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通儒饒宗頤耕耘過的那些領域

作者：陳民鎮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廿六日甲辰

          耶穌2018年3月13日

一代通儒饒宗頤先生的逝世，引發學界和公眾(zhong) 的集體(ti) 緬懷。饒先生以學問淵博著稱，公眾(zhong) 或專(zhuan) 家難以全麵了解饒先生的學問，本是情理之中的事。關(guan) 於(yu) 饒先生的學術貢獻，網絡上已有不少資料，或誇大，或誤讀，或詆毀，亟待正本清源。筆者此前多次通讀過饒先生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圍繞“饒學”也撰寫(xie) 過多篇論文，對饒先生的學問算是略知一二。

饒先生的著述涉及國學（或饒先生所稱“華學”）的各個(ge) 領域，其《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分為(wei) “史溯”“甲骨”“簡帛學”“經術、禮樂(le) ”“宗教學”“史學”“中外關(guan) 係史”“敦煌學”“潮學”“目錄學”“文學”“詩詞學”“藝術”“文錄、詩詞”14卷。當然，這種劃分是權宜之計，所謂的“國學”在很多時候處於(yu) 混融狀態，難以細分。饒先生的治學時間跨度很長，又是國學各領域的重要見證者和參與(yu) 者，因而看待饒先生的學術貢獻，自然要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出發加以審視。

以下暫將饒先生的治學領域分為(wei) “史前文字學”“甲骨學”“簡牘學”“帛書(shu) 學”“金石學”“敦煌學”“語言學”“目錄學”“經學”“方術”“史學”“曆史地理學”“地域文化”“中外交流史”“文學史”“龍學”“選學”“楚辭學”“賦學”“詞學”“道教史”“佛教史”“繪畫史”“書(shu) 法史”“音樂(le) 史”二十五個(ge) 門類，分別予以簡介。

一、史前文字學

饒先生在《符號·初文與(yu) 字母——漢字樹》（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上海書(shu) 店出版社2000年、株式會(hui) 社アルヒーフ2003年版）一書(shu) 中提出開展“史前文字學”研究的設想。從(cong) 20世紀80年代開始，饒先生就中國新石器時代各區係的刻畫符號發表一係列文章，並結合西亞(ya) 、南亞(ya) 等地的域外材料加以討論。在這方麵，饒先生以及李學勤等先生都是以古文字學家的身份上溯漢字的前身，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符號·初文與(yu) 字母——漢字樹》一書(shu) 對中國史前刻畫符號的材料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較為(wei) 綜合的研究，美籍華人學者錢存訓先生認為(wei) 該書(shu) “實為(wei) 史前文字學和字母學在中國學術界開辟先河之作”。21世紀以來，史前刻畫符號的研究進入綜合研究階段（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為(wei) 代表），而饒先生的論著作為(wei) 此項工作的先聲，自有其特殊意義(yi) 。

饒先生在史前文字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錢存訓《評饒宗頤著<符號、初文與(yu) 字母、漢字樹>》（《文獻》1999年第2期）、李學勤《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視野》（《重寫(xie) 學術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陳民鎮《“史前文字學”的設想與(yu) 實踐——饒宗頤先生與(yu) 史前刻畫符號研究》（《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選集》，香港紫荊出版社2016年版）。

《符號·初文與(yu) 字母——漢字樹》

二、甲骨學

眾(zhong) 所周知，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世稱“甲骨四堂”。由於(yu) 饒先生字選堂，故有人譽之為(wei) “甲骨第五堂”。據饒先生的早期弟子、著名武俠(xia) 小說作家梁羽生回憶，這種說法要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複旦大學出土文獻與(yu) 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先生指出：“綜合看來，在甲骨學研究方麵，饒宗頤教授的貢獻足以與(yu) 甲骨學研究的四位大師，即所謂‘甲骨四堂’相並列而成為(wei) 甲骨學研究史上的‘第五堂’。”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1959年、민음사1996年、香港中華書(shu) 局2015年版）是饒先生甲骨學的代表著作。該書(shu) 主張“分人研究法”，即以甲骨卜辭的操作者——貞卜人物為(wei) 切入點，對甲骨卜辭展開係統的整理研究，在材料的整理和文字的考釋方麵多有創獲，“於(yu) 甲骨研究專(zhuan) 辟新境，書(shu) 中蘊涵的種種理念，至今尚對學人廣有啟迪”（李學勤先生語）。該書(shu) 與(yu) 陳夢家先生所著《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shu) 局1956年版）均為(wei) 20世紀50年代甲骨學集大成之作，堪稱“50年代甲骨學之雙璧”，饒先生也因此榮獲1962年有“西方漢學之諾貝爾獎”之稱的儒蓮獎。

饒先生繼承王國維以來卜辭證史的研究取向，通過甲骨文的材料探索上古史，這方麵的工作從(cong) 1940年延續到21世紀初，其晚年的相關(guan) 論著主要見於(yu) 《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yu) 三星堆、金沙文化》二書(shu) 。此外，饒先生致力於(yu) 搜集流散海外的甲骨文材料，編有《巴黎所見甲骨錄》《歐美亞(ya) 所見甲骨錄存》《日本所見甲骨錄》《海外甲骨錄遺》等。饒先生主編的《甲骨文通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1999年版）是一套大型工具書(shu) ，近來此書(shu) 的主要編纂者沈建華女士整理出版了《饒宗頤甲骨書(shu) 劄》（中西書(shu) 局2017年版）一書(shu) ，生動呈現了這一工作的始末。

