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秩序的擴展與(yu) 異化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原載於(yu) 政治憲法學公號-私房書(shu) 係列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七月十四日甲午

          耶穌2017年9月4日        

1500年以來的世界曆史總體(ti) 上是西方上升而非西方相對下降的曆史，或曰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無論我們(men) 對此抱有何種立場，我們(men) 仍然生活於(yu) 、受益於(yu) 同時也局限於(yu) 這一宏大的現代秩序之中。這一秩序體(ti) 係的形成是紛繁複雜的，在西方內(nei) 部及東(dong) 西方之間都產(chan) 生了巨大的張力及回應如許張力的思想與(yu) 製度方案。南橘北枳的現象不僅(jin) 是生物界常態，也是製度和法律移植的常態，其背後是文明間對話與(yu) 整合的艱難曆史過程。“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是這一曆史過程的思想產(chan) 物。原創世界性金融與(yu) 法治的英帝國憲製秩序及柏克的保守主義(yi) 敘事是這一曆史過程的輝煌篇章。泰戈爾的《民族主義(yi) 》則表現了東(dong) 西文明衝(chong) 突整合中東(dong) 方對西方的批判與(yu) 期待。在中國啟動曆史性“一帶一路”秩序建構以及中印衝(chong) 突難解難分之際，我們(men) 不妨循著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柏克保守主義(yi) 及泰戈爾批判民族主義(yi) 的多元路徑回探“秩序全球化”的輝煌與(yu) 困頓。

1、絡德睦：《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魏磊傑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在多如牛毛、參差不齊的中國法律翻譯市場上，2016年年中的《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似乎是一股清流，一陣旋風，對西方模仿與(yu) 民族複興(xing) 交織進行中的國人精神心靈產(chan) 生較大衝(chong) 擊。該書(shu) 提供了一種對西方法律現代性的批判性視角，對中國的“東(dong) 方法律主義(yi) ”及其自主性表現出期待。“追求承認”是任何人、任何民族的生存意義(yi) 來源，“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以西方之文明存在淩駕和想象東(dong) 方的法律文明，將後者界定為(wei) “非文明”和“無法”狀態。這種來自西方文明偏見和實力排序的文明等級論不僅(jin) 成為(wei) 西方之東(dong) 方學與(yu) 東(dong) 方戰略的來源和基礎，而且成為(wei) 西方誤解誤判東(dong) 方社會(hui) 性質與(yu) 發展潛力的思想盲點。矯正虛妄的“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不僅(jin) 是東(dong) 方國家確立“東(dong) 方法律主義(yi) ”的世界曆史需要，也是西方重估東(dong) 方國家法律文明屬性及世界秩序前景的戰略再平衡目標。

絡德睦教授精彩呈現了自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確立美國“治外法權”以來美國的“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對中國的殖民化建構及中國法改革的“自我東(dong) 方化”努力。作者以相對客觀理性的立場進行曆史鉤沉並對中國法的前景進行了一定的展望，給出了兩(liang) 種前途：其一，中國法按照“法律東(dong) 方主義(yi) ”邏輯完成徹底的“美國化”，成為(wei) 西方法治的一個(ge) 典範注腳；其二，中國法按照“東(dong) 方法律主義(yi) ”邏輯重新獲取自主性並創製出不同於(yu) 美國法的現代法律體(ti) 係。顯然，中國法的未來前景必然在東(dong) 西之間更加趨近於(yu) 自身文明主體(ti) 性的重塑，但也因其改革和全球化的堅定政治意誌而並有更為(wei) 厚重的法律現代性內(nei) 涵，隻是這種法律現代性是寓於(yu) 中國性之中的營養(yang) 和要素，而不是整體(ti) 殖民觀的現實化。

2、RichardBourke, Empir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自由的柏克？保守的柏克？保守自由主義(yi) 的柏克？這個(ge) 被馬克思《資本論》蔑稱為(wei) 受賄“小人”的人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與(yu) 憲法理論史上的一座豐(feng) 碑。有人富有詩意地稱讚他是一座人類思想的獨特峰巒，越拉開時空距離越顯得高大。確實，在18世紀之啟蒙“狂飆突進”的輝煌年代，有太多的啟蒙賢哲奠定了現代思想的根基與(yu) 體(ti) 係，而柏克在其中盡管也有影響，卻不是一位典型的體(ti) 係化思想家，甚至存在對待美國革命與(yu) 法國革命上的不一致立場，更有甚者敢與(yu) 如日中天的法國大革命為(wei) 敵。但他的《法國革命論》及其政治保守主義(yi) 的完整表達，不是缺陷，而是榮耀。

