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者，人君之本”——帝王“為(wei) 治之序”與(yu) “為(wei) 學之本”

作者：夏福英（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25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初二甲申

          耶穌2017年4月27日

內(nei) 容提要：作為(wei) 帝王之學代表作的《大學衍義(yi) 》提出：“心者，人君之本。”這個(ge) “心”指的乃是君主的主導思想。君主要領導好他的國家，需要君主有一個(ge) 正確的主導思想。而為(wei) 了保證君主能有正確的指導思想，真德秀提出了帝王“為(wei) 治之序”與(yu) “為(wei) 學之本”加以規範。

關(guan) 鍵詞：人君之本 為(wei) 治之序 為(wei) 學之本 帝王之學 《大學衍義(yi) 》

一、問題的提出

真德秀的《大學衍義(yi) 》一書(shu) 被後世尊為(wei) “帝王之學”，但它並非一部關(guan) 於(yu) 前代“帝王之術”的經驗匯編，而是用理學家的世界觀，試圖使後世帝王改造或重新樹立世界觀。他說：“心者，為(wei) 學之本。”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切學問（包括政治的、學術的）的根本在於(yu) 首先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從(cong) 道理上說，真德秀的這個(ge) 觀點未嚐不對。一國之統治者乃至一部門之管理者，其領導能力之好壞隻是一個(ge) 方麵，若其人心術不正，則一切皆無從(cong) 談起。所以，作為(wei) 領導者而言，更為(wei) 重要的，是他首先應該有一個(ge) 正確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是為(wei) 了迎合時勢而掛在口頭上的，而是一種發自內(nei) 心的、真實無妄的理想追求。隻有這一世界觀確立了，政策的確定、政務的處理，才會(hui) 有一個(ge) 堅實的基礎。真德秀就是在這種意義(yi) 上來強調“誠意正心”是“為(wei) 治之序”的基礎與(yu) “為(wei) 學之本”的內(nei) 涵的。正因為(wei) 此，他這部書(shu) 是一部突顯“誠意正心”理學主旨的理論性著作。

從(cong) 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說，朱熹曾經把“格物致知”作為(wei) 《大學》一書(shu) 的學問根本，並為(wei) “格物致知”作補傳(chuan) 。而明代的王陽明高倡恢複古本《大學》，否定朱熹“格物致知”補傳(chuan) 的必要性與(yu) 價(jia) 值，認為(wei) 《大學》一書(shu) 的學問根本在“誠意”，由此而形成《大學》改本與(yu) 古本之爭(zheng) 的曆史公案。然而，從(cong) 《大學衍義(yi) 》來看，南宋的真德秀已經把“誠意正心”作為(wei) 《大學》一書(shu) 的學問根本。雖然真德秀號稱程朱理學的嫡係，但在對《大學》一書(shu) 學問根本的理解上，他又有較大的偏離，或者說他的思想乃開王陽明恢複古本《大學》之先河。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真德秀《大學衍義(yi) 》的綱領和主旨。《大學衍義(yi) 》從(cong) 政治和學術兩(liang) 方麵來歸納其綱領和主旨：從(cong) 政治上說，它強調“帝王為(wei) 治之序”從(cong) “誠意正心”開始；從(cong) 學術上說，它強調“帝王為(wei) 學之本”也從(cong) “誠意正心”開始。真德秀在《大學衍義(yi) 序》中說：“其書(shu) 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yi) 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yi) 》。”所謂“前列二者之綱”，即是指“帝王為(wei) 治之序”和“帝王為(wei) 學之本”；所謂“後分四者之目”，即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這是將《大學》“八條目”中的前“六條目”並作四目來說，這是有文獻根據的。但“帝王為(wei) 治之序”和“帝王為(wei) 學之本”在《大學》中並無其語，真德秀為(wei) 何說此二者是“《大學》之綱”呢？細讀《大學》之文，《大學》中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一句。真德秀似乎要從(cong) 《大學》文本中來解決(jue) “帝王為(wei) 治”的“序”和“帝王為(wei) 學”的“本”，認為(wei)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i]

