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困境智慧”蘊含著人生意義(yi) 如何生成的內(nei) 在考量,對於(yu) “作為(wei) 現實中的存在”的人,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指引意義(yi) 。順境中常思“憂患意識”,逆境中不忘“困境智慧”,兩(liang) 者相輔相成,共同構築起儒家圓滿自覺的人生智慧以及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學。
在學術脈絡上,孟子自覺宗承曾子、子思一係內(nei) 轉省思的理路,形成了一種新的學術傳(chuan) 統,為(wei) 儒家思想奠定了心性的超越基礎。孟子“說大人則藐之”,也表現了與(yu) 曾思一脈相承的“以德抗位”的內(nei) 在精神氣質。孟子關(guan) 於(yu) 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道傳(chuan) 承論,乃基於(yu) 一種學術根源性的意識;而其有關(guan) 孔曾思孟學脈係統的論說,則著眼於(yu) 當下學術新統的建構。···
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說,絕非一種單純為(wei) 人君謀的統治之術。其將人先天固有之道“還”給人自身,導民由乎自己以實現其自身價(jia) 值的政治理念,體(ti) 現出了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和切實的人道精神。
在早期儒家人性論思想中,除了人性善惡問題外,還有人性、物性異同關(guan) 係的問題。其大致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種模式:一種是人性、物性相同模式,以《中庸》為(wei) 代表;一種是人性、物性相異模式,以孟子為(wei) 代表。在宋明以前,孟子的人性論模式居於(yu) 主流地位。由於(yu) 受到佛教、道教的刺激,從(cong) 宋明以後《中庸》的人性論模式開始受到重視。兩(liang) 種模式本來屬於(yu) ···
中國思想絕無曆史終結論之幻覺,而始終有曆史意識。人自覺地居於(yu) 先人、後人之際,始終保持“戰戰兢兢,如臨(lin) 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態,上承先人之道,下對後人負責。中國文明於(yu) 人類之重大意義(yi) 正在於(yu) 終結“曆史終結論”之幻覺,而這一曆史意識的基底就是孝。
方今之世,文明衝(chong) 突愈演愈烈。從(cong) 百家爭(zheng) 鳴脫穎的儒家大一統思想正與(yu) 歐洲啟蒙思想鋒芒相向,在文明斷層線上的港台互爭(zheng) 雄長。而造成子之之亂(luan) 的禪讓製度亦於(yu) 兩(liang) 千年後浴火重生。不僅(jin) 使近代中國的百年亂(luan) 政劃上句號,還在西方民主之外開辟政治文明的異軌殊途——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中華文明和伊斯蘭(lan) 文明皆具強烈的政治關(guan) 懷。西方文明與(yu) 後者···
漢代社會(hui) 政治思想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征,其實質是對孔子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從(cong) 漢初黃老之學的興(xing) 起,到董仲舒以今文經學為(wei) 詮釋路徑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建構;從(cong) 兩(liang) 漢之際的讖緯神學迷局,到白虎觀會(hui) 議調和今古文經學詮釋路徑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重構,漢代社會(hui) 政治思想的整合與(yu) 變遷是時代需要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自我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漢代社會(hui) ···
當今人類顯然正處在生存與(yu) 發展所不可或缺的社會(hui) 生態、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全麵危機的境況之中。導致三態全麵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yu) 近代西方啟蒙理念及其引發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由於(yu) 理性、人權、獨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學、進步等啟蒙理念被作為(wei) 絕對價(jia) 值而波及全球並牢籠人心。啟蒙理念極度偏頗的擴張和畸變造成表現為(wei) 社群疏離、自然···
從(cong) 中國思想奠基的意義(yi) 來看,孔子及其集團與(yu) 六經乃是最為(wei) 重要的事件。孔子及其集團通過對六經的整理,一方麵總結了上古政教遺產(chan) ,類型化地區分了帝、王兩(liang) 種政教史觀,另一方麵又開辟了治教出於(yu) 二的新格局。三代王製對於(yu) 中國思想奠基的意義(yi) 必須通過孔子之道才可以理解。孔子集團從(cong) 三代之法中提煉出三代之道,對西周王製的總結而建立的“···
王夫之所謂“銷行以歸知”的批判,乃是從(cong) 實學透視心學的結果。當今西方二分法把道德動機細分為(wei) “意動”動機(motivations)與(yu) “動行”動機(motives)兩(liang) 種,王陽明的“一念之動”就是“動行”的而非“意動”的動機,因為(wei) 這種本土化的道德動機本身就是訴諸於(yu) “行”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恰恰包含了道德之內(nei) 所蘊含的三個(ge) 基本要素:觀念、意誌與(yu) 情感。
