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shu) 院與(yu) 官學教育——以明代為(wei) 例

作者：任文利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天府新論》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廿六日己酉

           耶穌2017年3月23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是基於(yu) 與(yu) 官學教育相比較，對於(yu) 明代書(shu) 院形態的考察。古之官學教育不同於(yu) 今日專(zhuan) 業(ye) 化、職業(ye) 化教育，它直接與(yu) 科舉(ju) 製相匹配，用意在於(yu) 預養(yang) 未來可能的政府官員。同時，不能通過科舉(ju) 選拔的士子，亦可為(wei) 地方鄉(xiang) 紳，成為(wei) 社會(hui) 自治的中堅。這就是養(yang) 士、造士。書(shu) 院並非製度化的官學教育，但它教養(yang) 對象的主體(ti) ，卻正是官學教育的生員，這一點耐人尋味。而書(shu) 院則以其靈活多樣的個(ge) 性化教育，更能實現養(yang) 士的目的。本文從(cong) 師道尊嚴(yan) 、作養(yang) 士氣、教育形式、人文底蘊、資金來源與(yu) 生員自治等方麵，重點考察了書(shu) 院較官學教育的優(you) 長處。

關(guan) 鍵詞：書(shu) 院科舉(ju) 士人生員

作者簡介：任文利，哲學博士，北京青年政治學院東(dong) 方道德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宋明儒學、明史。北京100102

【正文】

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書(shu) 院之研究，今人多強調其相較於(yu) 官學教育的社會(hui) 化屬性，特別關(guan) 注於(yu) 二者之歧異。論者則以為(wei) ，書(shu) 院教育與(yu) 官學教育的目的相同，均在於(yu) “養(yang) 士”，即預養(yang) 未來承擔公共治理、政治治理的士君子。同時，書(shu) 院教育對象之主體(ti) ，亦即官學教育之生員，二者教育對象高度重合。並重點探討了書(shu) 院教育較官學教育的優(you) 長之處，借此點明其所以能夠補官學教育不足之處。官學教育乃傳(chuan) 統教育的基石，書(shu) 院教育乃傳(chuan) 統教育的點睛處，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一、書(shu) 院與(yu) 官學教育的目的均在於(yu) “養(yang) 士”

與(yu) 現代有所不同，古典政治不徒有“選士”，而且有所謂“養(yang) 士”，這就是古之官學教育的目的所在。這裏包含了兩(liang) 個(ge) 古今之異。

以教育而言，今日世界是高度知識化、專(zhuan) 業(ye) 化的時代，教育也主要圍繞知識教育、專(zhuan) 業(ye) 教育展開。古之官學、學校教育則有所不同，它是專(zhuan) 門培養(yang) “士子”、“士人”的，也就是培養(yang) 未來可能的政府官員的，謂為(wei) “養(yang) 士”。與(yu) 官學教育相匹配的，則為(wei) 科舉(ju) 考試，從(cong) 科舉(ju) 考試的內(nei) 容，如經義(yi) （包括四書(shu) 義(yi) ）、詔誥表等應用文體(ti) 的寫(xie) 作、策論等，我們(men) 可以窺見官學教育的大致內(nei) 容。

以政治而論，今日世界有選官，而無古之養(yang) 士機製。今日無論何種形式的選舉(ju) ，選出的官員並未受過特殊的養(yang) 成教育。他們(men) 同樣是自專(zhuan) 業(ye) 化教育之途出身，在公共事務中曆練，嶄露頭角，終而經過某種選舉(ju) 形式進入政府。雖不必然，遽而在公共事務、政治事務中曆練，與(yu) 時與(yu) 世浮沉，其生命形態很可能成為(wei) “政客”形態的，如此洵非美事。如何將古之“養(yang) 士”，納入現代教育體(ti) 係，是值得我們(men) 認真思考的問題。