饒先生在甲骨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沈建華《記饒宗頤甲骨文研究》（《社會(hui) 科學報》1992年6月11日）、陳煒湛《饒宗頤先生之甲骨文研究——為(wei) 慶賀饒宗頤先生九十華誕而作》（《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劉釗《談饒宗頤教授在甲骨學研究上的貢獻》（《中國圖書(shu) 評論》2010年第3期）。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三、簡牘學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是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所列舉(ju) 的五大新材料之一。20世紀50年代開始，饒先生開始涉足漢簡研究。在銀雀山漢簡、阜陽漢簡、尹灣漢簡等材料發現之後，饒先生參與(yu) 討論，就其經學、文學史、數術等方麵的價(jia) 值加以抉發。他還曾邀請當今著名簡牘學專(zhuan) 家李均明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新莽簡輯證》《敦煌漢簡編年考證》兩(liang) 種著作。

楚簡研究方麵，饒先生堪稱先驅。1953年，湖南長沙仰天湖楚墓發現一批楚簡，饒先生就此發表了《戰國楚簡箋證》《長沙出土戰國楚簡初釋》《戰國楚簡箋證》《楚簡續記》，它們(men) 是楚簡研究最早的一批論著。此後陸續發現的材料如九店楚簡和包山楚簡，饒先生也積極參與(yu) 討論。20世紀末，郭店簡、上博簡兩(liang) 批戰國楚簡問世，引發簡牘研究的高潮。饒先生雖已年屆耄耋，亦參預其事。饒先生曾檢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緇衣》零簡，該簡可與(yu) 上博簡《緇衣》相聯係。饒先生就郭店簡《老子》《太一生水》《語叢(cong) 》以及上博簡《孔子詩論》諸篇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大多已見於(yu) 沈建華女士編《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一書(shu) 。饒先生晚年仍十分關(guan) 注上博簡的研究，他主編的《上博藏戰國楚竹書(shu) 字匯》一書(shu) 於(yu) 2012年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

秦簡方麵，饒先生與(yu) 曾憲通先生合著《雲(yun) 夢秦簡日書(shu) 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首度對秦簡《日書(shu) 》展開係統研究。當時尚無清晰圖版，學界對數術類文獻還缺乏認識，其難度可想而知。其後類似《日書(shu) 》的材料不斷發現，饒先生此書(shu) 奠定了重要基礎。此外，饒先生就雲(yun) 夢秦簡討論秦代文學，結合放馬灘秦簡探討數術問題，等等，多有創見。對於(yu) 21世紀初發現的裏耶秦簡，饒先生亦參與(yu) 討論。

饒先生在簡牘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李均明《饒宗頤先生與(yu) 簡帛學》（《華學》第7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劉樂(le) 賢《饒宗頤與(yu) 簡帛研究》（《博覽群書(shu) 》2010年第3期）、曾憲通《選堂先生與(yu) 秦漢時製研究》（《饒學研究》第2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雲(yun) 夢秦簡日書(shu) 研究》

四、帛書(shu) 學

簡牘學與(yu) 帛書(shu) 學又合稱“簡帛學”。目前的帛書(shu) 材料，主要是子彈庫楚帛書(shu) 和馬王堆漢墓帛書(shu) ，饒先生均為(wei) 重要的研究者。

饒先生1954年發表《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1958年出版《長沙出土戰國繒書(shu) 新釋》，即投身於(yu) 楚帛書(shu) 的研究。此後，饒先生不斷圍繞楚帛書(shu) 展開討論，在摹本的刊布、文字的釋讀、性質及內(nei) 涵的揭示方麵均有突出成果。他與(yu) 曾憲通先生合著的《楚帛書(shu) 》（中華書(shu) 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是一次重要總結，在該書(shu) 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時饒先生又結合新材料加以修訂。在楚帛書(shu) 研究領域，饒先生無疑是繞不開的人物。

馬王堆帛書(shu) 方麵，在材料發表之初，饒先生便圍繞帛書(shu) 所見《周易》展開討論，其觀點有重要影響。此後，他圍繞馬王堆帛書(shu) 發表了一係列論文，涉及易學、方術等方麵。

饒先生在帛書(shu) 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周世榮《淺談饒宗頤先生對湖南出土竹帛書(shu) 的研究》（《華學》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李均明《饒宗頤先生與(yu) 簡帛學》（《華學》第7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陳鬆長《饒宗頤先生與(yu) 馬王堆帛書(shu) 研究》（《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楚帛書(shu) 》

