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麓書(shu) 院“饒獎”學子悼饒宗頤：斯文攸歸 可期來者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二日庚午

         耶穌2018年2月7日

鳳凰國學編者按：2014年的“致敬國學——2014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頒獎禮上，時年97歲的饒宗頤先生榮獲“全球華人國學終身成就獎”。饒公贈墨寶“斯文在茲(zi) ”四字致謝，並將所獲獎金50萬(wan) 慨然捐出，用於(yu) 設立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饒宗頤國學獎學金”，以激勵後學。聞悉饒公仙逝後，數位曾獲饒宗頤國學獎的書(shu) 院年輕學子寫(xie) 下追念文章，特摘選集納如下，以表深切緬懷之情。

饒宗頤先生

李屹軒：業(ye) 精六學，博通古今——深切悼念饒宗頤先生

2月6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樣打開微信朋友圈，突然發現朋友圈裏有不少不是學界的朋友在轉載饒宗頤先生的文章，我當時就覺得有些奇怪。饒宗頤先生確實早已蜚聲海內(nei) 外，讀其文章，常常旁征博引，細心考索，一篇《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的結語，從(cong) 鄒衍、韓愈說到章學誠、龔定庵，這種類型的文章與(yu) 平日裏刷爆朋友圈的“爆文”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當時我心裏就有一些不祥的預感，饒先生如今年逾百歲，數日之前宿白先生遽歸道山，我自己的爺爺也是已入遲暮之年，所以知道老人冬天最難過。果然，當辛德勇老師的公眾(zhong) 號裏發布的文章標題“悼念饒宗頤先生”映入我的眼簾，我心裏就像絲(si) 線糾結起來一樣難受。

我雖然沒有機會(hui) 親(qin) 身見過饒先生，但是卻深受饒先生的激勵和影響，2014年饒宗頤先生獲得了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之終身成就獎，但是卻慷慨的捐出全部獎金，在嶽麓書(shu) 院設立“饒宗頤國學獎”，用於(yu) 資助有誌於(yu) 學的本科生學習(xi) 深造，而我獲得過兩(liang) 屆“饒宗頤國學獎”。當初獲得這個(ge) 獎項時，我曾以為(wei) 有朝一日會(hui) 有機會(hui) 當麵感謝饒先生，如今知曉饒先生仙逝，心中除了有哲人其萎的哀歎惋惜之情外，更有一句“感謝”從(cong) 此無處說的遺憾和難過。

饒先生學界稱其“業(ye) 精六學、才備九能”，在曆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等文學科領域都有卓越成就，他的“博通”精神曾經帶給處於(yu) 大學本科時代的我極大震撼。有學者曾經總結從(cong) 20世紀到21世紀，學術範式由“通人錢鍾書(shu) 式”轉變為(wei) “專(zhuan) 人陳寅恪式”，無論是問題意識還是論述角度，都越來越精細化、專(zhuan) 門化，這也是現代學術的特點。在如今曆史學的研究領域中，不僅(jin) 學科之間壁壘森嚴(yan) ，而且就算是不同時期斷代之間，也是隔行如隔山。但是，饒宗頤先生《選堂集林·史林》等著作，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論極為(wei) 廣博，這在現代學術著作體(ti) 係中是極為(wei) 少見的。

榮新江先生曾指出“敦煌是饒宗頤先生學與(yu) 藝的交匯點”，敦煌學將饒宗頤先生的曆史、語言、繪畫等研究結合到了一起，其實同樣的道理，可以說：文獻就是饒宗頤先生打通上古至明清的交匯點。饒宗頤先生的學術起點是幫助父親(qin) 整理潮州地方文獻，最終作成《潮州藝文誌》並發表在《嶺南學報》上，憑借此書(shu) ，饒宗頤先生得以進入中大廣東(dong) 通誌館，遍覽地方誌，並編纂出了《廣東(dong) 易學考》。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後，饒宗頤先生在香港協助商務印書(shu) 館王雲(yun) 五先生整理《中山大辭典》的甲骨文部分，同時參與(yu) 了粵籍前輩葉恭綽主持的《全清詞鈔》輯錄編修工作。在此之後，饒先生與(yu) 海外漢學界交往的過程中，也極為(wei) 留心收集各地新見的文獻，如《巴黎所見甲骨錄》、《歐美亞(ya) 所見甲骨錄存》、《敦煌白畫》、《唐宋墓誌：遠東(dong) 學院藏拓片圖錄》等。饒宗頤先生在《選堂集林·史林》中的文章《略談甲骨文與(yu) 龜卜》、《甲骨文斷想》和《朱子與(yu) 潮州》都與(yu) 他的這些經曆密切相關(guan) ，饒先生也曾自豪的說：“當代學術之顯學，以甲骨、簡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獲豐(feng) 富，影響至為(wei) 深遠，餘(yu) 皆有幸參預其事。”