《大學》“八條目”之間的關(guan) 係，按一般的理解，其邏輯關(guan) 係是：

格物致知↘

          修身→齊家→ 治國→ 平天下

誠意正心↗

如何“修身”，在宋以後儒者那裏，被視為(wei) “工夫”。它分“心性修養(yang) ”與(yu) “知識學習(xi) ”，兩(liang) 方麵相輔相成。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在《中庸》中被稱為(wei) “尊德性”與(yu) “道問學”，在《大學》中被稱為(wei) “誠意正心”和“格物致知”。程頤把這兩(liang) 種“工夫”加以提煉，概括為(wei) “涵養(yang)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ii]朱熹理學偏重“道問學”方麵，陸九淵心學偏重“尊德性”方麵。兩(liang) 派相爭(zheng) ，勢同水火。

真德秀將“帝王為(wei) 治之序”和“帝王為(wei) 學之本”作了如下理解：

為(wei) 治之序：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為(wei) 學之本：“正君之心”

按通常理解，所謂“帝王之治”，隻要統治者對國計民生問題作出正確決(jue) 策就行了。但是宋代的理學家並非這樣看，他們(men) 認為(wei) ，國計民生問題可以暫時放一放，而先要“正君之心”。君心正，自然會(hui) 對國計民生問題作出正確的決(jue) 策。在《尚書(shu) ·大禹謨》[iii]中有這樣一個(ge) 故事：大禹率兵征伐有苗，有苗不服。大禹於(yu) 是退兵，“舞幹羽於(yu) 兩(liang) 階”，自修文德。結果有苗受到感動，自願降服。這個(ge) 故事是宋明理學家所津津樂(le) 道的，它說明統治者道德修養(yang) 做好了，就能順利地解決(jue) 軍(jun) 國大事。所以理學家特別欣賞孟子“正君之心”的說法。真德秀也持這樣的觀點，他在重視心性修養(yang) 方麵，更強調“正君之心”的重要，因此把“誠意正心”放在“為(wei) 治之序”的序列基始。

在“帝王為(wei) 學之本”一節中，真德秀暫時未將帝王為(wei) 學與(yu) “格物致知”聯係起來。在他看來，“帝王之學”首要而根本的問題不是知識性問題，而是心性問題，即世界觀問題。他說：“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iv]這當然也是宋代儒者的普遍性看法，即儒者，特別是統治者，“心性道德”之學乃是學問的最根本問題。明了此點，我們(men) 才能理解為(wei) 何真德秀既把“誠意正心”作為(wei) “帝王為(wei) 治之序”的開端，又把“正君之心”（實際也是“誠意正心”問題）作為(wei) “帝王為(wei) 學之本”。下麵擬對“帝王為(wei) 治之序”和“帝王為(wei) 學之本”兩(liang) 個(ge) 綱領性問題試作解析。

二、帝王為(wei) 治之序

“帝王”是一國之最高統治者，其政治管理之得失關(guan) 係一國之治亂(luan) 興(xing) 衰與(yu) 人民福祉。帝王管理國家事務，方方麵麵，日理萬(wan) 機。真德秀這裏所討論的不是那些技術性、事務性的問題，而是一種帶根本性的、哲理性的理念。即管理者隻有首先治理好自身，才能治理好國家和人民。而這個(ge) 理念是由《大學》提出來的。《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yu) 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其本亂(luan) 而末治者，否矣。

《大學》展現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之間內(nei) 在的邏輯關(guan) 係：“八條目”之間，先後有序，環環相扣，不能顛倒錯亂(luan) 、本末倒置。正如真德秀所說：《大學》一書(shu) ，“本末有序，先後有倫(lun) ”，是“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luan) 。”（P1）在真德秀看來，《大學》後六條目之間內(nei) 在的邏輯順序也便是“帝王為(wei) 治之序”，它大體(ti) 可分成兩(liang) 大要點，即：“修身”為(wei)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誠意正心”又為(wei) 修身之本。這就要求帝王首先要在“修身”上下功夫，而“修身”又須在“誠意正心”上下功夫。這也是宋以後作為(wei) “帝王師”的理學家們(men) 所諄諄告誡與(yu) 教導帝王的，它也是宋以後“帝王之學”興(xing) 起的曆史文化原因。