五、金石學

饒先生對金石學素有研究。從(cong) 20世紀50年代起，他便不斷發表有關(guan) 青銅銘文、石刻碑碣的論文。他與(yu) 曾憲通先生合著的《隨縣曾侯乙墓鍾磬銘辭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shu) 對曾侯乙墓編鍾的文字釋讀、音樂(le) 史意義(yi) 、美學意涵、天文學背景等方麵展開研究，是關(guan) 於(yu) 曾侯乙墓編鍾研究的重要著作。饒先生兼具古文字和古樂(le) 的知識背景，在銘文釋讀方麵多有突破。此外，饒先生所編《星馬華文碑刻係年》《唐宋墓誌：遠東(dong) 學院藏拓片圖錄》等論著，則將金石學的視野拓展至域外，開海外金石學之先河。

饒先生在金石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王素《略談選堂先生對東(dong) 南亞(ya) 華文碑銘整理的功績——從(cong) <星馬華文碑刻係年>說起》及任昉《略談選堂先生對墓誌整理的貢獻——以<唐宋墓誌：遠東(dong) 學院藏拓片圖錄>為(wei) 中心》（《饒學與(yu) 華學——第二屆饒宗頤與(yu) 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16年版）。

《隨縣曾侯乙墓鍾磬銘辭研究》

六、敦煌學

2010年8月8日（也是筆者22周歲生日），筆者有幸參加在敦煌舉(ju) 行的“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壽宴在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前舉(ju) 行，來自國內(nei) 外的敦煌學學者濟濟一堂，可見饒先生在敦煌學領域的極大威望。

受到葉恭綽先生的影響，饒先生對敦煌學產(chan) 生興(xing) 趣。20世紀50年代初，饒先生得到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所獲敦煌寫(xie) 卷的微縮膠卷，從(cong) 而掌握大量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饒先生對敦煌寫(xie) 卷《老子想爾注》展開研究，奠定了他在敦煌學的地位。60年代，饒先生借在法國訪問、研究的機會(hui) ，接觸到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獲敦煌寫(xie) 卷，饒先生因而寫(xie) 出《敦煌曲》《敦煌白畫》等重要著作。此外，饒先生率先刊布並研究敦煌寫(xie) 卷《文心雕龍》《文選》等文獻，並對敦煌琵琶譜、書(shu) 法、繪畫、宗教、語言、曆史、數術等方麵的材料均有研究，先生的書(shu) 畫創作亦多取材於(yu) 敦煌。

值得一提的是，饒先生長期為(wei) 敦煌學人才的培養(yang) 、敦煌石窟的保護、敦煌學研究項目的開展、敦煌學書(shu) 刊的出版等工作而奔走，贏得了學者們(men) 的共同尊重。

饒先生在敦煌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朱鳳玉《饒宗頤先生與(yu) 敦煌文學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8卷，中華書(shu) 局2005年版）、榮新江《饒宗頤教授與(yu) 敦煌學研究》（《辨偽(wei) 與(yu) 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陳民鎮《從(cong) 敦煌學史的視域看饒宗頤先生的敦煌學成就》（《饒宗頤研究》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敦煌曲》

七、語言學

饒先生還是中國悉曇學研究的先驅。所謂“悉曇（siddhām）”，指在唐以前傳(chuan) 入中國的悉曇體(ti) 字，是當時所稱的狹義(yi) 梵文，對中國古代語言學有深遠的影響，反切、等韻學便與(yu) 其息息相關(guan) 。有感於(yu)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等語言學論著對這方麵關(guan) 注不足，饒先生窮三十年之功，填補中國悉曇學研究的空白（日本學者較早關(guan) 注悉曇學）。饒先生編集《悉曇經傳(chuan) ：趙宦光及其<悉曇經傳(chuan) >》一書(shu) ，為(wei) 學界提供重要材料。其相關(guan) 論文後匯集為(wei) 《中印文化關(guan) 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三聯書(shu) 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一書(shu) ，就悉曇體(ti) 字對中國古代語言學的影響作了一係列的討論。如否定陳寅恪先生《四聲三問》一文的觀點，如將悉曇傳(chuan) 入中國的時間提前，等等，均富於(yu) 卓識。

饒先生在語言學或悉曇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李新魁《梵學的傳(chuan) 入與(yu) 漢語音韻學的發展——兼論饒宗頤先生對梵學研究的貢獻》（《華學》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譚世寶《略論饒宗頤與(yu) 當代悉曇學研究——兼略評當今一些誤論》（《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中印文化關(guan) 係史論集·語文篇——悉曇學緒論》

八、目錄學

饒先生極為(wei) 重視目錄學，他說：“可以說我的很多學問的開展，第一把鑰匙正是目錄學”，“我做學問是很重視根柢的……熟悉目錄學可以使你的學問做得很精密、很紮實，有旁搜遠紹、左右逢源的好處。”目錄學作為(wei)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是治學的根基，向來為(wei) 學者所重。饒先生的父親(qin) 饒鍔是位儒商，饒先生尚是少年，饒鍔老先生便駕鶴仙去，留下了《潮州藝文誌》的未完稿。饒先生發憤續寫(xie) 《潮州藝文誌》，因而年少成名。可以說，饒先生進入學術界的敲門磚，便是一部目錄學著作。其後他發表的《新莽藝文誌》《楚辭書(shu) 錄》《詞籍考》等論著，均為(wei) 目錄學方麵的力作。

