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儒學變遷之大勢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廿九日己酉

            耶穌2017年9月19日

【鳳凰國學編者按】

2017年9月20日上午，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hui) 將在孔子的故鄉(xiang) 山東(dong) 曲阜開幕，圍繞“儒家思想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宏闊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儒學專(zhuan) 家們(men) 將展開深度探討。毫無疑問，這既是全球背景下跨文明對話的年度大事件，也將是作為(wei) 中華文化主幹的儒學在古今中外時空縱橫間的一場大際會(hui) 。

在世界思想文化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儒學如何重塑當代價(jia) 值，為(wei) 當今乃至未來的人類社會(hui) 貢獻普適智慧？當代儒學的發展，何所從(cong) 來，經曆過怎樣的嬗變，又將向何處演進？觀勢之所必然，乃識理之所當然。

在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hui) 召開之際，鳳凰網國學頻道特邀曆史學家、《文史哲》雜誌主編、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學典先生，就當前儒學變遷之大勢進行分析研判，以供所有關(guan) 切儒學發展的同仁商略。

【正文】

作為(wei)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化曆來占據世界重要地位，素為(wei) 世界各國所禮讚。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屢遭侵略及國家地位的下降，在西方中心論的裹挾之下，中國文化在國際文化舞台上日益淪落到“妾身未明”的境遇，甚至被視為(wei) 不合時宜的糟粕，似乎應隨著現代文明的崛起而被埋葬。作為(wei) 中國文明的主體(ti) ，儒學的地位也在激進主義(yi) 思潮的衝(chong) 擊下隨著時代的忽左忽右而東(dong) 倒西歪，一百多年來，儒學有過輝煌的時候，但更多的時候則是遭受各種奚落和指責。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漸深入，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猛提升，在尋找中國崛起背後支撐因素的過程中，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蘊含的現代性因素正在得到重新認識，尤其是作為(wei) 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其體(ti) 係化的倫(lun) 理政治思想能夠教化人心改良社會(hui) ，且能夠為(wei) 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新路徑這一事實，也讓國家中樞機構以及其他層麵刮目相看，儒學研究遂踏上新的行程，並進而影響到海內(nei) 外既有儒學研究格局的大調整。

一、從(cong) 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儒學研究氛圍的重大變遷

十八大以來，整個(ge) 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ge) 輿論環境開始朝著“中國化”的方向被加以重構。造成這一變遷的主要動力，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開啟了從(cong) 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巨大轉變，在文化建設上推出了一係列新理念、新設想、新舉(ju) 措，探索出一條科學合理、前景光明的新道路，一個(ge) 文化複興(xing) 與(yu) 文化建設的新局麵正在出現。

文化建設是一項係統工程，毫無疑問會(hui) 涉及方方麵麵，但近年來最值得注意的是，整個(ge) 社會(hui) 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正經曆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調整。當代中國文化由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革命文化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三部分構成。前兩(liang) 部分由於(yu) 與(yu) 主流意識形態密切相關(guan) ，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化建設的重中之重，唯有傳(chuan) 統文化的地位則處在漂浮遊移狀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傳(chuan) 統文化幾乎成為(wei) “封建落後”的代名詞。包括在1949年之後一段時期內(nei) ，傳(chuan) 統文化仍然備受輕蔑。這種局麵從(cong) 2013年11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到山東(dong) 曲阜考察時開始根本改觀。

習(xi) 近平在曲阜考察時指明：“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xing) 盛為(wei) 支撐的，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需要以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為(wei) 條件。”他對孔子儒學、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作了深入闡發。他強調，“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曆史上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習(xi) 近平到訪曲阜，是文化領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重大的“撥亂(luan) 反正”，傳(chuan) 統文化在意識形態中的應有地位從(cong) 此開始恢複。

