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康曉光）

問題的提出

在中共“十六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問題再一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大陸的權力交接能否順利完成？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重大轉變？現政府和現行政治製度能否繼續存在下去，或者說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掌政權？這是一係列引起全球關注的大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關係到世界上每一人的切身利益。 .

穩定性的含義

在日常用語、大眾傳媒、學術論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性”具有多種含義。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其一指政治領導核心的穩定性，其二指關鍵政策的穩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穩定性，其四指政治製度的穩定性。對於中國大陸而言，第三種穩定性和第四種穩定性是高度相關的，因為政府倒台就意味著政治製度的崩潰，而且此類政府和政治製度很難重返曆史舞台。盡管這幾種穩定性是不同的，但它們並不是完全獨立的。例如，領導人的變更往往導致政策的改變，政策的劇變往往伴隨著領導人的更替。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穩定性。一理出現政府不穩定，原來的政策及製度等也許都會發生劇變，而且政府不穩定很可能引起全麵的不穩定，如經濟崩潰、社會動亂、種族衝突、分裂、內戰乃至國際衝突等等。 .

本文分析的對象就是“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府的穩定性”。所謂“未來3～5年”，是指從“十六大”醞釀到“十七大”召開之間的這段時間。這很可能也就是中共“第三代領導人”與“第四代領導人”交接班的時間段。因此格外值得關注。 .

主要結論

目前，關於這一問題大致有兩種看法。主流看法認為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執掌政權，我們不妨稱之為“穩定論”。與此相反，另一派則宣稱中國大陸的政府和政治製度將迅速崩潰，不妨稱之為“崩潰論”。 .

在本文中，將提出我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我的主要結論是：第一，最高領導人已經牢固地控製了權力係統，其個人權力無人能夠挑戰。如果沒有健康方麵的意外事件，將繼續執掌政權，並且能夠保證權力的順利交接。第二，作為上述判斷的推論，“十六大”之後中共的大政方針將保持連續性。即使出現變化，那也是最高領導人有意安排的結果，絕不會是意料之外的突變。第三，中國大陸處於危險的平衡狀態，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保持“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壞”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了深刻的轉變。集權政治轉變為權威政治，政治精英壟斷公共權力，並且嚴厲控製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計劃經濟被市場經濟取代。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崛起，工人和農民的地位下降，形成了精英/大眾二元社會結構。在新權威主義的旗幟下，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達成共識，結成聯盟。大眾處於全麵被動的狀態，隻能製造局部獨立的個人或者集體行動。由於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這種局部事件，因此不會威脅全局的穩定。但是，當出現的深刻的、全麵的經濟、政治或社會危機之時，將觸發全麵的、持續的動蕩，如果這種形勢不能得到迅速控製，那將導致政府不穩定。金融風險、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流動人口等等都是“幹柴”，而引發危機的“火種”可能是經濟衰退、銀行擠兌、台灣危機等等。 .

二、問題的背景

從集權政治到權威政治

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對合法性危機的反應。鄧小平希望通過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會改革，贏得經濟增長，借此維持甚至強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不但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大陸的經濟製度，也深刻地改變了它的政治屬性和社會結構。 .

在8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就完成了從集權主義體製（totalitarian state）向權威主義體製（authoritarian state）的轉變。在新體製下，中共仍然堅定地壟斷政治權力並且嚴厲控製公共領域，但是與毛時代的集權主義體製不同的是，它不再試圖控製人們生活的每個方麵，例如它不再全麵控製經濟活動，不再狂熱地兜售意識形態，不再監控公民的個人和家庭事務，不再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最重要的是，它實行對外開放政策，而且宣稱“要與國際慣例接軌”。鄧小平製定的“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集中而準確地表達了這種權威主義的精髓，即在保持一黨領導的同時，推進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 .

政治精英分析

“精英政治”並不能概括中國政治的本質。其實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數人壟斷政治舞台，而絕大多數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僅僅是“程度”而已。中國大陸的“特色”在於，執行統治任務的黨政官僚集團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即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淩架於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 .

但是，政治精英並不是鐵板一塊，分化發生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之間、不同的部門之間以及權貴之間和平民精英之間。目前，這種分化還處於非製度化階級，但是有時他們也會根據利益關係建立認同，並采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政治已經表現出利益集團政治的特征。 .

與政治精英的自我表白不同，統治集團的同盟軍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盡管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政治權力，但是他們的利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關照。目前，政治支持基礎已經從原來的工人和農民轉變為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 .

意識形態終結

原有的意識形態麵臨困境，新的意識形態還沒有產生。意識形態終結帶來了一係列重大後果。其一，中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其組織目標是“執政”。其二，可以靈活地對待一切理論、道路、原則、價值。其三，作為個人的一些黨員和幹部，缺乏道德，缺乏理想，也不知道人生的意義和歸宿。驅使一些黨政官員活著和工作的東西是人類最原始的生物學欲望。最後，一些政治精英“行為短期化”。他們不但對公眾和自己的上司不負責任（這是一切權威政治的通病），而且對自己的未來也不負責任。政治精英的行為短期化表現為部分人非理性地、瘋狂地貪汙、受賄、揮霍、享樂、辦多個護照、送子女到國外、向國外轉移資產等等。 .

國家與社會關係

威脅政府穩定的主要力量來自於社會。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政治穩定問題”也屬於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

改革也帶來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深刻變化。毛時代那種國家與社會渾然一體的狀態不複存在。國家權力不斷收縮，相應地社會從國家的全麵控製中逐漸脫出。政府已經放權了對個人和家庭事物的控製。可以說，“私域”基本上獲得了解放。在國家和家庭之間，經濟領域與公共領域的變化正好背道而馳。經濟領域已經基本獨立，市場取代計劃成為最主要的資源配置方式。“自由化”是經濟領域改革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公共領域中，則采取嚴厲的控製政策，言論、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等權利始終由政府壟斷。由於政府幾乎控製了一切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的資源，所以大眾、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處於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狀態。在這種環境中，政治上能動的社會階級或群體是不存在的。由於公民隻能作為個人存在，無論是普通大眾，還是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 .

