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印裔曆史學家和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杜讚奇在《澳中》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wei) 《解構中華民族》，很少有人關(guan) 注到，其中給出個(ge) 曆史預判說——當代中國思想正在實現從(cong) “文化主義(yi) ”（culturalism）到“民族主義(yi) ”（nationalism）的內(nei) 在轉換![1] 沒想到，當今中國民族主義(yi) 的勃興(xing) ，竟應驗了杜讚奇的預言。經過20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之後，九十年代“保守主義(yi) ”漸居主導後，民族主義(yi) 已然有全麵興(xing) 起之勢。

2010年，李澤厚先生曾有個(ge) 嚴(yan) 重警告說，民粹主義(yi) 與(yu) 民主主義(yi) 合流主導，將有對外發動戰爭(zheng) 、對內(nei) 力行專(zhuan) 製的危險，從(cong) 而存在走向國家社會(hui) 主義(yi) （即納粹主義(yi) ）的可能。[2] 李澤厚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yi) ，也極不讚同天下主義(yi) 的觀念，特別是大國強國的民族主義(yi) 更不可取，即使是前南斯拉夫等小國的民族主義(yi) 也害人不淺。然而，在八十年代“反傳(chuan) 統”高潮之際，他卻說過，儒學在未來世紀對人類將有重大貢獻，如果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非常好的話。問題在於(yu) ，任何民族主義(yi) 難道都不可取嗎？民族主義(yi) 難道一定是激進的嗎？ 一種與(yu) 激進相對的溫和形態的民族主義(yi) 是否可能呢？

我個(ge) 人認為(wei) ，一種“溫和民族主義(yi) ”（Moderate Nationalism）反倒是可能的，而且，當今中國所需要的就是這種理性化、有節製的民族主義(yi) ，極端的、情緒化的民族主義(yi) 的確危險至極。這從(cong) 當今因釣魚島而對日、因南海問題而對美“速求一戰”的民間民粹主義(yi) 呼聲當中即可得見，它總令人感到隱隱的不安。實際上，國強並不等於(yu) 民富，中國人過上“好日子”還不到十年，這樣就被拉上激進民族化的快行道定要付出慘重代價(jia) ，這是民族主義(yi) 推動當下中國所麵臨(lin) 的可能危險。

一、 “民族主義(yi) ”及其三個(ge) 關(guan) 聯層次

實際上，民族主義(yi) 本身，並不是要被拘禁的“魔鬼”。與(yu) 世界主義(yi) 往往被視為(wei) 進步與(yu) 開放不同，民族主義(yi) 常常被看做是狹隘與(yu) 保守的，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偏頗的，但激進民族主義(yi) 的曆史教訓必須清醒認識到。當今中國的發展，可以以日本近代思想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急遽流變為(wei) 鑒，直至軍(jun) 國主義(yi) 的勃興(xing) 而走向“大東(dong) 亞(ya) 共榮”的迷局，都是東(dong) 方激進民族主義(yi) 的結果。

從(cong) 歐洲的曆史經驗來看，德國的納粹主義(yi) 與(yu)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yi) (如無反猶太傾(qing) 向)的確不同，但是以絕對權力原則為(wei) 基礎而建構“準軍(jun) 事組織”上卻是毫無二致的，而在對民族主義(yi) 乃至種族主義(yi) 的信奉上更是高度近似。日本還真是有點特殊，由於(yu) 天皇的絕對權力與(yu) 軍(jun) 部的“有離有合”特殊關(guan) 係，乃至《布萊克威爾政治學百科全書(shu) 》法西斯主義(yi) 條目當中都未列日本。但無論是否把日本歸入以獨裁為(wei) 基本特質的法西斯主義(yi) ，軍(jun) 國主義(yi) 背後的極端民族主義(yi) 那是確證無疑的，這就是政治軍(jun) 事背後的文化民族要素。反過來看，就像明治時期岡(gang) 倉(cang) 天心這樣的東(dong) 方主義(yi) 者倡導“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那般，如此文化言論背後也深層著意識形態的推力。在製度與(yu) 文化之間，往往有著微妙的曆史關(guan) 聯，當然無論是製度決(jue) 定論還是文化決(jue) 定論都是二元論，皆不可從(cong) 之。

我們(men) 要首先回到民族主義(yi) 的界定，究竟何為(wei) 民族主義(yi) 呢？我認為(wei) ，民族主義(yi) 可以在三個(ge) 關(guan) 聯層次中得以確立：

第一是民族主義(yi) 與(yu) “愛國主義(yi) ”及“地域主義(yi) ”的關(guan) 聯。愛國主義(yi) 是以“屬地性”為(wei) 基的情感關(guan) 聯(靈長類動物的守地行為(wei) 也為(wei) 地域主義(yi) 提供了生物根基)，而民族主義(yi) 則歸屬意識形態(民族主義(yi) 是民族國家的“現代性”共生品)，但其特殊性就在於(yu) ，它是作為(wei) “想象共同體(ti) ”及其共同價(jia) 值取向而存在的。