2014年5月4日習(xi) 近平造訪北大時，同著名哲學家湯一介先生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讚揚他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作出的貢獻。在紀念五四運動之際，習(xi) 近平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的泰鬥牽手交談，進一步透露出重視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訊息。

2014年9月24日，習(xi) 近平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第五屆會(hui) 員大會(hui) 開幕式並發表講話，對孔子儒學的曆史意義(yi) 與(yu) 當代價(jia) 值予以更明確的肯定。

習(xi) 近平指出：“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傳(chuan) 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diu) 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他強調，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是馬克思主義(yi) 者，但不是曆史虛無主義(yi) 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yi) 者。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堅持科學對待民族傳(chuan) 統文化，始終是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

習(xi) 近平的講話，打通了當代主流意識形態與(yu) 中國傳(chuan) 統主流價(jia) 值係統的壁壘和隔閡，把有五千年曆史的中國文化與(yu) 當代文化貫通起來，把當代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曆史文化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國文化基礎上。這既是一場更高階段的文化中國化、本土化運動正式展開的標誌，同時也是一個(ge) 多世紀以來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占主流地位的“反傳(chuan) 統”傾(qing) 向終結的標誌。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guan) 於(yu) 實施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建設工程的重要意義(yi) 和總體(ti) 要求、主要內(nei) 容、重點任務、組織實施和保障措施作了明確規定。這是執政黨(dang) 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專(zhuan) 題闡述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工作。《意見》昭示著中華文化的全麵複蘇和新生。

《意見》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自此，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結束了民間自發的階段，開始進入政府主導的新時期。傳(chuan) 統文化的研究和傳(chuan) 播因而告別了那種群龍無首、自由無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橫飛的狀態，走上秩序化軌道。

上層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如此高度重視絕非偶然，這鮮明體(ti) 現了執政黨(dang) 高度的文化自信。2014年以來，習(xi) 近平不斷強調“文化自信”問題的重要性，強調“我們(men) 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從(cong) 而將“三個(ge) 自信”拓展為(wei) “四個(ge) 自信”。

曆史和現實均證明，隻有堅定文化自信，才能有效抵消全盤西化的影響。一段時期以來，西方化、與(yu) 西方全麵接軌成為(wei) 一些人的文化選擇，這一選擇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了一種文化自卑情緒的蔓延，這一情緒悲觀地認為(wei) 自身文化業(ye) 已落伍，必將被外來文化所取代。這種觀念不僅(jin) 對我們(men) 的文化建設不利，對我們(men) 整個(ge) 社會(hui) 建設也是一種阻礙。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十八大以來最為(wei) 重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事件，這意味著困擾中國近一百多年來的文化自卑情結終於(yu) 走到了盡頭。

文化自信就是對自身文化的價(jia) 值有信心，就是對自身文化生存演化的能力和前景有信心。外來文化的衝(chong) 擊不但不會(hui) 導致中華文化的消亡，反而會(hui) 促成中華文化的新生。2016年5月17日，習(xi) 近平在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座談會(hui) 上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的藍圖。他要求“融通馬克思主義(yi) 的資源、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hui) 科學的資源”，其中，“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資源”被定位為(wei)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哲學社會(hui) 科學有無中國特色，歸根結底取決(jue) 於(yu) 能否在源遠流長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提出具有主體(ti) 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

十八大以來，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意識形態中地位的上述變遷、變動和調整，為(wei) 近年來儒學研究的大繁榮大發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來儒學研究在理論、思想、觀念上的一係列新突破新收獲，在若幹專(zhuan) 題研究和重大基礎文獻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進展，促使儒學研究在境內(nei) 外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動，大陸儒學研究隨之也呈現出若幹新特點、新趨向。

 安樂(le) 哲  杜維明   貝淡寧

二、儒學研究在境內(nei) 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

凡世界政治經濟發生結構性調整時，思想文化格局無不連帶發生同樣的結構性變動，一國政治經濟之崛起，一國學術亦將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中國在快速發展三十年之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這一曆史性變遷必定會(hui) 推動中國學術掀開新的篇章。近五年來的大量事實證明，儒學就處在這樣一個(ge) 變化的過程當中，儒學研究在境內(nei) 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

