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的經學構建不僅(jin) 是重新解釋經典,更重要的是推動了經學的根本性變革。兩(liang) 漢經學以《春秋》為(wei) 基本綱領,而鄭玄以周禮為(wei) 基礎遍解群經,經學成為(wei) 禮學。經學的內(nei) 涵,從(cong) 孔子為(wei) 後王所製的價(jia) 值體(ti) 係,轉向聖王製作、孔子整理的禮製規範。對經學的整體(ti) 性理解,也從(cong) “空言”轉向已經實行的“行跡”。五經的性質,從(cong) 兩(liang) 漢經師所注重的微言大義(yi) 、家法···
“信關(guan) ”所透顯的工夫與(yu) 信仰雙重內(nei) 涵,揭示了儒者以能信的主體(ti) 生命融貫本體(ti) 工夫、生生信仰與(yu) 存在境界的獨特理路,深化了中晚明的三教合一論。這不但可以回應羅汝芳之學由於(yu) 缺乏工夫軌格而引發的爭(zheng) 議,進而完善心學傳(chuan) 統中信、悟本體(ti) 的理論與(yu) 工夫實踐;而且能呈現出儒家信仰區別於(yu) 佛、耶諸教,由主體(ti) 性通向神聖性、由道德實踐展開宗教精神···
“中”的起源與(yu) 先秦時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關(guan) 。西周春秋時期“華夏”族群的融合與(yu) 發展,為(wei) 戰國晚期“中華”觀念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產(chan) 生之時,“中華”觀念的基本內(nei) 涵即包括以“華夏”文化為(wei) 共同文化標準,以“禹跡”“九州”為(wei) 共同活動地域,以黃帝子孫為(wei) 共同世係認同。
張載認為(wei) 內(nei) 在感應論以「靜中之動」的動力模式為(wei) 特征,且十分強調「至靜」的境界在道德實踐中的重要性。「神」和「地氣」為(wei) 至靜的太虛能夠產(chan) 生內(nei) 在感應活動提供了動力。相較之下,程頤明確反對「靜中之動」的模式,他通過揭示天理在兩(liang) 端的互動中持續向內(nei) 感發,闡明了天理擁有不竭內(nei) 在動力的可能性。
新時代,儒家文化國際傳(chuan) 播處在古今中外多學科、多視野、多語境的交匯處,在傳(chuan) 播理念、話語構建、傳(chuan) 播模式等方麵麵臨(lin) 新的需求與(yu) 挑戰。儒家文化國際傳(chuan) 播應建立在對自身文化的自覺自信及對人類文化多元一體(ti) 的理解之上,通過傳(chuan) 播理念的共情轉向、話語構建的融合轉向、傳(chuan) 播模式的生活轉向,積極打造現代化、融合式的國際傳(chuan) 播生態,開拓更紮···
孔子廟與(yu) 教學製度的合一奠基於(yu) 唐初,起轉承合,興(xing) 衰榮辱基本上與(yu) 大事件“安史之亂(luan) ”相始終,所不同的是二者相偕的是時段,而相悖的是內(nei) 核;換言之,晚唐墮敗後的國家製度,尤其是祭祀與(yu) 教學製度式微不收,反而使得廟學獨立任重,秀出傳(chuan) 統教育之外。
蒙培元先生的儒學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與(yu) 理性的混合體(ti) ,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yu) 西方傳(chuan) 統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夠真正將中國哲學的理性思想與(yu) 西方哲學的理性思想區別開來。
康有為(wei) 的著作和活動,宗教意義(yi) 明顯。他把儒學從(cong) 王道學改造為(wei) 神學,變“敬天法祖”為(wei) “敬天貶祖、尊孔”,取消“奉元”以孔誕紀元。在宗教體(ti) 製方麵,先就籌謀改變國家宗教,另立性質為(wei) 製度性宗教的孔教,相關(guan) 著作遭毀版;參與(yu) 戊戌變法即爭(zheng) 取皇帝支持推行宗教改革,未得響應;辛亥革命後成立孔教會(hui) ,未有成效。
他們(men) 認為(wei) ,麵對社會(hui) 生活的滄桑巨變,用語言文字把傳(chuan) 統儒學的那些“常道”合邏輯、合知識地表達出來以說服人,成了現代新儒學的“第一義(yi) ”,否則儒學在這個(ge) 時代裏便無法自安。在此共識下,牟宗三哲學是“至高無上的教”的一個(ge) 現代流露,馮(feng) 友蘭(lan) 哲學是眾(zhong) 多“知識性的學”中的一個(ge) 現代成員,兩(liang) 者的差別就是“煙酒咖啡”與(yu) “菽粟布帛”的差別,雖不同,···
孟子的“四端”敘事在儒門心學敘事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四端”敘事不僅(jin) 是儒家心性學的理論基礎,更是儒家王道實踐的理論奠基。跳出儒門共同體(ti) 審視“四端”敘事會(hui) 發覺其看似連貫的邏輯中存在著某種跳躍與(yu) 斷裂。這與(yu) 敘事言說者的個(ge) 體(ti) 身位以及社會(hui) 曆史文化場域有關(guan) 。“四端”敘事的斷裂性在於(yu) 將體(ti) 驗、體(ti) 證、見證、論證四者不加分析地關(guan) 聯在一起,···
