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儒佛道三大統，儒家為主統（佛道為出世法，基本上不問政治，所以在政治上，更是儒家為主。）中學為體，其實是儒學為體。儒學的核心是仁，儒學為體，就是以仁為體，以仁為本，以仁為最高原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以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參考和學習西方的優勢和長處，進行政治變革和製度創新。

隨著清末改良派的失敗，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再也沒有得到過應有的重視，更沒有得到過政治上成規模的支持。就是少數學術上的支持者，也多未能正確理解其中內涵。

由於缺乏良性的導向，一百年來，汲取西方製度精粹的追求歸於失敗。而儒家被打倒，文化、道德、信仰一片真空，暴力革命、階級鬥爭之類學說乘虛而入，導致中國百年來的風雨滄桑人禍交替。張之洞一百年前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至今仍富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正如邵建所言，這一體用模式有“它的整體性”，這不是弊端，更不會“導致獨斷論”。恰恰相反，儒家以體開用，攝用歸體，體用不二，強調的是民胞物與，是親親仁民愛物，是天下萬物一體之仁，這正是儒家文明性、寬容性、先進性、真理性的體現。

不錯，人的生活“可以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道德也可以分為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倫理道德和政治道德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的生活和道德的整體性。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間，有區別，不能混淆，但是它們又是有機相聯的，不可割裂。

作為“體”的中學當然“不是鐵板一塊”，但儒學仁本主義的整體性毋庸置疑，中學儒佛道三家也有一定的整體性，有相通和相同處。

邵建說：“在公共領域，我主張盡可能地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學習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我很讚同。但我反對將儒家文化局限於“私人生活中”，也局限不了。

我們承認西方文化中這一份“普世價值菜單”，但仁義禮智信諸德和仁本主義思想具有更高的普世性和普適性，可以統攝公私兩域，也就是說，它可以同時指導個人道德修養和政治文明建設，仁本主義完全可以包容和涵蓋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憲政等內容。

另外，內聖外王，在個體層麵也是一體同仁的。內在修養高到一定程度，從事任何工作，都必有一定的職業道德，比如從商講商業道德，從政講政治道德。一個政治家的政治道德高到一定程度，必然具有民本思想，必然認可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憲政等等。在現代社會，民主法治憲政是“民本”的必要製度保障。

由於種種曆史性的原因，例如外王學自漢朝以後基本上鬱而不彰，明清以來儒家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歪曲等，儒家未能開出現代民主製來，但它的外王學說和民本思想（仁本主義在政治上的表現）中蘊含著豐厚的民主因素卻是無疑的，借鑒和學習起來沒有任何思想障礙，清末康有為、譚嗣同等改良派的努力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儒家在政治上與民主法治和憲政等接通並進行現代化升級，是順理成章的事。

邵文對儒家有所認可，但認識淺薄，誤解重重，茲不詳析了。“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當然，誰都不是救世主，儒家也不是要充當救世主的角色。但是，儒家積極救世的精神卻值得大力弘揚，道德自救的呼籲也值得特別重視。

儒家的“救世”法門更是雙管齊下十分高明：以內聖學為個體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之宅，鼓勵道德自救，回歸仁宅；以外王追求為社會建設長治久安的製度之路，主張製度優化，道援天下。無論對個體還是群體，無論對對中華民族還是整個人類社會，儒家都是最好的“家”、最佳的選擇。2010-3-26東海老人

附：中學為私，西學為公—新儒家做不了救世主　

作者：邵建

摘要:中學為私，西學為公，反對的是那種整體論思維。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兩個空間，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問題幾乎困擾了我們一個世紀，該問題是1898年張之洞為“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所提出。一百多年過去，在中西文化關係上，反對它也好，支持它也罷，我們的思維似乎一直沒有走出這八個字的“體用模式”。

上個世紀末，一個文化老者聲稱：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於是中國文化行情漸長，甚至有學者要用它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前不久，湯一介先生的《儒學與當今全球性三大難題》，就是向全世界推廣傳統儒文化的顯例。