饒先生在目錄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唐小海《饒宗頤先生目錄學淺析——觀〈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有感》（《大學圖書(shu) 情報學刊》2006年第5期）。

《潮州藝文誌》

九、經學

饒先生在經學方麵的貢獻，突出體(ti) 現於(yu) 以下四個(ge) 方麵：

其一，麵對出土文獻的不斷湧現，饒先生2001年11月2日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上提出了“新經學”的設想，展望21世紀將是中國“文藝複興(xing) ”的時代，高屋建瓴，至今仍有啟發意義(yi) ；

其二，饒先生強調以“禮”為(wei) 切入點探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反對以“薩滿主義(yi) ”研究早期曆史，就禮學撰寫(xie) 了一係列論文，並通過卜辭材料探究“殷禮”；

其三，通過出土文獻研究《詩經》《周易》《尚書(shu) 》等經典，尤其是在易學方麵，如複原馬王堆帛書(shu) 《周易》卦序排列、對數字卦的討論等，多有創見；

其四，關(guan) 於(yu) 經學史的研究，如對宋代、明代經學的討論。

饒先生在經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遊誌誠《饒宗頤<易經>學述論》（《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選集》，香港紫荊出版社2016年版）、彭林《饒宗頤先生推動經學重建的幾件往事》（《文匯報》2018年2月23日）。

十、方術

方術相對於(yu) 經術，屬於(yu) “小道”，過去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認識。從(cong) 出土文獻入手研究方術，饒宗頤、李零等先生是重要的開拓者。饒先生圍繞楚帛書(shu) 、馬王堆帛書(shu) 、秦漢簡、敦煌寫(xie) 卷等材料展開的研究，多涉及方術，取得了一係列突破性的進展。如饒先生最早就雲(yun) 夢秦簡《日書(shu) 》展開係統研究，堪稱出土方術類文獻研究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一些創見，為(wei) 後來的一些材料（如放馬灘秦簡）所證實。

饒先生在方術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劉樂(le) 賢《饒宗頤與(yu) 簡帛研究》（《博覽群書(shu) 》2010年第3期）、曾憲通《選堂先生與(yu) 秦漢時製研究》（《饒學研究》第2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十一、史學

史學在饒先生的學術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出體(ti) 現於(yu) 以下四個(ge) 方麵：

其一，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將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和沒有文字的出土材料加以區分，提出“三重證據法”，此後又在此基礎上擴充為(wei) “五重證據法”（實物、甲骨及金文材料、經典材料、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饒先生在先秦史領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均可見其對“五重證據法”的實踐；

其二，饒先生青年時期致力於(yu) 新莽史的研究，且有撰寫(xie) 《新書(shu) 》的計劃，後來因史學觀念的轉變，未能繼續，後來他與(yu) 李均明先生合作《新莽簡輯證》《敦煌漢簡編年考證》（屬於(yu) 饒先生所主持的“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稿”項目），通過漢簡勾稽漢代史事，可視作其早年設想的另一種延續；

其三，饒先生史學觀念的轉變，具體(ti) 貫徹於(yu)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中國史學觀念探討之一》（香港龍門書(shu) 店1977年、台北宗青圖書(shu) 出版公司1979年、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1996年、中華書(shu) 局2015年版）一書(shu) ，該書(shu) 是史學理論領域的力作；

其四，注意研究思想、觀念、信仰的變遷，對原始宗教多有探討，致力於(yu) 揭示古史演進的時代背景。

饒先生青年時期得到疑古派領袖顧頡剛先生的賞識，但後來他的古史觀有所改變，由“疑古”而“走出疑古”，逐步走上了“羅王之學”以卜辭等出土材料證史的道路。在古史觀方麵，他與(yu) 李學勤先生有著相近的旨趣。

饒先生在史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沈建華《饒公與(yu) 新古史辨》（《華學》第7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謝貴安《饒宗頤對史學正統論研究的學術貢獻——<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發微》（《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2期）、曾憲通《古文字資料的發現與(yu) 多重證據法的綜合運用——兼談饒宗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古文字研究》第26輯，中華書(shu) 局2006年版）。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十二、曆史地理學

饒先生是中國曆史地理學重鎮——禹貢學會(hui) 最年輕的會(hui) 員，當時先生未及弱冠。饒先生一方麵研究地方史地，另一方麵又參與(yu) 到當時主流曆史地理學界的討論之中，在《禹貢》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我們(men) 知道，七冊(ce) 《古史辨》是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的見證，實際上《古史辨》還有第八冊(ce) 。當時顧頡剛先生將此重任交付饒先生，書(shu) 稿已成，但毀於(yu) 戰亂(luan) 。這一冊(ce) 主要討論的是曆史地理問題，又稱“古地辨”。近來中華書(shu) 局根據當時的目錄加以恢複，即將出版。

