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儒家與(yu) 韋伯：儒家倫(lun) 理抑製了資本主義(yi) 發展嗎？

作者：黃蕙昭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二日己未

           耶穌2018年3月28日

自上世紀80年代大陸“韋伯熱”興(xing) 起以來，圍繞韋伯這位社會(hui) 學和政治學的家的研討和爭(zheng) 論似乎從(cong) 未平息。其中最具爭(zheng) 議、也最吸引國人關(guan) 注的或許是馬克斯·韋伯那著名的疑問：在傳(chuan) 統中國的漫長曆史裏，這片土地為(wei) 什麽(me) 沒有發展出近代西歐意義(yi) 上的資本主義(yi) ？韋伯斷言，除若幹物質與(yu) 結構性因素外，“儒教”是阻礙資本主義(yi) 的萌芽重要的原因：它傾(qing) 向於(yu) 維護、肯定現世而缺乏變革現世的動力，使得以傳(chuan) 統主義(yi) 為(wei) 取向的中國文化難以萌發現代社會(hui) 發展所必要的理性主義(yi) 因素。

在中國，這個(ge) 論斷曾引發焦慮：既然儒家阻礙了資本主義(yi) 發展，這是否意味著隻有拋棄儒家、引入韋伯所謂的新教精神，我們(men) 才能趕上現代世界理性化道路的末班車？它也招來質疑：先不談儒家能不能算作“儒教”，韋伯在論述儒家思想中大量論證細節本就有違史實，況且，莫非儒家不能和新教一樣自成一類現代化範疇麽(me) ？

必須承認的是，無論我們(men) 是否讚同韋伯，對正處於(yu) 現代化進程，並麵臨(lin) 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種種衝(chong) 突的中國來說，韋伯都是一個(ge) 尤其重要的對話者：哪怕在細節上常有偏失，卻很難再有一位學者像他那樣既能精準地運用“理想類型”來把握特定社會(hui) 係統所隱含的邏輯和問題，又能尊重理論分析和現實曆史之間張力，盡可能廣泛地進行曆史的、比較的研究，以在東(dong) 西交匯的視野下呈現不同文化係統的複雜性。

一直到今天，如何閱讀馬克斯·韋伯，或者說如何在中國文明的語境中理解馬克斯·韋伯，激勵儒家與(yu) 韋伯的對話和相互闡發，思考中國文化、社會(hui) 與(yu) 政治體(ti) 係的得失，並探尋“傳(chuan) 統”在現代新的可能性，仍然是一個(ge) 具有重要意義(yi) 的課題。近日，北京大學文研院召開了“中國現代文明語境中的馬克斯·韋伯”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本文試圖呈現會(hui) 上中外學者有關(guan) 韋伯和儒家的討論與(yu) 見解。

一、韋伯眼中的儒家：太和平的，太入世的？

馬克斯·韋伯

韋伯的理論框架下討論儒家，“新教”是一個(ge) 回避不了的對比項：在那本堪稱經典的《新教倫(lun) 理與(yu) 資本主義(yi) 精神》中，韋伯將“資本主義(yi) 精神”定義(yi) 為(wei) 一種帶有理性計算特質的、追求和擁護經濟利益的精神，認為(wei) 正是新教倫(lun) 理裏禁欲主義(yi) 、職業(ye) 勞動等觀念，帶來了近代資本主義(yi) 精神，乃至整個(ge) 近代文化精神諸要中裏最基礎的理性行為(wei) 要素。而當我們(men) 試圖理解中國在韋伯現代曆史圖景中的方位時，便必須首先把握新教在西歐現代化和理性化中的重要動力作用，以此詢問：到底新教和儒家有什麽(me) 區別，讓韋伯斷言後者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