第二是民族主義(yi) 與(yu) “國際主義(yi) ”及“帝國主義(yi) ”的關(guan) 聯。民族主義(yi) 與(yu) 民族國家的曆史糾葛，使得民族主義(yi) 被置於(yu) 國際(國與(yu) 國之間)的層級上。在這個(ge) 層次上，民族主義(yi) 的身份認同皆從(cong) 屬於(yu) 民族國家的利益，歐洲民族主義(yi) 崛興(xing) 於(yu) 反帝主義(yi) 卻終成帝國主義(yi) ，這也是當今中國所要警惕的“帝國誘惑”，一不小心就會(hui) 走過。

第三則是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及其“天下主義(yi) ”的關(guan) 聯。民族主義(yi) 如完全融入世界主義(yi) 就喪(sang) 失了自身，還是要與(yu) 世界主義(yi) 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然而，中國式的天下主義(yi) 卻可能成為(wei) 擎著世界主義(yi) 麵具的當代民族主義(yi) ，中國統領世界往往會(hui) 成其內(nei) 在訴求。在“天下”觀念這種中國式普遍主義(yi) 的背後，仍深藏著文化相對主義(yi) 的秘鑰。

二、為(wei) 何走向“溫和民族主義(yi) ”？

激進與(yu) 溫和之分，使得我們(men) 對民族主義(yi) 可做出相應的取舍。反對者或許會(hui) 追問：究竟什麽(me) 是“溫和的”的民族主義(yi) ，它不還是民族主義(yi) 嘛!民族主義(yi) 似乎沒有溫和與(yu) 激進之分，或者說，激進與(yu) 溫和都隻是形容詞而已，遇到具體(ti) 情況的時候更無法真正劃分開兩(liang) 者，李澤厚先生近期給筆者回信就做此解。

然而，與(yu) 其喋喋不休去爭(zheng) 論民族主義(yi) 到底是什麽(me) 這個(ge) 問題，倒不如去追問，我們(men) 到底需要何種民族主義(yi) ？一種審慎的答案是要把民族主義(yi) 的溫度降下來，溫和的而非激進的民族主義(yi) 才是更可取的。所謂溫和民族主義(yi) ，分為(wei) 對外與(yu) 外內(nei) 的兩(liang) 個(ge) 層麵，對內(nei) 、對外都需要“以理節情”的節製，皆要把握“情理合一”的“度”。

一方麵，對外的節製，表現為(wei) 掌握適度地融入世界主義(yi) 的“度”，盡管完全融入則民族主義(yi) 將不會(hui) 存在，但溫和民族主義(yi) 絕不是拒絕世界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而是試圖融入全球體(ti) 係並作出本民族該做之事，從(cong) 而融入世界主義(yi) 的拚圖架構當中。

另一方麵，對內(nei) 的節製，表現為(wei) 掌握適度地收斂民族鋒芒之“度”，變成為(wei) 民生與(yu) 民權所限製的民族主義(yi) ，如果沒有民生為(wei) 根基，民族主義(yi) 就會(hui) 犧牲民生(如為(wei) 不必要的戰爭(zheng) 而消耗經濟)，如果沒有民權為(wei) 前提，民族主義(yi) 就會(hui) 傷(shang) 害民主(以虛假民族大義(yi) 為(wei) 名犧牲個(ge) 體(ti) 自由)。

民族主義(yi) 在中國，被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史華茲(zi) 視為(wei) 是一種“想象共同體(ti) ”，它為(wei) 大多數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準宗教”意義(yi) 上的支撐，並成為(wei) 實現其他目標的必要工具。[3] 按照史華茲(zi) 的見解，“一旦國家的民族主義(yi) 模式被確立下來，這種民族化的模式就會(hui) 被集體(ti) 的行動者們(men) 所接受下來”，但是在中國卻麵臨(lin) 著更為(wei) 全麵複雜的現代性的格局，並與(yu) 前現代的文化之間形成了複雜甚至悖論性的關(guan) 聯。[4]

事實的確如此，當代中國文化似乎被形容為(wei) “超現代”（trans-modern）更為(wei) 合適，先發展起來的大城市在某種程度上部分進入了後現代文化當中，但是未發展的許多地域甚至還是前現代的，這就構成了前現代、現代與(yu) 後現代共存與(yu) 交融的局麵，因而謂之“超現代”。史華茲(zi) 所論的民族主義(yi) ，主要還被置於(yu) “現代—前現代”的架構，然而，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yi) 卻處於(yu) 全球化的曆史語境當中，並與(yu) “世界主義(yi) ”新潮之間出現了某種內(nei) 在關(guan) 聯，從(cong) 而呈現出更加複雜的麵貌。