不過，雖然饒先生預時代學術之流，得風氣之先，但是畢竟文獻浩如煙海，也絕非每一位治甲骨、敦煌和簡帛者能夠做到饒先生這樣博通。饒先生在給“饒宗頤國學獎”得主的贈書(shu) 中曾經寫(xie) 道研究曆史不可隻注意外在的事狀而忽略內(nei) 在的深層意義(yi) ，並引用了他十分欣賞元人吳萊《書(shu) 胡氏春秋通旨後》的幾句話：“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chuan) 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這一段話讓我想起了日本著名漢學家內(nei) 藤湖南，他在著作中通盤研究了中國曆史全局，並提出理解中國曆史的關(guan) 鍵在於(yu) 考察期“潛運默移”。從(cong) 學術背景上來說，內(nei) 藤湖南的“京都學派”以繼承乾嘉自許，而饒宗頤先生的父親(qin) 饒鍔也是按照清朝樸學的路數為(wei) 其啟蒙，饒先生自己說：“父親(qin) 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chuan) 統的做學問方法。”內(nei) 藤湖南所強調的“潛運默移”和饒宗頤先生所追求的“隨事而變化”也許正有相通之處。

近年來的“去中心化”的現象越來越多，陸揚先生在微博上感慨中古史領域中“拜物教（materialculture）”、“多神教（popular belief）”和“刑偵(zhen) 驗屍學（the true story of X）”大行其道，而“政治掛帥（politicalhistory）”也越來越稀少。穀川道雄則說當今日本年輕一代的學者已經失去了對宏大問題的關(guan) 懷，而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對細碎問題的考證。歐美學界中的新文化史研究同樣占據著一大片領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劉子健先生的《中國轉向內(nei) 在——兩(liang) 宋之際的文化內(nei) 向》一書(shu) 因為(wei) 其宏大敘事的傾(qing) 向與(yu) 如今瑣碎或獵奇的歐美學界風氣格格不入而遭到了非常多歐美學者的批評，認為(wei) 其“論述宏大，寬泛而缺乏力度”。對於(yu) 這種“去中心化”的現象，史學家的自我解釋是學術史由粗轉精的必然過程，但是其實很多學者在私下裏還是表示，當前很多曆史研究課題緊跟“朝政”亦或關(guan) 注一些近乎“無聊”的小事，其實恐怕都是自我束縛，不是自己的本心，相信無論是公眾(zhong) 還是學界，都在期待未來能夠出現一部真正打通斷代壁壘，融匯各時代研究範式，綜合清理各時代史料文獻的專(zhuan) 題研究。根據饒先生等先賢開辟的道路來看，想要達成這個(ge) 目標，必須以文獻為(wei) 基礎和線索，並“隨事而變化”，結合中國曆史發展的“潛運默移”，將曆史的外在事狀和內(nei) 在意義(yi) 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實現。

當然，這個(ge) 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可能由一個(ge) 人來完成。饒先生是在其父饒鍔、王國維和羅振玉等人的基礎上向前邁了數步，饒先生出生於(yu) 1917年，正逢文獻“盛世”，王國維在此年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饒先生在《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中說：“二十世紀為(wei) 中國學術史之飛躍時代，亦為(wei) 返哺時代。何以言之？飛躍者，謂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紙上與(yu) 田野調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於(yu) 考古學之推進，可征信而無文獻紀錄之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返哺者，謂經典舊書(shu) 古寫(xie) 本之重籀，奇字奧旨，新義(yi) 紛披，開前古未有之局。”近百年來，無數學者不斷整理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建立不同的分析框架，探索細節，才終於(yu) 將現代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個(ge) 階段，雖然將其完全通貫是可以預期的目標，但是目前來看仍然比較遙遠，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饒先生說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做一個(ge) “能夠享受孤獨的人”，“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誠哉斯言。