葉翰（Hans Van Ess）教授首先指出，在韋伯的論述中，和平主義(yi) 是儒家區別於(yu) 新教的一個(ge) 顯著特點。韋伯認為(wei) ，儒教主要是和平主義(yi) 的，秉持儒家原則的政治文人主導了公共意見並形塑了民族氣質：相比起追隨具有超自然或超人色彩的卡裏斯瑪，他們(men) 更肯定傳(chuan) 統對社會(hui) 和政治原則穩固持久的指導意義(yi) ；相比起追求領土擴張和經濟競爭(zheng) ，他們(men) 更推崇仁厚的風氣，良好的涵養(yang) 和“君子”式的美德。作為(wei) 兩(liang) 千年來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hui) 的統治階層，這些儒士從(cong) 根本上是個(ge) 和平主義(yi) 者，以內(nei) 部的政治安寧為(wei) 取向。與(yu) 此相應，與(yu) 長期分裂的、充滿戰亂(luan) 與(yu) 紛爭(zheng) 的西歐曆史不同，中國曆史似乎總是維持著統一而穩固的帝國景象。但恰恰是這種和平主義(yi) 取向和長期和平的曆史減緩了變革和發展的動力——葉翰指出，韋伯並不否認戰爭(zheng) 為(wei) 人的生命、財富、社會(hui) 與(yu) 文化帶來的創傷(shang) ，但他同樣強調戰爭(zheng) 的積極麵向：歐洲國家之間為(wei) 了資本或領土的長期戰爭(zheng) 對資本主義(yi) 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它時常帶來政治建製的變革，社會(hui) 階層結構的轉變和經濟的發展。相比之下，儒家精神，以及支撐這一倫(lun) 理的社會(hui) 製度，都在各個(ge) 層麵上壓製了具備變革潛力的種種競爭(zheng) 因素。

韋伯這一判斷自然有其缺陷：由於(yu) 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耶穌會(hui) 士對儒家描述的影響，韋伯口中的儒教和平主義(yi) 事實上是一種過於(yu) 理想化的描述，他忽視了儒士在實踐中未必和平的一麵，也忽視了中國曆史中戰亂(luan) 和紛爭(zheng) 的階段。不過歸根究底，“競爭(zheng) 與(yu) 和平”的分歧隻是新教與(yu) 儒家更深刻分裂的體(ti) 現——當韋伯強調儒家的和平主義(yi) 性格時，他強調的是儒教對傳(chuan) 統的維護，及其堅持適應現實世界、肯定現實世界的傾(qing) 向。正如韋伯自己所說，“清教與(yu) 儒家一個(ge) 更根本的分歧在於(yu) 對待世界的態度”。

那麽(me) ，二者對待世界的態度到底有何不同？正如李強教授所說，在新教的世界觀中，現世是充滿罪惡和誘惑的世界，而人生在真正意義(yi) 係於(yu) 在彼岸世界得到靈魂救贖。由此，“彼岸”的超驗價(jia) 值和“此岸”的世俗世界始終存在某種緊張關(guan) 係，而這一緊張會(hui) 在實踐中構成一股轉化的力量，引導人們(men) 去批判、變革現實；儒家所缺乏的，恰恰是“此岸”和“彼岸”兩(liang) 個(ge) 世界之間的基本張力——就像費瑞實（Thomas Fröhlich）教授對韋伯有關(guan) 儒家“徹底的現世樂(le) 觀主義(yi) ”的解釋那樣，儒家倫(lun) 理要求對於(yu) 現實世界一種近乎無條件的肯定和適應，它移除了世俗世界與(yu) 個(ge) 體(ti) 超世俗目的之間那基礎的、悲觀主義(yi) 的對立，這種徹底肯定性的世界觀從(cong) 根本上忽視了個(ge) 體(ti) 拒絕現世的倫(lun) 理能力，因而成為(wei) 變革社會(hui) 現實的結構性阻力。換言之，是傾(qing) 向肯定還是否定現實，是否具有超驗價(jia) 值的引導，是否存在世俗世界與(yu) 超驗價(jia) 值之間的緊張，劃定了新教與(yu) 儒家的根本分歧；而在韋伯的世界曆史圖景中，儒家所缺乏的這種“兩(liang) 個(ge) 世界的張力結構”正是理性化與(yu) 現代化的重要促因之一。