生生美學是生態美學的中國傳(chuan) 統形態,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意義(yi) 。它的正式出場與(yu) 改革開放及其進一步深化密切相關(guan) 。它的提出包含了梁漱溟、宗白華、方東(dong) 美與(yu) 劉綱紀等前輩學者的貢獻。其內(nei) 涵極為(wei) 豐(feng) 富,包含變易、萬(wan) 物化生、四德、日新、中和、仁愛等內(nei) 涵。生生美學在本質上與(yu) 當代生態存在論美學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親(qin) 親(qin) 相隱”在現代的爭(zheng) 論其實顯示了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兩(liang) 種價(jia) 值秩序之間的張力,顯示了現代個(ge) 體(ti) 主義(yi) 生命觀與(yu) 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觀之間的巨大矛盾。對這一問題的論述,看似隻涉及“親(qin) 親(qin) 相隱”是否公允,其實關(guan) 乎儒家倫(lun) 理在現代社會(hui) 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問題。
王船山易學雖然屬於(yu) 義(yi) 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學一理”思想,試圖以此統一象數與(yu) 義(yi) 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隻是描述船山“占學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並沒有從(cong) 內(nei) 在義(yi) 理上給出一個(ge) 融貫的解釋。筆者試圖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闡明“占學一理”思想背後更深的哲學訴求,並指出船山“占學一理”之論的目的表麵來看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防止《周易》流為(wei) 瀆亂(luan) 之書(shu) ,站···
張祥龍先生的現象學儒學就具有雙重的思想史意義(yi) :一方麵,它為(wei) 現象學的中國化或漢語現象學的建立開辟了一條可能之路;另一方麵,它也為(wei) 傳(chuan) 統儒學的當代轉換打開了一種新的可能。但同時,究竟是“親(qin) 親(qin) 為(wei) 大”還是“時間為(wei) 大”,也將構成現象學儒學或親(qin) 親(qin) 現象學內(nei) 部的可能張力。
《拒秦興(xing) 漢和應對佛教的儒家哲學》一書(shu) 通過現象學的時間觀對權力傳(chuan) 承進行了新穎獨到的論述。透過它所拓展的視野,我們(men) 看到權力傳(chuan) 承首先是一個(ge) 原本的時間問題;法家政治將權力實體(ti) 化、絕對化、現在時化,這種傳(chuan) 承幾乎是注定要失敗的;儒家基於(yu) 親(qin) 子間的原本時間-意義(yi) 關(guan) 係,通過禮樂(le) 教化來興(xing) 發、維持權力傳(chuan) 承,這是它破除和取代法家權力···
現象學時間視野有助於(yu) 理解儒家的親(qin) 親(qin) 仁道,卻不一定會(hui) 陷入以時間性來替換親(qin) 親(qin) 源頭的危險,因為(wei) 這種時間視野比胡塞爾、海德格爾甚至列維那斯的時間觀都更徹底地擺脫了個(ge) 體(ti) 主義(yi) 的幹擾。而且,這種三時相互補對生的時間觀在《周易》的陰陽時間中,獲得了更有質感的家庭化的特征,以至於(yu) 時間與(yu) 親(qin) 親(qin) 相互貫通了起來。權力現象學可以解釋秦國···
現代儒家思想的開展,更多地表現為(wei) 調動乃至挪用儒家傳(chuan) 統思想資源順應革命之潮流,而很少能夠做到堅守儒家立場以反思、回應革命所帶來之問題。與(yu) 此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曆史事實是,恰恰是儒家傳(chuan) 統中的某些思想資源,為(wei) 中國革命提供了真實的精神動力,盡管儒教中國,正是革命的對象。
孔子以前對士的理解的重心在“仕”,強調的是任官職事,孔子對士的理解的重心則在“學”,突出的是弘道崇德。這一轉變意義(yi) 重大,使得弘道成為(wei) 士人出仕的根本目的,從(cong) 而也影響到了君臣之倫(lun) 的重新建構。簡而言之,既然士人出仕的根本目的在弘道,那麽(me) ,道就成為(wei) 君臣之倫(lun) 的規範性基礎。這樣一來,臣對君的從(cong) 屬關(guan) 係實質上來自士對於(yu) 道的遵從(cong) ,···
在先秦與(yu) 兩(liang) 漢文獻之中,“獨知”通常為(wei) 動詞,且有兩(liang) 義(yi) ,一是“隻知道”,或“僅(jin) 限於(yu) 知道”,而對其他方麵則不知。一是“獨自知道”,其他人則不知。
在《明夷待訪錄》的現代闡釋中,錢穆既承繼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憲製架構下闡揚學校論的現代價(jia) 值,又對其激進趨向進行了保守化的平實處理,正視秦漢以來政治傳(chuan) 統,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國思維的現代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