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極權主義(yi) 學說最高峰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西元2017年8月16日

一

秦法家是古典極權主義(yi) 學說。韓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於(yu) 一身，是秦法家集大成者和最高代表。韓學是先秦諸子中最大的邪說，最邪者三：一是性惡論，認為(wei) 人性本惡；二是君本位，強調以君為(wei) 本；三是法術勢，集惡法、權術、威勢於(yu) 一體(ti) 。

韓學重視法術勢，又特別重法，將法置於(yu) 術勢之前，這並不意味著法家講法治，對於(yu) 秦法家來說，法術勢都隻有工具性價(jia) 值，都是為(wei) 君主和極權服務的工具。《韓非子》說：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wei) 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yu) 官府，賞罰必於(yu) 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yu) 上，臣無法則亂(luan) 於(yu) 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子明確指出，法與(yu) 術同樣重要，都是帝王的工具。不僅(jin) 法術勢，某些道德元素也被韓非當成帝王的工具。

韓非主張明賞罰、明信、明平、明君臣，並在闡說這些主張的時候引用孔子之言為(wei) 證，仿佛頗為(wei) 尊孔或與(yu) 儒學精神一致。其實，韓非“明君臣”即強調君臣上下之別，是極權主義(yi) 的必須；在法律層麵“明賞罰、明信、明平”，是為(wei) 了保持刑法的工具價(jia) 值。換言之，韓非的公平誠信等“道德”要求是為(wei) 惡法服務的，而惡法加上權術威勢又是為(wei) 君主服務的。

韓非之明賞罰、明信、明平、明君臣等，都是在以君為(wei) 本的極權惡法框架下進行的，與(yu) 儒家仁本主義(yi) 王道禮製之下的賞罰公平、誠信守約、君君臣臣性質大不同。

二

韓學有兩(liang) 大源頭：老子和荀子。

司馬遷認為(wei) 申不害和韓非的學術都根源於(yu) 道家，說：“申子之學本於(yu) 黃老而主刑名”，又說：“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yu) 黃老。”他把韓非子、申不害和莊子列入同傳(chuan) ，並認為(wei) 韓、莊、申三人之學“皆原於(yu) 道德之意”，隻是三人對道德領悟各有局限，不如老子深遠罷了。太史公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yu) 無為(wei) ，故著書(shu)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yu)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yu)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chuan) 》）

老子於(yu) 道有得，然所得有限，一偏之見耳。作為(wei) 出世法，不失為(wei) 高明，然未能道中庸，不宜政治化。申不害和韓非將老學政治化了，一個(ge) “卑卑”，一個(ge) “其極慘礉少恩”，都出了大問題，可見老子所得的道德，本身很有問題。至於(yu) 說韓非“切事情，明是非”，是司馬遷過譽了。

老學政治化，就意味著權謀化。餘(yu) 英時指出，《老子》書(shu) 中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屬於(yu) 反智的陣營，而這種反智成分的具體(ti) 表現便是權謀化。（餘(yu) 英時：《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

老學政治化，還會(hui) 導致政治法家化。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

“佛老之於(yu) 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yu) 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強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之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luan) 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wei) 必無以應用，一委於(yu) 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故張居正蹙天下於(yu) 科條，而王畿、李贄之流，益橫而無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則退而托於(yu) 虛玄以逃咎責，法急而下怨其上，則樂(le) 叛棄君親(qin) 之說以自便，而心無罪滅，抑可謂叛逆汨沒，初不傷(shang) 其本無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禍至於(yu) 申韓而發乃大，源起於(yu) 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莊生而始濫。端本之法，自虛玄始，區區巫鬼侈靡之風，不足誅也。”（《讀通鑒論》梁武帝卷十七）

佛老，佛指佛教，老指老子、老學，申韓指商韓派法家。王夫之將老莊、浮屠、申韓稱為(wei) “古今三大害”。“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意謂上層建築淪虛滯寂，各項文化教育、道德教化、禮樂(le) 建設難以開展，就會(hui) 產(chan) 生刑法依賴，以此督責天下以自逸。“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意謂法度嚴(yan) 急，士人民眾(zhong) 就會(hui) 從(cong) 老莊和佛教中去尋找心靈安慰。這個(ge) 批判雖然嚴(yan) 厲，自有道理，也有史實證明。