（一）“修身”為(wei)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這個(ge) 問題似乎隻是對“繼體(ti) 之君”而非“創業(ye) 之君”說的，因為(wei) 人們(men) 知道劉邦當年不過是“市井無賴”，有何修身可言？他並非憑借“修身”得天下。“繼體(ti) 之君”不存在“打天下”的問題，他生而為(wei) “太子”，坐享其成，若無德無能，何以能服臣民？對於(yu) 他們(men) 而言，便是何以“守天下”的問題。

貞觀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ye) 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yu) 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ye) 難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yu) 艱難，失之於(yu) 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yu) 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ye) 之難。征與(yu) 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yu) 富貴，禍亂(luan) 生於(yu) 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ye) 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yu) 諸公慎之。[v]

真德秀所討論的實際也是“繼體(ti) 之君”如何“守天下”的問題，所以他特別強調帝王個(ge) 人“修身”對於(yu)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性。真德秀論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順序，多引經典為(wei) 根據。如：首引《尚書(shu)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然後解釋：“明俊德”者，修身之事；“親(qin) 九族”者，齊家之事。若能將自身修好，則能治理好家庭，所謂“身修而家齊”。“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若能治理好家庭，則能治理好國家，所謂“家齊而國治”。“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若能治理好國家，則能治理好天下，所謂“國治而天下平”。

又引《尚書(shu) ·伊訓》：“立愛惟親(qin) ，立敬惟長。始於(yu) 家邦，終於(yu) 四海。”然後解釋：帝王君臨(lin) 天下，應當泛愛萬(wan) 物。而立愛應當從(cong) 愛親(qin) 人開始；應當尊敬萬(wan) 物，而立敬應當從(cong) 尊敬長輩開始。“親(qin) ”與(yu) “長”是“愛”與(yu) “敬”的根本。立好了根本，則從(cong) 家庭至國家以至於(yu) 天下，都在我們(men) 的“愛”與(yu) “敬”之中。

又引《詩經·思齊》之二章：“刑（型）於(yu) 寡妻，至於(yu) 兄弟，以禦於(yu) 家邦。”然後解釋說：“刑於(yu) 寡妻”，說的是文王的德行，他的德行為(wei) 妻妾作了表率，使妻妾和睦。然後推及兄弟之間，家庭和國家，都無不和睦。其根本出自於(yu) 文王自身。

又引《周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nei) ，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yi) 也。家人有嚴(yan) 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家人》講的是一般的人家，而真德秀則特別強調“人君之家正”的重要性：君主的家庭和睦，以此推及於(yu) 天下，則無不和睦，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

又引《孟子•離婁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然後評論：孟子所說的“天下國家”，也是百姓常常談論的。但他們(men) 不明白，國家是天下的根本，家是國家的根本，自身又是家庭的根本。這是有順序的。就像是樹木的根基，根基牢固，則枝葉茂盛。君主治理國家的主次、先後也是如此，“為(wei) 治本末亦猶是也”。

又引《荀子•君道篇》：“請問為(wei) 國？曰：聞修身矣，未嚐聞為(wei) 國也。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然後評論：荀況的意思是說，君主先要自身端正，百姓才會(hui) 端正自己。他作了許多比喻，目的是為(wei) 了說清這個(ge) 道理。“故多為(wei) 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通過這種援引經典文獻的方式，真德秀論證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順序。其意在說，此天下之公論，非一家之私言。《論語·子路》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家長（國君）隻有以身作則，為(wei) 人表率，才能樹立威信。故歸根結蒂，要把家治好，須從(cong) 修身開始。正身才能齊家，進而才能治國、平天下。真德秀廣泛征引儒家經典和先聖前賢之言，並下按語，充分闡釋了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前提。