返觀本土，那種深入知識分子骨髓的“民族主義(yi) ”與(yu) 深化到民間人士內(nei) 心的“民粹主義(yi) ”，當二者得以結合的時候，就會(hui) 形成一種共謀的危險。更現實地看，那批麵對美國與(yu) 日本積極開戰的國人，究竟意識到了“極端民族主義(yi) ”的危險了嗎？大量的海外媒體(ti) 對於(yu) 中國“雄起”的警惕，還有閱兵的“秀肌肉”的感知，大概也是出於(yu) 這種民族主義(yi) 勃興(xing) 之潛意識的擔憂。

如今的問題是，民族主義(yi) 的“極端態”的確有此危險，這並不能否認，然而，一種“溫和民族主義(yi) ”是否仍是必要的呢？如果起碼的民族主義(yi) 都不要，那麽(me) 就會(hui) 出現一種反麵現象，那就是魯迅的內(nei) 憂外患時代所追問的：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魯迅的結論是否定的，“我們(men) 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5] 自古以來始終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wei) 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些民族脊梁難道不也是秉承了一種從(cong) 溫和（埋頭苦幹）到激進（舍身求法）的民族主義(yi) 嗎？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yu) ，我們(men) 要不要民族主義(yi) ，而在於(yu) ，我們(men) 需要什麽(me) 樣的民族主義(yi) 才好？答案恐怕就要走向溫和派的民族主義(yi) 路線。所謂溫和民族主義(yi) 其實很簡單，無非就是激進的民族主義(yi) 的反麵，也就是一種在政治上並不訴諸於(yu) 對外的武力征服與(yu) 對內(nei) 的獨裁強權的民族主義(yi) 。這就意味著，民族主義(yi) 不可以一大棒子打死，關(guan) 鍵是掌握民族主義(yi) 之“度的藝術”，將民族主義(yi) 控製在可操控的範圍之內(nei) ，既不讓精英們(men) 的看似“理性化”民族主義(yi) 過猶不及，也不讓民主的容易“情緒化”民族走向失控，那就是“溫和”的真實涵義(yi) 。

當然，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yi) 是興(xing) 起於(yu) 現代的產(chan) 物，因民族主義(yi) 而需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有著相當程度的自尊心”，這是“現代對民族主義(yi) 的需要”。[6] 按照史華茲(zi) 的理解，民族主義(yi) 在中國也是“現代性”的產(chan) 物。

這種現代思潮的形成，也要從(cong) 內(nei) 部與(yu) 外部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從(cong) 內(nei) 部來看，本土思想者們(men) 正在實現著一種從(cong) 文化主義(yi) 到民族主義(yi) 的內(nei) 在轉換，從(cong) 原本的文化反思逐漸上升為(wei) 一種民族思潮，這是史華茲(zi) 的觀點。從(cong) 外部來看，新左派本來就是建基在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基礎上的，倡導中國性也是其應有之義(yi) ，而自由派如今出現的在儒家與(yu) 自由思想之間嫁接之新趨勢，恰恰說明了它也在向民族主義(yi) 逐步迫近，這對當今中國思想的整合而言也許並不是壞事，這也恰恰為(wei) “大啟蒙思想”（既揚棄西化啟蒙的消極要素，也擴充中國啟蒙的積極因子）提供了最佳的曆史契機。新左派、自由派與(yu) 保守派之間由此可以獲得相互交流與(yu) 彼此融匯的新思想平台，但目前的事實卻是思想界的撕裂狀態，這也是值得警惕的事實。

上麵回答了一個(ge) 重要問題，當今中國是否需要民族主義(yi) ？需要何種民族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對於(yu) 當今思想界的整合功能何在？另一個(ge) 重要問題則是民族主義(yi) 與(yu) 當今正在興(xing) 起的“世界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聯。

三、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張力結構

所謂世界主義(yi) （cosmopolitanism）也是當今全球思想的熱點，經常探討諸如“全球正義(yi) ”與(yu) “反人類罪”這些前沿話題。如果說，民族主義(yi) 通常是以民族與(yu) 國家為(wei) 本的，那麽(me) ，世界主義(yi) 則是以人類與(yu) 國際為(wei) 本的，這就使得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必要的張力，也同時意味著，民族主義(yi) 與(yu) 國家主義(yi) 基本上是“並流”的。

然而，一種與(yu) “世界主義(yi) ”合流的民族主義(yi) 是否可能呢？孫中山先生獨特的民族主義(yi) 就展示出這樣一種可能，因為(wei) 他的民族主義(yi) 可以實現三步走：第一，國內(nei) 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二，世界壓迫民族的全體(ti) 解放；第三，世界各民族共進大同世界。[7]

按照這種理解，民族主義(yi) 就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yi) 了，而是融化為(wei) 廣義(yi) 的世界主義(yi) 了，第一條也是民族主義(yi) 的基本主張（內(nei) 在統一），第二條基本就走向反帝主義(yi) 了（民族解放），第三條更是基於(yu) 本土的“世界大同”思想了。或者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乃是一種“世界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但問題在於(yu) ，走向“全盤世界化”的民族主義(yi) 是否可能？進而，走向“大同世界”烏(wu) 托邦化的民族主義(yi) 如何可能？