《楚辭地理考》（商務印書(shu) 館1946年、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是饒先生的早期著作，開拓了楚辭地理學的研究。該書(shu) 的寫(xie) 作，主要針對錢穆先生《<楚辭>地名考》“屈原放居漢北”的主張以及將《楚辭》中地名盡量北移的做法。當時包括遊國恩、方授楚、饒宗頤等在內(nei) 的學者都提出了質疑，是為(wei) 楚辭學的一大公案。饒先生在曆史地理學方麵的研究，從(cong) 潮汕史地和《楚地》地理入手，後又通過甲骨卜辭等出土材料研治上古地理，這方麵的論文主要收入《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西南文化創世紀：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yu) 三星堆、金沙文化》二書(shu) 。同時，他還將曆史地理與(yu) 文學史相聯係，如對李白出生地碎葉的考證。

饒先生在曆史地理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曹錦炎《甲骨文西南部族地理的新認識——讀選堂先生新著<西南文化創世紀>》（《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與(yu) 二十世紀楚辭學》（《饒學研究》新版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楚辭地理考》

十三、地域文化

饒先生未及弱冠續完其父饒鍔遺著《潮州藝文誌》，開始踏上學術舞台。饒先生青年時期主要研治潮汕地區的鄉(xiang) 邦文獻和曆史地理，並擔任《潮州誌》總纂，是“潮學”的重要奠基人。其後饒先生的學術興(xing) 趣雖有轉移，但一直關(guan) 注潮學研究，在很長時期內(nei) 都是潮學的把舵者。饒先生通過地方史誌的研究逐步漸入主流學術界，更為(wei) 重要的是，地方史誌雖是地域之學，但由於(yu) 綜合性強，涉及曆史、地理、經學、文學、目錄諸方麵，饒先生的知識框架也因而初步確立。

除了潮學，饒先生也是楚文化研究的先驅之一。饒先生在1969年便發表《荊楚文化》一文，正式提出“楚文化”這項研究課題。他在《楚辭》、楚帛書(shu) 、楚簡、楚地青銅器、楚史、楚地地理等方麵的研究，均貢獻卓著。此外，饒先生還對西南文化、吳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展開研究。

饒先生在地域文化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郭偉(wei) 川《饒宗頤教授與(yu) “潮州學”》（《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曾憲通《選堂先生與(yu) 荊楚文化研究》（《華學》第2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與(yu) 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

十四、中外交流史

饒先生延續沈增植以來的治學路徑，極為(wei) 注意中外交流史（或稱“中外交通史”）。饒先生所提倡的“五重證據法”，“異邦古史資料”是其中之一。對於(yu) 世界範圍內(nei) “發問”的文體(ti) 、印度文化對中國語言及宗教的影響、中外天文學知識的聯係、中外馬車的異同、中外史前刻畫符號的比較等問題，饒先生均有所討論。

饒先生還嚐試譯介近東(dong) 史詩和古印度吠陀文獻，為(wei) 國內(nei) 學人提供重要域外材料。眼下正熱的“一帶一路”，饒先生可以說是重要的開拓者。對於(yu) “漢前絲(si) 綢之路”，先生亦有長期的關(guan) 注和探索。饒先生還是最早提出“海上絲(si) 綢之路”這一概念的學者之一，並對“海上絲(si) 綢之路”有持續的研究。對於(yu) “西南絲(si) 綢之路”，饒先生也發表了不少論著。饒先生曾遊曆、任教於(yu) 南亞(ya) 和東(dong) 南亞(ya) ，對中國與(yu) 南亞(ya) 、東(dong) 南亞(ya) 諸國的文化交流也多有研究。

饒先生在中外交流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榮新江《饒宗頤教授與(yu) 絲(si) 綢之路研究》（《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選集》，香港紫荊出版社2016年版）、陳民鎮《交錯視界中的中外交通——饒宗頤與(yu) 中外交流史研究》（《社會(hui) 科學輯刊》2017年第5期）。

《新加坡古事記》

十五、文學史

饒先生曾任香港大學中文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係主任，且為(wei)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創係係主任，長期活躍於(yu) 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前沿。他認為(wei) “一切之學必以文學植基，否則難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極為(wei) 重視古典文學的研究，同時也創作了大量的詩、詞、賦、駢文，學術研究與(yu) 文學創作相輔相成。他的不少文學史論文已經收入《文轍——文學史論集》（台灣學生書(shu) 局1991年版）一書(shu) 。

饒先生對文學史的研究，上起先秦，下迄明清；詩、詞、賦、小說、戲曲等文體(ti) ，均有涉及。他對文學史的研究，亦多踐行其史學上的“五重證據法”，如據甲骨文討論卜辭文學，據出土簡帛討論孔子詩論、秦代散文、稗官、唐勒賦等問題，再如據域外材料討論世界範圍內(nei) 的“發問”文學、拜火教等宗教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謝靈運等詩人對梵文的接受，等等，均新意迭出。

饒先生在文學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陳民鎮《饒宗頤先生古典文學研究述略》（《饒學研究》第3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文轍——文學史論集》