雖然胸中熱血翻騰，欲說還休，但是饒先生著作等身，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ce) ，超過一千二百萬(wan) 字，包含專(zhuan) 著八十餘(yu) 種，論文一千多篇，季羨林先生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中都說“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瀚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價(jia) ，確非易事，實為(wei) 我能力所不及。”我也隻能就饒先生文章和精神對我影響至深處略陳一二，希望以此深切悼念和感謝饒宗頤先生。先生雖然已哀逝，文猶不朽，可期來者也。

饒宗頤先生所賜墨寶“斯文在茲(zi) ”

周明昭：斯文攸歸——紀念固庵先生

昨日傳(chuan) 來消息，言固庵先生歸於(yu) 道山，遽聞噩耗，我震驚之餘(yu) ，既悲痛又惋惜。我曾有幸獲得先生設立的獎學金，感其獎掖後進之心，悲痛是自然的。至於(yu) 惋惜，先生德隆望尊，學貫中西，著作等身，如他這般有大功於(yu) 中外學術的大賢逝世，於(yu) 學界和我們(men) 這些奉之為(wei) 榜樣的末學而言，可謂一大損失。

固庵先生，姓饒，諱宗頤，字伯廉，又字選堂，廣東(dong) 潮州人士，長期致力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其鑽研的領域，遍及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等各個(ge) 方麵，相關(guan) 的著作文字，不可勝計。我這裏不提他那得到過張大千讚賞的書(shu) 畫造詣，也不詳細講述他在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臘楔形，楚漢簡帛等方麵的貢獻，更不贅述他所編寫(xie) 的《選堂集林·史林》與(yu) 錢鍾書(shu) 先生《管錐篇》共為(wei) “南北學林雙壁”的佳話。作為(wei) 嶽麓書(shu) 院的一名本科生，我更想說說自己對固庵先生的看法。

我在進入大學以前，雖然對曆史和國學有興(xing) 趣，但也僅(jin) 僅(jin) 如此了。看起書(shu) 來不求甚解，所閱也並非善本，雖偶有心得，亦不過人雲(yun) 亦雲(yun) ，遑論對國學有什麽(me) 獨到的見解了。進入嶽麓書(shu) 院學習(xi) 後，我才漸漸尋得讀書(shu) 治學的門徑。學習(xi) 要依靠文獻，所謂“文獻”，既有書(shu) 籍，也有賢才。正是由於(yu) 書(shu) 院提供的大好平台，我才得以接觸一些學界前輩。我第一次深入了解固庵先生，是在2014年書(shu) 院與(yu) 鳳凰網聯合舉(ju) 辦的“第一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上，之前隻是略知先生年高德劭，業(ye) 精六學，才備九能。當然，先生年事已高，未能親(qin) 至。但聽到他竟將所得獎金50萬(wan) 盡數捐與(yu) 書(shu) 院作為(wei) 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傳(chuan) 承國學的消息，我著實有些吃驚。錢財於(yu) 先生，不過身外之物，其心中牽掛的，唯中華千年學術文化的薪火相傳(chuan) 。書(shu) 院將這筆獎學金命名為(wei) “饒宗頤國學獎學金”，每年的額度為(wei) 5萬(wan) 元，並挑選五位熱心國學，在學術上有所精進的本科生進行發放，每人1萬(wan) 元。此後，書(shu) 院學子便都以獲得“饒獎”為(wei) 榮。我曾僥(jiao) 幸獲得2016年度的“饒獎”，但我卻時常反思，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是否真能當得起這份殊榮，受得起如此高額的獎學金。於(yu) 是我在讀書(shu) 學習(xi) 的過程中，愈發地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初，固庵先生曾題字一幅贈與(yu) 書(shu) 院，上書(shu) “斯文在茲(zi) ”。而書(shu) 院講堂也有故山長曠敏本所撰長聯道：“是非審之於(yu) 己，毀譽聽之於(yu) 人，得失安之於(yu) 素，陟嶽麓峰頭，朗月清風，太極悠然可會(hui) ；君親(qin) 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聖賢道何以傳(chuan) ，登赫曦台上，衡雲(yun) 湘水，斯文定有攸歸。”先生所題，其意在頌書(shu) 院千年學府，弦歌不絕，教授生徒無算。而在我看來，長聯所言能“審之、聽之、安之”以會(hui) “太極”之意，又能“酬恩”、“立命”、“傳(chuan) 道”使得“斯文”有所歸者，正是固庵先生之儔(chou) 。