當今的本土民族主義(yi) ，實際上內(nei) 在走向“相對主義(yi) ”之路，似乎走到了當年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yi) 的反麵。如今再來反思孫中山的思想，恰恰可以糾當今之偏，盡管孫中山思想本身難逃理想化的指摘。毋庸置疑，過於(yu) “相對化”的民族主義(yi) ，自然就會(hui) 脫離世界主義(yi) 的軌道，從(cong) 而偏離了普遍價(jia) 值的圓心，如今世界，脫離了世界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仍走的隻是閉門造車之路。

具有悖謬意義(yi) 的是，19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yi) ，曾起於(yu) 反帝主義(yi) ，但終於(yu) 成為(wei) 帝國主義(yi)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既一麵強調了國內(nei) 各民族融合而終成中國民族，也一麵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yi) 從(cong) 而實現全世界民族解放，這無疑是具有恢弘的“全球視野”的。

1919年可以被視為(wei) 孫中山民族主義(yi) 思想成熟的一年，因為(wei) 他走出了早期“驅逐韃虜”的那種政治策略性思維，認為(wei) 民族主義(yi) 要從(cong) “消極目的”走向“積極目的”——“夫漢族光複，滿清傾(qing) 覆，不過隻達到民族主義(yi) 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cong) 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yi) 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wei) 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曆史與(yu) 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yu) 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yu) 誠，合為(wei) 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yi) ，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yi) ，斯為(wei) 積極之目的也。五族雲(yun) 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於(yu) 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義(yi) ，而為(wei) 積極之行動，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吾決(jue) 不久必能駕美歐而為(wei) 世界之冠。”[8]

這意味著，複漢反清，那隻是民族主義(yi) 的消極目的（也是短期政治目標），而（以五族為(wei) 代表的）民族融合才是民族主義(yi) 的積極目的（也是長期政治理想），即便這是這個(ge) 時期的孫中山，仍不忘加上“世界之新主義(yi) ”，不僅(jin) 使得中華民族屹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還希冀“駕美歐而為(wei) 世界之冠”！從(cong) 經濟發展來看，自到如今，中國才逐漸接近駕歐洲、接近美國的程度，孫中山的經濟理想在如今才有實現的可能，如今算來也足足百年了。

到了1921年，五族共和、大中華民族的觀念在孫中山那裏變得更為(wei) 深入：“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揚光大之，使成為(wei) 世界上有能力、有聲譽之民族，則莫如舉(ju) 漢、滿等名稱盡廢之，努力於(yu) 文化及精神的調洽，建設一大中華民族”。[9] 此外，孫中山1912年9月1日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hui) 歡迎會(hui) 上的演說，也強調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一律平等，因為(wei) 各民族同胞“皆得為(wei) 國家主體(ti) ，皆得為(wei) 共和國之主人翁”，[10] 這毫無疑義(yi) 是中國民族主義(yi) 的內(nei) 在基本規定。

更關(guan) 鍵的在於(yu) 孫中山民族主義(yi) 的“世界化”要素，對於(yu) 境外，也就是在國際範圍內(nei) ，“要中國與(yu) 外國平等”，“世界人類各族平等”，這是他在《中國國民黨(dang)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宣言》上所講的。如透見這種政治宣言背後實質，可以發見，這種世界主義(yi) 的提出，根底仍是一種民族主義(yi) ，也就是要將中華民族提升到與(yu) 世界各民族（尤其是發達民族國家）平等的地位上去，這才是孫中山更大的政治抱負。

然而，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是，孫中山仍強調是“王道之治”，而非“霸道之治”，前者是以德服人，後者是以權壓人，這就與(yu) 儒家的傳(chuan) 統可以接卯了。孫中山在《民族主義(yi) 》當中就說，“中國人幾千年來酷愛和平，都是出於(yu) 天性”，“這種特別好的道德，便是我們(men) 的民族精神”。[11] 這意味著，本土化的民族主義(yi) 也可以走“和平之路”，而且這也恰恰是華夏民族的基因所致。

從(cong) 曆史上看，中國的擴張起碼有兩(liang) 種模式，我認為(wei) 可以稱之為(wei) ——“唐代模式”與(yu) “元代模式”。前者是“文化縱橫天下”的模式，以開放的胸懷接納外來者並使其為(wei) 我所整合，當然也不拒絕小規模的戰爭(zheng) ，如唐朝擊敗突厥後又利用突厥經營作為(wei) 自己邊疆的西域地區。後者則是通過大規模的長年戰爭(zheng) 而實現的，這種“武力征服天下”模式，盡管在空間上占有了更多的土地，但是在時間上卻無法長期延續，因為(wei) 缺乏文化的“播種生根”。顯然，孫中山所向往的和平之路更接近唐代模式。