十六、龍學

劉勰所著《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空前絕後的係統性文論著作，研究者甚眾(zhong) ，世稱“龍學”，饒先生是香港地區龍學的代表人物。20世紀50年代初，饒先生獲得斯坦因敦煌搜集品的微縮膠卷，並揭示其中的《文心雕龍》殘卷。1954年，饒先生發表《〈文心雕龍〉與(yu) 佛教》一文，申論《文心雕龍》與(yu) 佛教的關(guan) 係。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饒先生在後來的《〈文心〉與(yu) 〈阿毗曇心〉》《〈文心雕龍·聲律篇〉與(yu) 鳩摩羅什〈通韻〉——論四聲說與(yu) 悉曇之關(guan) 係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guan) 諸問題》等文章中有進一步討論。《文心雕龍》與(yu) 佛教之間的聯係，通過饒先生等學者的論證，已漸成共識。1962年，饒先生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會(hui) 慶祝金禧紀念特刊》之《文心雕龍研究專(zhuan) 號》，收入了先生《〈文心雕龍〉探源》《〈文心雕龍〉集釋：原道第一》《劉勰文藝思想與(yu) 佛教》《唐寫(xie) 本〈文心雕龍〉景本跋》《六朝文論摭佚——劉勰以前及其同時之文論佚書(shu) 考》諸文，並刊布了唐寫(xie) 本《文心雕龍》殘卷的圖版，是這一珍貴材料的首度麵世，嘉惠學林。

饒先生在龍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郭景華《饒宗頤<文心雕龍>研究述略》（《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選集》，香港紫荊出版社2016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古典文學研究述略》（《饒學研究》第3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十七、選學

“選學”即研究昭明太子《文選》之學。隋唐以降，選學蔚為(wei) 顯學，有所謂“《文選》爛，秀才半”之說。尤其是清代，“國朝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文選》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必讀書(shu) 。“新文化運動”以來，選學衰微，甚至被視作“選學妖孽”。饒先生“幼嗜文學，寢饋蕭《選》”，在進入香港大學中文係任教之後，講授《文選》課程，“以此書(shu) 講授上庠曆三十年”，這也是先生“選堂”之字的由來之一。

1957年，饒先生發表《敦煌本〈文選〉斠證》，搜訪英、法藏敦煌寫(xie) 卷，對敦煌寫(xie) 本《文選》作初步校證，是“第一篇對敦煌寫(xie) 本《文選》進行全麵介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論文”（徐俊先生語）。饒先生1965、1966年在法國巴黎集中研究敦煌寫(xie) 卷，並有撰作《敦煌本文選》的計劃，但由於(yu) 種種原因，並未實現。後來在榮新江先生的協助下，饒先生所編著的《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shu) 局2000年版）出版，著錄敦煌寫(xie) 本31件、吐魯番寫(xie) 本4件，是為(wei) 第一部全麵搜集世界各地敦煌吐魯番《文選》寫(xie) 本並影印出版的著作。在此前後，學術界出現了一批重要的選學著作，《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的出版則為(wei) 選學在新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饒先生在選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孫少華《饒宗頤先生<文選>研究的成就與(yu) 啟示——以氏著<文選卮言>為(wei) 中心》（《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選集》，香港紫荊出版社2016年版）、遊誌誠《饒宗頤文選學評述》（《饒學與(yu) 華學——第二屆饒宗頤與(yu) 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16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古典文學研究述略》（《饒學研究》第3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敦煌吐魯番本文選》

十八、楚辭學

前文已經提到，饒先生早年以《楚辭地理考》著稱，即已涉足楚辭學。饒先生於(yu) 1956年出版的《楚辭書(shu) 錄》一書(shu) ，總結了20世紀50年代以前楚辭研究的論著，是現代第一部綜合性的楚辭學目錄（其後有薑亮夫等先生的類似著作）。1978年，饒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題為(wei) 《楚辭學及其相關(guan) 問題》的退休演講，正式提出“楚辭學”的概念。此外，饒先生《楚辭與(yu) 詞曲音樂(le) 》（香港大學中文係1958年版）一書(shu) 討論楚辭與(yu) 詞曲音樂(le) 的關(guan) 係，據出土文獻與(yu) 域外材料研究楚辭，等等，均值得重視。

饒先生在楚辭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陳民鎮《饒宗頤先生與(yu) 二十世紀楚辭學》（《饒學研究》新版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楚辭書(shu) 錄》

十九、賦學

賦學與(yu) 選學一樣，一度陷入尷尬的境地。饒先生在1975年發表的《選堂賦話》中指出：“賦學之衰，無如今日。文學史家直以塚(zhong) 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論也。”在饒先生等學者的努力下，賦學逐漸複興(xing) 。在第二屆國際賦學研討會(hui) 實非上的演講中，饒先生感慨“時至今日，賦學重興(xing) ，始料所及”，並提出賦學研究的幾項新課題。饒先生在賦學方麵的研究，突出表現在通過出土簡牘和敦煌寫(xie) 卷鉤沉索隱，為(wei) 學界提供新材料和新思路。

饒先生在賦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劉濤：《論饒宗頤<選堂賦話>中的賦學批評》（《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何祥榮《從(cong) <選堂賦話>看饒宗頤的賦學本源論》（《饒學與(yu) 華學——第二屆饒宗頤與(yu) 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16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古典文學研究述略》（《饒學研究》第3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二十、詞學

