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士大夫重建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啟示

作者：朱漢民

來源：《原道》第24輯，陳明 朱漢民主編，東(dong) 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廿二日丙子

          耶穌2017年2月18日

摘要：晚清以後，最大的文化問題既要汲收西方現代性文化，又要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轉型的時候，由於(yu) 他們(men) 能夠堅持對中國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立，將文化近代化轉型與(yu) 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結合起來，給當代的文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啟示。

關(guan) 鍵詞：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湖湘文化；湖湘士大夫；

晚清以後，中華民族所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汲收西方現代性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直到今天，這仍然是當代中國人麵臨(lin) 的重大問題。而晚清以來，湖湘士大夫所思考的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的思想曆程與(yu) 文化成果，仍然值得當代知識群體(ti) 思考和承傳(chuan) 。

一

晚清以來，湖湘士大夫在致力於(yu) 推動中國文化近代化的同時，希望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所以，湖湘士大夫的許多傑出人物，從(cong) 魏源、郭嵩燾到譚嗣同、楊昌濟，他們(men) 之所以在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就在於(yu) 他們(men) 深入思考並積極實踐於(yu) 這一偉(wei) 大的曆史進程之中。由於(yu) 種種曆史原因，他們(men) 的思考與(yu) 實踐在特別的曆史條件下一度中斷，他們(men) 的許多獨到的追求沒有能夠實現，所以，到現在為(wei) 止，這些問題仍然保留下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當代中國的知識界、文化界麵臨(lin) 一百多年前的同樣問題：既一方麵要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所謂“改革”就是致力於(yu) 中國製度文化的現代化變革，所謂“開放”就是從(cong) 器物、製度到觀念文化的外來引進。但是另一方麵，當代中國知識界則麵臨(lin) 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問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絕不是完全移植西方現代化的器物、製度、觀念就能夠順利完成，而必須如楊昌濟所言，“夫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ti) 移植於(yu) 他國”。所以，中華民族仍然麵臨(lin)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這一重大的文化問題。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其實就是如楊昌濟所說的，要使“吾國固有文明”，能夠在現代化進程中而繼續“大放光明”，這就必須首先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

但是，當代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似乎容易形成一個(ge) 這樣的常識見解：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因而西方文化既是一種現代化的文化，也是一種代表人類的普遍性文明，中國要完成現代化建設，就應該放棄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從(cong) 器物文化到製度文化、精神文化全麵引進西方的普遍性文化。這種看法比較流行。當然另一方麵也有許多民族文化本位論者反對上述見解，他們(men) 持文化相對主義(yi) 觀而拒絕引進西方的現代化文化，有些人甚至強調堅守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ti) 性而不惜批判、放棄現代性文化。其實，上述兩(liang) 端的見解雖然竭然相反，卻有一個(ge) 共通之處：就是將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對立起來，然後選擇其中的一端而排斥另一端。

從(cong)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過程可以發現，晚清以來湖湘士大夫所推動的中國文化近代化轉型並不是上述的兩(liang) 極看法，他們(men) 的許多想法、做法，恰恰是通過將中國文化近代化轉型與(yu) 主體(ti) 性建構的結合，最終實現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的融通。所以，近代湖湘文化的當代價(jia) 值，首先應該體(ti) 現在湖湘士大夫在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探索中而所積累的經驗、形成的智慧、創造的成就。當然，其中最為(wei) 值得珍視的，是他們(men) 那種既堅決(jue) 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化、又堅持張揚中國文化主體(ti) 性建構的文化態度，特別是他們(men) 在倡揚二者結合時所具有的十分睿智的文化探索。

一方麵，在中國近代史上，湖湘地區湧現出一大批能夠“睜眼看世界”、倡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態度的士大夫群體(ti) ，他們(men) 是中國近代史上推動引進外來文化的積極推動者。從(cong) 魏源著《海國圖誌》倡“師夷之長技”並介紹西方世界的曆史地理、科學技術、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到洋務派領袖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致力於(yu) 對西方器物文化、科學技術的學習(xi) 與(yu) 引進；從(cong) 譚嗣同、唐才常、黃興(xing) 、宋教仁、楊昌濟力圖效法西方的製度文化，推動中國近代化政治製度與(yu) 文化的建設，到新文化運動中易白沙、毛澤東(dong) 、蔡和森的倡導、引進西方的科學與(yu) 民主，並進一步學習(xi) 、引進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yi) 以救中國，正是他們(men) 推動了晚清以後的中國近代化運動，特別是通過引進西方的器物文化、製度文化、思想文化，來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運動。晚清湖湘士大夫的近代化追求，代表著中國文化近代發展的內(nei) 在要求與(yu) 必然趨勢，同樣亦是當代湖湘知識群體(ti) 學習(xi) 、效法的典範。