首先，儒學正在成為(wei) 世界範圍內(nei) 堪與(yu) 自由主義(yi) 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

當今世界，自由主義(yi) 是一種影響最大的思潮。但近年來隨著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的蔓延，自由主義(yi) 的理論體(ti) 係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民粹主義(yi) ”在當今西方政壇的泛濫，尤其暴露了自由主義(yi) 在社會(hui) 整合上的困頓和無力。大批知識分子因而對自由主義(yi) 的基本預設產(chan) 生懷疑。

多年來，杜維明先生一直站在儒家人文精神角度，嚐試同西方自由主義(yi) 進行對話。在他看來，西方強調征服和利用的自然觀導致人與(yu) 自然之間失和，環境危機與(yu) 能源危機由此而生；自由主義(yi) 的“原子個(ge) 體(ti) ”意識，則消解了人與(yu) 人之間的情感紐帶與(yu) 相互關(guan) 懷，社會(hui) 整合的基礎變得空前薄弱。杜維明認為(wei) ，儒家人文主義(yi) 大可以在自然觀和社會(hui) 觀兩(liang) 方麵，對自由主義(yi) 的盲點補弊糾偏。

杜維明先生憑借其深刻的思想創造與(yu) 卓越的學術組織能力，為(wei) 在國際學界弘揚儒家人文精神所做出的貢獻迄今無人能及，但盡管如此，當時卻並未能形成與(yu) 杜先生的願望和努力相匹配的應有局麵。究其原委，這既是因為(wei) 儒家文化的母體(ti) ——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長期低迷，無力支撐自己的傳(chuan) 統文化打入國際思想市場，也是因為(wei) 日益崛起的中國尚未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化自覺。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大陸的思想格局與(yu) 文化結構做出了重大調整。在經曆了三十餘(yu) 年的民間儒學複興(xing) 熱潮的基礎上，決(jue) 策者明確將儒學接納為(wei) 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資源，將傳(chuan) 承發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上升為(wei) 國家戰略。如此一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巨大影響，便迅即轉化為(wei) 以儒學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國際威望，儒學因此更加廣泛地吸引了國際學界有識之士的目光。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學者貝淡寧適時推出了他的《賢能政治》一書(shu) ，成功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guan) 注，甚至可以說造成了少有的轟動。

貝淡寧認為(wei) ，學界應該正視中國式賢能政治，因為(wei) 這是傳(chuan) 統中國用來衡量政治進步與(yu) 否的主流標準。在貝淡寧看來，賢能政治更適合像中國這樣的大型社會(hui) ，而經過現代轉型之後，它完全可以通過透明的磋商、審議、基層選舉(ju) 等製度措施兼收並蓄西方民主製度的優(you) 長。相形之下，“一人一票”的選舉(ju) 民主製則有可能將缺乏政治經驗或美德的人送上權力寶座，從(cong) 而違背選賢與(yu) 能的基本訴求。

實際上，像貝淡寧這樣的西方學者早已熟知自由主義(yi) 的困境，隻是苦於(yu) 找不到反擊的突破口。如今，挾中國經濟、政治、文化之威望而盛讚中國式賢能政治之優(you) 長，正是其在西方學界內(nei) 部對自由主義(yi) 反戈一擊的最佳時機。

與(yu) 此同時，美國學者安樂(le) 哲則試圖深入到文化與(yu) 哲學層麵，提供替代自由主義(yi) 的中國思想選項，他認為(wei) 當代西方必須進行“超越自由主義(yi) ”的“第二次啟蒙”。正是基於(yu) 近年來的儒學發展勢頭，安樂(le) 哲認為(wei) ，在未來一二十年內(nei) ，這個(ge) 世界將出現一種新的文化秩序，儒學的地位將上升到前一代人無法想象的高度。換言之，“我們(men) 的時代正在經曆一個(ge) 文化巨變，孔子和儒學將成為(wei) 世界性哲學，並在世界哲學之林占據重要地位”。

