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經：該不該與(yu) 如何讀

作者：李存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廿四日己酉

           耶穌2016年11月23日

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趙法生博士主編的“大眾(zhong) 儒學經典”叢(cong) 書(shu) ，這套書(shu) “以現代的視野、大眾(zhong) 的角度、踐行的立場、深入淺出的講解”，為(wei) 當前的大眾(zhong) 儒學教育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這是值得祝賀的。與(yu) 這套書(shu) 的出版相伴隨的是，當前有關(guan) 於(yu) 讀經問題的討論。借此機會(hui) ，我也就“讀經”問題略抒己見。

關(guan) 於(yu) 讀經問題，我想首先是該不該讀。這個(ge) 問題當然是在中國近代以後才出現的，時代變化了，以往時代的經典在現時代還有價(jia) 值嗎？還應該讀嗎？這樣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以前是給予否定回答的，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則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在我看來，重要的是要正確處理文化之“變”與(yu) “常”的關(guan) 係。文化之“變”就是文化的時代性、階段性。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要有所“損益”變革，從(cong) 而有綜合創新，有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化之“常”就是文化的連續性、繼承性。時代雖然不同了，但是不同時代的文化並不是斷絕的，而仍然是有連續性的，我們(men) 要繼承中國文化曆代相“因”的“常道”，承認中國文化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在現時代仍然有其價(jia) 值，這也是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一個(ge) 前提。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經”是子、史之源，集是子之流衍，“經”處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根源和統率地位。“經者常也”，在經書(shu) 中有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我們(men) 傳(chuan) 承和弘揚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常道”，那就應該讀經。

其次是應該如何讀經，這也是當前關(guan) 於(yu) 讀經討論的重點問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中曾把中國哲學分為(wei) “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子學時代”是先秦諸子各自立說，“經學時代”則是漢武帝以後至晚清，大部分著書(shu) 立說者必須“依傍”經書(shu) ，對經書(shu) 作出訓詁解釋之後才能據經而立說。經學時代的思維方式是“經稟聖裁”，“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所立說者隻是“詁經之說而已”。那麽(me) ，現時代的讀經是否要返回到以前的“經學思維方式”呢？我認為(wei) ，時代不同了，我們(men) 對經書(shu) 也要有一種新的認識。其實，在甲午戰爭(zheng) 和戊戌變法之後，中國學界就已經有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此即“哲學”的思維方式。如王國維所說：“餘(yu) 謂不研究哲學則已，苟有研究之者，則必博稽眾(zhong) 說而唯真理之從(cong) 。”“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zhuan) 製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jia) 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jia) 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聖賢所以別真偽(wei) 也，真偽(wei) 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有了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men) 一方麵對經書(shu) 持尊重的態度，另一方麵也要有所分析，有所參稽比較。經書(shu) 中包含著中國文化的“常道”，但是經書(shu) 中並不全是“常道”；經書(shu) 中有“真理”，但是並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禮記·內(nei) 則》說：“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麵。”“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如果經書(shu) 全是絕對真理，那麽(me) 中國的女性出門就和當今的伊斯蘭(lan) 教婦女差不多，甚至還要更嚴(yan) 格。

關(guan) 於(yu) 如何讀經，我認為(wei) 還有以下幾點：

其一，青少年讀經要與(yu) 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完全封閉式的“全日製讀經”。元代以後的科舉(ju) 隻立“德行明經”一科，又以八股文取士，這是中國逐漸落後於(yu) 西方的一個(ge) 重要原因。不同的是，宋代的大教育家胡瑗曾有“蘇湖之法”或“明體(ti) 達用之學”，其設教有“經義(yi) 齋”和“治事齋”，經義(yi) 齋是“明體(ti) ”，治事齋則是“達用”的分科教育，“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以求“舉(ju)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yu) 皇極者”（“皇者大也，極者中也”）。朱熹晚年在《學校貢舉(ju) 私議》中也有類似的思想。晚清的學製改革，廢科舉(ju) ，興(xing) 學校，將西方的近現代學科納入學製之中，當時亦把胡瑗的“蘇湖之法”和朱子的《學校貢舉(ju) 私議》作為(wei) 根據，這種改革實也符合中國傳(chuan) 統教育發展的邏輯。因此，今日之兒(er) 童讀經，應與(yu) 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如果采取完全封閉式的“全日製讀經”，則不僅(jin) 誤人而且誤國。

其二，青少年讀經要與(yu) 家庭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製兒(er) 童讀經。儒家傳(chuan) 統以孝悌為(wei) 仁之本，由親(qin) 親(qin) 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家庭教育實為(wei) 個(ge) 人修身成長的本源。又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人的家庭，實即中國人的教堂”。今日之兒(er) 童讀經，應把家庭教育與(yu) 學校教育相結合。如果采取那種在偏遠山林中“出家”式的寄宿製兒(er) 童讀經，則背離儒家傳(chuan) 統的重視家教，勢必使親(qin) 情疏遠，對人情世故產(chan) 生隔膜，不利於(yu) 兒(er) 童的心理健康和學識、學養(yang) 的正常發展。

其三，今日之讀經要借鑒傳(chuan) 統的讀經方法，而不應是那種強製性、機械式的所謂“包本背誦讀經法”。在儒家經典中，尊師重教莫過於(yu) 《禮記·學記》，而《學記》也十分重視教學方法。如其特別重視“教學相長”，也就是教師與(yu) 學生的良性互動，相互激勵，互有長進。“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這是對學生的要求；“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這是對教師的要求。“自反”和“自強”都必須在師生之間良性的教學互動中才能實現，而不是隻一句“小朋友，跟我讀”所能實現的。《學記》還很重視學習(xi) 的循序漸進，“學不躐等”，如說：“一年視離經辨誌，三年視敬業(ye) 樂(le) 群，五年視博習(xi) 親(qin) 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朱熹說：“這幾句都是上兩(liang) 字說學，下兩(liang) 字說所得處。如離經（斷句）便是學，辨誌是所得處。他仿此。”可見，傳(chuan) 統的教學方法是主張學行一致，知行合一，把學識的不斷進步與(yu) 德行境界的逐步提升密切結合起來。能夠“敬業(ye) 樂(le) 群”“博習(xi) 親(qin) 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等等，不是隻靠“包本背誦”所能達到的。在“大成階段”，能夠“強立而不返”，即能夠堅持原則，有獨立的見解，有道德的操守，不隨意改變自己的觀點和立場，這尤其可貴。《學記》還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ye) ，退息必有居學。……不興(xing) 其藝，不能樂(le) 學。故君子之於(yu) 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這是說在課內(nei) 和課餘(yu) 都有適當的安排，傳(chuan) 統的教學內(nei) 容也豐(feng) 富多彩，情趣盎然，並不是枯燥無味，使學生產(chan) 生厭學情緒。《學記》又指出，學生有不同的心理素質，教師要“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這就是主張要“因材施教”。《學記》說：“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誌。”“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教學的語言要“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這就是主張啟發式教學，如孔子所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學記》重視教育方法，將其提升到“教之所興(xing) 廢”的高度。《學記》說：“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xing) ，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wei) 人師也。”對教師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願與(yu) 輔導讀經的教師以及從(cong) 事其他教育的教師們(men) 共誡共勉!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