中國古代官學教育，至明而臻於(yu) 成熟，其標誌則為(wei) “縣學”的普遍設立，有縣皆有學。我們(men) 翻閱某地縣誌，“公署”、“學校”始終居於(yu) 某縣的核心地位，它所指涉的正是古典意義(yi) 上的“政教”領域。公署所居一縣之長，本亦出於(yu) 學校；學校所居生員，乃未來可能的某縣之長，或其他政府官員。這一政教係統，乃地方風教所關(guan) 。縣學生員額定者二十人，兼以增廣等生員，總亦不超過百人。由此可見，它仍然是一種精英化教育，而非今日之普及教育。有明之政府亦倡導於(yu) 鄉(xiang) 裏立社學，此則偏於(yu) 普及教育、啟蒙教育，以無常態化的財政支持，存廢不常。

官學教育因其最直接的目的，是為(wei) 科舉(ju) 考試培養(yang) 可供選拔的人才，此為(wei) 特色所在，然亦因此，可能淪落為(wei) 功名利祿之學。與(yu) 此相為(wei) 輔翼的，則為(wei) 自宋而來，勃然興(xing) 起的書(shu) 院教育。書(shu) 院之興(xing) 盛，或足以糾官學教育流於(yu) 形式化、淪於(yu) 功名利祿之學之偏，更易於(yu) 暢發“據於(yu) 道”的士人的生命形態。如官學與(yu) 書(shu) 院均要講學，所講均為(wei) 聖人之學，虞山書(shu) 院之院規，即道出其間意味之不同：

學道堂講書(shu) ，是講求聖人當日之學，亦開今人學聖之路，與(yu) 儒學行香講書(shu) 了故事者不同。若不就各人身心上理會(hui) ，若不就今日眼麵前提掇，恐是一場閑話也。今日會(hui) 講一番，是此等人，明日會(hui) 講一番，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講。[1]

所雲(yun) “儒學”即指官學，“行香講書(shu) 了故事”，形象地描述了官學講學之可能流於(yu) 形式化、格套化。“身心上理會(hui) ”，“眼麵前提掇”，道出書(shu) 院講學尋求躬行踐履之實情。何以會(hui) 有如此之不同，我們(men) 將於(yu) 後文詳論。官學教育，為(wei) 舉(ju) 業(ye) 而設。書(shu) 院教育，其直接用意並不在舉(ju) 業(ye) ，但如虞山書(shu) 院院規舉(ju) 王陽明所言“打蛇得七寸”之譬喻，真實於(yu) 身心上理會(hui) ，眼麵前提掇，舉(ju) 業(ye) 反而可能是水道渠成之事。如此，則書(shu) 院教育於(yu) 應對科舉(ju) 而言，倒可謂為(wei) 打蛇而得其七寸。

二、書(shu) 院教育對象主體(ti) 即官學教育的生員

與(yu) 官學教育相較，書(shu) 院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開放性的，但書(shu) 院的常態化教育對象，或者其教育對象主體(ti) ，正是官學教育之對象，生員。

明嘉靖時，吉安知府重建白鷺書(shu) 院，羅欽順《城南白鷺書(shu) 院記》如此道其用意：

閬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學校。恒念諸生散處，躬勸弗克周，乃作書(shu) 院於(yu) 城南，聚九邑之士敏於(yu) 學者，食而教之。勞來殷勤，亦以為(wei) 散處者勸也。[2]

如前所言，官學教育可能流於(yu) 形式，不能聚生員而教養(yang) 之。就官學教育自身而言，於(yu) 製度內(nei) 解決(jue) 這一問題或尚有可為(wei) 者。書(shu) 院之糾官學教育之偏弊，更在於(yu) 教育之實質。萬(wan) 曆時，錢啟新重修白鷺書(shu) 院，王時槐《重修白鷺書(shu) 院記》言其情形如此：

萬(wan) 曆丙戌，邑侯毗陵啟新錢公，潛心正學，重念諸生徒以剽掠枝蔓，綴飾浮詞，以徼進取，不知反躬以自盡人道，而一尊孔孟之道矩。是以士習(xi) 日汙，民俗愈敝，家鮮孝弟廉靖之風……以移風易俗，當自士始。乃政暇則臨(lin) 學宮，橫經講授，命題課藝，第其等差。複集兩(liang) 庠博士諸生，月再聚於(yu) 院中，以正心修身之學，俾實體(ti) 力行，以追跡濂洛，而上溯周魯。……[3]