但是另一方麵，正是這批推動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他們(men) 又是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的推動者。盡管他們(men) 倡導對西方文化的開放態度，積極引進西方的器物文化、製度文化與(yu) 思想文化，但是他們(men) 從(cong) 沒有喪(sang) 失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信念，他們(men) 積極引進外來的西方文化，最終隻是實現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他們(men) 也是中國文化負麵因素的反思者、批判者，他們(men) 之所以懷著沉痛的心情反思、批判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正是希望實現中國文化的浴火重生。所以，從(cong) 批叛、反思中國傳(chuan) 統的負麵性而言，湖湘士大夫的激烈程度是令人難忘的，如譚嗣同對中國傳(chuan) 統三綱五倫(lun) 的批判：“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lun) 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i]但是，他們(men) 在內(nei) 心中仍然堅守中國文化的內(nei) 在價(jia) 值與(yu) 主體(ti) 地位。那些在當時的士大夫群體(ti) 中顯得十分開放、激進的魏源、郭嵩燾、譚嗣同、宋教仁、易白沙等人，他們(men) 的內(nei) 心世界中仍然信仰中國文化的核心價(jia) 值，特別追求唐堯虞舜、內(nei) 聖外王的社會(hui) 理想與(yu) 文化理想。他們(men) 所欣賞、推介、引進的西方近代化文化，其實是獲得了他們(men) 內(nei) 心的中國文化理念認同之後才得以引入的。從(cong) 魏源、郭嵩燾對西方政治的推介，到譚嗣同、宋教仁追求憲政民主的實踐，再到毛澤東(dong) 、蔡和森、楊度的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雖然均體(ti) 現為(wei) 對西方文化的引進，但是他們(men) 之所以如此欣賞、追求、向往這些異域的文化，根源在於(yu) 他們(men) 內(nei) 心的文化母體(t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體(ti) 係。他們(men) 在兩(liang) 種文化的雙向選擇中，完成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轉型，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

由此可見，湖湘文化傳(chuan) 統的當代意義(yi) ，首先在於(yu) 湖湘士大夫將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與(yu) 主體(ti) 性重建的結合。對於(yu) 當代中國知識界來說，我們(men) 仍然應該沿著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道路繼續走下去，完成他們(men) 沒有完成的文化使命。這既是使中華文化重煥生機的必然之路，同時也是使中華文化惠及人類的光明大道，即如楊昌濟所預言的：“吾人能輸入西洋文明以自益，後輸出吾國之文明以益天下。”

二

湖湘文化的發展機遇、曆史貢獻，均是與(yu) 中國文化的曆史建構、將別是其主體(ti) 建構聯係在一起的。如果回顧湖湘文化發展的曆史，可以發現湖湘文化發展的兩(liang) 個(ge) 重要時期，楚漢、兩(liang) 宋的文化發展之所以成就高、貢獻大，就在於(yu) 它們(men) 能夠充分表達中國文化發展時期的主體(ti) 性建構的要求。

在楚漢時期，湖湘地區產(chan) 生了將中原道德文化與(yu) 沅湘民俗文化相結合的浪漫主義(yi) 文學藝術，其典型代表是屈原的《楚辭》詩歌藝術，它們(men) 成為(wei) 南方文化的經典藝術，並為(wei) 兩(liang) 漢以後完全成熟的中華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可見，楚漢時期的沅湘文化為(wei) 兩(liang) 漢以後成型的中華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使這個(ge) 遠離中原華夏文化的南蠻地區的文化，最終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區域文化之一——南楚文化或沅湘文化，納入到中華文化體(ti) 係之中。一方麵，屈原因“重華情結”而實現了南楚文化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麵，沅湘地區的巫歌民俗因《楚辭》而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經典，在兩(liang) 千多年來一直陶冶著中華兒(er) 女的審美心靈。這就是湖湘文化對中華文化主體(ti) 性建構的曆史貢獻！

