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哪可輕輕用‘專(zhuan) 製黑暗’一筆抹殺呢？”

——錢穆先生的史學精神

作者：汪進超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元2017年8月30日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為(wei) 錢穆先生在台北時受“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hui) ”主委何應欽之邀所作演講的底稿，演講題目、演講次數和時間都有規定，因是一部“命題”著作，故才得以此種獨特麵貌而問世。

全書(shu) 共五講，分別對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製度進行大致說明，並分析其利害得失，以求對當時的政治建設有所裨益。此書(shu) 雖未可稱為(wei) 專(zhuan) 業(ye) 的學術著作，但通讀之後對我國曆代的政治脈絡、王朝興(xing) 廢所由確乎能有一個(ge) 大體(ti) 的把握。而本書(shu) 更值得注意的應該是錢穆先生在書(shu) 中所秉持的治史觀念和史學精神。

錢穆先生治史，不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知其如是”，更注重分析其“何以如是”，故而他在分析某項製度時，絕不僅(jin) 僅(jin) 隻將目光局限於(yu) 這一製度本身，而是通過爬梳該製度的由來以及與(yu) 此製度相配合的其他製度和人事，從(cong) 而綜合考量其得失。

如在分析唐代“兩(liang) 稅製”時，錢穆先生先論述了此製度確立之前所實行的“租庸調製”。“租庸調製”是一種區別於(yu) “井田製”的“均田”製度，上承北魏而來，其主要用意在於(yu) “為(wei) 民製產(chan) ”。但一種田稅製度必然需要一種合理的戶籍製度作為(wei) 配合，租庸調製之所以能實行，全賴於(yu) 當時“賬籍”的整頓。

唐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口統計製度，戶口冊(ce) 稱“籍”，壯丁冊(ce) 稱“賬”，按時更新，以確保租庸調製順利實施。當代曆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曆史》中強調國家治理中“以數目字管理”的重要性，唐初的賬籍製度絕對是符合這一精神的。但錢穆先生又指出：“這樣大的一個(ge) 國家，普遍經常的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si) 毫不能有疏忽與(yu) 模糊。這須有一種精神力量來維持，否則很不容易曆久不衰。”

然而唐代因很快走向了太平治世，故而各方麵精神也難免有所鬆懈。人口在不斷流動，壯丁也年年不同，但政府層麵的賬籍統計卻由於(yu) 人事的懈怠而無法跟上。又加上古代交通不便、政府組織簡單、紙張較貴等原因，最終導致了賬籍的錯亂(luan) ，租庸調製便也無法繼續施行，迫不得已而改成“兩(liang) 稅製”。兩(liang) 稅製雖是為(wei) 彌補人事懈怠之弊，但其本身卻也有著更大的弊端。

“兩(liang) 稅製一行，便把中國古代傳(chuan) 統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調這一貫的平均地權、還受田畝(mu) 的做法打破。這樣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許田畝(mu) 自由買(mai) 賣、自由兼並。”因此錢穆先生指出兩(liang) 稅製的確立是中國經濟製度、土地製度演變的一大轉折。此後的黃仁宇綜合考察古代的經濟製度，認為(wei) 中國在“盛唐之後再無有效的稅收製度打開局麵”，進一步確認了錢穆先生的判斷。

但指出問題並非最終目的，“研究曆史，貴能鑒古知今”，此即是錢穆先生所強調的曆史智識。他在《中國曆史精神》中借用柏格森“綿延說”來重新解釋“時間”這一概念，進而提出史學精神在於(yu) “究往窮來”。因而他分析製度得失的最終目的在於(yu) “與(yu) 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qin) 切之聯絡”。

錢穆先生一方麵向外關(guan) 注政治製度的淵源由來以及相關(guan) 製度和人事的更替興(xing) 衰，另一方麵又向內(nei) 抉發曆代製度所涵攝的內(nei) 在精神。比如他在說到科舉(ju) 製度時便指出“開放政權”才是該製度的內(nei) 在意義(yi) 與(yu) 精神生命。這一方法正是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所說的“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yu) 國家民族之內(nei) 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的原則的體(ti) 現。此亦是錢穆先生在對中國文化有一堅定信念的基礎上，針對當時種種邪說謬論而提出的。