“大同世界”的中國式理想，“天下主義(yi) ”的中華化情懷，也成為(wei) 了從(cong) 孫中山那一代到而今倡導天下觀念的知識分子的某種共識。天下主義(yi) 雖未必能真正成立，但目前天下的觀念不僅(jin) 並未消亡，反而愈演愈烈，其實早在孫中山那裏，這種思想就已經存在了。不同在於(yu) 曆史情境，當今的“天下主義(yi) ”的支撐背景乃是中國經濟崛起後的一種表麵理性卻內(nei) 在含情的反應，表達了一種缺乏現實依據而隻有學理論證的自大情緒。然而，天下觀念，既深藏文化相對主義(yi) 的觀念，又有中國化的普遍主義(yi) 之嫌，杜讚奇早有評議“天下觀念的提倡者是心照不宣地在倡導一種中國式的天下觀念，而這種普遍主義(yi) 無非便是一種隱蔽的相對主義(yi) ”，[12] 此言非虛也！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的終極目的，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之實現。可問題是，到了大同世界實現，那恐怕就沒有民族主義(yi) 存在的必要了。從(cong) 禮記的“大同之世”到孫中山所撰的《中國革命史》的思想，可謂是道通為(wei) 一的，所謂“餘(yu) 之民族主義(yi) ，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揚而廣大之，且改良其缺點”。[13] 孫中山有篇文章的題目就是表征——《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這是1912年9月3日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協進會(hui) 與(yu) 西北協進會(hui) 召開的會(hui) 議上做的著名演講，其中提出“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yu) 世界第一文明大國”，[14] 從(cong) 而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ge) “大同之治”。當來自中土的“和平道德”，被運用於(yu) 世界政治關(guan) 係的時候，“大同之治”在孫中山看來似乎也不太遙遠了。

質言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yi) 思想，以民族獨立作為(wei) 現實起點，以世界大同作為(wei) 最終目標，始終是處於(yu) 民族與(yu) 世界的張力關(guan) 係之間的。這個(ge) 起點，乃是狹隘的民族主義(yi) ，甚至曾是激進的民族主義(yi) （反清），但其終點則是廣義(yi) 的世界主義(yi) ，然而，這兩(liang) 者究竟該如何調和呢？

從(cong)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這篇演講裏就可以看到，孫中山以民族主義(yi) 融入世界主義(yi) 的基本傾(qing) 向始終被堅守，因為(wei) 現今世界日趨於(yu) 大同，絕非閉關(guan) 自守所能自立，因而“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業(ye) 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全人類之利益焉。”[15] 這就是說，要向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就不能閉關(guan) 鎖國，而要麵向世界。孫中山還指出，“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wei) 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全人類之利益。”[16] 而問題在於(yu) ，全球幸福和利益如何由中國人（或者由世界上某一民族）來保障呢？起碼美國人並不是保障全球幸福吧，從(cong) 伊拉克到敘利亞(ya) 的戰爭(zheng) 都是如此，而今敘利亞(ya) 難民接收上美國卻退到了後台。從(cong) 當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經濟倒是可以影響全球了，2015年的股市大跌帶來全球經濟波動就是明證，但是全球人民的幸福，究竟該誰來負責呢？

四、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民權主義(yi) 的內(nei) 在關(guan) 聯

必須指出，民族主義(yi) 的實現，那一定是有所條件的。下麵的問題就涉及到民族主義(yi) 究竟如何與(yu) 經濟發展、政治公正、個(ge) 人自由等相互勾連的。如果沒有了諸多條件的內(nei) 在支持，民族主義(yi) 是否會(hui) 走向畸形發展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民族主義(yi) 並不是脫離他者而存在的，反倒更依賴於(yu) 各種條件:如若沒有經濟支持，民族主義(yi) 就會(hui) 因失去民眾(zhong) 的支撐而走衰微（當今俄羅斯就是明證，政治強硬並不等於(yu) 民眾(zhong) 能過好日子）；如若沒有民主支持，民族主義(yi) 走向獨裁統治也不是沒有可能（許多拉美獨裁政府反對美國就是例子）；如若沒有個(ge) 體(ti) 支持，民族主義(yi) 也就會(hui) 失去最原子化的落實之處。

如果不準確地來表述的話，經濟基礎就大致相當於(yu) 所謂“民生主義(yi) ”，民主政治與(yu) 個(ge) 體(ti) 自由應屬於(yu) 所謂“民權主義(yi) ”。胡漢民闡發孫中山思想曾有“三民主義(yi) 的連環性”的論述，其核心觀點就是：民族主義(yi) 必須是“民權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的民族主義(yi) ”，這樣才不會(hui) 變成“帝國主義(yi) ”；民權主義(yi) 必須是“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的民權主義(yi) ”，這樣才不會(hui) 變成“資產(chan) 階級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yi) 必須是“民族主義(yi) 與(yu) 民權主義(yi) 的民生主義(yi) ”，這樣才會(hui) 變成“資本主義(yi) ”！[17]