所指者，即官學教育之生員，所習(xi) 者多流於(yu) 文辭之學，而不似書(shu) 院教養(yang) 強調回到儒家“正心修身”之學的本來麵目，側(ce) 重於(yu) “實體(ti) 力行”。至此，我們(men) 須申明一點的是，官學教育，其本來亦立基於(yu) 此，如王時槐所論：

竊維國家定製，俾諸生治六經四書(shu) ，以聖賢之言，反諸身心而實踐之，且聯師儒以督其盛。以為(wei) 士能是，則退而處，為(wei) 鄉(xiang) 之善人君子；出而仕，為(wei) 世之良臣名吏。此國家造士之本意也。世降道衰，士之所學，直曰文辭，博進取雲(yun) 爾，不知有所謂反身實踐者。師之所教，亦姑聽諸生自為(wei) 文辭已耳。甚則諸生有累年不見其師長者，即月課猶為(wei) 曠典，又安能責其反身而實踐也？教學之法，名存實亡。[4]

此中所言“國家造士之本意”，也就是官學教育立製的本意。之所以可能淪落為(wei) 博進取的文辭之學，王時槐歸因於(yu) “世降道衰”，或為(wei) 一因。然自筆者看來，與(yu) 書(shu) 院相較，官學教育有其先天不足之處，這一點，我們(men) 將在下文詳論。

以上是白鷺書(shu) 院教養(yang) 官學生員的情形，石鼓書(shu) 院亦如此，明王大韶《重修石鼓書(shu) 院記》稱其“蓋為(wei) 諸生講學讀書(shu) 、進德修業(ye) 基也”，[5]“諸生”並非泛指，乃官學教育生員的特稱。天下聞名的白鹿洞書(shu) 院則有所謂“洞生”，“洞生”正是於(yu) 官學教育的生員中所擇優(you) 錄取者，並因此形成了一些相應的考核辦法。提學副使鄭廷鵠《酌定肄業(ye) 諸生》雲(yun) ：

今後仰府一以考案為(wei) 主，該府並屬縣生員，考一二等者，報名等簿，發洞肄業(ye) ，不願者聽。[6]

此則以考試為(wei) 辦法，府學、縣學生員隻有考一二等者，方能錄為(wei) “洞生”，入洞學習(xi) 。然於(yu) 書(shu) 院教育而言，考試不一定為(wei) 選士的良法，亦失“養(yang) 士”、“養(yang) 賢”之意，故後來的提學副使馮(feng) 景隆於(yu) “教條”中如此糾其偏：

此惟修身履德義(yi) ，入斯洞而無愧於(yu) 聖賢之徒者，方可與(yu) 焉。彼以考案居優(you) 取入者，已非養(yang) 賢初意矣。……今後有賢譽著聞，足為(wei) 後學楷式者，該府即以禮延入，報知本道。次則本道於(yu) 諸生中訪有德行者取入之。又次則本道考其文之極優(you) 者，間取一二入之。……[7]

此則有取於(yu) 漢之“察舉(ju) ”製，側(ce) 重於(yu) “賢譽”、“有德行”者。強調“以禮延入”，則意在凸顯“養(yang) 賢”。而將“考其文之極優(you) 者”，列為(wei) 最次的選項，所取者亦有限。須指出的是，書(shu) 院所取生員，自以本縣、本府為(wei) 主，然其同樣對外地生員開放。白鹿洞書(shu) 院即對南康府之外的生員開放，明常熟虞山書(shu) 院亦完全開放於(yu) 遊學者。

三、書(shu) 院與(yu) 官學教育之比較

官學教育是製度化的教育，與(yu) 此相較，書(shu) 院則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同時也更富於(yu) 千姿百態的個(ge) 性化特征，此為(wei) 書(shu) 院足以補官學教育之優(you) 長處。這也可能成為(wei) 書(shu) 院教育的劣勢，使其足以補官學教育之不足，卻不能完全取代官學教育。先言其優(you) 長處。