（二）“誠意正心”為(wei) 修身之本

若說“帝王為(wei) 治之序”始於(yu) “修身”，那還不夠，還要深入到“治心”層麵。真德秀說：“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yu) 中則亟反之而已。”“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修得乎？”（P23）他認為(wei) ，身之所以能端正，是由於(yu) 其心真誠。所謂“誠”，不是一個(ge) 玄奧的觀念，其心一有不善的念頭萌動，立即能覺察而返回善念。心若不真誠，則私欲、邪念紛紜交作，無法修身。所以《大學》“八條目”在“修身”之前又立“誠意”“正心”之目。所謂“誠意”，就是使其意念發於(yu) 精誠，不欺人，也不自欺。人心不誠，便會(hui) 產(chan) 生許多“私意邪念”，有這許多“私意邪念”而要談“修身”，那就很難了。強調“誠意”之時，還要強調“正心”。所謂“正心”，就是思想端正，不為(wei) 情感因素所驅使，能用理智控製情欲。《大學》說：“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真德秀給予極高的評價(jia) ，認為(wei) 它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cong) 入之途，其功勞甚大。

董仲舒說：“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yu)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vi]對此，真德秀評論道：“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則舉(ju) 而措之耳。……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P21-22）真德秀的意思是說，君心不正則邪氣升，災禍至；隻有君心正，才能正朝廷，所以“帝王為(wei) 治之序”必從(cong) “正君之心”開始。

三、帝王為(wei) 學之本

在“帝王為(wei) 學之本”這一節中，真德秀實際上闡述了三大問題：一是帝王為(wei) 學的重要性，二是帝王之學的根本，三是由“為(wei) 學”不同看帝王“為(wei) 治”之效。

（一）帝王為(wei) 學的重要性

真德秀認為(wei) ，帝王治理天下需要有知識的基礎，而獲得知識的途徑在於(yu) 學習(xi) 。即使所謂聖王先師也需要學習(xi) 。他說：“若夫治己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yu) 學也。傳(chuan) 堯、舜、禹、湯，莫不有師。考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常憂也。”（P36）意思是說，聖王先師尚且要學，更何況道德智慧遠不如聖王先師的人呢！

唐太宗是我國曆史上一位好學之君，他於(yu) 戎馬倥傯(zong) 之際，還留心經史之學。即位後，於(yu) 日理萬(wan) 機之中，召專(zhuan) 家學者討論治國興(xing) 邦之道和富民強國之術，因此曆史上才有了著名的“貞觀之治”。真德秀對唐太宗的好學大加讚賞，並認為(wei) “貞觀之治”的出現與(yu) 唐太宗的好學有著必然聯係。他說：“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yu) ，已留意於(yu) 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弘文館於(yu) 殿之側(ce) ，引內(nei) 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yu) 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嚐稍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此所以致‘貞觀之治’。”（P56）真德秀認為(wei) ，唐太宗之所以致“貞觀之治”，是由於(yu) 他的好學。當征戰未息之餘(yu) ，太宗已留意於(yu) 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摩，談論成敗，日昃不暇食，絲(si) 毫不懈怠，這是三代以下帝王所不能做到的。尤為(wei) 可貴的是，唐太宗雖然貴為(wei) 天子，富有四海，並沒有驕奢淫逸，沉溺於(yu) 後宮聲色。他更願意於(yu) 弘文館之中與(yu) 碩學大臣討論學術。真德秀說：“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眾(zhong) ，惟聲與(yu) 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yan) 列，昌言正論，輻湊於(yu) 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指宦官）之輩，即嬪禦之徒，紛華盛麗(li) ，雜然炫目，奇技淫巧，皆足蕩心，故其持養(yang) 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yu) 晝訪與(yu) ？聖明在上，倘有誌於(yu) 帝王之事業(ye) ，則貞觀之規模與(yu) 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複。”（P57）真德秀認為(wei) ，人君白日同朝中大臣在一起，比較容易保持人君的威儀(yi) ，而晚上同宦官與(yu) 嬪妃等人在一起，則很容易沉溺於(yu) 聲色。唐太宗在夜間仍然召見學士討論學術，難能可貴，這是後世帝王所應該效法的。