今先生西去，我竟再無機會(hui) 能夠親(qin) 往致謝，實抱憾終生，歎息痛恨！又路修道長，庶業(ye) 綦繁，亦隻得心中遙祭。然今中國富強，國學複興(xing) 有望，先生於(yu) 後學，自可懿德永在，典型夙昔，謂之既歿不亡，凜凜猶生可矣！

千年學府嶽麓書(shu) 院

蔣明：立德立言，無問西東(dong) ——紀念饒宗頤先生

2014年9月29日，嶽麓書(shu) 院11、12、13、14級學生都無法忘懷的一個(ge) 夜晚，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時年九十七歲的饒宗頤先生獲終身成就獎，饒先生因身體(ti) 原因未能親(qin) 自前來領獎，但轉托佳婿鄧偉(wei) 雄教授作為(wei) 代表。鄧教授當場展示了饒先生贈予書(shu) 院的“斯文在茲(zi) ”的墨寶，並宣布道：“饒先生說自己一生秉承求真、求是、求正的原則。這次頒獎典禮所獲的獎金，他會(hui) 捐贈出來，用於(yu) 培養(yang) 下一代年輕人。”

於(yu) 饒先生而言，這是對一所弦歌不絕的千年學府走向新時代學術前沿的厚望與(yu) 期待；於(yu) 嶽麓書(shu) 院學子而言，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和使命，是勉勵，更是鞭策。誠如先生所言，其一生秉承的是“求真、求是、求正”的原則，他說“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是從(cong) 古人的智慧裏學習(xi) 東(dong) 西。”又說要“多育人，多幫人，多扶人”。饒先生自稱目標是學藝兼修，希望將“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和“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幾個(ge) 方麵都兼顧得到。觀其一生所為(wei) ，實將立德立言集於(yu) 一身而足以風世，葉恭綽先生在為(wei) 饒宗頤先生繼父業(ye) 而作的《潮州藝文誌》作序時有“所謂雞鳴不已，鳳舉(ju) 孤騫，誠空穀跫音，荒年穎秀”之歎，誠哉斯言也！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yu) 錄序》中稱：“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yu) 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wei) 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yu) 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yi) ，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饒公者，誠能預時代之流者也。他曾自言道：“當代學術之顯學，以甲骨、簡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獲豐(feng) 富，影響至為(wei) 深遠，餘(yu) 皆有幸參預其事。他若楚辭與(yu) 楚學之恢弘、滋大，而垂絕複興(xing) 之賦學與(yu) 文選學，餘(yu) 皆曾致力，不無推動之績。至餘(yu) 所開拓之新業(ye) ，如潮學，比較史前文字學與(yu) 悉曇之學，則亦薄著微勞”。這種“預流”，是一種刻在骨子裏的學術自信。但饒宗頤先生又有著大學問家的胸懷和謙遜，他說，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這不禁讓我們(men) 想到了牛頓的臨(lin) 終遺言:“我好像是一個(ge) 在海邊玩耍的孩子,不時為(wei) 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麗(li) 的貝殼而歡欣鼓舞,而展現在我麵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古今中西，異地而皆然！

逝者已矣，而精神火炬永存。擱筆之時，想起施議對《文學與(yu) 神明：饒宗頤訪談錄》代序（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中的《金縷曲》，茲(zi) 摘錄以為(wei) 最後的悼念：“蓋世饒公學。地天人、要終原始，群書(shu) 卓犖。德鏡清琴素懷寄，塵靄眾(zhong) 山如濯。呈藻繪，文章穎爍。我誌述刪千春映，騁良圖、上下看橫廓。存大雅，正聲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