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明德”觀

作者：朱讚讚（係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後）

來源：《光明日報》（2017年07月01日11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初八己醜(chou)

           耶穌2017年7月1日

“明德”觀念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虞舜時期。《史記·五帝本紀》雲(yun) ：“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記·五帝本紀》又載：“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記載大禹事跡的遂公盨銘文也載：“民好明德，顧在天下。”“明德”不僅(jin) 是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更是一種施政理念，它與(yu) 遠古帝王、三代明王和後世明主緊密相連。這是因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上一直是人治的社會(hui) ，執政者的道德修養(yang) 決(jue) 定著整個(ge) 社會(hui) 的治亂(luan) 興(xing) 衰。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實質是追慕堯舜文武之“明德”也。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是一個(ge) 德化的政治，政治與(yu) 道德緊密結合，梁啟超針對儒家政治就有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的論斷。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首先要有“明德”，並且能夠以德化人。《尚書(shu) ·梓材》載：“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wei) 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後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yu)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zi) 監，惟曰欲至於(yu) 萬(wan) 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見，“明德”不僅(jin) 是人王克配天命、永保天命的依據，也是“受民受疆土”的先決(jue) 條件。《尚書(shu) ·君奭》載：“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詩經·大雅·皇矣》亦有“帝遷明德”“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的記載，孔穎達疏曰：“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

“明德”的目的不僅(jin) 是為(wei) 了修身，更是為(wei) 了更好地執政。這就意味著必須對最高統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故《左傳(chuan) 》成公二年載：“明德，務崇之之謂也。”這就要求執政者必須以身垂範，以德化民。“明德”與(yu) “明王”緊密相連，《大戴禮記·主言》就詳細闡述了孔子的“明王之道”。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主言》當為(wei) 《王言》，因為(wei) 在西漢早期一直存在著中央政權與(yu) 異姓王、同姓王的鬥爭(zheng) ，而戴德所編的《大戴禮記》後又被立於(yu) 學官，所以生活於(yu) 西漢宣元時期的戴德在選輯此篇時，把“王”這個(ge) 敏感的字眼替換成了“主”。孔子對“明王之道”的認知並沒有僅(jin) 僅(jin) 局限在道德說理的層麵，而是指出了實踐“明王之道”的途徑，那就是王者內(nei) 修“七教”，外行“三至”。

何為(wei) “七教”和“三至”？《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le) 施則下益諒，上親(qin) 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zheng) ，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該篇還載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le) 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孔子認為(wei) ，修身是從(cong) 政的前提，欲正人先正己，人君隻有加強自身道德修養(yang) ，以身作則，百姓才會(hui) 效法學習(xi) ，社會(hui) 風氣也才會(hui) 隨之改善，社會(hui) 治理才會(hui) 出現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孔子說：“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孔子認為(wei) ，“七教”是人君治國理民的根本，隻有人君堅持德教，整個(ge) 社會(hui) 才能和諧有序。“三至”則體(ti) 現了孔子禮樂(le) 治國的為(wei) 政理念。孔子認為(wei) ，明王隻有達到“至禮不讓”“至賞不費”“至樂(le) 無聲”這三種境界，才可以對外征伐。

明王所征伐的對象必定是無道之君，是為(wei) 了吊民罰罪，必然會(hui) 得到所征伐之地百姓的擁護和支持。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qin) 彌眾(zhong) ，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孔子認為(wei) ，明王所進行的征伐是戰無不勝的，在他看來，征伐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孔子還在《大戴禮記·用兵》中把戰爭(zheng) 分為(wei) 兩(liang) 種，即“聖人之用兵”和“後世貪者之用兵”，這兩(liang) 種戰爭(zheng) 的動機和後果是截然不同的。

孔子還認為(wei) ，明王要達到天下大治，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勞苦和耗費。所以《大戴禮記·主言》載孔子曰：“內(nei) 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這裏所提到的“不勞不費”是孔子“無為(wei) 而治”政治理想的具體(ti) 化。文中還提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這也體(ti) 現了早期儒家“無為(wei) 而治”的施政理念。這與(yu) 《論語》中的相關(guan) 記載相契合，《論語·衛靈公》也載孔子曰：“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也與(yu) ？夫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

孔子認為(wei) ，“明德”不僅(jin) 是“明王”“聖人”為(wei) 政理民的重要前提，同時還是他們(men) 正確處理民族關(guan) 係的重要保障。《大戴禮記·少間》就對“明德”與(yu) 民族關(guan) 係的處理有著詳細的闡述。在孔子看來，虞舜、商湯、周文王因有“明德”而得天下，並得到四夷的歸附；相反，夏桀、商紂因失“明德”而失天下。

虞舜時期以及夏、商、周三代處於(yu) “王朝國家”的前期，具有明顯方國時代的特征，這時中央政權還不夠強大，歸附他的四夷時降時叛。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權單純依靠政治力量、軍(jun) 事力量來解決(jue) 民族問題是不現實的，必須要借助道德的感召，使四夷增強對華夏的文化趨同和心理認同。中國的傳(chuan) 統政治是一個(ge) 德化的政治，而民族關(guan) 係的處理是曆代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央政權在處理與(yu) 四夷關(guan) 係上必定帶有德化的色彩，這就要求最高執政者必須能夠“明德”，還要講信修睦，這樣才能協和萬(wan) 邦。

據《大戴禮記·少間》記載，孔子認為(wei) ，執政者要想倡導“德政”，就要首先“發厥明德”。他認為(wei) ，舜、禹、湯、武丁、文王等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千古聖王，不僅(jin) 是因為(wei) 他們(men) 受命於(yu) 天、修德礪能，得到本部族的擁護和支持，而且他們(men) 都有德化天下、四海一家的胸襟和氣魄，使四夷能夠自覺向中央政權歸附和靠攏，在地理格局上形成眾(zhong) 星拱月之勢，這樣就使自身的穩定和發展有了和平的外部環境。相反，夏桀、商紂沒有秉承、發揚先王的“明德”，連自身性命都沒能保存，整個(ge) 王朝也隨之滅亡，所以更談不上正確處理華夷關(guan) 係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