我曾翻譯出版過英國資深保守黨(dang) 議員傑西·諾曼的《埃德蒙·柏克：現代保守政治教父》，諾曼在“致謝部分”尤其提到了對理查德·博克之柏克研究的倚重與(yu) 受益。諾曼是政治家眼光看柏克，試圖從(cong) 中尋找英國保守政治傳(chuan) 統的真經並尋求對英國當代之大眾(zhong) 民主主義(yi) 的解碼方案，諾曼認為(wei) 一種來源於(yu) 啟蒙現代性的、柏克反對過的“自由個(ge) 人主義(yi) ”正宰製著英國人的心智與(yu) 命運。博克是英國瑪麗(li) 女王大學的政治思想史教授，專(zhuan) 治柏克的政治思想，這本《帝國與(yu) 革命》長達1000頁，對柏克的政治思想與(yu) 政治人生給出了細致無比但頗有思想史重構意義(yi) 的解釋。以“帝國”與(yu) “革命”為(wei) 題眼切入柏克的思想世界，是非常精準和確當的。

博克教授在書(shu) 中提出了柏克的政治立場解釋方案：一名自由帝國主義(yi) 者，對曆史性的“征服權利”抱有同情理解，但要求進行“自由”的轉化，而不是維持甚至倒退到一種西方曆史上的“征服精神”之中。博克認為(wei) 英帝國對北美的強製、愛爾蘭(lan) 宗教權利的壓製、印度治理的暴政、議會(hui) 改革中的激進主義(yi) 都含有一種“征服精神”的痕跡，需要加以批判與(yu) 矯正。柏克是在維護而不是反對英帝國憲法秩序，其本質是一種光榮革命後成熟定型的“英國式自由”。法國大革命自然是繞不開的經典話題，博克認為(wei) 柏克思想中包含著對法國大革命這種“新專(zhuan) 製”之傳(chuan) 統“征服精神”本質的揭示與(yu) 鬥爭(zheng) ，但這在當時的啟蒙氛圍下多少顯得離經叛道。

柏克的保守主義(yi) 有相對中立的方法論層麵（一種指導漸進改革的治理哲學）和潛藏激進因素的價(jia) 值論層麵（以英國式自由及普適價(jia) 值為(wei) 實體(ti) 內(nei) 涵），保守派看柏克是在方法論層麵，而自由派看柏克是在價(jia) 值論層麵。不加約束和不訴諸具體(ti) 語境的價(jia) 值論保守主義(yi) 其實正是柏克所反對的法國大革命式的抽象自由主義(yi) 。因此，處理柏克的保守主義(yi) 思想資源需要十分謹慎，需要在方法論與(yu) 價(jia) 值論之間尋求微妙而具體(ti) 的平衡方案。當然，僅(jin) 有方法論的保守主義(yi) 而缺乏對價(jia) 值論的適當肯定與(yu) 追求，亦脫離了柏克保守主義(yi) 的豐(feng) 厚內(nei) 涵，因為(wei) 柏克終其一生守護的正是保守主義(yi) 的英國式自由價(jia) 值，但守護的方式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英國的普通法、代議製與(yu) 社會(hui) 秩序本位。

中國改革訴諸的主要是一種方法論保守主義(yi) ，以此對衝(chong) 20世紀的革命激進主義(yi) ，但因缺乏堅定的價(jia) 值論取向而顯得不充分，不厚重，使得改革成果未能形成對抗激進主義(yi) 傳(chuan) 統的體(ti) 係化力量。複興(xing) 中的大陸新儒家之文化/政治保守主義(yi) 在價(jia) 值論上與(yu) 現代自由主義(yi) 的和解溝通仍然麵臨(lin) 結構性困難，“政治儒學”、“憲製儒學”乃至“賢能政治論”等諸多思想方案主要是一種保守主義(yi) 立場的中國表達而不是一種適合現代中國的整全性思想方案。重溫柏克之思想與(yu) 政治人生，對中國秩序的自由而文明的生成，意義(yi) 重大。

