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開紛繁事象，看到怎樣的理學

作者：章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解放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七己醜(chou)

           耶穌2017年5月2日

對傳(chuan) 統中國人來說，曆史並不僅(jin) 是客觀認知的對象，而且是超越感、道德感以及美感的重要來源。曆史充滿了意義(yi) 和價(jia) 值。所以，在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之中，曆史事實的所謂確定性，並沒有占據壓倒性的位置。即便如　《史記》這樣的經典作品，其中的曆史敘述也不乏飽滿的文學激情

我們(men) 今天談論曆史，固然應當關(guan) 注紛繁複雜的曆史事象，探究事象背後各種支配性的利益原則，但也應該關(guan) 注曆史情境中人們(men) 對於(yu) 自身狀況的理解，以及對於(yu) 意義(yi) 的追尋。這樣，即便快速變化的現代生活會(hui) 削弱“以史為(wei) 鑒”的功效，但曆史本身所包含的美感，還是始終會(hui) 吸引人們(men) 的目光

深入曆史現場，會(hui) 產(chan) 生不同的批判

我們(men) 今天對於(yu) 曆史的認識與(yu) 曆史學科的建立關(guan) 係很大，實際上是近代的產(chan) 物，與(yu) 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頗有不同。今天的曆史學者往往重視新史料的發現，強調新方法和工具的運用，認為(wei) 由此展開研究，就能得到新知，從(cong) 而推動曆史學的發展。這些研究成果通過學校教育和大眾(zhong) 傳(chuan) 媒，又漸漸轉化為(wei) 公眾(zhong) 視野中的曆史知識。

這樣一條產(chan) 生曆史知識的線索當然很完整，但也產(chan) 生了一個(ge) 結果，那就是曆史越來越成為(wei) 一個(ge) “客觀”的對象，仿佛與(yu) 人們(men) 的生活沒有多少內(nei) 在的關(guan) 聯。事實上，曆史並不完全是客觀性的，而跟我們(men) 的主觀認同也密切相關(guan) 。同樣一個(ge) 曆史事象，如果站在不同的視角去觀察，使用不同的文字去表達，所產(chan) 生的結果可能就會(hui) 有所不同。

具體(ti) 到中國曆史，這個(ge) 矛盾可能更加突出一些。因為(wei) 在傳(chuan) 統中國文化中，曆史扮演著更加緊要的角色。

孔子在《論語》中說：“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這是把周代當作一種文明的類型，來對現實進行反觀和批判。在這裏，曆史就有了一種超越性的意義(yi) 。唐代詩人杜甫在《蜀相》一詩中讚頌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是把曆史人物當作了一種道德的典型。羅貫中在《三國演義(yi) 》的開篇寫(xie) 道，“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在曆史變遷之中看到了美感。

由此可見，對傳(chuan) 統中國人來說，曆史並不僅(jin) 是客觀認知的對象，而且是超越感、道德感以及美感的重要來源。曆史充滿了意義(yi) 和價(jia) 值。所以，在我們(men) 的文化傳(chuan) 統之中，曆史事實的所謂確定性，並沒有占據壓倒性的位置。即便如《史記》這樣的經典作品，其中的曆史敘述也不乏飽滿的文學激情。

“為(wei) 己之學”延續文脈，意在恢複人們(men) 的良善本性

具體(ti) 再來看宋明時期，理學正是接近這段曆史的重要思想資源。理學一詞，西方漢學界的翻譯是新儒學。所謂“新”，是針對孔子已降以及兩(liang) 漢的舊儒學而言的。新舊之間，則是長達數百年的儒學衰落期，此時風靡的是自印度入華的佛教。正如宋儒朱熹所言，“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但“道之要妙無越於(yu) 釋老之中”。在朱熹看來，雖然不能夠說當時的國家不重視儒學，但在那些高妙的義(yi) 理方麵，儒學是沒有辦法與(yu) 佛教競爭(zheng) 的。