兩(liang) 宋時期，由於(yu) 中華文化長期麵臨(lin) 外來佛教文化的挑戰，如何汲收外來佛教文化的智慧與(yu) 價(jia) 值，實現中華文化主體(ti) 性建構，已經成為(wei) 兩(liang) 宋以後儒家士大夫必須承擔的最大文化使命。兩(liang) 宋時期湖湘文化崛起，就在於(yu) 這個(ge) 時期的湖湘士大夫參與(yu) 到了宋明理學思潮的奠基、發展、總結的幾個(ge) 曆史階段之中，每個(ge) 階段均產(chan) 生了最重要的曆史人物、學派，如理學開山祖周敦頤，理學發展集大成的湖湘學派，理學總結者王船山，理學複興(xing) 者曾國藩。所以，宋明時期湖湘文化能夠崛起，就在於(yu) 它勇敢承擔、積極參與(yu) 了兩(liang) 宋以後中華文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發展，特別是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即建立一個(ge) 既汲收佛道文化的智慧與(yu) 價(jia) 值，又能夠回歸堯舜、周孔之道的主體(ti) 性文化，從(cong) 而完成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

清末民初時期，是中華文化進入到世界近代化潮流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麵臨(lin) 強勢的西方文化的巨大衝(chong) 擊。不僅(jin) 是西方文明潮水般湧入中國，同時這種文化輸入還與(yu) 經濟掠奪、軍(jun) 事進攻、政治殖民緊密相關(guan) ，中華民族麵臨(lin) 民族與(yu) 文化的雙重危機。湖湘文化在這個(ge) 時期能夠崛起，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核心文化區域之一，就在於(yu) 晚清以後的湖湘士大夫，一方麵主動承擔起學習(xi) 、引進外來的西洋文化的器物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全方位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化；另一方麵又堅持反思、批判、改造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回歸中華文化中具有恒常性、普遍性的價(jia) 值體(ti) 係，以實現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知識群體(ti) 參與(yu) 了這一文化建設的曆史進程。雖然他們(men) 並沒有完成中華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的曆史使命，但是，他們(men) 開辟的道路、積累的經驗、產(chan) 生的成果，已經成為(wei) 一筆保貴的文化遺產(chan) ，留給了當代文化人。

湖湘文化要能夠在當代獲得發展，取得成功，首先必須與(yu) 當代中華文化的發展要求結合起來。所以，我們(men) 首先了解當代中國文化的使命是什麽(me) ，特別要能夠獲得對我們(men) 所處的時代及其中國文化的任務的基本認識。

當代中國文化的使命與(yu) 晚清民初的文化轉型有直接的關(guan) 聯，雖然二者的國際國內(nei) 曆史背景發生了具大的變化。晚清民初中華民族所以急於(yu) 要解決(jue) 文化問題，是因為(wei) 中華民族正麵西方列強的瓜分而有亡國滅種的危機。那些提倡學習(xi) 西方近代器物、製度、思想文化的誌士仁人，往往均是抱著救國救民的經世追求而致力於(yu) 中國文化近代化的轉型。可見，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問題，本來就是一個(ge) 納入到經世濟民、救亡圖存之中的重大政治問題。由於(yu) 文化近代化轉型成為(wei) 維護中華民族生存的手段，故而中華文化與(yu) 中華民族這個(ge) 原本水乳交融的生命存在竟然出現了嚴(yan) 重的分離。那些推動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湖湘誌士仁人注意到了這種分離，他們(men) 希望通過中西文化的融通以實現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所以，魏源、郭嵩燾、譚嗣同、楊昌濟等均是中國近代史上推動中國文化近代化、開創中西文化融通以實現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的先趨人物。

當代中國同樣正在麵臨(lin) 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的使命，但是今天的國際國內(nei) 曆史背景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晚清以來希望通過近代化以實現中國富國強兵的所謂強國夢，今天已經變成了現實。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雪洗了鴉片戰爭(zheng) 以來中華民族飽受的侵略、掠奪、瓜分所帶來的民族恥辱，一個(ge) 完全獨立自主的中華民族終於(yu) 站了起來。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經三十多年以後，終於(yu)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華民族不僅(jin) 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而且在經濟上更加富裕，軍(jun) 事上更加強大，一百多年以無數中華兒(er) 女一直追求的富國強兵的夢想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全世界均在展望：21世紀是中國正在崛起並且成為(wei) 世界強國的世紀。於(yu) 此同時，中華民族也在麵對一個(ge) 嚴(yan) 峻的事實：中國的強大還隻體(ti) 現在政治上、經濟上、軍(jun) 事上，而並不是文化上的強大，這與(yu) 中國在曆史上的強大似乎不同。在延續幾千多年的世界曆史上，毫無疑問中國是世界上的強國，而且中國的強大絕不僅(jin) 僅(jin) 是政治上、經濟上或軍(jun) 事上的，而首先是文化上的強大，無論是道德修養(yang) 、哲學觀念、文學藝術，還是學校教育、科學技術、工藝製造，中國均在世界上有獨到的貢獻、普遍的影響、崇高的地位。然而，與(yu) 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比較起來，中國文化卻是最為(wei) 薄弱的，不僅(jin) 與(yu) 當代中國強大的綜合國力不相稱，更與(yu) 其五千年延續的燦爛文明不相稱。如是，這個(ge) 數千年一直以其悠久而輝煌文化而自豪的民族，卻在21世紀實現了富國強兵夢想之後，卻在為(wei) 自己的文化弱勢而自卑！