是否可以改換一種思路重新審視中西方的文化關係呢？在我看來，體用模式的弊端在於它的整體性，整體性容易導致獨斷論。一則人的生活本身就不是整體的，它可以分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二則作為“體”的中學或西學也都不是鐵板一塊，可以而且應該對它們作必要的價值分殊。體用原本不二，以此為體，以彼為用，紙上說說可以，但實際上做不到。百十年來，張之洞以中學為體顯然失敗了，新文化勇士們試圖以西學為體，全盤西化，明顯也沒成功。因此，張氏的體用八字可以宣告休矣。

在我看來（我既認同西方文化，又眷戀傳統文化），這兩種文化與其體用，孰若並置。或者，把體用模式轉換為一種公私結構，未必要讓它們“會通”，而是使它們各有應對。這裏，我不妨仿張之洞來個“新八字”：中學為私，西學為公。也就是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傾向於更多地保持傳統文化的某些內容；在公共領域，我主張盡可能地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學習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

就公共生活而言，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居功甚偉，它向全人類貢獻了一份普世價值的菜單。這份菜單上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憲政等內容，這些內容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屬於稀缺的甚至是缺失的價值資源。這些資源早自嚴複就開始輸入本土（比如自由），但嚴複可貴在於他並不反傳統。到了新青年，局勢驟然一變。雖然菜單上又追加了民主與科學，但它卻走上了一個世紀以來全盤反傳統的不歸路。曆史經驗表明，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公共生活，隻能是專製與極權。中國傳統社會是專製社會，後來蘇聯之類的社會甚至走上了比專製更甚的極權道路。由此可見，在公共領域中，能夠誕生自由民主的英美政治文化，是我們從事製度建設的重要資源。在這一點上，傳統儒文化幫不上忙。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禮治，本身就是一個反平等、非民主、無自由的差序格局。

然而，在私人生活中，傳統文化非但沒有過時，即使在今天，都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儒文化是強調個人修行的，比如“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個擴展程序，也是一份價值菜單。它的問題固不小，但至少其中的誠意正心修身等內容，對於現代化所帶來的一路下行的世俗化，則有一定的道德逆挽作用。當然，推崇傳統文化，強調的是個人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他律就變成道德專製了，傳統社會正是如此。在個人自律的意義上，古代士人重名節，總比今天唯利是圖、不講廉恥要好得多。現代社會是一個欲望過度開發的社會，欲望本身沒問題，但欲望的無止境卻肯定帶來諸多問題。因病發藥，傳統文化的道德屬性可以也應當發揮它這方麵的功能。今天我們能碰上一個道德自潔的人，雖身不能至，卻也是心向往之的呀。

中學為私，西學為公，反對的是那種整體論思維。人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兩個空間，不要混淆，也不能混淆。像上述八條目，是一條“內聖外王”之道。由於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必要界分，傳統文化從內聖直驅外王，而不是把它打成兩橛，讓內聖的歸內聖，外王的歸外王，結果走上了“政教合一”的專製之途。在我看來，內聖屬於私人空間，外王則是公共領域。今天既不需要像新青年那樣把傳統一棍子打死，可以把它留給作為個人選擇的私人領域；也不必像今天的一些新儒家，一意要用儒來治天下。外王還是讓渡給外來的民主憲政吧，儒文化不要輕易僭越，否則橘逾淮則為枳。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僅反對試圖重新意識形態化的新“儒教”（蔣慶），亦不讚同公共領域中的“儒家自由主義”（杜維明）和“儒家社會主義”（甘陽），同樣也不讚同上述湯先生向全球推廣的儒家“仁政”（它的毛病是德治國而不是法治國）。

　　讓儒家回歸私人領域吧，就像讓民主憲政看守公共領域。從體用到公私，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人類生活本身的分際和兩種文化的邊界。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