孔子

二、一種回應：儒教真的阻礙了資本主義(yi) 發展嗎？

通過否定儒家具有兩(liang) 個(ge) 世界的張力結構，韋伯進一步論述了為(wei) 何儒家不利於(yu) 資本主義(yi) 精神的產(chan) 生：一方麵，對現實的肯定態度使之難以將經濟的理性主義(yi) 發揮到最徹底的境地；另一方麵，由於(yu) 缺乏“彼岸”超驗價(jia) 值的引導，商人對財富的追求在儒家語境內(nei) 絕不包含新教倫(lun) 理意義(yi) 上的“召喚”或責任。

韋伯對儒家的論斷在學界受到諸多爭(zheng) 論和質疑。而在會(hui) 上，田浩（Hoyt Tillman）教授重點介紹了學者餘(yu) 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lun) 理與(yu) 商人精神》那頗具代表性的反駁。我們(men) 看到，如果說韋伯通過否定儒家“兩(liang) 個(ge) 世界”的結構來否定了超驗價(jia) 值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指導，從(cong) 而將中國人的商業(ye) 活動化約為(wei) 純粹的營利活動，不認可其具有任何商業(ye) 倫(lun) 理或價(jia) 值導向的話，餘(yu) 英時則力圖梳理唐宋思想領域“入世轉向”以來禪宗、道教和儒家對待超驗價(jia) 值與(yu) 現實社會(hui) 的複雜態度，從(cong) 而說明中國宗教、尤其是儒教確實存在“此岸”與(yu) “彼岸”兩(liang) 個(ge) 世界的緊張，而這種緊張又確實帶來了一股參與(yu) 和改造社會(hui) 的力量，並轉化為(wei) 明清商人的內(nei) 在精神內(nei) 核。具體(ti) 而言：

首先，因“韋伯論新教倫(lun) 理有助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發展，首推‘勤’與(yu) ‘儉(jian) ’兩(liang) 大要目”，餘(yu) 英時試圖論證中國宗教對國人勤儉(jian) 的生活方式的塑造：諸如在慧能的引導下，新禪宗與(yu) 傳(chuan) 統佛教產(chan) 生分歧，開始關(guan) 注社會(hui) 並提倡“不作不食”的勞動理念；而新道教不僅(jin) 鼓勵人們(men) 參與(yu) 勞動，還試圖在理論上中和“有為(wei) ”和“無為(wei) ”之間的矛盾；新儒家對“勤”的推崇更是進一步擴大了國人的勤儉(jian) 信念。

隨後餘(yu) 英時指出，宋以來無論是“天理”與(yu) “人欲”還是“理”與(yu) “氣”等概念，都從(cong) 不同側(ce) 麵表現了新儒家“兩(liang) 個(ge) 世界”的意識。而儒家對世俗世界絕非僅(jin) 僅(jin) 是適應的態度——它同樣試圖依據“道”或“理”來積極參與(yu) 並改造現世。新儒家一方麵承續了新禪宗的修養(yang) 工夫，一方麵則在世俗倫(lun) 理上有更進一步擴展——一個(ge) 關(guan) 鍵概念是“敬”，即一種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就如同新教教徒對自己的隻有抱有某種“使命”、“天職”感一樣，儒士也在實踐中抱有“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使命感。而商人呢？隨著新儒家倫(lun) 理的擴展，宋代已經有了王陽明“四民異業(ye) 而同道”的觀念。儒家商人並非像韋伯所說的那樣隻有營利欲，他們(men) 同樣發展出了敬業(ye) 和自重的意識，並對自身事業(ye) 抱有價(jia) 值上的信念。