杜維明、安樂(le) 哲、貝淡寧的工作凸顯了儒學在處理當今人類麵臨(lin) 的共同問題時的活力和智慧，但不得不指出，在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中，代表儒家出陣的皆是海外儒學圈的著名學者，中國大陸學者在此對話中基本處於(yu) 缺席狀態，這或者是由於(yu) 他們(men) 缺乏與(yu) 西方自由主義(yi) 對話的意識，或者是由於(yu) 他們(men) 仍未走出對方自由主義(yi) 的迷信，總之情形並不令人滿意。我們(men) 希望，隨著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規模越來越大，能有更多的大陸學者加入到這一行列中來。

其次，中國大陸正在真正成為(wei) 世界儒學研究的中心。

近幾年來，與(yu)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men) 蜂擁海外研究儒學相比，一個(ge) 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正在出現，這就是全世界頂尖儒學研究專(zhuan) 家紛紛應聘來中國大陸工作。

過去相當長一個(ge) 時期，在中國大陸儒學研究被認為(wei) 是意識形態的負麵因素，是中國文化的負資產(chan) ，因而儒學研究長期處於(yu) 停滯狀態，這種狀態在文革時期登峰造極。正常的學術研究都不能開展，談何中心？！中國大陸自覺退出了世界儒學研究中心的競爭(zheng) 。一段時間以來，造成這一局麵的因素早已不複存在，近五年儒學的價(jia) 值則被國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學研究已經基本“脫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國當下的“政治正確”。國家對儒學正麵價(jia) 值的肯定，為(wei) 儒學的發展提供了最強大的推動力。

另一方麵，隻有中國大陸才能源源不斷地為(wei) 重新詮釋儒家的經典命題提供動能。儒家的根在大陸，隻有中國大陸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區域，13億(yi) 人麵臨(lin) 的問題，比任何國家和地區都要複雜。正在轉型的一個(ge) 龐大的中國，不斷給儒學提出新的命題，從(cong) 而也就不斷刺激著儒學的發展。這是頂尖儒學家紛紛來到中國的根本原因。邏輯上，我們(men) 不難做出下述分析：既然“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被定義(yi) 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的普遍真理與(yu) 中國“特殊國情”的結合，而幾千年來的以儒學為(wei) 主幹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又是中國特殊國情最基要的組成部分，那麽(me) ，基於(yu) 傳(chuan) 統儒學視角詮釋、提煉、推廣當代中國經驗，自然而然就會(hui) 成為(wei) 大陸儒學研究的最有潛力的增長點。

目前，杜維明、安樂(le) 哲、貝淡寧、成中英、林安梧等原本活躍在海外及台港的知名學者，都常年駐紮大陸。這是世界儒學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國大陸遷移的最好說明。儒學在中國，儒學研究中心長期在海外的局麵已告結束。

與(yu) 這一點緊密相關(guan) ，港台以及韓國、新加坡等所長期享有的儒學橋梁地位也漸漸喪(sang) 失。

改革開放之初，韓國、新加坡，尤其是港台，曾對中國大陸的儒學研究發揮過重要的反哺作用。馮(feng) 友蘭(lan) 、湯一介等於(yu) 1984年發起成立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曾密集邀請海外及港台儒學專(zhuan) 家講學、授課，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等港台新儒家，漸為(wei) 大陸學界所知，並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追隨者，乃至可以說，今日大陸已經成名的儒學專(zhuan) 家，沒受到港台新儒家影響的不多。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前期，港台新儒家堪稱如日中天。