《韓非子》一書(shu) 中，曾有《解老》、《喻老》二篇，可見韓非深受老子影響，但不能將韓學等同於(yu) 老學。兩(liang) 者既有聯係又有區別，有正邪之別也，就像荀子與(yu) 韓非既有師徒關(guan) 係又有正邪之別一樣。司馬遷強調申韓“歸本於(yu) 黃老”，將申不害、韓非與(yu) 老子合為(wei) 一傳(chuan) ，似有將申韓視為(wei) 老子後學之意，頗為(wei) 不妥。

韓非除了深受老子影響，還深受老師荀子的影響。東(dong) 海在《儒家法眼》書(shu) 中指出，老子的偏激和荀子的偏差共同培養(yang) 了韓非的陰邪惡毒。荀子的性惡論，為(wei) 韓非的極權和惡法提供了最好的人性論支持。

或認為(wei) ，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此史實與(yu) 儒法對立模式當然不協調”。其實沒有不協調。荀子是禮學大師，“隆禮重法”，但學術駁雜，嚴(yan) 重偏離儒家中道，正如程頤所說：“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本已失。”（《二程集》）荀子是儒門外道，韓非和李斯又進一步背離了荀子的禮學，完全悖禮，一味“重法”，站到儒家對立麵去了。

韓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東(dong) 海曰，弟子不必如師。古來老師弟子道不同者並不罕見。《荀子議兵篇》中，荀子與(yu) 李斯對秦政秦兵看法大不同，荀子對李斯有嚴(yan) 厲的批評。李斯與(yu) 韓非這對師兄弟，在權益上固然你死我活，在學術上則是一丘之貉，都是荀學的叛徒。

三

《韓非子》一書(shu) 對孔子不乏肯定、讚譽之詞，但譽多是虛譽，毀則是實毀，更可惡的是偽(wei) 造曆史事實和孔子之言。例如，《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記載：

“殷之法，刑棄灰於(yu) 街者。子貢以為(wei) 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yu) 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

可以肯定，這段話是偽(wei) 造的。“夫棄灰於(yu) 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這幾個(ge) “必”，都是韓非的想當然，孔子不可能如此妄加推斷，並以小過重刑為(wei) “治之道”。

關(guan) 於(yu) 刑罰，《春秋》有一些原則性規定，其中之一是刑不淫濫：“春秋之義(yi) ，不幸而失，寧僭勿濫”，“賞不僭溢，刑不淫濫。”刑棄灰於(yu) 街者，淫濫之極，不可能得到孔子的讚賞。夏商周實行的都是儒家禮製，不會(hui) 那麽(me) 做。

李斯在上秦二世書(shu) 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yu) 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wei)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記》）“刑棄灰於(yu) 街者”此法應該是商鞅的傑作。

有學者讚美秦法“刑及棄灰”為(wei) 小懲大誡，為(wei) 愛民之道和小人之福，混扯之至。小懲大誡意謂有小過失受到相應懲戒，就不致犯大錯，可不是小過失就大刑伺候。要道德，不要道德潔癖。道德潔癖不道德。對自己潔癖可以，對他人和民眾(zhong) 潔癖，把潔癖體(ti) 現於(yu) 法律之中，就成了惡法，“刑棄灰於(yu) 街者”就是惡法的典型。

四

在先秦諸多反儒派中，秦法家是最邪惡的一派，沒有之一。信奉秦法家的政治，必然極權主義(yi) ，必有暴政惡法。

一些學者持“儒法相通”論。這裏的“法”如果指管晏派法家，此論可以成立。管晏派法家導出來的是霸道，與(yu) 儒家王道，品格有優(you) 劣之別，精神有一致之處。這裏的“法”如果指商韓派法家，此論就不成立。如無特別注明，論及法家，都指秦法家，商韓派法家。

諸子百家中，儒法兩(liang) 家最難相通。蓋法家倡性惡論、君本位和法術勢，與(yu) 儒家性善論、民本位和禮樂(le) 製度背道而馳；其導出來的極權主義(yi) 暴政，與(yu) 王道政治冰炭不同爐。

在政治上，法家得勢，對於(yu) 儒家，必然排斥、打壓、迫害乃至燔坑。當然，儒家對於(yu) 法家也充滿道德歧視，如果得位，也會(hui) 為(wei) 法家設置禁入區域，禁止法家人物為(wei) 政為(wei) 師。

要儒法相通，唯一的辦法是，法家作根本性的改變，讓政治從(cong) 君本位變為(wei) 民本位，讓法律從(cong) “帝王之具”變為(wei) “道德之具”。隻不過那樣一來，法家便非商韓派法家，而成為(wei) 現代“法治之家”了。

2017-8-16餘(yu) 東(dong)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