由此，儒家（以及禪宗、道教）都確實在積極意義(yi) 上推動了商業(ye) 精神和商業(ye) 倫(lun) 理。田浩指出，餘(yu) 英時眼中真正成為(wei) 中國資本主義(yi) 發展阻礙的是中國的政治環境，即過高的中央集權和強大的官僚係統壓抑了商業(ye) 的自由。

三、在多元因果和整體(ti) 結構中看待儒家

事實上，韋伯從(cong) 未斷言唯有新教倫(lun) 理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yi) 精神，而是強調兩(liang) 者間“選擇的親(qin) 和性”——畢竟，現代資本主義(yi) 的興(xing) 起是多種原因的共同作用，沒有哪一個(ge) 或幾個(ge) 因素能占據決(jue) 定性地位。而無論餘(yu) 英時的反駁是否有效，它至少顯現了這樣一種迫切性：單一地聚焦於(yu) 儒家，是不能讓我們(men) 真正把握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合理方位的。然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精神等複雜因果的糾纏關(guan) 係中，我們(men) 到底應該如何理解儒家在我們(men) 社會(hui) 和生活中的作用？

會(hui) 議學者達成的一點見解是，在肯定宗教對個(ge) 體(ti) 現實行動之作用的基礎上，可以從(cong) 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宗教。換言之，無論是對待儒家還是新教，我們(men) 都可以試圖從(cong) 韋伯對倫(lun) 理人格和生活樣式的整體(ti) 探究中看待他們(men) 的作用。正如王楠所說，韋伯之所以重視乃至推崇新教倫(lun) 理，是因為(wei) 新教所推動的生活方式正契合韋伯對現代人倫(lun) 理人格和倫(lun) 理關(guan) 係的期望，即將對理想的追求置於(yu) 日常倫(lun) 理實踐和生活內(nei) ，使之轉化為(wei) 一種倫(lun) 理品質，並在集體(ti) 生活中通過倫(lun) 理規範和相互鼓勵形成現代的倫(lun) 理關(guan) 係。同樣地，拘泥於(yu) 儒家是不是宗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究它對中國人倫(lun) 理實踐和主體(ti) 關(guan) 係的決(jue) 定性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現代生活中的可能意義(yi) 。

此外，王楠進一步提出了在整體(ti) 化的社會(hui) 結構中看待宗教作用的想法：就像宗教形塑或引導個(ge) 體(ti) 社會(hui) 行動之主觀意義(yi) 和意圖那樣，當我們(men) 將這個(ge) 個(ge) 體(ti) 納入有邏輯的行為(wei) 體(ti) 係或社會(hui) 的組織結構中去時，同樣可以考慮這個(ge) 組織結構“正當性”的基礎及其與(yu) 宗教的關(guan) 係。在這裏顯現的是韋伯支配社會(hui) 學與(yu) 宗教社會(hui) 學的關(guan) 聯：王楠認為(wei) ，在討論卡裏斯瑪支配類型轉化的過程中，韋伯已經意識到必須將正當性作為(wei) 社會(hui) 組織支配類型的基礎；而特定支配類型的存續，則要求該組織內(nei) 發展出對支配之為(wei) 正當的普遍信仰——換言之，宗教和神聖性的社會(hui) 維度是支配社會(hui) 學“正當性”討論中不可或缺的麵向，它們(men) 提供了“為(wei) 什麽(me) 要支持這個(ge) 政府/黨(dang) 派/團體(ti) ”的基本理由，並帶來共同體(ti) 倫(lun) 理結構和實踐的根本動力。

總言之，在多元因果觀念和整體(ti) 社會(hui) 分析的視角看待儒家與(yu) 宗教，我們(men) 會(hui) 看到：它是多重因果中一個(ge) 相當重要的變量，也是整體(ti) 係統中一個(ge) 相當重要的維度，並與(yu) 其它因素協同作用促成整體(ti) 的變遷。形塑了我們(men) 生活方式和倫(lun) 理人格的宗教，同樣也是我們(men) 對特定組織結構和支配類型正當性信念的源泉。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