這些國家和地區、機構一時成為(wei) 儒學研究者心向往之的高地有曆史的合理性。彼時，中國與(yu) 西方處於(yu) 隔絕狀態，隻有依靠這些中間地帶進行交流，而現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力量與(yu) 西方展開直接對話，這些原有中介的重要性無疑會(hui) 急劇下降，它們(men) 原來所享有的地位自然就岌岌可危。於(yu) 是，世界儒學研究中心開始回歸中國大陸。

政治儒學的崛起是儒學中心回到大陸的主要思想動力。經世致用原是儒學的本質屬性，“治國平天下”從(cong) 來都是儒者的終極抱負，大陸儒學研究因不滿足於(yu) 港台新儒家偏重於(yu) 心性論的理論建構，故而專(zhuan) 門重啟儒學的政治與(yu) 製度思考，探索如何在這個(ge) 大變動的時代中，以儒家思想資源參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重建。

蔣慶

作為(wei) 大陸政治儒學的首倡者，蔣慶的立論雖然因其照搬古人或托古改製的表象、強烈的民族主義(yi) 情緒、脫離現實的烏(wu) 托邦設計等等問題而飽受非議，甚至連“政治儒學”都受其連累而成為(wei) 一些主流學者為(wei) 之側(ce) 目的對象，但無法回避的是，“政治儒學”或“製度儒學”確實因反映了現實的需求而成為(wei) 儒學研究的大勢所趨。無論對“政治儒學”是讚成還是反對，都不能不承認一個(ge) 基本事實，它已成為(wei) 儒學圈的中心話題，而且它因挑戰了“心性儒學”而動搖了港台儒學原有的學術地位。

較之大陸政治儒學，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在種種曆史與(yu) 現實原因限製之下，早已放棄國族建構的使命，消彌了最能體(ti) 現儒學生命活力的“治平”理念，僅(jin) 止於(yu) 退守內(nei) 在心性論傳(chuan) 統，而將廣大的公共領域議題拱手讓給自由主義(yi) 。在一定意義(yi) 上已成為(wei) 西方思想文化代言人的港台新儒家，根本無力同時在個(ge) 體(ti) 身心與(yu) 家國天下層麵重建儒學的學統與(yu) 政統。

由此觀之，在儒學發展的新階段，政治儒學取代心性儒學的主體(ti) 地位，既符合儒學的內(nei) 在思想邏輯，也是儒學在社會(hui) 秩序重整的新時代所理應承擔的曆史使命。以“政治儒學”為(wei) 特征的大陸儒學，衝(chong) 擊乃至取代以往港台、海外儒學的地位，因而也就具備了某種曆史必然性。

2015-2016年，在台灣和大陸儒家學者之間爆發了一場論戰，這場所謂的“陸台之爭(zheng) ”最能反映儒學研究在境內(nei) 外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度調整這一事實。台灣學者李明輝在大陸接受專(zhuan) 訪時直言“台灣仍是以儒家傳(chuan) 統為(wei) 主的社會(hui) ”，“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一石激起千層浪，李氏之言立即在儒學圈引起一場罕見的論戰。

關(guan) 於(yu) 這場論戰，有人視為(wei) “山頭之爭(zheng) ”，有人視為(wei) “古今中西”之爭(zheng) ，這些說法都有道理。但以筆者之見，這場長達一年迄今尚未止息的舌戰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yi) ：它反映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儒學研究話語權的爭(zheng) 奪，李明輝的一句“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刺激性言論，實際上折射出了港台學界對儒學研究原有地位日漸喪(sang) 失的深深焦慮。

2013年11月，習(xi) 近平到訪曲阜時，曾對儒學界提出如下期待：“要使我國在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中居於(yu) 主動，在世界儒學傳(chuan) 播和研究中始終保持充分話語權。”這一期待看來正在變成現實。