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這裏既有一百多年以來中國近代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亦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文化失誤方麵的原因。無論是近一百多年的近代化運動，還是近三十多年的現代化運動，主導或參與(yu) 中國近代化進程或現代化運動的精英人物，最為(wei) 缺乏的是對數千年積累的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與(yu) 文化自立。西方近代國家那些主導近代化運動的精英人物充滿著對自己傳(chuan) 統文化的自信、自覺、自立，故而才有複興(xing) 、重建文化傳(chuan) 統的文藝複興(xing) 、宗教改革等近代化文化思潮。而近代中國的知識精英、政治精英所缺乏的正是對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自信、自覺、自立。由於(yu) 沒有文化自信，所以他們(men) 將本民族國家的近代和積弱均歸罪於(yu) 自己的文化先祖，不相信本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中具有近代化的文化資源；沒有文化自覺，所以他們(men) 看不到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潛在價(jia) 值，更不能夠將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潛在價(jia) 值作現代轉化；沒有文化自立，所以他們(men) 將中國近代化運動看作是文化方向的西化過程，認為(wei) 僅(jin) 僅(jin) 是引進外來文化即可解決(jue) 文化的問題。既然沒有對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自信、自覺、自立，那麽(me) 最終的結果是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缺失。由於(yu) 失去文化主體(ti) 性，引進的外來文化亦無法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裏紮根。所以，盡管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其他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而在文化領域的收效卻十分有限。

三

所以，我們(men) 需要重新反思一百多年以來的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曆程，由於(yu) 本文的主旨，這裏我們(men) 主要從(cong) 湖湘士大夫所致力於(yu) 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中尋找智慧。晚清以來那些推動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湖湘士大夫，一方積極引進外來文化，敢於(yu) 大膽介紹、學習(xi) 、推廣西方文明，引進外來的器物文物、製度文化、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麵，他又堅守中華優(you) 秀文化，挖掘優(you) 秀木土文化資源。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均是以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特別是推動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為(wei) 目標。而當代中國的最迫切任務，恰恰是必須完成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中華民族才真正是一個(ge) 自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國，並且首先是一個(ge) 其他民族國家所景仰的文化大國！那麽(me) ，清末民初的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留給我們(men) 什麽(me) 啟示呢？

其一，文化自信。近代開明的湖湘士大夫雖然力倡改革開放，十分欣賞並倡導學習(xi) 西方的堅船利炮、憲政製度、平等自由觀念，但是他們(men) 卻有著對中華五千年文化的高度自信。他們(men) 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體(ti) 認的基礎之上。所以，盡管他們(men) 對現實社會(hui) 中的種種文化思想弊端有切身的體(ti) 會(hui) 與(yu) 衝(chong) 銳的批判，他們(men) 均是批判中國文化弊端最激烈的人。但是他們(men) 從(cong) 來沒有喪(sang) 失過中華文化的自信。無論是魏源對西方“堅船利炮”的引進，還是郭嵩燾對西歐“政教風俗”的欣賞，譚嗣同對西方“自由平等”的向往，均沒有使他們(men) 失去中華文化自信，他們(men) 內(nei) 心一直堅守的三代之政、內(nei) 聖外王、天人之道的價(jia) 值信念。他們(men) 的文化自信，一方麵是堅信中國文化近代的完成是中國文化理想的實現，認為(wei) 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同時仍是中國文化近代化的目標，在他們(men) 看來，中國文化近代化的結果不是離中國文化理想目標更遠，而是更為(wei) 切近或者是完成，近代化的最終目標，無非是中國文化理想的王道政治、聖王人格、天人之道。另一方麵，他們(men) 的文化自信，則是根源於(yu) 對中華文化是一種普遍性文化的信念，他們(men) 從(cong) 不認為(wei) 延續5000年之久的中華文化視為(wei) 一種地域性、特殊性文化，相反，他們(men) 一直堅持中國文化的普遍性，譚嗣同堅信“孔教何嚐不可編治地球哉”，[ii]故而他能夠以孔了之“仁”作為(wei) 最具普世性的價(jia) 值理念。楊昌濟也堅定地相信，儒教的價(jia) 值理念是具有普遍性與(yu) 世界主義(yi) 的，他說：“吾國聖賢之教，本取世界主義(yi) ，故恒謂吾國為(wei) 天下。”[iii]總之，由於(yu) 他們(men) 堅信中華優(you) 秀文化既有貫通古今與(yu) 未來的恒常價(jia) 值，又有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性價(jia) 值。