在毛時代，政府通過農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單位對社會實行全麵管理。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城市企業改革的深化，舊體製瓦解了。為了填補這種“製度真空”，1989年以後政府開始了意識地建立一整套帶有明顯的國家法團主義色彩的管理體製，試圖把“第三部門”置於國家的嚴密控製之下。這是一種值得高度關注的傾向。 .

國際形勢

70年代末期，鄧小平再次選擇了對外開放。十年以後，冷戰結束。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在加速發展。對外開放、冷戰結束和全球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具有重大影響。隨著這些力量把中國越來越深地卷入世界秩序之中，國際因素對國內政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

這一切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意味著什麽？

首先，冷戰的結束宣告了資本主義在這一輪競賽中獲得了全球性勝利。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已經不複存在。中國處於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當然，前蘇聯的衰落和俄羅斯經濟複蘇的艱難，也從反麵為中共的權威統治提供了合法性。其次，美國及西方盟友主導世界事務。中國既無力，又孤立，隻能“韜光養晦”。美國有恃無恐地幹預台灣事務。台灣危機很可能觸發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軍事衝突，其後果不堪設想。第三，2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大為提高。加入WTO意味著中國正在更深、更快地融入世界經濟。這預示中國大陸的經濟表現將越來越多地受到外部影響，中國政府也在越多地喪失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最後，通訊革命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市民社會的複興、全球市民社會的迅猛擴張，使中國政府麵對的“社會”已經不同以往。如今，海外NGO也有能力幹預中國大陸的政治事務，進而威脅政治穩定。 .

三.挑戰力量：三維分析法

文獻討論

亨廷頓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不穩定源於“參與爆炸”。在“示範壓力”作用下，公眾提出的政治參與要求超過了政治製度能夠滿足的程度，於是導致政治不穩定。挑戰穩定的力量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生、政府中的改革派以及軍隊。普沃斯基則強調，政府和民間的強硬派與溫和派的組合格局決定了政治變遷的模式。他用一個二維矩陣簡潔地概括了他的理論。亨廷頓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時也動用了這種方法。哈貝馬斯揭示了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公共領域”的作用及其演變。團結工會、天主教會等非政府組織在東歐劇變中發揮的作用，促成了“市民社會興起理論”。奧爾森在他的集體行動理論中論述了“外部性”或“白搭車”問題的成因及其複雜後果。可以合理地把政治不穩定看作是一場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的結果。社會運動理論強調政治機會、動員和組織資源的方式、群體意識、對社會問題的感知、對通過集體行動解決共同麵對的問題的信心、有效的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馬克思在分析無產階級革命時強調階級鬥爭，並按照資源占有情況劃分階級。他指出了資本主義兩極分化的必然邏輯，以及無產階級麵對的日趨嚴重的社會問題。他還毫不隱諱地強調意識形態、政黨和暴力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目前，在分析中國大陸的不穩定問題時最流行的方法，一是“簡單地羅列問題”，通過強調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暗示政治不穩定的可能性。二是針對不同群體進行分析，如知識分子、工人、農民、資產者、幹部和軍人等等，分析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反應，即其對政治穩定性的影響。 .

上述理論和方法，產生的時代不同，研究的對象不同，關注的角度不同，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同，但它們都與政治不穩定有關。總的來看，考察的視野覆蓋了政府與社會的力量對比格局、社會群體的構成、造成人們不滿的社會問題、導致政治不穩定的集體行動的手段。例如，社會運動理論強調使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得以出現的“政治機會”的重要性。普沃斯基強調政府與社會力量的互動對政治穩定的重要影響。亨廷頓揭示了專製、對專製的不滿，以及由此引發的知識分子的反抗行為與政治不穩定的關係。市民社會理論實際上強調的是“反抗手段”的重要性，因為絕大多數“集體行動手段”隻能存在於市民社會之中。社會運動理論，簡而言之，強調的是“機會”與“手段”。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則同時強調“群體”、“問題”和“手段”的重要性。 .

在本文中，我希望綜合上述研究成果，“站在巨人肩上”針對此時此刻中國大陸的“特殊國情”，開發一種分析和預感政治製度穩定性的簡單而有效的分析框架，並且運用這一框架研究近期中國大陸的政治製度的穩定性。 .

群體/問題/手段本維分析法

我將從“群體”、“問題”、“手段”三個維度考察挑戰政治穩定的力量。所謂“群體”是根據資源占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的結果。由於政策和製度都是社會在其成員之間分配稀缺資源的工具，因此按照資源占有情況進行分類，可以直接顯示出各個群體與這個製度的利害關係，進而可以看出它們對製度的態度。所謂“問題”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問題”。某個社會問題會對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態產生不利影響，對它們的切身利益造成損害。正是由於存在社會問題，才會有“不滿”。正是那些感到“不滿”的群體，才有“意願”采取行動減少或避免損失。當他們感到隻有推翻現行製度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而且他們有機會和足夠的能力這樣做，那麽政治不穩定就發生了。這裏的“能力”也就是“手段”，包括一切可以想象的集體行動方式，如軍事政變、群眾暴動、社會運動、大眾傳媒、反對黨、NGO、地下組織、集會、遊行、犯罪、海外滲透等等。 .

把“群體”、“問題”、“手段”與“政治不穩定”聯係起來的邏輯鏈條是：第一，社會分化，國民分化為不同的社會的群體；第二，存在廣泛而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三，受到這些問題危害的群體感到現行體製下無法解決問題；第四，他們擁有集體行動的手段，並且采取行動；第五，維護現行製度的力量不能有效地壓製反抗行為；結果，導致政治製度不穩定。簡單地說，政治不穩定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存在對現行製度不滿的群體，他們感到有必要推翻現行製度，而且他們確實有能力和機會采取行動，並且取得了成功。 .