《公羊傳(chuan) 》認為(wei) ,序辭是《春秋》書(shu) 法之一,有微言大義(yi) 。董仲舒是西漢公羊學的大師,在解釋《春秋》《公羊傳(chuan) 》時,一方麵明確地概括出“序辭”的觀念,且把序辭作為(wei) 《春秋》正名的重要內(nei) 容;另一方麵,在繼承《公羊傳(chuan) 》的基礎上推見至隱,曲折幽深地闡釋序辭的微言大義(yi) ;再一方麵,通過《春秋》序辭的書(shu) 法而創造性地建構出天人之道,所謂···
在抽象的人性論上,荀子主張人既有性惡的一麵,也有心善的一麵。但是回到國家治理上,他又極力強調聖人的心善,突出凡人的性惡,其性惡心善說沒有貫徹到底。荀子人性論存在曆時性的發展,性惡心善說主要是《性惡》篇的觀點,而不適用於(yu) 《荀子》其他各篇。荀子並未提出性樸論,而是主張樸—偽(wei) 論,樸—偽(wei) 論是《禮論》篇的人性論主張,同樣···
在現實的倫(lun) 理政治生活中,儒家主張主體(ti) 自我的不平等的自由和有限的延續補償(chang) 性的平等的自由,但更注重包容個(ge) 體(ti) 自我的家、國、天下的群體(ti) —整體(ti) 自由。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儒家主張主觀自我對群體(ti) —整體(ti) 的認同、皈依,追求一種非個(ge) 體(ti) 性意誌的精神自由。
朱熹所理解的“知”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體(ti) 之性(理)展現為(wei) 作用之情的靈妙機能,換言之,即“明德”或“良知”。因此,關(guan) 於(yu) “知”的基本意涵以及“知至”的境界,可以說朱熹與(yu) 陽明的理解是一致的。
當代新儒家使用“內(nei) 在超越”來突出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優(you) 越性,即它既是內(nei) 在的,又超越的,兩(liang) 者可以合二為(wei) 一。然而,這個(ge) 概念本身在使用上需要經過一些界定,不然可能會(hui) 像一些新儒家的使用那樣,蘊含著自相矛盾。對比孔子和亞(ya) 裏士多德的相關(guan) 思想,可以發現內(nei) 在超越並非中國文化獨有的,西方文化也同樣重視之,並且,內(nei) 在超越和外···
一個(ge) 可以為(wei) 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家哲學,是建構的結果。它從(cong) 對親(qin) 親(qin) 尊尊的薄的政治解讀出發,利用親(qin) 親(qin) 去抑製個(ge) 體(ti) 的放縱,利用尊尊去製衡平等的極端,為(wei) 理想社會(hui) 提供一種更好的可能。
具有內(nei) 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經驗世界中實現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陽明哲學中的一個(ge) 重要課題。以孝解釋良知的這一接轉過程,是對上述問題比較切近人情的回答。陽明孝觀念具有“自然”與(yu) “深愛”特質,孝發自本源性的“深愛”情感,而不單純是倫(lun) 理與(yu) 道德的應然而然。陽明之孝實質上是一種超越了認識論和倫(lun) 理學局限的審美境界意義(yi) 上的觀念。
張學智《中國哲學概論》不僅(jin) 僅(jin) 是一部泛論中國哲學的著作,也在不少具體(ti) 領域有獨到之見。在形而上學部分,《中國哲學概論》分三部分來敘述:物質構成論、宇宙演化論與(yu) 天道義(yi) 蘊論。特別是物質構成論方麵,張學智教授結合氣論的哲學史,對氣學作了甚富新義(yi) 的闡發。與(yu) 西方形質論的傳(chuan) 統不同,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氣不可歸入質料,它是使存在者得···
“格物”是博取世間萬(wan) 物的現象和數理,用曆史和實踐證驗事理;“致知”是自虛靜中獲得智慧以明理,通過深度思考而探索隱微的事理。對王船山格物致知論從(cong) 三個(ge) 方麵進行深度思考,即比較船山與(yu) 朱熹思想的異同,分析王船山對方以智“質測之學”的吸收,探討其對西學的態度,有助於(yu) 挖掘王船山格物致知論中內(nei) 蘊的實證精神。
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釋,他認為(wei) “絡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類賦予的,是人道自決(jue) 、與(yu) 物流通的結果。人與(yu) 物——牛、馬的關(guan) 係很大程度上不再麵向存有論,而是通過基於(yu) 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權衡的道德實踐過程中貫通彼此。儒家對“絡馬首,穿牛鼻”問題的不同闡釋,共同蘊含著光輝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學在曆史發展中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