（二）帝王之學的根本

《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八者之中，帝王“為(wei) 學”的著力點在哪裏呢？即什麽(me) 是“帝王為(wei) 學之本”呢？真德秀的回答是：“誠意、正心”。這不僅(jin) 是真德秀個(ge) 人的看法，也是宋明理學家們(men) 的普遍認知。曆史上一些反理學的思想家們(men) 對此頗不得其解，難道帝王“心性修養(yang) ”做得好，一旦“誠意””正心”，便國富兵強，天下大治了嗎？從(cong) 表麵看，皇帝居於(yu) 權力頂端，國家一切大事皆決(jue) 定於(yu) 皇帝，皇帝即使意不誠、心不正，照樣可以君臨(lin) 天下，發號司令。其實，這是誤解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權力運作機製。中國古代社會(hui) 雖然說是君主專(zhuan) 製社會(hui) ，但它是有一套比較合理的政治運作方式。國家有丞相一級官員總攬一切政務，下又有六部分管不同的國家事務。帝王“心性修養(yang) ”要做得好，就不會(hui) 因為(wei) 他的個(ge) 人好惡而打破這種正常運作。在某種意義(yi) 上說是“君道無為(wei) ，臣道有為(wei) ”，“垂衣裳而天下治”。皇帝的職責不在於(yu) 他能正確處理政務，而在於(yu) 他有識人之明，能夠選用賢德正直之臣。要做到這一點，他自己先要成為(wei) 賢德之君，而隻有首先注重“誠意、正心”，才能成為(wei) 賢德之君。

“帝王為(wei) 學之本”亦即帝王“為(wei) 學”的方向問題，隻有方向正確，才能達到目標。真德秀認為(wei) ，帝王“為(wei) 學”不在於(yu) 學得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策略和方法，而首要在於(yu) 修養(yang) 心性，提高道德水平，使自己的道德日臻完善，達到最高境界。他說：“《大學衍義(yi) 》首之以‘帝王為(wei) 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wei) 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為(wei) 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wei) 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P6）

真德秀反複強調帝王“為(wei) 治”與(yu) “為(wei) 學”莫不自“心身”始，說的就是《大學》所提出的“明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所謂“明明德”，就是弘揚人性中光明正大的品德，也就是加強道德自我完善，發掘和弘揚自己本性中的善根，摒棄邪惡的誘惑；所謂“親(qin) 民”，就是使人去惡從(cong) 善，棄舊圖新，達到道德的不斷完善；所謂“止於(yu) 至善”，就是使人達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真德秀以殷高宗為(wei) 例說：“高宗之為(wei) 太子也，學於(yu) 甘盤，學未大成而甘盤遯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茫然無所於(yu) 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ye) 爾。‘惟訓於(yu) 朕誌’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P40）這是說，殷高宗向傅說學的是“格心”之學。真德秀又以周成王為(wei) 例，《詩經·敬之》一詩說成王要求群臣“示我顯德行”。“示我顯德行”，就是要群臣開示什麽(me) 是好的德行，以擴充成王自己本有的光明之性。這也是“格心”之學。

真德秀總結以上兩(liang) 例，認為(wei) 高宗、成王二位古代賢君，本來並沒有聖人的天資，但他們(men) 知道學問的根本，所以能克己向道，最終成為(wei) 商、周明主。後世君主沒有人能及得上他們(men) ，說明學習(xi) 對於(yu) 人的功用竟如此之大！

四、由“為(wei) 學”不同看帝王“為(wei) 治”之效

真德秀援引了帝王“為(wei) 學”的大量經典之言和史料，並通過對它們(men) 的闡釋與(yu) 發揮，充分論證了帝王“為(wei) 學”的根本在於(yu) “正心修身”的觀點。他以帝王“為(wei) 學”是否以“正心修身”為(wei) 本作為(wei) 標準，將這些史料分為(wei)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商高宗周成王之學”“漢高文武宣之學”“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等幾類，並指出：“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P2）