其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是對中國文化具有恒常性、普遍性價(jia) 值的信念，表現為(wei) 一種“情”的執著，而這種“情”的執著必須建立在對中華文化的“知”的理性、覺解基礎之上，即具有對中華文化的自覺。文化自覺必須包括文化上知已知彼。“知已”就是對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有一個(ge) 深入、全麵、多維的認知，近代湖湘士大夫是一個(ge) 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有著深厚基礎的知識群體(ti) ，並且對傳(chuan) 統學術形態能夠兼容並蓄。“知彼”就是敢於(yu) 、樂(le) 於(yu) “睜眼看世界”，近代湖湘士大夫是最早倡導了解西方、即“睜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的知識群體(ti) 。正由於(yu) 他們(men) 能夠將知已、知彼結合起來，才可能真正進入到文化自覺的境界。一方麵，知已知彼使得他們(men) 能夠大膽地承認自己文化傳(chuan) 統的短處與(yu) 不足，敢於(yu) 做文化上的自我反省與(yu) 自我批判，亦敢於(yu) 承認他者的文化上的長處與(yu) 優(you) 點，大膽推介、引進外來的優(you) 秀文化。另一方麵，知已知彼則讓他們(men) 有足夠的文化自覺，特別是對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中的恒常性、普遍性價(jia) 值有非常理性的認同與(yu) 堅守。這種以知已知彼為(wei) 基礎的文化自覺，是一種對中華文化的理性覺解與(yu) 文化自覺。而中國近代以來許多人缺乏文化自覺，或者是缺乏對西方文化的理性認知，盲目地拒絕、輕視西方文化；或者缺乏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理解，麵對西方文化即妄自菲薄，做一個(ge) “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er) ”的文化乞丐。

其三，文化自立。“自信”是情，“自覺”是知，“自立”是意，屬文化建構的實際行動。有了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自覺”，最終要完成中國文化建構的“自立”。當然，文化自立是一個(ge) 最為(wei) 艱難的工作，也是一個(ge) 至今的仍然遠未完成的工作。但是，近代湖湘士大夫所做的一些文化建構的探索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是一位對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有著足夠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人，所以他在為(wei) 他流血犧牲的新中華建構新的文化體(ti) 係時，堅持以“仁”為(wei) 其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的核心。毫無疑問，在他建構的價(jia) 值體(ti) 係之中，“仁”是屬於(yu) 中華文化傳(chuan) 統價(jia) 值體(ti) 係的核心，體(ti) 現出文化主體(ti) 性建構的精神。通過“仁”，可以追溯儒學、孔教的價(jia) 值之源，從(cong) 而確立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地位，並進一步確立“孔教何嚐不可編治地球”的文化自信與(yu) 文化自覺。另一方麵，他確立的“仁”是一個(ge) 開放的價(jia) 值體(ti) 係，不僅(jin) 可以兼容平等、自由的近代化價(jia) 值理念，而且還可以具有“會(hui) 通世界聖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眾(zhong) 生也”的普世性。雖然譚嗣同作為(wei) 一位投身於(yu) 維新變法的政治領袖人物，他所建構的“仁學”體(ti) 係還不夠圓融完善，但是他的文化自立的追求，無疑是值得當代學人學習(xi) 的。

近代湖湘士大夫在推動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轉型的時候，由於(yu) 他們(men) 能夠堅持對中國文化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立，故而能夠將這種文化近代化轉型與(yu) 中國文化主體(ti) 性重建結合起來。而現代中國在致力於(yu) 中華民族的獨立與(yu) 強國富民的改革開放時，恰恰缺乏對中國文化的自信、自覺、自立，沒有承擔起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的曆史使命。所以，我們(men) 在思考當代湖湘文化如何發展時，首先考慮的應該是承傳(chuan) 近代湖湘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最終完成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