目前流行的“市民社會反抗國家”模型，強調市民社會以民主化的重要意義。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專製政治的本質就是政府壟斷集體行動的資源，而市民社會就是集體行動的“資源倉庫”，大眾傳媒、社會運動、NGO、關係網、政治反對派、革命領袖、犯罪團夥等等都在其中，所以研究政治穩定問題必須關注市民社會。但是，該理論隻強調社會中的集體行動及其功能，而有意無意地忽視社會中的階級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有鑒於此，我將在“市民社會反抗國家模型”引入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法，強調與國家相對的社會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化為一係列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各自占有的資源不同，對各種社會問題的反應不同，所擁有的行動手段不同，與國家的利害關係不同，因此在分析它們對政治穩定的影響時必須區別對待。可以說，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為強調“群體”維度奠定了基礎，而市民社會理論為強調“手段”維度奠定了基礎。 .

四、三個維度的曆史考察

本節的任務是，從時間維度考察社會群體、社會問題、反抗方式或手段的演變及其當前的狀況。這些影響政治穩定的因素本身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改革的起始狀態、改革的內在發展邏輯、國內的經濟形勢、權力格局、社會結構、國際環境特別是中美關係和蘇聯與東歐的演變。其實正是這些“大背景”主導了20世紀最後20年以及未來中國政治的演變，特別是政治穩定性。 .

社會群體分化的機製及結果

在毛時代，黨政官僚集團、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構成了主要的社會群體。在精英/大眾結構中，黨政官僚是社會精英，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組成大眾階層，而知識分子則處於最底層。 .

改革是資源重新分配的過程。這一過程表現為兩個平行的“子過程”，一是資源的分離，二是資源的私有化。在毛時代，所有的資源都歸官僚集團集體所有；在後毛時代，雖然政治資源仍然被官僚集團壟斷，但是經濟和文化資源開始被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分享。在毛時代，在法律上，一切資源都歸國家所有；在後毛時代，原來的國有資源逐步轉變為私人所有。 .

資源的重新分配帶來了深刻的社會分化，並產生了全新的社會結構。那些在資源私有化過程中的贏家成為“新時代的精英”，而局外人和失敗者則成為“新時代的大眾”。改革首先解放了知識分子。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對文化資源的占有和支配權。政治影響力、經濟狀況、社會地位的穩步上升使他們由原來的最低層一躍進入精英階層。市場化改革還使一個在毛時代被消滅的階級再度獲得新生，並進入精英階層。資本家和經理（包括國有企業的經理）占有或支配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工人和農民仍然留在大眾階層，但是相對地位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淪為“貧困階層”。 .

簡而言之，在後毛時代，精英/大眾結構依然故我，但是依據對各類資源的占有情況，精英分化為三類，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而大眾分化為兩層，普通大眾和社會底層，前者指城市大眾和農村大眾，後者指城市和農村的貧困階層。 .

本文使用的群體劃分方法是，首先把生產性資源劃分為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然後根據對各類生產性資源的占有情況對社會成員進行分類。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組”也是根據“對組織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把中國人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它們分別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擁有組織資源）、經理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私營企業主階層（擁有經濟資源）、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個體工商戶階層（擁有少量經濟資源）、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產業工人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農業勞動者階層（擁有很少量的三種資源）、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基本沒有三種資源）。他們進一步把中國人分為五個等級。他們指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主導階層應該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

社會問題形成的機製及結果

中國大陸近期政治穩定的“問題清單”，即可以通過調查來確定，也通過文獻研究來確定。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綜合相關研究成果得到一份“問題清單”。這些問題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領域，政治領域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失效、集權、腐敗以及台灣問題；經濟領域的問題包括經濟增長、國有企業效率、金融風險和WTO衝擊問題；社會領域的問題主要是不平等和貧困問題。這些問題持續深化和蔓延的過程，也就是危機加劇的過程。 .

簡而言之，這些問題來源於改革的初始條件和改革過程。它們或是屬於“曆史遺留問題”，如集權問題（即民主問題和自由問題）、國有企業問題、台灣問題，或是屬於“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如意識形態問題、腐敗問題、金融風險問題、WTO衝擊、不平等問題和貧困問題。 .

確切地說，強大的政府、政府主導型改革、市場化改革是造成這些問題的三個主要原因。市場化改革無情地摧毀了原有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價值和道德真空。強大的政府和政府主導型改革使政治集權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國有資源的私有化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導型改革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必然。在私有化過程中，沒有公眾監督、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銀行和中介機構，黨政官員擁有巨大的權力，而且一些人又是利欲熏心的投機分子，腐敗怎麽能夠避免！正是這種腐敗孕育了銀行的壞帳、金融風險、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錢權勾結、信息管製、禁止獨立的工會和農會，使極少數人可以肆無忌彈地掠奪經濟財富，孕育了持續發展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問題。進入90年代中期以後，政治精英獲得了絕大部分經濟增長的成果，而廣大工人和農民則承擔了改革的成本。大眾階層不但相對收入下降，而且絕對收入也在下降，其中一部分人還淪入貧困階層，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市場化改革的最顯著的成就是帶來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持續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中國大陸能夠保持政治穩定的最根本的原因。但如今不平等、國有企業低效率、金融風險、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幹預，則成為製約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瓶頸。 .

公眾集體行動方式的演變

孤獨的個人是無法有效地與政府抗衡的。隻有集體行動，才有可能構成有效的政治反對行動。因此所謂的“公眾的反抗方式”或“威脅穩定的手段”也就是形形色色的集體行動的方式或手段。同樣，通過綜合有關研究可以列出“手段清單”。這些集體行動形式絕大多數已經在中國大陸實踐過，其餘的在世界其他地區實踐過，但是近期內它們都有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現。 .

從7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在中國大陸，社會獨立的集體行動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70年代末期，主要的集體行動形式是大字報、集體上訪、集會、遊行，其典型代表是知識青年上訪、1976年的“四五運動”等。80年代，主要的集體行動形式是社會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大眾傳媒、集會、遊行、示威、傳真、海外滲透，其典型代表是1989年事件。90年代，主要的集體行動形式是宗教、氣功、互聯網、集體上訪、團夥和個人犯罪，其典型代表是“法倫功事件”、工人和農民的集體抗爭等。集權政治的主要表現就是通過壟斷組織資源，禁止獨立的集體行動，使公民處於一盤散沙狀態。經過積累經驗，政府在學習曲線上爬升很快。目前，影響範圍較大的集體行動手段基本上處於政府的控製之下。公眾能夠利用的基本上是局限性的集體行動，如集體上訪、遊行示威、集體暴動、地下組織、團夥和個人犯罪活動。 .