筆者認為(wei) ，真德秀上述之“此”字，即《大學》之精神，即以“正心修身”為(wei) 本。這就是說，真德秀以“正心修身”作為(wei) 標準，將本朝以前的君主分為(wei) 五等：第一等完全符合標準，“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是也；第二等比較接近標準，“商高宗周成王之學”是也；第三等有時違背標準，但仍不失為(wei) 賢君，“漢高文武宣之學”是也；第四等，耽於(yu) 章句之學，不明聖學根本，雖有天資，不能追聖王之盛，“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是也；第五等以技藝文辭為(wei) 學，則完全背離“正心修身”的根本，其甚者則成為(wei) 亡國之君，“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是也。這是真德秀的聖學史觀，他的論述雖未必完全符合曆史真實，但基本是真實的。我們(men) 來看看他是怎樣來具體(ti) 論述的。

第一等：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堯、舜、禹、湯、文、武是真德秀最為(wei) 崇拜的古之聖王。在他看來，他們(men) 之所以能成為(wei) 聖王，就在於(yu) 他們(men) 為(wei) 學能實實在在地以“正心修身”為(wei) 本。他征引《尚書(shu) 》所記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之心傳(chuan) 麵命和君臣相互告誡的話，認為(wei) 這些話無一不是圍繞“正心修身”而言的。例如：

《尚書(shu) ·大禹謨》載舜帝訓大禹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真德秀解釋說：所謂“人心”，即“聲色臭味之欲”；所謂“道心”，即“仁義(yi) 禮智之理”。所以要克製“人心”，發揚“道心”。真德秀對舜帝之言給予了高度評價(jia) ：“‘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chuan) 授心法，萬(wan) 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P26）

《尚書(shu) ·仲虺之誥》載仲虺告成湯說：“德日新，萬(wan) 邦惟懷。誌自滿，九族乃離。”真德秀認為(wei) ，以身修德，日新不已，則萬(wan) 民之心歸；若驕盈自足，則九族離棄，所謂寡助之至親(qin) 戚畔之。他說：“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ye) 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luan) 之分，在此而已。”（P28-29）人若能每日學習(xi) 新知識，則每日都有進步。這是堯舜等聖君終生兢兢業(ye) 業(ye) 所做之事。反之，人若驕傲自滿，則會(hui) 一日比一日懈怠，由於(yu) 這個(ge) 原因，後世君主對於(yu) 學習(xi) 往往不能有始有終。正因為(wei) 有這樣的分別，導致了社會(hui) 治與(yu) 亂(luan) 的不同。

第二等：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尚書(shu) ·說命》載商高宗向傅說求教，傅說相告：“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yu) 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真德秀認為(wei) ，王者治國，一定要以古聖先賢為(wei) 師。若不讀古聖人之書(shu) ，不學習(xi) 古聖王之訓，國家則不能長治久安。《詩經·敬之》載周成王作詩自儆，其詩言：“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yu) 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對於(yu) “學有緝熙於(yu) 光明”，真德秀認為(wei) ，日積月累常學習(xi) ，學成則有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即《大學》所說的“明德”。若中斷學習(xi) ，則人的本然之光明日以晦暗。成王之學，在於(yu) 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以上真德秀所引之文，無論談哪方麵，均是圍繞“正心修身”而言。

第三等：漢高文武宣之學

真德秀認為(wei) ：漢高祖、文帝、武帝、宣帝，雖然為(wei) 曆史上的賢君，但他們(men) “為(wei) 學”均未做到以“正心修身”為(wei) 本，故他們(men) 的德行也有不少缺陷。

漢武帝曾一度征求賢良直言：“朕欲聞大道，至論之極。”董仲舒於(yu) 策問中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董仲舒之意是說人君修德要較常人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成為(wei) 舉(ju) 國欽仰的道德典範。可惜漢武帝並未采用董仲舒之言。對此，真德秀感歎道：武帝雖聞道，卻不能尊道而行！他進一步評論說：“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致君也必以堯舜。……使帝置仲舒於(yu) 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yu) 前，繩愆糾錯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侈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xing) 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P46）這是說漢武帝雖然功業(ye) 赫赫，但由於(yu) 他不注意“正心修身”，以致給家、國帶來禍害。漢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之術治國，太子進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生氣地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是說漢代建國以來是儒法兼用、恩威並施的。真德秀評論說：“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勵精為(wei) 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yu) 周、召，法律《詩》《書(shu) 》，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P50）這是說漢宣帝雖然高材好學，但隻是以談刑名之學的餘(yu) 暇來討論周公、召公之法，以法家心術來對待《詩》《書(shu) 》，不免給後世帶來禍害。