大約從(cong) 中唐的韓愈開始，不斷有學者致力於(yu) 重新闡明儒學的義(yi) 理，使之能夠包容並超越佛教。宋代理學的形成，正是這一文化脈絡的自然延伸。從(cong) 宋初的周敦頤起，兩(liang) 宋理學人物湧現，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宋史》中記載，熹登第五十年，仕於(yu) 外者僅(jin) 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意思大致是：自從(cong) 入科舉(ju) 中進士之後，朱熹任地方官隻有九年、任京官隻有四十天，其餘(yu) 的時間都在講學、著述，因此是一位比較純粹的學者。

理解朱熹的思想，比較困難的不是理學體(ti) 係本身，而是他把“理”（一種包含了至善特性的抽象原則）置於(yu) 宇宙本源地位的思維方式。對於(yu) 今天的人來說，近代物理學早已指明，宇宙的運行遵循機械論的物理規則，不可能跟人的情感、社會(hui) 的原則有什麽(me) 直接關(guan) 係。但朱熹認為(wei) ，這種“天”和“人”之間的互通是真實存在的。因此，他才會(hui) 說：隻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人的純良心性，正是來源於(yu) 至善的宇宙秩序。不過，朱熹同時也承認，不同人的稟賦是各有差異的，“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有些人資質極佳，“無一毫昏濁”，因此“不學而能”，即不用學習(xi) 就能達到“清明純粹”的境界。但更多的人則是“資稟既偏，又有所蔽”，因此需要“痛加工夫”，百倍用功且“進而不已”，才能最終有所成就。

朱熹還對這個(ge) 下功夫的過程作了形象的比喻：“半畝(mu) 方塘一鑒開，天光雲(yun) 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wei) 有源頭活水來。”現在解釋這首詩，通常是把“源頭活水”理解為(wei) 喻指學習(xi) ，這當然是對的。但對於(yu) “渠”字，人們(men) 往往有錯解的地方。這裏的“渠”並不是“水渠”，而是作為(wei) 代詞指稱“方塘”。朱熹的本意是用“方塘”來比喻人的內(nei) 心。方塘看上去清澈透明，是因為(wei) 有“源頭活水”，就像人的內(nei) 心，若要保持清明，則必須不斷對其下功夫。

理學的本意是發展出一套無所不包的抽象體(ti) 係，從(cong) 宇宙論到心性論，以便在各個(ge) 方麵展開與(yu) 佛教的文化競爭(zheng) 。但最終的結果是，它落實在了儒者的“格物致知”實踐之中，成為(wei) 一套極為(wei) 注重學習(xi) 和教育的思想。朱熹最負盛名的著作《四書(shu) 章句集注》，其首篇《大學章句》的序言中就指出，設立學校的最終目的是為(wei) 了“複性”，恢複人們(men) 被遮蔽了的良善本性。由此，這樣的學習(xi) 是“為(wei) 己之學”，而不是一種功利的手段。

搭乘“科舉(ju) 之舟”，成為(wei) 家讀戶誦的準則

或許正因為(wei) 理學如此重視教育，因此在走向社會(hui) 化的過程中，理學先與(yu) 科舉(ju) 製度有了深入的結合。在南宋理宗年間，“四書(shu) ”被立於(yu) 學宮，獲得了官方教科書(shu) 的地位。元代仁宗年間，科舉(ju) 恢複，朱熹的集注成了標準科舉(ju) 用書(shu) ，且直至清末，沿襲不改。而搭乘“科舉(ju) 之舟”的理學，由此成為(wei) 家讀戶誦的文化準則。