關於二維矩陣的討論

矩陣的確定是一個經驗問題，而不是理論問題。應該根據設計合理的社會調查結果確定每個元素的具體數值，至少應該根據其他研究的調查結果推測或確定矩陣的數值。在本文中，我隻能根據個人的主觀“猜測”確定矩陣元素的數值。當然，我清楚地知道這種做法的弊病。 .

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會引起所有群體的不滿。某個問題隻會引起某些群體的不滿。實際上，群體/問題矩陣是非常稀疏的。 .

近期內，政治精英可能會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和台灣問題發生嚴重衝突。當然涉及到其他問題的政策分歧也可能導致政治精英的衝突。經濟精英不會因為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的問題而產生不滿，但是經濟衰退、金融風險、WTO帶來的競爭會嚴重損害他們的利益，進而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原則上講，“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會因為所有的問題而對政府產生不滿。但是，今日中國大陸的主流知識分子也許隻會對政治腐敗、經濟停滯、不平等、貧困和台灣問題作出強烈反應。他們已經默認了“新權威主義”的合法性。城鄉大眾一般隻會對危害切身利益的問題做出反應，如經濟停滯、金融風險、不平等、貧困。當然離他們比較“遙遠的”腐敗問題和台灣問題也會引起不滿。貧困階層的視野更加狹窄。他們也許僅僅對貧困問題有所反應。 .

同樣，不是所有的群體都可能利用所有的集體行動手段。某些群體隻能利用某些手段。實際上，群體/手段矩陣也是非常稀疏的。 .

軍事政變大概是政治精英的專利。當然，他們也有能力使用其他的所有手段。經濟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轉移資產、罷市、組建各種形式的俱樂部。知識精英可以利用大眾傳媒、通訊工具、社會運動、NGO、俱樂部、海外滲透表達不滿。大眾和貧困群體則會利用宗教、氣功、地下組織、集體上訪、集會、遊行、示威和犯罪進行反抗。 .

由於問題/手段矩陣過於複雜，而且不確定性太大，因此還是留給未來的調查去確定吧。我就不再勉為其難了。

五、精英與穩定的關係

80年代：精英的分裂與衝突

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時指出，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候是它開始自我改革的時候。改革不但釋放了被長期壓抑的反抗力量，而且還進一步激發了更大的不滿。他不無遺憾地指出，被推翻的政府總是比它的前任更仁慈。托克維爾對二百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的分析對思考80年代的中國大陸富有啟示意義。 .

80年代的中國大陸充滿了動蕩。在這一時期，造成動蕩的不是大眾，而是精英，而且興風作浪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此時，經濟精英還沒有形成氣候。 .

盡管當時的最高政治領導人擁有巨大的個人權威，但是他並不能保證黨內的思想統一。整個80年代，政治精英始終處於分裂狀態，而且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愈演愈烈。 .

自從中國與西方接觸以來，知識分子就是中國政治的反對者。近代以來，由於知識分子的反叛，中國政體麵臨持續的合法性危機。80年代的知識分子，深受舊體製的迫害，對舊體製必欲徹底根除而後快，同時對改革充滿幻想，認為改革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可以帶來一個自由、富裕、民主的中國，更確切地說是“另一個美國”。由於在整體上傾向於“全盤西化”，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接受“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製度方案。盡管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新權威主義”，但是國內學術界主流並不接受。 .

政治精英分裂、知識精英在整體上日趨激進、黨內改革派與激進知識分子尋求建立聯盟，這一切使政治精英的內部衝突與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衝突交織在一起，直至發展成為不可調和的衝突，釀成悲劇。 .

90年代：政治權力的集中和政治精英的統一

隨著老一代政治家紛紛離世，黨內極端保守派的勢力不斷削弱。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對黨的曆史和西方世界的看法都與老一代大為不同。他們更加務實，更少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經過80年代的曆練，政治精英對待改革的態度在整體上趨於“中庸”，中間派一枝獨秀，極右派和極左派都失去了影響力，而且在關係到黨國存亡的大是大非麵前能夠保持高度團結。 .

與此同時，政治權力的再度集中也加強了政治精英的團結。90年代中期以後，沒再出現高層的公開分裂，而且政府內部的衝突也沒有外部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是一個令行禁止的高效率的行政係統。在這個龐大的垂直係統內部，“代理問題”日趨嚴重，腐敗問題愈演愈烈。自近二年以來腐敗問題有所緩解，但是目前還無法預測這種趨勢能否持續下去。 .

90年代：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聯合

90年代，精英格局發生變化，經濟精英成為一支重要力量。他們是現行體製和政策的支持者，是政治精英的盟友，當然也是政治穩定的維護力量。可以說，在中國，市場支持集權，經濟精英支持共產黨。 .

在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競賽中長期失敗意味著製度合法性的喪失。正是因為意識到市場比計劃能夠更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才要發動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是為了贏得經濟發展，進而應付合法性危機。市場需要資本家和經理。在市場環境中，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需要資本家和經理階層的不斷壯大，並且必然帶來他們個人的經濟資源的不斷增長。市場化改革帶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給政治精英帶來權力，給經濟精英帶來財富，因此中國改革的性質決定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存在天然的親和性。 .

經濟精英最喜愛的東西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集權製度能夠比民主製度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麽他們將毫不猶豫的選擇集權。例如，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資本家都不要求民主。通過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實施鼓勵經濟發展的政策，禁止獨立工會，信息封鎖，降低環境標準，為經濟精英創造了最有利的賺錢環境。此外，通過錢權勾結和裙帶關係，政治腐敗還為他們創造了可觀的非法獲利渠道，如侵吞國有資產、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等。通過吸收入黨，安排進入政府、人大和政協，資本家和經理們的“麵子”（政治地位的象征）也得到充分滿足。因此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和經理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了現行體製。 .