其一、書(shu) 院延聘主教席者，更為(wei) 靈活，更有可能使賢者居之。

官學教育主教席者，如縣學之教諭、訓導，本身即隸屬於(yu) 古之官僚機構，其遴選有相應規製，難以突破。書(shu) 院主教席者之延聘，則無相應規製約束，更可能使賢者居之。如布衣陳獻章於(yu) 廣東(dong) 白沙鄉(xiang) 居之時，江西方麵官員，曾遣兩(liang) 名白鹿洞洞生，備禮幣，不辭千裏至白沙延聘其主白鹿洞教席。此事雖最終以陳獻章留洞生盤桓論道月餘(yu) ，終辭教席而告終，然足以成書(shu) 院延聘教席之一代故事。與(yu) 王陽明同時從(cong) 祀孔廟的明儒胡居仁，亦曾兩(liang) 度出為(wei) 白鹿洞洞主，主書(shu) 院之教席。以王陽明本人而言，於(yu) 謫官龍場驛丞時，為(wei) 提學副使席書(shu) 禮聘主貴陽書(shu) 院教席，教育諸生。據筆者所見，禮請直道而行獲罪的謫官入主書(shu) 院教席，於(yu) 明代而言，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此足見書(shu) 院於(yu) “作養(yang) 士氣”方麵之功效。如此諸般，對於(yu) 官學教育學官之遴選而言，均是無法想象的。

其二、書(shu) 院延聘主教席者，更能凸顯師道尊嚴(yan) ，作養(yang) 士氣。

官學學官，因官僚機構科層製的上下級關(guan) 係，於(yu) 禮儀(yi) 而論，須盡屬官義(yi) 務，難於(yu) 體(ti) 現師道尊嚴(yan) 。書(shu) 院主教席者則不同，由前麵所言禮聘陳獻章入主白鹿洞書(shu) 院教席故事，可見其一斑。而陽明至貴陽書(shu) 院，時為(wei) 提學副使的席書(shu) 亦以“所事師禮事之”，而無關(guan) 於(yu) 官階之高下。仍以白鹿洞書(shu) 院為(wei) 例，其洞主雖常於(yu) 南康府、縣學學官中擇優(you) 兼任，然於(yu) 相應規條之中，亦特別強調“待以賓師之”。《知府羅輅洞學榜》即有如是條目：

尊師道。邇來書(shu) 院之師，就委本府儒學教官兼攝，上司所以責望者，每在迎送奉承之間，以致屈抑之態，無所不至，無以示諸生之觀望，而起嚴(yan) 憚敬畏之心。自今議定，或在儒官內(nei) 選取，或訪聘隱逸耆舊，撫按兩(liang) 司入洞學，待以賓師之禮。[8]

同時，書(shu) 院被定位為(wei) 談經論道之所，一切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至此皆為(wei) 減省。如《巡撫都禦史邵銳依擬洞學禁約》之首條即雲(yun) ：

上司來視書(shu) 院，皆以論道講學為(wei) 心，以培養(yang) 士氣為(wei) 誌。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輒自屈膝，以負上司期待作養(yang) 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統間廣東(dong) 李提學齡舊規，以枕流橋為(wei) 止。[9]

此中特別道明其誌在於(yu) “培養(yang) 士氣”。為(wei) 師者如此，為(wei) 諸生者亦如此。《知府羅輅洞學榜》有相應規條雲(yun) ：

節迎送。洞學諸生，謝絕人事，遠來就學，比諸在府州縣者不同。一切迎送之禮，各宜報罷。邇來凡遇上司臨(lin) 府，師率弟子入城參謁，至候送之期，動經數日。凡一臨(lin) 洞，成行導引，終日趨承。不惟防廢學業(ye) ，抑且沮抑士氣。自今上司臨(lin) 府，免其迎送。入洞之時，止令參見。談經講道之外，一切虛禮盡革。[10]