其實，這個(ge) “三民主義(yi) 的連環性”的論證，即使從(cong) 今天的眼光來看都極具啟發意義(yi) 。如果把這段話說得更直白些，抑或把這彎彎繞式的論述拉直了，那就是說，民族主義(yi) ，如果沒有其他兩(liang) 種主義(yi) ，那就會(hui) 走向帝國主義(yi) ；民權主義(yi) ，如果沒有其他兩(liang) 種主義(yi) ，那就會(hui) 走向資產(chan) 階級的民主政治；民生主義(yi) ，如果沒有其他兩(liang) 種主義(yi) ，那就會(hui) 走向資本主義(yi) 。反過來，民生主義(yi) 與(yu) 民權主義(yi) 也後都需要民族主義(yi) 的確證。

當今中國的事實確是，政治上從(cong) 未走向資產(chan) 階級化的民主政治，但是經濟上卻走向了資本化，這究竟是為(wei) 什麽(me) 呢？中國發展模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將如何呈現？如果中國模式尚未出現，這種模式出現的可能也並未被否定：超出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的第三道路，究竟是何種道路呢？若幹年前曾有個(ge) 概括，“中國模式”大致包括八個(ge) 方麵：第一，實踐理性; 第二，強勢政府; 第三，穩定優(you) 先; 第四，民生為(wei) 大; 第五，漸進改革; 第六，順序差異；第七，混合經濟; 第八，對外開放，但這種概括在前幾年還算客觀吧，也有相應的匹配，而目前某些經濟改革卻出現了激進與(yu) 矛盾之勢。對於(yu) 當今中國的社會(hui) 性質的定位，李澤厚也有“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yi) ”的說法，並認為(wei) 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政府權力的確越來越大（從(cong) 近期情況看的確如此），但中國到底是封建化的資本主義(yi) ，還是資本化的社會(hui) 主義(yi) ？這些都難以給出定論，所以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也讓民族主義(yi) 變得更為(wei) 複雜。

但起碼有一點是千真萬(wan) 確的，也為(wei) 曆史所證明：民族主義(yi) 的成功，乃民權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之條件，因為(wei) 民族的獨立恰恰是居先的，這是曆史上的境遇所致。另一個(ge) 更為(wei) 重要的訴求是，如今的情況也正是如此，要用民權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去限定民族主義(yi) ！

這話要翻過來說，孫中山早就提出了“以民權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為(wei) 界限的民族主義(yi) ”的問題，他說得甚有高格，並由此區分出了民族主義(yi) 與(yu) 國家主義(yi) 、帝國主義(yi) 的根本差異：“因為(wei) 民族主義(yi) ，在求國內(nei) 全體(ti) 人民的解放，既不許整個(ge) 的民族脫離了外族壓迫之後，大多數的民眾(zhong) ，複為(wei) 少數所宰割，而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更不許多數人民的生活，於(yu) 脫離了外族的剝削，尚未少數特權階級所吮吸，而造成經濟上的不平等。這樣以民權主義(yi) 與(yu) 民生主義(yi) 為(wei) 界限的民族主義(yi) ，對內(nei) 既以平等之精神，大批不平等的現象，決(jue) 不會(hui) 對外卻違背平等的精神，自己再去做不平等的侵略。民族主義(yi) 與(yu) 國家主義(yi) 不同者在此，民族主義(yi) 所以不致變成帝國主義(yi) 者亦在此。”[18]

當今中國所要走的“溫和的民主主義(yi) ”之路，如果從(cong) 世界政治博弈的角度來看，恰恰正如孫中山所做出的區分：民族主義(yi) 不同於(yu) 國家主義(yi) ，後者可能去做不平等的侵略，進而走向與(yu) 之不同的帝國主義(yi) ，而激進的民族主義(yi) 的危險正在於(yu) 此。更為(wei) 重要的是，民族主義(yi) 如若失去民生主義(yi) 的基礎，那就成為(wei) 沙上建塔而極易傾(qing) 覆；民族主義(yi) 如果失去民權主義(yi) 的基礎，那就成為(wei) 僵化一統而極易獨裁，這都是有曆史教訓擺在眼前的。

五、走儒家“等差愛”還是墨家“兼相愛”之路？

最後還有一個(ge) 重要問題，則是關(guan) 於(yu) 如何融民族主義(yi) 到世界主義(yi) 的——如何既不失於(yu) 民族本色，又融入世界格局？不僅(jin) 儒家的外在的“王道”觀有用，而且，“愛有等差”觀也有價(jia) 值。這也涉及到“溫和民族主義(yi) ”所要走內(nei) 斂而不爭(zheng) 的道理：不秀肌肉的民族主義(yi) ，是否可能？走王道的民族之路，能否可能？一種中國式的愛有等差而又能博愛的民主主義(yi) 是否可能？