Baum和Shevchenko根據地方政治精英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係以及政治精英與當地企業家的關係，確定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的四種關係模式。在第一種模式（developmental）中，政治精英並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但是他們通過創造一個有利於企業經營的製度環境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在第二種模式（entre--preneurial）中，為了推動本地經濟增長，政治精英就像企業家一樣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在第三種模式（clientelist）中，政治精英並不關心地區經濟發展，他們僅僅熱衷於錢權交易，即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的關係戶謀取利益，據此從相關的企業家那裏獲取回報。在第四種模式（predatory）中，政治精英僅僅是單純的“掠奪者”，他們既不關心社會利益，也不與企業進行交易，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直接對經濟精英進行掠奪。我認為，這四種模式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同時並存於中國大陸。它們完整地描述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

90年代：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的聯合

知識分子是權威政治的天敵。這幾乎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因此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態度是影響中國政治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1989年以後，這個在權威政治中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卻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決。知識分子與政府的激烈衝突消失了。 .

如何理解這一匪夷所思的現象？表麵化的解釋強調，政府的“壓力”和“利誘”是國內知識分子放棄激烈反對的主要原因。其一，1989年之後，激進知識分子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下海經商，或是不能見諸媒體。激進勢力受到重創，一蹶不振。其二，90年代的商業化和專業化大潮分散了知識分子的關注點，一些人下海掙錢，一些人埋頭做專家。其三，政府的對政治異議分子嚴厲打擊和對合作者則大力獎勵並用的政策。這些觀察都是正確的，但是僅僅用這些來解釋這一現象還遠遠不夠。 .

其實，“犬儒主義”並不是知識分子接受政治現實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還有比它更複雜、更深刻的原因。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這是知識分子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第三，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的複雜性。他們意識到改革不僅可能帶來自由、富裕和民主，還可以帶來混亂、分裂、貧窮、不平等、經濟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衝突。第四，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很可能更像這些難兄難弟，而不會是美國式的民主。經過十幾年的觀察和學習，他們得以現實地、全麵地、冷靜地評價市場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改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隨之改變。一係列事件，如銀河號事件、美國反對中國申奧、台灣危機、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最惠國待遇問題等等，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發展，並進一步發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 .

在上述背景下，知識分子的態度發生急劇轉變，其標誌就是“新左派”的興起，並逐步成為中國大陸思想界的主流。新左派的核心思想並不新，其實就是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這一理論主張，在權威政府的領導下，推動市場化改革，而後再實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這種主張與鄧小平設計的製度方案“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謀而合。最關鍵的是，它接受權威政治的現實，並且把權威政治看作是從集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這種用學術語言表達的“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巧妙地解決了集權與民主的矛盾，把民主變成了一種對未來的承諾。這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聯盟得以建立的基石。 .

90年代，新左派在理論建設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新權威主義”之外，“漸進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新儒家”、“民粹主義”、“批判理論”、“社群主義”、“後現代主義”相繼興起。切莫把這些理論簡單地看作一群無聊文人從故紙堆或洋紙堆裏拾來的破爛。它們不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學術垃圾。實際上，它們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思想體係，而且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進而為中國大陸的權威主義政治提供合法性論說。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90年代中共的最大收獲就是在重建意識形態方麵獲得的初步成功。相應地，90年代的另一趨勢就是極端思潮“邊緣化”。馬列原教旨主義派和激進自由派都已經喪失了曾經擁有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在這兩個陣營中，如今幾乎沒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了。 .

精英聯合的模式

早在80年代，中共就號召知識分子入黨，同時鼓勵黨員經商發財。中共還把一部分影響力較大、經過考驗的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安排進政府、人大、政協。中共還通過中國科協和中華工商聯籠絡和控製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但是，比這類製度安排更為重要的精英聯合機製是“政策傾斜”。通過製定和實施向精英利益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贏得了社會精英的政治支持。同時，在製定政策過程中，政府越來越多地通過“谘詢”聽取社會的聲音。作為最主要的谘詢對象，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利益表達機會。我認為，“三個代表”就是精英聯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標誌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正在走向製度化。 .

走正式的製度和政策之外，精英們還通過非正式的“關係網”建立聯盟。例如，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權錢交易，很少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絕大多數發生在“朋友圈”中。知識精英的許多谘詢活動也通過朋友網絡進行。維係這種“關係網”的，不僅僅是利益交易，還有“信任”，而這種“信任”的文化基礎是傳統的“忠”和“義”。由於沒有選舉、議會、壓力集團、公共輿論的製約和競爭，加之政治過程的有限開放，這種“關係網”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空前發展，並且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毫無疑問，這種作用既有好的一麵，也有壞的一麵。 .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腐敗的主要表現形式，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可轉換性極強。直截了當地說，權力、金錢、知識、聲望和地位等各位社會資源正在出現合流的傾向或趨勢。例如，政府精英的家屬和朋友可以憑借政治資源經商、斂財、拿文憑。經濟精英可以花錢收買官員和專家，也可以直接買官、買文憑。知識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他們利用政界的朋友關係下海經商獲得成功的例子也屢見不鮮。孫立平等人強調，中國的改革造就了“總體性資本”－－把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集於一身。 .

精英之間的裂痕

承認存在“精英聯合”並不意味著承認精英是“鐵板一塊”。往日的“裂痕”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裂痕”還會不斷出現。 .

首先，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共的衝突始終沒有停止。而且一些認同“新權威主義”的知識分子，並不認同一些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的肮髒交易和他們對公眾的瘋狂掠奪。他們對“平等”和“公正”給予了日益增加的重視。窮人的權利、弱者的利益、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期利益是他們關切的重心。這一切蘊含著“新左派”分化的可能性。那些沒有機會參與分配的知識分子更是心存不滿、牢騷滿腹。他們宣稱自己代表社會良知，激烈地攻擊現實，而且不滿足於“口誅筆伐”。剛從大學校門裏走出來的年輕人往往除了自信一無所有。預期與現實的強烈反差使他們最容易加入這類隊伍。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現代化理論的預言－－現代經濟發展將自動帶來自由和民主。也許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遲早會提出民主要求。他們今天對政治現實的接受是“不得已而為之”，一旦羽翼豐滿，就會挑戰權威政治。台灣省就是一個例證。 .