三、大陸儒學研究呈現新趨向

儒學研究在經過二十餘(yu) 年的跑道滑行準備之後，於(yu) 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態騰飛而起。從(cong) 儒學起源到早期儒學，從(cong) 漢唐經學、魏晉玄學到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從(cong) 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陽明，從(cong) 先秦思孟學派、稷下學派，到宋代新學、關(guan) 學、朔學、蜀學，以至明清實學，從(cong) “人性善惡”、“義(yi) 利之辨”到“親(qin) 親(qin) 相隱”、“理氣關(guan) 係”，從(cong) 仁、智、勇到忠、孝、節、義(yi) ，儒學史上的各個(ge) 知識點、尤其是各個(ge) 關(guan) 節點，都正在被深耕細作，許多固有認識也被不斷刷新。

從(cong) 學術史的視角看，在儒學的全麵繁盛中，大陸儒學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ge) 方麵的特點和趨向。

首先，以往儒學研究僅(jin) 被作為(wei) 哲學的一個(ge) 分支即“中國哲學”而存在，如今這一格局已被徹底打破，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各門學科，都在不約而同地從(cong) 各自的角度向儒學聚焦。

政治學方麵，有前文提到的貝淡寧為(wei) 代表的“賢能政治”；社會(hui) 學方麵，有安樂(le) 哲等人所倡導的“儒家角色倫(lun) 理”；經濟學方麵，“道義(yi) 經濟”受到重視，盛洪以《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一書(shu) 為(wei) 如何有效回應中國以及世界經濟問題，提示了方向與(yu) 路徑；法學方麵，“人倫(lun) 司法”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管理學方麵，“忠信管理”的優(you) 勢正在被重新認識；曆史學方麵，傳(chuan) 統史學與(yu) 儒學如水乳交融，而張富祥的“儒家史論文獻萃編”，即是對分散於(yu) 曆代典籍當中的儒家曆史理論的匯輯和整理；文學方麵，儒學曾對文論、詩論、詞論等產(chan) 生過決(jue) 定性的影響，而經學與(yu) 古典文學的關(guan) 係、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說中的體(ti) 現，儒家傳(chuan) 統對現當代文學的深刻影響等論題，正在成為(wei) 研究熱點。總之，在不同學科交匯聚合的視線中，儒學的未來已不僅(jin) 僅(jin) 是儒教、儒俗，而是向著更為(wei) 廣闊的空間展開。一種“九科治儒”的新局麵，業(ye) 已形成。

其次，儒學的體(ti) 係化建構業(ye) 已取得重大突破。

在人文社會(hui) 科學紛紛朝儒學轉向之際，原本就從(cong) 事儒學研究的哲學領域的學者，早已不滿足於(yu) “照著講”的儒學史研究，開始了“接著講”的哲學建構。陳來《仁學本體(ti) 論》以“仁體(ti) ”統攝儒家傳(chuan) 統的各種形上學觀念,將仁發展為(wei) 一本體(ti) 的觀念或發展為(wei) 一仁的本體(ti) 論；張立文“和合學”以“和合”作為(wei)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人文精神核心概念，有力地回應了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chong) 突論”及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蒙培元“情感儒學”上承馮(feng) 友蘭(lan) “新理學”，賦予情感以存在論的地位，形成可與(yu) 熊十力、牟宗三一係“心性派”對舉(ju) 的“情理派；此外，牟鍾鑒的“新仁學構想”持續受到關(guan) 注；龐樸對中國智慧“一分為(wei) 三”的方法論概括，也為(wei) 薑廣輝、王守常等從(cong) 不同角度進行了闡發。

目前，大規模的文獻整理仍是儒學基礎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方式已由大型叢(cong) 書(shu) 的編撰影印，進入精細化的“深加工”時代。在四川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所主持的“儒藏”工程之外，另一項引人注目的重大工程——“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已經啟動。與(yu) 以往儒學基礎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及經學、理學不同，“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對傳(chuan) 統經、史、子、集四部所存儒學內(nei) 容都予以關(guan) 注，以對儒家文獻進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與(yu) 整理為(wei) 主要特點。