指出迎送之禮可能會(hui) “沮抑士氣”，要求盡革“虛禮”，同時，亦強調指出在這一點上與(yu) 府州縣學之不同。

其三、書(shu) 院教育形式更為(wei) 靈活多樣，最著者如明之會(hui) 講。

書(shu) 院除有山長、洞主主日常之教席外，過其地之賢者，必至書(shu) 院講學，也成為(wei) 傳(chuan) 統書(shu) 院的慣例。朱子請陸象山至白鹿洞書(shu) 院講義(yi) 利之辨，並刻其講義(yi) 於(yu) 石，被傳(chuan) 為(wei) 千古佳話。《石鼓書(shu) 院誌》“人物誌”中“寓賢”一門，所列多為(wei) 至其地而於(yu) 書(shu) 院講學者。其中，不乏韓愈、朱晦庵、張南軒、黃勉齋、鄒守益、趙貞吉、湛若水、蔣信、王宗沐、羅汝芳等名世大儒。[11]而其“述教誌”之“寓賢述教”，則部分收錄有他們(men) 當時的教語，足以再現其當時書(shu) 院講學之風采。

如所周知，明儒書(shu) 院講學之盛，盛於(yu) 會(hui) 講。會(hui) 講則一時之名流畢至，或就某一段經文，或就某一切於(yu) 身心踐履的話題，切磋琢磨，盡麗(li) 澤之誼。而書(shu) 院諸生，亦為(wei) 會(hui) 講之參與(yu) 者，他們(men) 的角色，更多地是會(hui) 講中的“切問”者。同時，明儒之會(hui) 講，亦有意識地完全開放，老少鹹集，一時鄉(xiang) 裏農(nong) 夫，販夫走卒，乃至僧道之流，皆與(yu) 其中，興(xing) 起其地一時風尚。

其四、書(shu) 院集資渠道靈活多元。

官學教育出於(yu) 政府財政支持，穩定性強。官學皆有學田，一般由官田撥置，以資養(yang) 士。官學之修建多出於(yu) 官費，亦有官員、士紳、鄉(xiang) 紳善款資助者。書(shu) 院之修建資費，亦有出於(yu) 官帑者，然以官員、士紳、鄉(xiang) 紳捐資者為(wei) 多。書(shu) 院院田，或有官田撥置者，然出於(yu) 捐贈者多有。兩(liang) 相比較，書(shu) 院募集資金渠道更為(wei) 靈活多元。

院田作為(wei) 書(shu) 院的不動產(chan) ，於(yu) 書(shu) 院的持續性發展，至為(wei) 關(guan) 鍵。一般是將院田租與(yu) 農(nong) 民，收取田租，作為(wei) 書(shu) 院日常開支、養(yang) 士之費用。書(shu) 院田地等不動產(chan) ，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而言，與(yu) 寺院之不動產(chan) 性質一樣，其所有權不因改朝換代而有變化。至少，因故流失的不動產(chan) ，隻要有充足的證據，即使時移世易，仍可以主張其所有權。因此，書(shu) 院院誌、碑刻，會(hui) 詳細記錄所有田產(chan) 數目、方位與(yu) 四至，作為(wei) 其所有權的證據。之所以會(hui) 有諸如白鹿洞書(shu) 院、嶽麓書(shu) 院等經曆數朝，依然長盛不衰的天下知名書(shu) 院，這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如白鹿洞書(shu) 院洞田在明朝盛時，有三千餘(yu) 畝(mu) ，洞租非常可觀，以至於(yu) 產(chan) 生了府縣學乃至府外官學挪用其資產(chan) 的狀況，江西巡撫邵銳特於(yu) 《洞學禁約》中申述相關(guan) 禁令雲(yun) ：

先賢買(mai) 田積租，專(zhuan) 以養(yang) 士。近因生徒不至，將累年儲(chu) 積，發修府縣兩(liang) 學，甚至他郡亦或請租修學，殊失先賢買(mai) 田本意。今後仰府儲(chu) 積洞租，專(zhuan) 留養(yang) 士。養(yang) 士羨餘(yu) ，止許支修白鹿洞學。其修府縣兩(liang) 學，仰府自行措置，毋得輒支洞租，以缺養(yang) 士之穀，以負先賢之誌。[12]