六、大眾與穩定的關係

大眾的處境

80年代基本上是“雙贏”的時代。精英和大眾的處境都得到大幅度改善。90年代的特征是“贏家通吃”。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個方麵，大眾的地位都在相對下降，而且其中一部分人的絕對地位也在下降。 .

改革前，工人和農民是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並且名義上分別是領導階級和領導階級的同盟軍，享有很高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改革初期，盡管他們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生活水平獲得了較大提高。由於得到了“實惠”，因此他們真誠地擁護改革。進入90年代以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進一步下降，而物質生活質量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一部分人還淪入絕對貧困狀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與此同時，精英幾乎攫取了全部的經濟發展成果。在90年代，中國大陸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擴大，目前以吉尼係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約為0.45，已經進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的行列。 .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當前大眾的處境，那麽“全麵惡化”也許是最恰當的選擇。

大眾的不滿與抗爭

雖然有時也會關心國家大事，但是大眾主要關心的還是與自己的利益直接相關的事情。意識形態、民主、自由這類政治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太遙遠了。他們一般也不會直接對宏觀經濟問題做出反應，除非這些問題使他們的處境嚴重惡化。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是經濟不平等、貧困和腐敗。如今，麵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麵對精英們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麵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日益不滿。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中國大陸，大眾的不滿不僅源於地位的絕對下降，也源於地位的相對下降。改革不僅帶來了急劇的社會分化，還帶來了群體地位的“大顛倒”，今日的精英正是昔日的賤民，而如今的大眾卻是過去的領導階級。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孕育了巨大的政治危機。目前，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威脅最大的大眾群體，不是處於最底層的城鄉貧困人群，而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由於他們的地位同時出現大幅度的絕對下降和相對下降，因此他們的不滿最為強烈。同時，相對而言，他們也最具有破壞力，這是因為，一般情況下，他們集中居住在工廠附近，便於組織集體行動，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居住在大、中城市，與各級政府所在地近在咫尺，可以“就近就便”發起針對政府的集體行動。 .

如果存在有效的、製度化的壓力釋放機製，即使存在不滿也不一定會發展為與政府的衝突或犯罪活動。但是，在中國大陸，恰恰沒有這種製度化的壓力釋放機製。通過壓製獨立的工會和農會、控製媒體和司法機構、禁止集會、遊行和示威、加上有的黨政官員與企業主和管理者狼狽為奸，幾乎使大眾沒有合法地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任何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大眾除了聽天由命，就是走極端。近年來，集體上訪、聚眾衝擊地方政府、破壞公共設施、罷工、遊行、阻斷鐵路、爆炸、仇殺之類的活動不斷出現。 .

由於政府有效地控製了公共領域，在衝突爆發之前，大眾無法進行大範圍的動員，隻能發起局部性集體行動。在已有的全國性集體行動活動中，大眾從未充當過“領導者”，而僅僅是“追隨者”。與精英不同，大眾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也沒有完整的政治綱領。這也限製了組織大規模行動的可能性。他們的行動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往往是針對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而且組織化程度低，沒有正規而持久的組織結構。最常見的集體行動方式，或是同一單位的人共同行動，或是同一村莊的人共同行動。可以說，就業和居住提供了集體行動的組織基礎。1989年以後，各地政府擴充了防暴力量，大眾的局部性的集體行動往往在初期就被有效地彈壓下去了。所以盡管不滿的大眾使得各地的同類衝突不斷，但都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很難形成燎原之勢。 .

總之，麵對強大的權威政權以及與其結成聯盟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眾隻能發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性的集體行動。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是隻能給統治者製造麻煩，卻很難造成致命的威脅，例如導致全局性的政治不穩定。 .

“平等”與“公正”：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

一般說來，在現代政治中，要想有所作為，大眾必須得到精英的支持。大眾能得到精英的支持嗎？大眾和精英的結合點在那裏？存在這樣的結合點嗎？ .

“民主”和“自由”似乎不會成為精英與大眾的結合點。在1989年事件中，大眾支持的不是知識分子熱衷的“民主”和“自由”，而是“反腐敗”。90年代中期以後，大眾幾乎成了改革的反對派。“毛澤東熱”之所以會席卷全國，政府的宣傳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是也不能否認它有深厚的大眾基礎。當然，大眾懷念的也許並不是計劃經濟時代，他們不過是借這種“懷舊”表達對“不平等”和“腐敗”的不滿，表達對“平等”和“公正”的要求。 .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訴求，具有深厚的曆史、文化和社會基礎，可謂“源遠流長”。遠的不說，近代以降，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一脈相承，即使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小平，也把“共同富裕”確定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如今對一些精英的貪婪、腐敗、無恥、無責任感的切齒痛恨，為“平等”、“公正”也許還有“民粹主義”思潮的滋生繁衍創造了最有利的環境，也為精英和大眾的結合創造了越來越多的機會。 .

七、維護穩定的力量

維護穩定的力量，既存在於政府之中，也存在於社會之中。社會中的穩定力量的大小，取決於不穩定的成本和收益在社會群體之間以及群體內部的分布狀態。而政府在近期內維護穩定的能力，則取決於彈壓大規模突發事件的能力和遏製各類社會問題持續惡化和能力。 .

社會中的保守力量

毫無疑問，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的市民和農民、各類保險的購買者和養老金的領取者等等，都是社會中維護穩定的力量。 .

如果人們是理性的，那麽隻有他們預期不穩定給他們帶來的收益將超過損失的時候，他們才會選擇造反。因此，聰明的政府總是盡力影響人們對不穩定的預期，設法提高人們對損失的預期，同時降低他們對收益的預期。十幾年來，通過大肆宣傳不穩定的負麵效應，中共成功地使全社會對不穩定談虎變色。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經曆為官方的宣傳提供了注腳。另外，高度集權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並使國內無法產生一個合格的取代者或繼任者，客觀上造成了一旦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大陸將出現權力真空的局麵，而這種局麵又強化了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導致天下大亂的預期。這樣就有效地使人們接受既成的政治事實。 .