第四等：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真德秀認為(wei) ：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唐太宗、玄宗、憲宗本是好學之君，但是或因其輔助者是俗儒、陋儒，致使其學浮於(yu) 章句，未得其精神；或因其學僅(jin) 囿於(yu) 前朝事跡，不重古訓，因而其個(ge) 人修為(wei) 不無遺憾。

例如，光武帝通曉《尚書(shu) 》大義(yi) ，召桓榮入宮講《尚書(shu) 》，對他甚為(wei) 嘉獎。每次朝會(hui) ，總是讓桓榮陳奏經義(yi) 。光武帝每早上朝聽政，太陽偏西才罷朝。他多次率領公卿、郎、將講論儒理，深夜才睡。皇太子見父皇辛勤勞累，毫不懈怠，找了個(ge) 空隙勸諫：陛下有大禹、商湯的英明，卻失去了黃老養(yang) 生的福氣，希望陛下保養(yang) 精神，悠閑自寧。光武帝則以此為(wei) 樂(le) ，不覺疲勞。對此，真德秀評論道：“光武早為(wei) 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其光複舊物，身致升平。……惜其時……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ye) 。故在位三十餘(yu) 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太後、易太子，則有愧刑（型）家之義(yi) ；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cong) 諫如流之美。……聖學不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yu) 務學，其可苟也哉？”（P54）漢光武帝早年也是儒生，也曾用功於(yu) 經術，他雖然天資甚高，但他不明白古人“格心”之說，所以在位期間也做了一些令後人惋惜的錯事。

唐憲宗留心古帝王所作之書(shu) ，每次看到前代興(xing) 亡得失之事，都要反複看幾遍。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shu) 》與(yu) 《帝範》，於(yu) 是取《尚書(shu) 》《春秋》《史記》《漢書(shu) 》等書(shu) 中可為(wei) 借鑒的君臣事跡，輯錄成十四篇，取名《前代君臣事跡》，並把書(shu) 中的內(nei) 容寫(xie) 在屏風上，列於(yu) 座右。真德秀評論道：“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跡，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由其心之不治故也。”（P60）這就是說，唐憲宗留心前代帝王的政治統治經驗，卻忽略自身的心性修養(yang) ，政事稍有成績，便“侈然自肆”，所以也隻能小有成就而已。

第五等：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魏文帝、後魏王珪、唐文宗、後漢靈帝、陳後主叔寶、隋煬帝諸君，有的好技藝，有的好文學。真德秀認為(wei) ，數君之學，非人君所當學，離《大學》之精神遠矣。例如：漢元帝多才多藝，喜歡彈琴、吹簫，自己譜曲，多得聲樂(le) 之妙。即位以後，征用儒生，將朝政托付給他們(men) ，自己則沉溺於(yu) 音律之中。於(yu) 是，漢宣帝開創的基業(ye) 走向衰敗。真德秀認為(wei) ，人君之學是修己治人，而筆劄音律之事，不過是胥吏小能、工瞽末技，而非人君之大道。陳後主叔寶荒廢朝政，日與(yu) 妃嬪、女學士、狎客飲酒賦詩，互相唱和，通宵達旦。遂致亡國。隋煬帝善於(yu) 作文，與(yu) 臣下爭(zheng) 強鬥勝。又以才學自負，輕視天下之士，終於(yu) 導致江山易姓。真德秀認為(wei) ，陳、隋之亡，皆因二君溺心詞藝之故。

總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yi) 》，開宗明義(yi) ，設“帝王為(wei) 治之序”與(yu) “帝王為(wei) 學之本”二綱，而此二綱又歸於(yu) 一心，即“正君之心”。他欲使人君知道：無論是“為(wei) 治之序”還是“為(wei) 學之本”，皆在此“心”字，即必須在自己的身心上著力，庶幾可以成為(wei) 合格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