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yu) 他的中國文化“早熟”說

作者：羅誌田（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西曆2018年5月24日

《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梁漱溟曾借助孔子說的“過猶不及”，強調中國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的文化，因為(wei) 拿出太早，所以“停滯不動”，各方麵顯得都不如西方。這一說法隱含著世界文化一元的意思，蓋若東(dong) 西文化各走一路而不同，便無所謂早熟晚熟，能早熟至少要有一條抽象的人類文化之路。他後來說，“中國文化為(wei) 人類文化早熟之論，餘(yu) 發之於(yu) 二十七年前”，即寫(xie) 作《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之時。可知這“早熟”本是在“人類文化”的層麵立說，且有明顯的社會(hui) 發展階段論影子在。

人類某些文化可以“早熟”然後停滯，不一定是梁漱溟的發明。白芝浩在《物理與(yu) 政理》一書(shu) 中，就言及東(dong) 方諸文明似乎皆突然止於(yu) 不當止，也沒說出什麽(me) 理由。但中國文化“早熟說”是梁漱溟文化發展三段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能還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wei) 是“早熟”，則各方麵看起來不如人，就不僅(jin) 不是“落後”，還有複興(xing) 的必要和可能。

在梁漱溟看來，20世紀人類仍麵臨(lin) 著開發自然的階段，故側(ce) 重物質的西方文化正當其時。中國文化還沒解決(jue) 物質文明的問題，就走向了精神文明，所以不合時宜；印度文化亦然，且更甚。兩(liang) 者都帶有明顯的非物質傾(qing) 向，故都是早熟的。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我們(men) 東(dong) 方文化其本身都沒有什麽(me) 是非好壞可說，或什麽(me) 不及西方之處；所有的不好不對，所有的不及人家之點，就在步驟淩亂(luan) ，成熟太早，不合時宜。並非這態度不對，是這態度拿出太早不對，這是我們(men) 唯一致誤所由。

這段話有其時代語境，梁漱溟所否認的“是非好壞”，恰是他要針對的流行看法。其實他心裏另有“是非好壞”的標準，即中國“古聖人的安排”雖因超前而難以實行，表現出“文化很低的樣子”，實則是“極高明的一種生活”。這是一種曲折的表現，卻也是梁漱溟思路的關(guan) 鍵，即早熟的中國文化表麵看來很低，其實比那些表麵看來很高的西方文化更高。

針對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的流行看法，梁漱溟也有解脫之道。他關(guan) 於(yu) 製度兼具“文明”與(yu) “文化”的說法，對此就有特別的意義(yi) ：由於(yu) 高明的孔子生活哲學提出過早而不得不懸置，故中國長期運行的隻是其製度之“糟粕形式與(yu) 呆板訓條”。但中國文化那善於(yu) 調節人與(yu) 人關(guan) 係和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的長處，又特別適合工業(ye) 發達社會(hui) 。若中國實行全盤西化而解決(jue) 物質問題，“早熟”者也就從(cong) 生不逢時轉為(wei) 生逢其時。而中國製度中優(you) 秀的“文明”一麵就可以被喚醒，變為(wei) 可以行遠的世界“文化”。

當然，梁漱溟也並非僅(jin) 僅(jin) 強調中國文化那理想的一麵。他一向說早熟的中國文化是“一步登天”，沒經曆一些必要的發展階段。這似乎意味著西洋社會(hui) 雖有問題，而不“早熟”的西洋文明反而代表著人類文化的“正常發展”方式。盡管他早年很少明確表示何為(wei) “正常”的文化發展路徑，但確實說過西洋人“可以沿著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轉入第二路；再走去，轉入第三路；即無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輸入，他自己也能開辟他們(men) 出來”。而中國因為(wei) 人生“態度殆無由生變動”，則既“不能回頭補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隻能靠“外力進門”而推動轉變。

可以看出，梁漱溟那時已有西洋發展道路更為(wei) 正常的想法，不過未加凸顯。他晚年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得到啟發，知道還有介於(yu) 生產(chan) 力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幫助他以生產(chan) 力的稚弱和上層建築的深邃長期並存，來解釋中國文化的早熟，為(wei) 他那政治製度兼具“文明”和“文化”的早期說法提供了理論解釋。

有新思想武裝後，過去的見解也得到印證，變得明晰起來。梁漱溟進而從(cong)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導言中“有粗野的兒(er) 童，有早熟的兒(er) 童”，而古代“希臘人則是正常的兒(er) 童”一說得到啟發，想起他“夙昔所論，以希臘羅馬開頭而發展下來的西洋文明，代表著正常發展史，即是循從(cong) 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步步升進而整個(ge) 社會(hui) 文化隨之發展的好例。如古印度文明，如古中國文明，則恰似早熟兒(er) 童，身體(ti) 發育未充而智慧早開者”。

類似的自我“幼稚化”或“野蠻化”，在民初是相當流行的。在這樣的語境下，“早熟”既是最辯證的說法，可能也是最動聽的論斷。梁漱溟的確帶有以西眼看中國的傾(qing) 向，暗存西方文化發展比中國更“正常”的想法，並最終得到理論的“證明”。同時他又一向強調中國文化的“早熟”是“過猶不及”，不僅(jin) 不是“落後”，還有複興(xing) 的必要和可能。似這般一唱三歎式的曲折表述，他到老也未能避免，實因他始終沒能化解其內(nei) 心的緊張。

大體(ti) 上，梁漱溟的中國文化“早熟”說終生不變，很能體(ti) 現他思維的辯證特色——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卻因“早熟”而成為(wei) 一種非正常的發展；西方文化雖層次更低，發展卻更正常。故盡管中國的西化帶有由高向低的意味，卻是從(cong) 非正常轉向正常。晚年他雖部分回歸中國文化，並未能化解內(nei) 心的緊張：一個(ge) 非正常發展的社會(hui) 怎樣向正常發展的社會(hui) 靠攏而不失其文化主體(ti) 性，仍是一個(ge) 有待解決(jue) 的問題。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