目前，盡管老百姓對自己的收入狀況不滿意，對貪官汙吏和不法奸商恨之入骨，但是今天的生活狀態畢竟遠遠好於計劃經濟時代，而且他們非常珍惜已經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權利和財富，不想參加一場勝算微乎其微的賭博。所以，隻要精英們還讓絕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餘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他們也許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地繼續過日子。這意味著，在社會大眾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擁護穩定的。 .

政府的彈壓能力

政府的彈壓能力取決於控製公共領域的能力、壟斷和動用暴力的能力、彈壓的決心和意誌、政府內部協同行動的能力、高層團結的能力。 .

總的來看，官方對公共領域的控製越來越嚴。目前，“黨指揮槍”的列寧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執行。憑借現代國家機器，中國政府已經具備了彈壓任何局部集體行動的能力。隻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的社會騷亂，就不會出現政治不穩定。 .

政府在短期內遏製問題的能力

對精英和大眾的分析表明，在近期內，經濟衰退、腐敗、不平等和貧困是威脅政治穩定的主要問題，因此所謂“遏製各類社會問題持續惡化的能力”，也就是維持經濟增長、遏製腐敗、控製貧富差距和緩解貧困的能力。 .

世界性的經驗顯示，不管其他問題多麽嚴重，隻要蛋糕還在增大，政府就有理由維持。中國政府已經初步掌握了在市場環境中管理宏觀經濟的能力，其標誌就是能夠在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有效地控製通貨膨脹和經濟波動。中國政府似乎也有信心對付加入WTO帶來的衝擊，而且以此為契機開始處理銀行風險問題和股市泡沫問題。9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越來越關注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在城市，社會保障體係正在建立，由下崗生活補貼、失業救濟金和最低生活保障組成的安全網正在建立。在農村，“八七扶貧計劃”取得重大成就，而且還在繼續加大扶貧力度。但是，流動人口仍處於社會保障體製之外，並成為最重要的犯罪群體。此外，也試圖通過開發西部縮小地區差距。與此同時，打擊腐敗的力度不斷提高，處理的大案要案數量逐年上升。為了“高薪養廉”不斷提高公務員工資和福利待遇。但是，人們總是合理地懷疑反腐敗的動機，懷疑靠現有方式遏製腐敗的能力。 .

90年代以來，中共顯示了很強的學習能力，彈壓能力或維護穩定能力持續提高。在學習曲線上升得非常快。

經驗事實

客觀地說，中共第三代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它實際得到的評價。

在政治方麵，第三代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險的權力過渡，成功地化解了民主化危機，壓住了來自自由化的挑戰，合法性下降的趨勢得到緩解，從“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到“三個代表”得到精英的廣泛認同。在經濟方麵，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控製住了通貨膨脹，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與此同時，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在社會方麵，開始著手解決不平等問題。在農村實施《八七扶貧計劃》，在城市建立完全網，同時開始部署開發西部。在國際關係方麵，打破製裁，重返國際社會，恰當處理了“銀河號”事件、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撞機事件，台灣海峽危機沒有過度發展，順利收回香港和澳門，加入WTO，申奧成功。這一切說明，作為一個權威主義政府的執政集團，第三代已經非常成熟，能夠在政治專製和經濟自由之間保持平衡，能夠根據社會壓力的性質和大小做出理性的讓步，能夠在改革開放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以及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也能夠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做出恰當的反應。隻要看一看90年代國際政治地圖的變化，我們就必須承認，在這個滄海桑田的時代，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共產黨政府能夠提交這樣一份成績單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 .

成就顯著並不意味著不存在問題，許多毛時代遺留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如集權問題等等，許多鄧小平時代產生的問題還在繼續深化和蔓延，如腐敗、不平等、貧困問題等等，新的問題也在不斷湧現，如加入WTO、台灣問題、金融風險等等。可以說，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給繼任者留下了艱巨的問題。 .

八、穩定性分析

不穩定的條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外部原因直接引起的政府不穩定，如外國軍事占領，政府不穩定往往是長期積累的壓力在某一時刻的釋放。就像爆炸一樣，既要有炸藥，又要有導火索。 .

那麽，就眼下中國大陸的特殊情況而言，政府不穩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什麽呢？此前的分析表明，90年代中期以後，政府精英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建立了比較穩固的聯盟。在精英/大眾結構中，精英聯盟的建立帶來兩個重要的後果。第一，精英不會挑戰政府。這一點非常重要。在權威政治中，精英占總人口的比例雖然很小，但是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對政治穩定的影響卻很大。一般來說，隻要各類精英保持團結，政治不穩定就不會發生。甚至隻要政治精英保持團結，其他群體的挑戰也很難成功。第二，威脅政府穩定的力量隻能來自大眾。此前的分析表明，在正常情況下，大眾隻能製造局部的反抗，而中國政府具有彈壓局部集體行動的能力。因此隻要不出現全局性的、持續的大眾集體行動，政府穩定就沒問題。也就是說，在近期內，在中國大陸，政府不穩定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出現全麵的、持續的大眾集體行動。 .

那麽在什麽情況下，才會出現全麵的、持續的大眾集體行動呢？這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局部性集體行動或潛在的局部性集體行動遍布全國；二是一場深刻的經濟危機觸發全國性的大眾集體行動。用裴敏欣的比喻來說，前者相當於在全國鋪滿幹柴，後者相當於在全國各處點火，而兩者疊加的結果就是一場遍及全國的熊熊大火。 .

問題的深化與蔓延

那些激起大眾不滿的問題會持續發展嗎？能遏製或解決貧困、不平等、腐敗問題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貧困、不平等、腐敗問題繼續深化、蔓延，那麽大眾的集體行動或潛在的集體行動將遍布全國。這也就是在全國鋪放幹柴的過程。 .

不幸的是，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導致貧困、不平等和腐敗問題持續惡化的原因，一是權威政治壓製了大眾的政治權利，二是政府內部控製失靈。目前，一些正常的民意表達手段極度缺乏，結果雖然存在問題，而且問題還在不斷深化與蔓延，但是集體行動卻難以出現。沒有集體行動，反過來又導致問題得不到遏製，得不到及時解決，直至發展到“爆發”階段。缺乏製度化的意見表達機製，缺乏必要的“減壓閥”或“排氣口”，就是在積累危機。嚴重的“代理失靈”使那些為解決問題而製定的政策無法有效實施。 .