饒先生在詞學領域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末在香港協助葉恭綽先生編《全清詞鈔》。1965年，饒先生受法國漢學泰鬥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之邀前往巴黎，後來1971年以中、法兩(liang) 種文字出版的《敦煌曲》便是他們(men) 合作的重要成果。該書(shu) 通過法藏敦煌寫(xie) 卷及英、俄藏寫(xie) 卷對敦煌曲展開係統的探討。敦煌曲與(yu) 詞的關(guan) 係，引發饒先生與(yu) 任二北等先生的論戰，相關(guan) 文章後收入饒先生《敦煌曲續論》（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公司1996年版）一書(shu) 。

饒先生還致力於(yu) 從(cong) 目錄學角度開展詞學研究。早在1959年，饒先生便發表《宋詞書(shu) 錄解題稿》。他後來的《詞籍考》（香港大學出版社1963年、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一書(shu) 對唐五代至金元的詞集加以全麵的考訂和辨析，是詞學領域的名著。此外，饒先生還編集《景宋乾道高郵軍(jun) 學本<淮海居士長短句>》《李衛公望江南——詞學秘籍之一》，為(wei) 學界提供基礎材料。20世紀80年代初，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將編纂《全明詞》的任務歸到饒先生名下，《全明詞》（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在2004年最終麵世，填補詞史文獻整理研究的一大空白。關(guan) 於(yu) 清詞，饒先生也有一係列重要論文發表。

饒先生在詞學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楊成凱《詞學研究的一座豐(feng) 碑——評饒宗頤〈詞集考〉》（《文學遺產(chan) 》1994年第6期）、王誌鵬《饒宗頤先生與(yu) 敦煌曲研究》（《饒學研究》新版第1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陳民鎮《饒宗頤先生古典文學研究述略》（《饒學研究》第3卷，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詞籍考》

二十一、道教史

《（敦煌六朝寫(xie) 本張天師道陵著）老子想爾注校箋》（香港東(dong) 南書(shu) 局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奠定了饒先生在道教史領域的重要地位。該書(shu) 首度刊布並係統研究敦煌寫(xie) 本《想爾注》殘卷，填補了漢末道教史材料的空白，首次將一部敦煌道書(shu) 與(yu) 相關(guan) 的道教史背景緊密結合，堪稱道教史研究的裏程碑式著作。該書(shu) 還引發了歐洲的道教熱，索安（Anna Seidel）、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西方著名道教研究者深受其影響，施舟人更是尊饒先生為(wei) 道教文獻研究的開拓者。此後，饒先生繼續推進《想爾注》的研究，並關(guan) 注敦煌寫(xie) 卷《登真隱訣》、道教與(yu) 楚文化的關(guan) 係等問題。

饒先生在道教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施舟人《饒宗頤先生的<老子想爾注>研究和世界道教學的發展》（《饒宗頤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1997年版）。

《老子想爾注校箋》

二十二、佛教史

受家學影響，饒先生少年時期便開始傾(qing) 心佛學，素喜打坐參禪，並以佛教思維觀照世界。最近饒先生的喪(sang) 禮，即以佛教形式舉(ju) 行。早在1948年，饒先生便發表《秦時佛教傳(chuan) 入中國說駁議》一文，涉足佛教史的研究。敦煌石窟是佛學寶庫，饒先生作為(wei) 敦煌學大家，圍繞敦煌寫(xie) 卷對佛教史展開一係列的研究，如對佛經寫(xie) 卷的考訂、對禪宗史的研究等。饒先生極為(wei) 關(guan) 注佛教對中國語言、文學、藝術的影響，將佛教史研究納入文化史的視野之中。饒先生的相關(guan) 論文，多見於(yu) 《饒宗頤佛學文集》（香港天地圖書(shu) 有限公司2013、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shu) 。

《饒宗頤佛學文集》

二十三、繪畫史

饒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榮休之後，開始執教於(yu)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係。當然，饒先生對帛畫、敦煌壁畫及白畫、明末清初文人畫等方麵早有研究，且饒先生自幼研習(xi) 繪畫，學術與(yu) 藝術創作兩(liang) 者相互促進。饒先生在繪畫史方麵的研究成果，多收入其《國畫史論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e) 有限公司1993年版）一書(shu) 。在繪畫史研究中，饒先生亦貫徹其史學上的“五重證據法”，通過考古發現勾稽中國早期繪畫，並注意與(yu) 域外圖像資料相比較。饒先生《敦煌白畫》（1978年出版於(yu) 巴黎，2010年又刊行中文版、英文版和日文本）一書(shu) 研究敦煌石窟白描作品，開創敦煌白畫研究的新領域，更為(wei) 繪畫史提供一批新材料以及新的研究角度。

此外，饒先生注意研究文學與(yu) 繪畫之間的交互影響，並對文人畫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文人畫有持續的探討。饒先生曾對元四家之一的黃公望行跡及《富春山居圖》的臨(lin) 本加以研究，結集為(wei) 《黃公望及富春山居圖臨(lin) 本》（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1975年版）一書(shu) 。饒先生的繪畫作品，多汲取敦煌、元四家等研究對象的精華，晚年更倡導“西北宗”，形成別具一格的畫風。

