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作者：郭沂（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副主任、中國孔子研究院尼山學者）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廿八日壬午

           耶穌2017年2月24日

【光明論壇·溫故】

2013年4月19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ti) 學習(xi) 時的講話中指出：“儒法並用，是我國曆史上常用的社會(hui) 治理方式，隻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製手段並用才能相得益彰。這是因為(wei) ，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結合才能達到最佳效果。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反腐倡廉是一個(ge) 複雜的係統工程，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但從(cong) 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礎性作用。”

應該采取什麽(me) 樣的治國方式？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抑或兩(liang) 者結合？早在2500餘(yu) 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一個(ge) 極其合理的方案，回答了這個(ge) 問題。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段話出自《論語·為(wei) 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規範人民，那麽(me) 他們(men) 雖然也能免於(yu) 犯罪，但會(hui) 喪(sang) 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le) 來規範人民，那麽(me) 他們(men) 不僅(jin) 不會(hui) 犯法，而且有羞恥心。

在這裏，孔子將“齊之以刑”與(yu) “道之以政”相應，將“齊之以禮”與(yu) “道之以德”相應。這樣就有兩(liang) 種治國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無恥”；二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效果是“有恥且格”。

從(cong) 效果看，二者的高低上下之分顯而易見。這是否意味著孔子主張放棄第一種方案而獨用第二種方案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則他就不會(hui) 擔任魯國司法長官大司寇了。在這裏，孔子是想告訴我們(men) ，相對於(yu)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更加根本、更加重要，應該成為(wei) 治國的主要方式。所以，孔子治國理念的基本思路是德主刑輔。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四種治國方式可以分別簡稱為(wei) 德治、禮治、政治（以政令、製度來治國）和刑治，它們(men) 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礎的。

早在殷周之際，人們(men) 就注意到人性有積極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國語·晉語》說：“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厚”就是增長、發展、培養(yang) 。既然“性”值得“厚”、需要“厚”，那麽(me) 說明它有積極的一麵，或者說善的一麵。戰國中期孟子的性善論，正是從(cong) 這一傳(chuan) 統發展而來的。另外，《尚書(shu) ·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節”就是節製，“性”既然應該“節”、需要“節”，說明它有消極的一麵或者說惡的一麵。這正是戰國末期荀子性惡論的濫觴。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貌似針鋒相對，其實並不矛盾，他們(men) 隻是看到人性中不同的側(ce) 麵而已。

既然人性中有積極的、善的一麵，也有消極的、惡的一麵，那麽(me) 健全的、合理的、理想的治國方案應該是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麵，同時在最大程度上節製消極的、惡的一麵。孔子的四種治國方式正符合這種要求。具體(ti) 言之，德治和禮治的功能主要是激發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麵，其中德治有利於(yu) 人們(men) 將人性中美好的一麵呈現、發揮出來，禮治可以幫助人們(men) 對其加以文飾、美化與(yu) 升華。政治和刑治的功能則在於(yu) 節製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麵，其中政治強調防患於(yu) 未然，刑治重在懲罰已然之惡行。

如果以德治、禮治所促發的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麵所占的比重高，那麽(me) 需要政治、刑治所限製的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麵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們(men) 也就不難理解孔子為(wei) 什麽(me) 重德治、禮治而輕政治、刑治了。

在具體(ti) 治國中，孰重孰輕，孰緩孰急，則在於(yu) 社會(hui) 現實。天下有道，則德治、禮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無道，則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調音師，能夠在二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德主刑輔，以德治國與(yu) 依法治國相結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yi) 。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