導火索：一場深刻的危機

什麽樣的危機能引發政府不穩定？從理論上推導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那些已經垮台的政府的不幸經驗，也許會告訴我們一些有價值的信息。國際經驗顯示，軍隊政變、獨裁者死亡、對外軍事失敗、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惡性通貨膨脹、激烈的種族或宗教衝突、民族分離活動，往往會成為引發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 .

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在近期內，發生軍事政變、在外部軍事衝突中敗北、核心人物出現健康問題、激烈的種族和宗教衝突、嚴重的民族分離的可能性都不大，可以作為“小概率事件”處理。盡管台灣問題有可能引起美國的軍事幹涉，而這又有孕育了在與美國的軍事衝突失敗的可能性，但是在近期內這種可能性畢竟很小。由於知識精英日趨保守，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也不會出現。但是，發生持續的經濟衰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比較高。可以說，它們很可能就是引發中國大陸政府不穩定的導火索。 .

銀行壞帳、國有企業低效率、國內需求不足、世界經濟疲軟導致的出口和投資疲軟，這一切隨時都會觸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將引起全國性的大規模失業、嚴重的貧困、銀行擠兌、惡性通貨膨脹，進而引發遍及全國的大眾反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所以會成為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因為它們的影響波及到每一個人，而且短期內幾乎無法扭轉。缺乏大眾的製約、廣泛的錢權交易、黨政係統內部的官官相護、代理失靈、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又使得孕育危機的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而有效的緩解和解決。這意味著，在近期內，引發不穩定的導火索是存在的，而且存在著被點燃的可能性。 .

基本結論

近期內，中國大陸保持“政治穩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壞”的可能性並不是不存在。

目前，政治精英牢固地壟斷了公共權力，嚴厲地控製了公共領域，而且在新權威主義旗幟下，與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結成了聯盟。這是政治穩定的基礎。與此同時，大眾處於全麵被動的狀態，矛盾已經相當尖銳，分散的集體行動此起彼伏。由於中共完全有能力對付局部獨立的集體行動，因此大眾的日常集體行動不會威脅全局的穩定。但是，當出現深刻的、全麵的經濟或社會危機時，將觸發全麵的、持續的動蕩，如果這種形勢不能得到迅速控製，勢必嚴重影響政府的穩定。不公正特別是腐敗、不平等特別是貧困就是導致不穩定的基本因素，而引發一場國家危機的誘因可能是嚴重的經濟衰退、金融危機、海峽衝突、領導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壓製等等。 .

關鍵的權衡

曆史經驗告訴了人們一個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從長期來看，高壓的作用是有限的，隻有對利益分配格局進行相當大的調整，才能安大眾。而在當今世界裏，一個敵視精英的政府也是難以為繼的。因此，未來的政治穩定，取決於群體聯盟的結構及其有效性，取決於中共與精英和大眾的關係，取決於中共在利益相互衝突的群體之間建立複雜而微妙的平衡的能力。這就是未來的核心議題。 .

中國共產黨與經濟精英的關係

目前，威脅穩定的最主要的問題是不平等、貧困和腐敗，而挑戰穩定的最主要的群體是深受其害的大眾。因此，為了維持政治穩定，官方應該逐步緩解或解決這些問題，至少必須遏製這些問題持續惡化的趨勢。為此，中共就得限製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適當照顧大眾的權利，在財富蛋糕的分配遊戲中向大眾適當傾斜。但是，這種戰略性的政策調整很有可能會威脅現存的精英聯盟，提高這一聯盟破裂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一方麵，反腐敗會直接損害一些中下層黨政官員的既得利益，剝奪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進而導致權力係統凝聚力的下降。另一方麵，為了遏製不平等、貧困和腐敗問題，必須實行累進稅製，強化稅收，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為此必須削減經濟精英享有的各種優惠包括偷稅漏稅的機會，這將直接損害經濟精英的既得利益。在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中下級官僚能否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經濟精英能否繼續支持現行製度都會成為問題。 .

由此可見，為了維護根本利益，中共必須適當限製精英的利益，而這很有可能導致精英聯盟的破裂，從而瓦解維持目前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也就是說，握在手中的是一把“雙刃劍”——解決威脅穩定的問題的措施，往往又會破壞穩定的基礎。 .

中國共產黨與知識精英的關係

80年代是“主義至上”的年代。人們的爭論集中於“形而上”的“主義”。圍繞“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集權政治”與“民主政治”的激烈爭論貫穿始終，直至發展為流血衝突。90年代是“問題導向”的年代。人們關注的是一個個“形而下”的“問題”，而很少再去爭論那些抽象的“主義”了。市場已經徹底戰勝了計劃，取得了無可爭辯的合法性。權威政治由於“有用”而被廣泛接受。“民主”被排除在近期的“議事日程”之外，作為一個“理想”或“遠景”被放逐到未來。人們關注的是那些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如經濟增長、金融風險、腐敗和收入分配。 .

現行體製的穩定性取決於它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如果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那麽它就會穩定地存在下去。反之，如果它無力解決這些問題，而且還促使這些問題不斷深化和蔓延，則勢必引起人們對其功能和效率的懷疑，並要求嚐試新的製度方案，從而引發新一輪的“主義之爭”。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經驗顯示，“主義之爭”往往會破壞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並導致雙方的衝突，而這種衝突又會對政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

中國共產黨與大眾的關係

換一種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性取決於中共的理性和老百姓的耐性。如果中共有足夠的理性，能夠把問題始終限製在大眾能夠容忍的限度之內，那麽政治穩定是可以維持的。 .

但是也應該注意到，人類的政治實踐似乎證明，在一個精英相互聯盟，而大眾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的製度框架中，理性的生存空間是非常有限的，政治腐敗、裙帶資本主義、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巨大的經濟風險往往是這種體製很難避免的結果。也就是說，它如果不可能解決某些問題，那最終它就會被自己製造的這些問題所吞噬。

原載於《戰略與管理》雜誌2002年第三期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

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康曉光）

康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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