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本國文化的批評可謂是“激情有餘(yu) ，理性不足”，他們(men) 在中西文化的比較和對傳(chuan) 統文化的理解中產(chan) 生了偏見，又加之宣傳(chuan) 的得力，很快便使得整個(ge) 社會(hui) 民眾(zhong) 對中國文化產(chan) 生了自疑乃至自卑。

在政治製度上，以“專(zhuan) 製黑暗”而統言之；經濟上認為(wei) 中國自古皆為(wei) “封建時期”；文化上更是比作西方的“中世紀”來指摘其停滯不前。這種粗淺的同質化傾(qing) 向，正是錢穆先生所欲深切摒絕的。故而他在講政治製度時反複申說：“中國絕不是一個(ge) 沒有製度的國家，而每一製度之後麵，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論和思想，哪可輕輕用‘專(zhuan) 製黑暗’一筆抹殺呢？”文化和經濟亦複如是。

中國經數千年發展，其內(nei) 部必定有僵化冗雜之積弊；然中華文明又能曆數千年而不中斷，其內(nei) 部也必然有其生息綿延之精神在焉。是故對本國曆史，應當有起碼的尊重與(yu) 了解，而後方能分析其在發展中的利弊得失，就問題談問題，切不可因盲目自大而抵製西方文明，更不可因文化自卑而一切照搬西方。

就史學研究而言，錢穆先生強調：“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作號稱客觀的無人的史學研究。”誠然，若在曆史研究中僅(jin) 僅(jin) 執著於(yu) 史料及無甚影響的小事件的考證，則難以通觀曆史大體(ti) ，也就難以真正把握民族生命與(yu) 民族精神。況且從(cong) 曆史文獻中所得的曆史僅(jin) 為(wei) 文人及史官筆下之曆史；而從(cong) 出土文獻中所得曆史則又受文獻出土情況和當前科技所限，僅(jin) 為(wei) 當前所見之曆史。這正如康德所說的“現象與(yu) 物自身”，史料所呈現的僅(jin) 為(wei) “現象”，我們(men) 不能通過現象去把握曆史這一“物自身”。雖則“曆史自身”非人力所能得知，但從(cong) 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層麵出發，才是認知進而接近真理的正途。這也正是錢穆先生從(cong) 以《先秦諸子係年》為(wei) 代表的曆史考據學轉向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抉發的原因。

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曆史研究流派尚有考古派和疑古派。前者偏向於(yu) 史料考訂，標榜“科學方法”，卻往往有管中窺豹之失。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yu) 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情。”而疑古派則對古來一切皆抱懷疑態度，欲將賢者斥為(wei) 常人、將經典變成史料，這種曆史研究，雖時有新論，但對我國數千年來的典籍和先賢缺乏基本的尊重。

而錢穆先生提出對本國曆史當有一種“溫情與(yu) 敬意”。前賢今哲中持此觀念者亦有其人，章實齋《文史通義(yi) ·文德》篇雲(yun) ：“論古必恕……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wei) 古人設身而處地也。”陳寅恪先生亦強調“了解之同情”。這些觀點都表明：隻有對本民族曆史懷有這種“溫情與(yu) 敬意”，才能在審視曆史時把握住其內(nei) 部所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發展的血脈。

郭齊勇先生說：“他的學問與(yu) 他的生命渾成一體(ti) 。”確乎如此，錢穆先生由知生敬，又因敬生信，他從(cong) 曆史中尋得傳(chuan) 統文化精神，又從(cong) 此精神中看到了中國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氣象。

“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jin) 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zheng) 取光輝的前途。”這是一種純粹的摯愛與(yu) 信仰！

8月30日為(wei) 錢穆先生逝世27周年之期，謹以此文紀念先生！

（作者是同濟大學古代文學專(zhuan) 業(ye) 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