在此《禁約》中，我們(men) 還可以看到，白鹿洞藏書(shu) 甚富，乃至江西科場用書(shu) ，多取借於(yu) 茲(zi) ，因此至洞書(shu) 損毀、流失。《禁約》於(yu) 此特申明江西科場用書(shu) 須自備，不得動輒借用洞書(shu) 。於(yu) 此亦可見白鹿洞資產(chan) 較官學豐(feng) 厚之一斑。

其五、書(shu) 院曆史淵源綿長，人文底蘊深厚，興(xing) 起地方人才易。

書(shu) 院之曆史淵源，人文底蘊，具於(yu) 書(shu) 院祀典。官學建置乃學廟一體(ti) ，有學必有廟，廟則為(wei) 文廟，一體(ti) 崇祀至聖先師孔子。書(shu) 院亦為(wei) 院祠一體(ti) ，除白鹿洞等天下聞名之書(shu) 院有資格建置孔廟之外，其他書(shu) 院祀典所崇祀者，則為(wei) 與(yu) 書(shu) 院淵源頗深的鄉(xiang) 賢、名宦乃至於(yu) 曾經過化之大儒。而某些書(shu) 院，即以鄉(xiang) 賢、大儒之名命名，或因其而立名。如橫渠書(shu) 院、二程書(shu) 院、濂溪書(shu) 院等，皆因大儒而命名，或因產(chan) 於(yu) 其地，或因曾過化其地。常熟之虞山書(shu) 院，前身曾為(wei) 子遊書(shu) 院，而子遊亦為(wei) 虞山書(shu) 院祀典之核心。陽明弟子遍天下，他去世後，弟子們(men) 於(yu) 其所過之地，隨處構陽明祠，同時興(xing) 書(shu) 院。

官學教育文廟祀典乃天下通祀，體(ti) 現的是道統之尊。以先儒過化之地興(xing) 書(shu) 院，並崇祀其人，於(yu) 興(xing) 起士子之敬意而外，拉近了地方向學之人與(yu) 古先聖賢的距離。儒先聖賢本曾與(yu) 我們(men) 同處斯地，居其地，想見其為(wei) 人，希聖希賢，不再遙不可及。

其六、學生參與(yu) 書(shu) 院事務管理，所謂事上磨練。

官學生員於(yu) 學習(xi) 、備考而外，亦參與(yu) 一些地方事務，主要如地方誌的編纂。明代方誌，多由地方官主其事，官學教授、教諭率生員具體(ti) 承擔編纂之事。書(shu) 院生員，同樣任書(shu) 院誌編纂之事，如現存三部明代《白鹿洞書(shu) 院誌》，其中兩(liang) 部均主要由洞生參與(yu) 編纂之事。方誌、書(shu) 院誌皆屬於(yu) 曆史範疇，而曆史本身，即為(wei) 古典政治治理的要事。

學生參與(yu) 書(shu) 院事務管理，比較典型的如虞山書(shu) 院，有“三綱”之設置。[13]“三綱”指文綱、學綱、會(hui) 綱，“文綱以督文詞”，“學綱以研道妙”，“會(hui) 綱以定眾(zhong) 誌”。三綱除少數官員任其事外，大多任事者乃舉(ju) 人（可視為(wei) 廣義(yi) 的生員）、生員。錢謙益即曾以舉(ju) 人之身份，於(yu) 虞山書(shu) 院任文綱之事。虞山書(shu) 院之“三綱”，可視為(wei) 書(shu) 院生員自治的一種嚐試。