其中，杜澤遜主持的“十三經注疏匯校”，在全麵校勘海內(nei) 外所存珍貴版本的基礎上，力求顯現《十三經注疏》於(yu) 唐、宋、元、明、清曆次刊刻過程中的演變軌跡，為(wei) 判斷文字錯訛提供依據，並最終為(wei) 學界提供一個(ge) 如中華書(shu) 局《二十四史》點校本一樣可靠的《十三經注疏》定本；而顏炳罡的“百年儒學精華係列”，則是對近現代儒學研究成果所進行的首次全麵、係統的總結。

與(yu) 現實生活相關(guan) 度較高的儒學研究課題在穩步向前推進。

其中，禮製的研究最為(wei) 引人注目。中華民族自古便有“禮儀(yi) 之邦”之稱，其有著數千年曆史的禮製、禮俗儀(yi) 式，已經內(nei) 化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在儒家思想主導下，傳(chuan) 統中國以豐(feng) 富的禮製與(yu) 禮俗實踐來養(yang) 生送死，安頓生命，儀(yi) 式與(yu) 禮節成為(wei) 生活意義(yi) 的開顯途徑乃至賦予者。隨著近代以降中國西化與(yu) 現代化進程的加劇，儒家禮製因其對於(yu) 尊卑貴賤的區分，被當作封建專(zhuan) 製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和拋棄，中國人漸漸放失其與(yu) 生命每個(ge) 關(guan) 節點息息相關(guan) 的豐(feng) 富禮儀(yi) ，從(cong) 而給生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缺失。彭林“《儀(yi) 禮》複原與(yu) 當代日常禮儀(yi) 重建研究”，試圖通過對《儀(yi) 禮》的複原，重建當代日常禮儀(yi) ，以解決(jue) 這一困境；湯勤福的“中國禮製變遷及其現代價(jia) 值研究”，也以發掘中國禮製的現代意義(yi) 為(wei) 旨歸。

此外，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相繼成立禮學研究中心，分別從(cong) 文獻整理、古禮複原、中西比較、跨學科研究等進路組織學術活動，推動禮學研究全麵複活；北京大學的禮學研究強調“喪(sang) 服為(wei) 中國禮學的根本”，力求在梳理、澄清中西文化相關(guan) 差異的基礎上，站在中國傳(chuan) 統喪(sang) 服製角度抽繹並回應普遍性思想問題。雖然目前禮製的“恢複”性研究尚未進入“製禮作樂(le) ”的實踐階段，但作為(wei) 守先待後的古禮鉤沉和具有學理深度的當代解釋，委實是在為(wei) 儒家傳(chuan) 統所主導的中國古禮再返現代生活重新奠基。

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科研機構與(yu) 地方政府聯手，正在成為(wei) 儒學研究深入發展的新動能，並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

以政府之力推動學術研究，能夠綜合調動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等各方資源，推動文化領域的大工程大項目上馬，使一些單憑個(ge) 人及學術群體(ti) 無力承擔的重大學術問題集中得到解決(jue) ，從(cong) 而在短時間內(nei) 就能有效推動文化的繁榮。這一模式最早由山東(dong) 大學和墨子故裏滕州市首創，其後逐漸為(wei) 全國各地所複製，且已成燎原之勢。如貴陽市委市政府推動的“貴陽孔學堂”，上海市委宣傳(chuan) 部與(yu) 複旦大學聯手打造的上海儒學院，以及河南省的“嵩山論壇”、浙江餘(yu) 姚的“陽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福建武夷山市的“朱子學院”，等等，皆屬此類。