這不禁令人想起一個(ge) 掌故，《說苑》記載:“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該文是說，楚王打獵不慎丟(diu) 失了愛弓，卻不讓左右侍從(cong) 去尋找，解釋的理由是:反正都是楚人得到它，還找什麽(me) 呢？這就是一種國家主義(yi) 的邏輯，就像當今的民族國家僅(jin) 從(cong) 自身立場來考量得失一樣。但是，諸如氣候問題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承擔責任，而許多發達國家卻將汙染嚴(yan) 重的工業(ye) 轉到第三世界國家去了，隻要本國沒有汙染問題就可以了，而無需去考慮他國的問題，這便是國家主義(yi) 的最典型的利己而不利他。

然而，中國的儒學家們(men) 並不這般狹隘，他們(men) 有著獨特的“天下關(guan) 懷”。《孔子世家》裏又衍生出這樣的故事，孔子聽到楚王軼事後，歎息“其不大也”，不如說“人遺弓，人得之已，何必楚也？”這就說明，儒生們(men) 早就有了“世界主義(yi) ”的立場，楚王失弓從(cong) 楚國的利益考慮，不若從(cong) 人類的角度出發，“人失之，人得之”，這豈不能走向更為(wei) 宏大之心胸嗎？

舉(ju) 個(ge) 例證，2013年7月6日，韓亞(ya) 航空的客機在美國舊金山著陸時發生事故，兩(liang) 名中國人死亡，韓國《東(dong) 亞(ya) 日報》下屬的A頻道主持人尹慶民在播報時卻稱:“是兩(liang) 名中國人而不是韓國人在事故中死亡，從(cong) 我們(men) 的立場看，真是萬(wan) 幸啊。”這則報道在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引發了軒然大波。究竟什麽(me) 是從(cong) “我們(men) 的立場”看呢？在這個(ge) 事件當中，就是指“全體(ti) 韓國人”的立場。但這種立場起碼違背了世界主義(yi) (cosmopolitanism)的基本原則，因為(wei) 世界主義(yi) 是以人類為(wei) 本的。對於(yu) 空難的同情，應建立在人道主義(yi) 的基石上，同情的對象理應包括所有受難者，而非僅(jin) 僅(jin) 從(cong) 種族或民族的角度來加以歸類。

其實，孔子的思想還有另外的一麵，強調鄉(xiang) 親(qin) 故裏的親(qin) 緣關(guan) 聯，這構成了儒家孔門的血緣與(yu) 地緣根基。當韓國這個(ge) 儒家文化至今仍盛的國度的電視主持人，從(cong) 所謂“我們(men) 的立場”來看問題引發爭(zheng) 議，其背後恰恰也有儒家文化的內(nei) 在左右。這是由於(yu) ，儒家明確表示“愛有等差”，與(yu) 你親(qin) 近的人更能分享到你的情義(yi) 。由此外推，就像一個(ge) 個(ge) 同心圓一樣將“儒家之愛”層層推將出去，這結構縱軸的核心就是父母與(yu) 子女，橫軸的核心則是夫妻，前者是通過生育來實現的，而後者則是通過婚姻來造就的，社會(hui) 學家費孝通稱之為(wei) “差序格局”：“我們(men) 社會(hui) 中最重要的親(qin) 屬關(guan) 係就是這種丟(diu) 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親(qin) 屬關(guan) 係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從(cong) 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網絡，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19]

當今的西方學者在大談所謂“世界主義(yi) ”的時候，一方麵超越了儒家的親(qin) 親(qin) 序列，另一方麵也忘卻了倫(lun) 理的情感根源。他們(men) 在構造世界主義(yi) 的時候，往往呼籲的是全球正義(yi) 的西化理念，但是，正義(yi) 的全球化在民族國家間的政治博弈裏，實在是難有實現的可能。西方學者對已歸入反人類罪的種族滅絕與(yu) 大屠殺的倫(lun) 理基礎進行了世界主義(yi) 化的哲學證明，這毫無問題，但將某個(ge) 小的種族群體(ti) 的被迫害(隻要出於(yu) 種族迫害的主觀意圖)歸入其中，則顯得“小題大做”而太過牽強了。

其實，我們(men) 不能給世界主義(yi) 以某種“應該做什麽(me) ”的烏(wu) 托邦目標，而隻能設定“不能做什麽(me) ”的倫(lun) 理底線。墨子雖極端實用主義(yi) 但卻又有無等差的“大愛”觀:“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luan) 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luan) 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然而，問題便在於(yu) ，人與(yu) 人之間、國與(yu) 國之間的“愛的距離”都是相等的，這是可能的嗎？

所以結論就是說，在民族主義(yi) 向世界主義(yi) 的融匯當中，從(cong) 現實的角度看，儒家都更勝墨家一籌，從(cong) 理想的角度看，中國式的愛有等差而又能博愛的民主主義(yi) 也是可能的，也是擁有著未來前景的。