3、泰戈爾：《民族主義(yi) 》，譚仁俠(xia) 譯，商務印書(shu) 館1982年版

泰戈爾是個(ge) 神奇般的人物，出生於(yu) 印度望族，有過英國法律學習(xi) 經曆，7歲開始作詩，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是著名的社會(hui) 活動家和政治作家。他對東(dong) 西方文化有獨特理解和體(ti) 驗，對西歐民族主義(yi) 施加於(yu) 印度的壓迫和苦難有直觀的感受與(yu) 分析。他本身就是東(dong) 西方文化的一個(ge) 連接點，他的文化與(yu) 民族理論的理解與(yu) 建構本身就是一個(ge) 重要的思想史樣本。1920年前後，泰戈爾訪華巡回演講，徐誌摩、林徽因等熱情接待，還編演了他的戲劇。據說泰戈爾在演講中發現中國人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強烈的“全盤西化”傾(qing) 向，非常失望。他本身對印度和中國所代表的東(dong) 方文化價(jia) 值及補救西方的意義(yi) 素有肯定。

他的詩歌成就是首要的，其中充滿著對印度民族文化的熱情。其政治論文不多，但這本《民族主義(yi) 》頗有代表性。這是他於(yu) 1916年訪問日本、美國時的講演稿合集，主要是個(ge) 案研究及比較了日本、西方、美國與(yu) 印度的民族主義(yi) 。他對民族主義(yi) 總體(ti) 上是批判性的，其經驗根據是英國民族主義(yi) 在殖民印度中的征服與(yu) 壓迫行為(wei) 以及西歐世界大戰的民族主義(yi) 根源。與(yu) 壓迫者英國及陷入戰爭(zheng) 的歐洲諸國相比，日本與(yu) 美國似乎代表了世界文明秩序的未來。那時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已成為(wei) 世界範圍內(nei) 東(dong) 西方文化整合的先進樣本，而美國則有著超越歐洲征服性民族主義(yi) 的巨大潛力和價(jia) 值吸引力。盡管印度還未獨立，但泰戈爾對印度民族主義(yi) 的開放性與(yu) 和平性有著積極期待。泰戈爾是國際和平與(yu) 正義(yi) 的支持者與(yu) 活動家，對一戰與(yu) 二戰都有著犀利而堅定的批判，對1937年的日本侵華行為(wei) 也有譴責。

和平的詩人如何麵對那個(ge) “戰鬥的世界”？如何在民族主義(yi) 的批判性敘事中尋求人類的和諧共處之道？1916年的泰戈爾更多是一位和平與(yu) 正義(yi) 的祈福者，卻不能夠左右也不能完全準確地預測日本、美國及印度自身民族主義(yi) 的後續發展。1944年尼赫魯之《印度的發現》實質上奠基了戰後印度的民族主義(yi) ，而無論是泰戈爾的批判民族主義(yi) 還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義(yi) ，均無法在建國與(yu) 製憲意義(yi) 上與(yu) 尼赫魯民族主義(yi) 匹敵。印度在獨立後“重新帝國化”，以英帝國的印度秩序繼承者及印度民族的複興(xing) 者自居，在南亞(ya) 區域展開霸權秩序建構，與(yu) 中國展開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zheng) ，1962年衝(chong) 突是一個(ge) 標誌性事件，2017年的洞朗對峙更是。

日本在二戰中的作為(wei) 以及美國帝國主義(yi) 的長時段表現，使得泰戈爾超越民族主義(yi) 的“文化和平主義(yi) ”成為(wei) 無法落地的道德理想，印度民族主義(yi) 對其國家精神的長期宰製亦遠遠超出其預料。重讀泰戈爾的《民族主義(yi) 》，我們(men) 除了感受他的和平主義(yi) 精神與(yu) 浪漫化的道德政治構想之外，是否也需要再深一步去探索真正的多元文明共處之道？“一帶一路”能帶來怎樣的不同前景和方案？西方民族主義(yi) 及其擴展版如何得到結構性的價(jia) 值修正？“征服精神”如何被真正的“自由精神”與(yu) “和平精神”所馴化？這些都是我們(men) 需要接力思考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