以上幾個(ge) 方麵，乃筆者所見，書(shu) 院教育較之官學教育之優(you) 長處。然其優(you) 長之處，實則係之於(yu) 人，書(shu) 院之興(xing) 衰，存乎其人。其人或為(wei) 書(shu) 院之山長，如胡居仁之於(yu) 白鹿洞，王陽明之於(yu) 貴陽書(shu) 院。或為(wei) 地方主政者，如知南康軍(jun) 的朱子之於(yu) 白鹿洞，常熟知縣耿橘之於(yu) 虞山書(shu) 院。或為(wei) 撫按官員，或為(wei) 提學官，如巡撫兩(liang) 廣之王陽明於(yu) 敷文書(shu) 院。興(xing) 衰係於(yu) 人，人存政舉(ju) ，人亡政息，則為(wei) 某種必然。書(shu) 院之優(you) 長處，亦是其缺憾所在。即如白鹿洞書(shu) 院之聞名，無人興(xing) 起，亦難免於(yu) 一時之衰落。當然，書(shu) 院亦須良好的製度，其製度之肯綮處亦在於(yu) 規劃書(shu) 院長久之計。此長久隻能是主於(yu) 維係、保持，而書(shu) 院之真正興(xing) 起，則仍然有待乎其人。

官學教育，則以普遍的製度為(wei) 依托。假相關(guan) 製度，保證官學教育的普遍性，穩定性，乃至於(yu) 基本的公平性。較之書(shu) 院教育，其優(you) 點在此，其劣處亦在此。以此而論，書(shu) 院教育足以補官學教育之不足，然不足以替代官學教育。如喻傳(chuan) 統之養(yang) 士為(wei) 畫龍的話，書(shu) 院教育乃點睛之筆，為(wei) 其精神魂魄之所在，然遽以為(wei) 其可替代龍之全體(ti) ，則無謂。

結語

傳(chuan) 統官學教育與(yu) 書(shu) 院教育，於(yu) 今日之啟示良多，此處隻談兩(liang) 點。

其一，如何定位今日教育主體(ti) ？盡管有“養(yang) 士”教育與(yu) 專(zhuan) 業(ye) 教育之內(nei) 容不同，精英教育與(yu) 普及教育之對象不同，傳(chuan) 統官學教育對於(yu) 我們(men) 國家今日教育之主體(ti) 定位亦有其啟示。今日教育之主體(ti) ，姑不妨權且視之為(wei) 一種官學教育，其定位當在於(yu) 普遍性教育，其目的在於(yu) 充分保證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並保證其可以持續的穩定性。其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是財政投入力度不夠，城鄉(xiang) 教育資源分配差異過大，教育的意識形態化、行政化，是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換言之，對於(yu) 一個(ge) 國家的主體(ti) 教育不必期望過高，隻要能充分保證基本的普遍性教育，並兼顧於(yu) 基本的公平性原則，也就難能可貴了。進一步的成才乃至於(yu) 成聖成賢，則取資於(yu) 個(ge) 性化的社會(hui) 化教育之補充，於(yu) 此，當下個(ge) 性化的書(shu) 院教育大有可為(wei) 。對於(yu) 書(shu) 院教育，官方應借鑒於(yu) 曆史經驗，應當予以大力扶持，而非漠然無視，乃至打壓。此扶持，是於(yu) 資金、政策上的扶持，而並非幹預書(shu) 院教學事務。

其二，我們(men) 前麵提到過，選舉(ju) 製的古今之辨，在於(yu) 古典政治既有基於(yu) 科舉(ju) 製的選士，亦有基於(yu) 官學與(yu) 書(shu) 院教育的養(yang) 士。今日政治，無論中西，則或隻有選舉(ju) 機製，而沒有預養(yang) 之製度，所選舉(ju) 之人，或難免於(yu) 政客之生命形態。子路曾向孔子發出如此疑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shu) ，然後為(wei) 學？”孔子斥之為(wei) “賊夫人之子”。以其未經預養(yang) ，而貿然謀求出仕也。古之官學與(yu) 書(shu) 院教育，自其本意而言，即在於(yu) 假修身之道，預先養(yang) 成士君子人格。同時，依托於(yu) 儒家公天下的政治理念，作養(yang) 士氣，培養(yang) 士人以天下為(wei) 己任、擔荷天下的責任意識。這一點，於(yu) 我們(men) 今日之政治治理而言，同樣具有啟發意義(yi) 。於(yu) 此，今日社會(hui) 化的書(shu) 院教育，於(yu) 當下或亦大有可為(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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