如同理學一樣，雖然科舉(ju) 的作用一直飽受爭(zheng) 議，但就促進社會(hui) 流動性而言，其功效已為(wei) 社會(hui) 史研究所證實。明代是科舉(ju) 全麵推行的時代，曆史學家何炳棣曾對明代進士做過比較周詳的研究。他從(cong) 明代90次科舉(ju) 中選取了17次進行統計，涉及25000多名進士中的4700多人。按照家庭有無功名的標準，將這些進士分為(wei) 四類，結果發現：這些進士大約50%來自於(yu) “白丁”家庭，即三代之內(nei) 沒有人獲得過任何功名；　而三品及以上高官家庭出身的子弟，在進士中的比例平均不過5%。顯然，這個(ge) 科舉(ju) 係統一定程度上有著“鋤強扶弱”的功能，對社會(hui) 階層的流動是有利的。

正是這些科舉(ju) 出身的讀書(shu) 人，在入仕之後，常常會(hui) 發展出強烈的正義(yi) 感。海瑞是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其他相關(guan) 的事例也不罕見。《明史》中記載，正德元年，宦官劉瑾弄權，蔣欽身為(wei) 南京禦史而“切諫”，結果“逮下詔獄，廷杖為(wei) 民”。但在隨後的一旬之內(nei) ，蔣欽又兩(liang) 次“具疏”，最終竟被杖而亡。在最後一次撰寫(xie) 奏疏時，雖然“燈下微聞鬼聲”，仿佛有先人暗中勸阻，但蔣欽依然表示“此稿不可易”，表現出極大的道德勇氣，其中不難看到理學的影響。

理學社會(hui) 化的另一個(ge) 表現是，明顯促成了基層宗族社會(hui) 的發展。《家禮》是朱熹的著作之一，所論主要是士大夫的居家禮儀(yi) ，涉及冠婚喪(sang) 祭等日常活動。其中，尤為(wei) 強調宗祠的重要性，“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yu) 正寢之東(dong) ”。此外，記錄宗族活動的“譜牒”，也被認為(wei) 不可或缺。

這些產(chan) 生於(yu) 南宋的理念和規劃，到了元明時代都逐步有了落實。現存最早的譜牒於(yu) 元代形成，《汪氏淵源錄》　就是其中比較知名的一種。到了明代中後期，則出現了宗祠遍東(dong) 南的局麵。宗族固然是一種基層社會(hui) 組織，但對理學家來講，其意義(yi) 並不完全是對地方社會(hui) 的整頓和治理，還隱含著用自治的方式限製皇權的意圖。

理學社會(hui) 化並不僅(jin) 是縱向的涓滴滲透，還表現為(wei) 橫向的融合。元代之前，雲(yun) 南地區有著獨特的區域文化傳(chuan) 統乃至地方政權。我們(men) 去參觀大理劍川縣的石寶山石窟群，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到這一點。石窟造像基本上是佛教的概念，北方多有石窟，如雲(yun) 岡(gang) 石窟、龍門石窟等，但南方其實並不多見。大理的石寶山石窟興(xing) 建於(yu) 9至12世紀，綿延三百年，恰好印證了當地深受佛教影響的地方文化傳(chuan) 統。

不過，進入明代之後，石窟內(nei) 的造像逐漸為(wei) 碑刻和題詩取代。其中，知名的《萬(wan) 古勝境》　詩碑即出自當地士大夫李元陽之手。他是嘉靖五年的翰林庶吉士，也是雲(yun) 南最早的地方誌編纂人，更是理學著作《心性圖說》的作者。正是這些士大夫用另一種標準重新塑造了石寶山石窟。

最後，還是回到曆史意識本身。我們(men) 今天談論曆史，固然應當關(guan) 注紛繁複雜的曆史事象，探究事象背後各種支配性的利益原則，但也應該關(guan) 注曆史情境中人們(men) 對於(yu) 自身狀況的理解，以及對於(yu) 意義(yi) 的追尋。這樣，即便快速變化的現代生活會(hui) 削弱“以史為(wei) 鑒”的功效，但曆史本身所包含的美感，還是始終會(hui) 吸引人們(men) 的目光。

注：本文根據“東(dong) 方講壇·回首向來處——曆史上的民眾(zhong) 生活”係列講座的演講速記稿整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