二十多年時間裏，正是甲午戰敗激發了第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直至他們(men)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xing) 起而漸次謝幕的過程。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張灝將這一代人稱之為(wei) “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並具體(ti) 分析了這一“轉變時期”四個(ge) 知識分子領袖，章太炎便是其中之一。

《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yu) 章太炎“複古”的新文化運動》，林少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張灝看來，“所有四個(ge) 人都深深地植根於(yu) 傳(chuan) 統；但同時，他們(men) 又都打破傳(chuan) 統”。因為(wei) 他們(men) 當時麵臨(lin) 的“不僅(jin) 是一種政治秩序的危機，而且是一種遠為(wei) 深刻的危機——東(dong) 方秩序危機。事實上，對他們(men) 中的多數人來說，前一種危機是後一種危機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文明整體(ti) 性的危機，伴隨著對社會(hui) 的整體(ti) 再造，借用後來胡適的話說便是“再造文明”。就像春秋時代思考如何重整天下秩序的孔子一樣，這些近代知識分子所關(guan) 心的也絕不僅(jin) 僅(jin) 隻是政治本身，而認為(wei) 隻有一個(ge) 新的文明秩序才能安頓好中國人，解決(jue) 眼下的政治危機。但這隨之種下了中國近代政治激進化的根由，因為(wei) 這種再造的邏輯本身就意味著“把中國從(cong) 根救起”。

問題在於(yu) ：怎麽(me) 做呢？晚清雖然國門已開，但畢竟士人浸染的還是傳(chuan) 統儒家典籍，尚未像1905年罷停科舉(ju) 之後新一代知識分子那樣轉向西方新思潮，因此他們(men) 所僅(jin) 有的思想資源，即是傳(chuan) 統本身。康有為(wei) 著《孔子改製考》的根本用意，便是借助於(yu) 對傳(chuan) 統的重新闡釋來開出新局麵，換言之，從(cong) 經典中尋求新義(yi) 來應對現實，至於(yu) 這新義(yi) 是否是經典的本義(yi) 則並不重要；另一股潮流，則是隨著南明史料等禁書(shu) 複出，帶來政治記憶的複蘇，引發重大變動——這些雖然在今天看來都是“傳(chuan) 統”的一部分，但對當時人來說卻具有重大差別。龔鵬程在《近代思潮與(yu) 人物》中明確指出：“溯求前一文化世代的行動，同時也可以理解為(wei) ：在傳(chuan) 統的主流之外，尋找旁枝、非主流因素，來批判主流，而達成文化變遷。晚清維新派或革命派均常采用這種方式。”簡言之，強調諸子學、佛學，就是對儒學的批判；挖掘南明文獻，也暗含著排滿。

這可能是理解章太炎思想的關(guan) 鍵所在。林少陽《鼎革以文》一書(shu) 的副標題便是“清季革命與(yu) 章太炎‘複古’的新文化運動”，在此他回到了曆史語境中，點出章太炎身上那種“傳(chuan) 統的現代性”：他的“國學”，實質上是在“複古”的形式之下進行的一場新文化運動，章氏根據傳(chuan) 統上對“文”的理解，認為(wei) 它本身蘊含著政治變革的巨大力量。不過，值得補充的是，章太炎早年並不謀求推翻清朝的“革命”，而主張“以革政挽革命”，換言之，以改良來避免政治秩序的全盤顛覆再造；隻是在維新變法失敗之後，他才因政治改良之路走不通，轉向更為(wei) 激進的理念：通過改造文明來改造政治。

清末民初正是政局大變動的時期，此時思想範式的重大變化，最初並不是因為(wei) 引入了全新的外來思想，而是原先邊緣的、異端的聲音，忽然轉變成了“主流”乃至新的“正統”。然而究竟如何解讀卻因人而異，像譚嗣同雖然力主變革，但卻推崇孔子“黜古學，改今製，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wei) 平等”，而痛詆荀學“盡亡孔子精意”；與(yu) 他相反，章太炎則反對孔子，高揚荀子。可以說，章太炎是這一代持批判態度的知識分子異端中的異端，最鮮明的表征，便是他始終以邊緣自居而反對中心、主流和權威。