饒先生在繪畫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薛永年《試論饒公的畫史研究》（《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郭景華《觀看之道：作為(wei) 精神史的藝術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陳民鎮《新材料與(yu) 新格局——饒宗頤藝術史研究的史料觀與(yu) 方法論》（《貴州社會(hui) 科學》2016年第5期）。

《國畫史論集》

二十四、書(shu) 法史

饒先生自幼研習(xi) 書(shu) 法，眾(zhong) 體(ti) 皆擅。自從(cong) 事學術研究以來，先生對書(shu) 法史亦多有研究。早在1958年出版的《長沙出土戰國繒書(shu) 新釋》一書(shu) 中，饒先生便開始關(guan) 注楚帛書(shu) 的書(shu) 法。在1985年出版的《楚帛書(shu) 》中，饒先生則以專(zhuan) 節討論楚帛書(shu) 的書(shu) 法藝術。麵對世紀之交不斷發現的楚簡材料，饒先生積極提倡楚簡帛書(shu) 法的研究，並提出“楚簡書(shu) 法大字典”的研究計劃。在《饒宗頤五體(ti) 書(shu) 法：篆·隸·楷·行·草》（商務印書(shu) 館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一書(shu) 的跋中，饒先生便強調：“近百年來，地不愛寶，簡冊(ce) 真跡，更能發人神智。清世以碑帖為(wei) 二學。應合此為(wei) 三，以成鼎足之局。治書(shu) 學者，可不措意乎？”饒先生對敦煌寫(xie) 卷的書(shu) 法也多有研究，早在1965年，饒先生便發表《敦煌寫(xie) 卷之書(shu) 法》一文。饒先生認為(wei) “敦煌藝術寶藏，法書(shu) 應占首選，不獨繪畫而已也”，1983年至1986年，日本二玄社出版了饒先生所編《敦煌書(shu) 法叢(cong) 刊》29大冊(ce) ，集敦煌書(shu) 法之大成。此外，饒先生對傳(chuan) 統碑帖和書(shu) 家亦多有考論。在書(shu) 法史研究的基礎上，饒先生的書(shu) 法創作吸收金石、簡帛筆意，熔鑄為(wei) 自成一格的“饒體(ti) ”。

饒先生在書(shu) 法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趙聲良《饒宗頤編<法藏敦煌書(shu) 苑精華>評價(jia) 》（《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林錦江《從(cong) 饒宗頤教授書(shu) 法藝術理論的發微到饒宗頤教授書(shu) 法藝術欣賞》（《饒學與(yu) 華學——第二屆饒宗頤與(yu) 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海辭書(shu) 出版社2016年版）、陳民鎮《新材料與(yu) 新格局——饒宗頤藝術史研究的史料觀與(yu) 方法論》（《貴州社會(hui) 科學》2016年第5期）。

《敦煌書(shu) 法叢(cong) 刊》

二十五、音樂(le) 史

前麵已經提到，饒先生《隨縣曾侯乙墓鍾磬銘辭研究》一書(shu) 就曾侯乙墓編鍾的音樂(le) 史價(jia) 值加以抉發。此外，他就賈湖骨笛等考古材料展開討論，將中國音樂(le) 史進一步上溯。饒先生善奏古琴，對於(yu) 琴學也素有研究，見於(yu) 其《宋季金元琴史考述》《古琴的哲學》等論著。饒先生在敦煌琵琶譜方麵的研究，更是具有開拓性。

饒先生在音樂(le) 史方麵的研究，可參見陳應時《論饒宗頤的敦煌樂(le) 譜研究》（《華學》第9、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龔敏《饒宗頤先生的琴學初探》（《琴學薈萃——第四屆古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齊魯書(shu) 社2014年版）、陳民鎮《新材料與(yu) 新格局——饒宗頤藝術史研究的史料觀與(yu) 方法論》（《貴州社會(hui) 科學》2016年第5期）。

在做完上述梳理之後，筆者不得不再度佩服饒先生執著的治學精神和旺盛的創造力。他在各個(ge) 領域的研究，並非淺嚐輒止，而是都有深耕的清晰軌跡和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的論著。而能在這麽(me) 多領域內(nei) 同時有如此高的成就，可以說再難舉(ju) 出第二人。每逢饒先生的祝壽會(hui) 議，便會(hui) 有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學者濟濟一堂，規模之大、層次之高都極為(wei) 罕見。不同領域的一流學者聚在一起，這種畫麵可遇而不可求。學者們(men) 都懷著對饒先生的崇敬之情——不獨他在上述各領域的辛勤耕耘，還在於(yu) 他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而奔走的不懈努力。

饒先生的學術經曆和治學特點，詳見拙作《最能代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人去了——悼念饒宗頤先生》（《中華讀書(shu) 報》2018年2月14日，第7版）。網上有人對饒先生一味攻擊，混淆視聽，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駁陳端度對饒宗頤教授的誣蔑之詞》一文和鄭煒明先生《真的假不了：饒宗頤先生的生平、誌節和學術舉(ju) 隅——兼為(wei) 饒宗頤先生辯誣》一書(shu) 有詳盡的辨析，可以參看。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