六、結論：中國民族主義(yi) 要“複線式”發展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yi) 可以走出一條中國式的民族主義(yi) 新路，當然是以儒家作為(wei) 自本生根的傳(chuan) 統的，但亟需範本而開新。

對內(nei) 的中國式的民族主義(yi) ，應該是“複線式發展”的民族主義(yi) ，並不囿於(yu) 所謂“五族”(滿、蒙、藏、回、漢)共和，而是各個(ge) 少數民族與(yu) 多數民族的共生協進，大漢族主義(yi) 的“文化同化主義(yi) ”也要相對弱化。

這意味著，孫中山先生認為(wei) ，中華民族中國具有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結構的五重標準——血緣/種族、語言、習(xi) 慣、宗教和生計——實乃出於(yu) 大漢族中心主義(yi) ，因為(wei) 中華民族間的血緣與(yu) 種族大有差異(漢族內(nei) 部也是同化了諸多血統)，少數民族語言與(yu) 習(xi) 慣各有差異(目前所確定的56個(ge) 少數民族的確定，從(cong) 史實上看更多具有政治身份給定的意味，如摩梭人與(yu) 納西人被同歸入納西族)，就連漢族內(nei) 部的儒道釋迦也是多元的，農(nong) 耕中原與(yu) 邊疆地區的生計更是迥異。所以，民族主義(yi) 必須接受內(nei) 部的複線化，就像也要接納外部國際間的複線化一樣。

對外的中國式的民族主義(yi) ，乃是儒家的“等差愛”為(wei) 準則的民族主義(yi) ，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愛”為(wei) 標準，更不同於(yu) 以歐美為(wei) 中心的那種看似平等等愛、實則差之遠矣的國際地緣政治體(ti) 係。

這意味著，在民族主義(yi) 向世界主義(yi) 的融匯當中，起碼有兩(liang) 種思路：一種是墨家通過“兼相愛”的路途從(cong) 民族主義(yi) 融入世界主義(yi) ，另一種則是儒家通過“等差愛”的途徑從(cong) 民族主義(yi) 融入世界主義(yi) 。儒家似乎更能勝墨家一籌（必須承認國與(yu) 國之間的等差存在），中國式的愛有等差而又能推愛的民族主義(yi) ，更能與(yu) 世界主義(yi) 之間保持一種更具有彈性的關(guan) 聯。

所以說，中國式的民族主義(yi) ，對內(nei) 是實行“仁政之治”，對外實施“王道之治”，仁政就不是“苛政”，王道就不是“霸道”，這才是具有中國性的民族主義(yi) 的積極內(nei) 核所在。如此一來，民族主義(yi) 的溫和型態，就可以警惕內(nei) 部獨裁的“大一統”觀念與(yu) 實施，外部則反對那種“天下帝國”的發散型的觀念與(yu) 踐行，這種民族主義(yi) 難道不可取嗎？！

注釋：

[1]Prasenjit Duara， “De-constructingthe Chinese N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Chinese Affairs，1993 （30）.這本《澳中》雜誌由澳大利亞(ya) 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1995年後改名為(wei) 《中國雜誌》（TheChina Journal ）。

[2[李澤厚關(guan) 於(yu) 民族主義(yi) 的論述，一篇是《關(guan) 於(yu) 民族主義(yi) 》（2002年），一篇是與(yu) 劉再複對談《關(guan) 於(yu) 民族主義(yi) 》（1997年），載於(yu) 《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shu) 公司1995年版，另見《易中天 李澤厚：警惕民族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合流》，《新京報》2010年09月18日。

[3]Benjamin I. Schwartz，“Cultural，Modernity，and Nationalism-FurtherReflections”，in Tu Weiminged.， China inTransform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249，250.

[4]Benjamin I. Schwartz， “Cultural，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s” ，in Tu Weiming e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4， pp.249-250.

[5]公汗（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1934年10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6]本傑明·史華茲(zi) ：《思想的跨度與(yu) 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7]吳鼎：《民族主義(yi) 與(yu) 中國倫(lun) 理》，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17頁。

[8]孫中山：《三民主義(yi) 》，《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187－188頁

[9]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頁。

[10]孫中山：《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第430頁。

[11]孫中山：《民族主義(yi) 》，《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shu) 局1986年版，第246頁。

[12]杜讚奇：《從(cong) 民族國家拯救曆史》，王憲明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頁。

[13]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shu) 局1985年版，第60頁。

[14]孫中山：《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第439頁。

[15]孫中山：《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第440頁。

[16]孫中山：《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第440頁。

[17]胡漢民闡發孫中山思想的“三民主義(yi) 的連環性，參見胡漢民：《三民主義(yi) 的連環性》，上海民智書(shu) 局1928年版。

[18]轉引自吳鼎：《民族主義(yi) 與(yu) 中國倫(lun) 理》，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版，第26頁。

[19] 費孝通：《鄉(xiang) 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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