在這方麵，曾領風氣之先的山東(dong) 省，更是走在前列。早在2010年，山東(dong) 省政府就與(yu) 山東(dong) 大學攜手共建了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為(wei) 了踐行習(xi) 近平視察孔子研究院關(guan) 於(yu) “大力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講話精神，由省委宣傳(chuan) 部牽頭，在政府主導的與(yu) 高校科研單位的積極合作下，進一步推出了“齊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承創新工程”，支持包括“儒學重大基礎研究工程”、“齊魯傳(chuan) 統人文思想和社會(hui) 科學研究”等重大專(zhuan) 題項目的研究，目前已取得豐(feng) 碩的成果。

由政府牽頭，舉(ju) 政府之力來弘揚傳(chuan) 統文化，推動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這是中國獨有的體(ti) 製優(you) 勢，必須發揚光大。這一做法與(yu) 現代學術研究越來越依賴於(yu) 群體(ti) 協同也頗為(wei) 合轍。政府主導在經濟領域所實現的奇跡，有望在文化領域得以重現，其中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四、存在的問題與(yu) 前景展望

在近五年來儒學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儒學研究領域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是學術研究與(yu) 現實關(guan) 懷相脫節的問題。

盡管這個(ge) 問題在中共十八大之後明顯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諱言，作為(wei) 儒學研究主力軍(jun) 的中國哲學界在偏重哲學史進路、照著並接著宋明儒學講的同時，明顯輕忽了漢唐經學經世致用的現實關(guan) 懷。十八大以來，隨著儒學日益被接納為(wei) 治國理政與(yu) 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當下的儒學研究亦開始往更具現實感的方向調整，但與(yu) 巨大的現實需求相比仍有較大的距離。

其次，與(yu) 儒家文獻整理取得了係統性進展相比，儒學理論研究顯得相對滯後。

在和自由主義(yi) 的交鋒中儒學雖然初步找到了自己在現代學術譜係中的位置，但自由主義(yi) 畢竟有著三百年的現代學術積累，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在學理根基與(yu) 製度建構的很多方麵則顯得捉襟見肘。例如，當代自由主義(yi) 雖然拒絕（也不可能）采取社群主義(yi) 的基本預設，但由於(yu) 持後一立場的理論（包括賢能政治、角色倫(lun) 理學等）長期與(yu) 之切磋，已然能夠在自己的理論言說與(yu) 製度構建中為(wei) 社群預留空間。

相形之下，儒學研究中的相關(guan) 思考則相對簡單地搖擺於(yu) 自由主義(yi) 與(yu) 權威主義(yi) 之間，或者向自由主義(yi) 投懷送抱，或者單方麵強調權威。在社群、傳(chuan) 統、權威優(you) 先的基礎上，如何有效安放個(ge) 體(ti) 自由，這是儒家政治哲學現代化所必需的解決(jue) 的基本問題。隻有從(cong) 理論和製度兩(liang) 方麵處理好這一問題，儒學才會(hui) 擁有更強大的現代學術形態，而隻有這樣的儒學學術才足以托舉(ju) 起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

此外，作為(wei) 對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一係列相關(guan) 講話及兩(liang) 辦《意見》和通知的積極踐行，各級政府、高校、社科院進一步整合、強化了固有的儒學或傳(chuan) 統文化研究機構，乃至重新設立了一批檔次不低的儒學研究機構。但也應該看到，目前的中國大陸儒學界尚未湧現出堪與(yu) 當年的哈佛燕京學社相比擬的高端學術研究與(yu) 交流平台，此與(yu) 世界儒學研究中心向中國大陸回遷的事實極不相稱。探索高端儒學學術機構的運作規律，將一家或幾家現有機構打造成世界級儒學重鎮，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nei) 應該被提上國家的日程。

【附記：本文係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儒學熱點”整理小組在歸納概括2015-2017年十大儒學熱點的基礎上完成的。在筆者設計的框架和思路的基礎上，儒學院陳峰教授、郭震旦副教授、李梅副教授和鄒曉東(dong) 博士分別提供了初稿和資料，其中李梅和鄒曉東(dong) 耗時尤多。】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