因此，“國學”對章太炎而言具有與(yu) 後人所理解的迥然不同的含義(yi) ，他在文章中經常強調清代官學與(yu) 民間之學的差別，官學屬於(yu) 追求功名利祿的士大夫，而民間之學則是他認為(wei) 的“國學”——對他來說，前者甚至是服務於(yu) 權力的“君學”，後者才是戰鬥的革命性“國學”。既然始終站在邊緣來抵抗主流，那也就不奇怪他為(wei) 何推崇無政府主義(yi) ，必欲打倒、消除權威而後快；這勢必牽連到他的政治立場，因而他在國際政治中也主張印度等被殖民的弱勢民族實行亞(ya) 洲聯合主義(yi) ，團結抵抗帝國主義(yi)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像民族主義(yi) 者那樣排斥西方思想，相反，正如小林武在《章太炎與(yu) 明治思潮》一書(shu) 中所證明的，他相當積極地吸收新觀念來強化自己的主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正如當時的許多傳(chuan) 統士人一樣，他將西學也等同於(yu) 傳(chuan) 統的非主流因素，一如同時代的另一位國學大師劉師培認定老子思想就是無政府主義(yi) 。正是這種今天看來有些奇怪的觀念，使他的國學和政治理念呈現出開放而非自閉、排他的特質，“求新聲於(yu) 異邦”與(yu) “懷古”毫無矛盾，相反能更豐(feng) 富自己的理解。但這未必像小林武說的那樣，是“對中華意識進行相對化”之後才出現的開放性，相反，吸收異文化仍是為(wei) 我所用，是為(wei) 了充實並更新傳(chuan) 統，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章太炎再三強調“自主”。

這確實是一種特殊的“新文化運動”，一種長久以來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敘述框架所壓抑的新文化運動。正如林少陽所言，章太炎所主張的這種以語言為(wei) 媒介的“文”的革命，本身是一種意義(yi) 深遠的思想、文化的革命，事實上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兆；不過，他似乎過分偏重一種二分法，將這種“文”的革命視為(wei) 更為(wei) 理性、和平、更有思想色彩的社會(hui) 運動，以與(yu) 暴力革命相區別，似乎“文”就是非暴力，但卻忽視了章太炎這一思想中的激進性。正是他以批判的方式重構了傳(chuan) 統，傳(chuan) 統本身成了一種可被批判、可被重新詮釋與(yu) 理解、甚至可被調用來因應眼下困境的工具性資源，這本身為(wei) 下一代人更徹底批判傳(chuan) 統鋪平了道路；而“鼎革以文”本身又指向對社會(hui) 的徹底改造（用章氏的話說，“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這也順理成章地開啟了用革命手段徹底清掃“舊俗”之門。

這最終反過來影響到了章氏自己的命運：對1915年新文化運動中登上舞台的“新青年”們(men) 來說，章太炎所研究的“國學”就是傳(chuan) 統的一部分（不管其原先是邊緣的還是主流的），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聲中，“傳(chuan) 統”本身就已被整體(ti) 負麵化，不僅(jin) 無力開出新局麵，甚至還要為(wei) 中國的落後挨打負責。“複古以開新”在古代雖屬常事，如魏文帝以禪讓實現漢魏革命、北周武帝複周官禮製，但當時這種複古是為(wei) 了給自己的新行為(wei) 合法化，也就是“古”仍然是合法性的來源；但清末民國之後，合法性的來源是未來，是民意，複古既無法提出未來的理想圖景，在功能上就僅(jin) 僅(jin) 成為(wei) 凝聚民族文化的工具，民國時的軍(jun) 閥便已無法再因尊孔而給自身帶來合法性。與(yu) 此同時，“鼎革以文”的“文”暗示著主體(ti) 是“士”，因而章太炎的文章以艱深晦澀著稱，因為(wei) 他麵向的讀者本身就是知識精英，他雖然提出許多空想式的理念，但並未設想如何通過切實的政治行動去組織落實；但在1905年之後興(xing) 起的是對民間底層的啟蒙，新文化運動更主張白話文，強調民俗性、民眾(zhong) 性、通俗性，以普及、組織、發動基層民眾(zhong) ，這與(yu) 章太炎的一貫風格無疑背道而馳，他也就日益成為(wei) 世人眼裏研究艱深過時學問的“國學大師”了。

今天看來，這一段曆史的重要性在於(yu) ：章太炎的主張提供了一種已失去的可能性。龔鵬程曾批評新文化運動中“全盤西化”的主張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先是為(wei) 了改革現有的傳(chuan) 統，以強化民族文化生命，才去吸收西學，最後卻被異化了。變成：為(wei) 了吸收西學，即必須放棄民族文化。”章太炎盡管也曾積極吸收西學思想，但始終再三強調“自主”，這使他既有開放的格局，也避免了異化，因而到了晚年更堅守“國學”的立場。在更深的全麵危機之下，中國人轉向更激進的道路，但近百年的曲折曆史證明，民族文化既無須完全放棄，事實上也無法放棄，這或許是他的“國學”在革命性之外給我們(men) 的另一重啟示吧。

勘誤：

p.42：《湖北學生界》（1937年1月由湖北劉成禺、李書(shu) 城等留學生創刊於(yu) 東(dong) 京）：據上下文揆諸情理，應是1907年

p.42：陳寶箴本人亦是閩籍客家人：陳氏是江西義(yi) 寧客家人

p.357：第四輯：按體(ti) 例當作“第四編”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