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發展曆程中經曆了幾次重大變革,其中唐宋之際的變革尤為(wei) 明顯。唐宋之際的儒學變革指漢唐儒學轉型為(wei) 宋明理學,這種轉型可以通過儒學涉及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體(ti) 現出來,具體(ti) 而言,可以通過唐代的韓愈和李翱、宋代的程顥和程頤得以體(ti) 現。
漢武帝“罷黜百家,推明孔氏”,儒家思想成為(wei) 帝製社會(hui) 主流意識形態,五經躍居古典文獻主導地位。目前,學界多把漢代作為(wei) 經學開端,考察重點集中在兩(liang) 漢至明清,而對漢武帝之前的經史關(guan) 係關(guan) 注較少。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郭店簡、清華簡等出土文獻麵世,為(wei) 追溯經史關(guan) 係的最初源起提供了寶貴契機。
朱熹為(wei) 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學多元格局的終結者。
朱熹關(guan) 於(yu) 《詩·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討論,常為(wei) 後世學者從(cong) 倫(lun) 理、文學等角度提出批評。他們(men) 通常認為(wei) 朱熹對該詩存在較嚴(yan) 重的誤讀,不僅(jin) 前後矛盾,還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們(men) 若細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於(yu) 《摽有梅》獨特的曆史文化背景來闡述己見的,其解讀不僅(jin) 一以貫之、實事求是,還恰恰證明了他對情的重視。
世人多以“仁”為(wei) 孔子哲學的核心,《呂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貴仁”之論。但不論先賢對仁的躬身垂範,抑或後世對仁的義(yi) 理探究,終須見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論語》中孔子多次談論到“色”,無論是《學而》《公冶長》《陽貨》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還是《陽貨》篇提到的“色厲而內(nei) 荏”,《顏淵》篇“色取仁而行違”,《先進》篇中提到的“色莊者”,仔細推敲文意,都可判斷出孔子對形之於(yu) 外的容色表示懷疑。“色”在先秦時期內(nei) 涵豐(feng) 富,即使是《論語》中可以理解為(wei) 形色內(nei) 涵的“色”字也包含著明確的價(jia) 值···
19世紀30—60年代的美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是美國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時期,這場文藝運動中的作家們(men) 關(guan) 注到美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自然危機與(yu) 人的精神危機,於(yu) 是將目光轉向了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從(cong) 中國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態智慧,積極建構美利堅民族的新文化。
在古代,刑罰發揮著維護國家政權、穩定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作用,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據《尚書(shu) ·康誥》記載,周公旦曾告誡康叔封應當合理運用刑罰來治理國家:“用其義(yi) 刑義(yi) 殺,勿庸以次汝封。”
“不敢康”,出自《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眾(zhong) 口傳(chuan) 誦,白紙黑字記載,已有兩(liang) 三千年曆史。這簡單的三個(ge) 字,時間並未將其湮滅,而是在曆史長河的風浪驚濤中愈發厚實耀眼。放在當今時代,對現在社會(hui) 的人,其內(nei) 涵的警策力量也是深重而強大的。這是一種“要求”,更是一種“自覺”,是人類社會(hui) 生生不息的營養(yang) 和良藥。
想到傳(chuan) 統父子關(guan) 係,腦海中總會(hui) 浮現這樣一幅場景:陰森的老宅,兒(er) 子跪在院子的硬磚地上,滂沱大雨,劈裏啪啦打著他的頭和身子,膝蓋和小腿泡在水窪中……這種印象,源自激烈反傳(chuan) 統的“五四”。
在中國古代,受天人和諧思想影響,四時之禁逐漸成為(wei) 人們(men) 普遍接納並積極遵循的實踐準則,即順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安排生產(chan) ,確保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環境保護有機協調。
為(wei) 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論語》可借“鬆柏”言誌?這種“取辯於(yu) 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墨辯注序》)的思維,曾被西方學者視為(wei) “非邏輯的隱喻”,但法國華裔漢學家劉家槐(Liou Kia-hway)提出,這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滲透性歸納——一種融合直覺體(ti) 悟與(yu) 倫(lun) 理訴求的推理範式。重新厘清這一範式的邏輯特質,不僅(jin) 能為(wei) “中國古代邏輯···
晚清以來,相繼湧現出各種經學通史、斷代經學史或專(zhuan) 經史,以及紛繁多樣的經學通論、群經概論。這些著述大多對“經”“經書(shu) ”“經學”下過定義(yi) ,並基於(yu) 對“經”字的訓解、對經書(shu) 和經學的認定,來評析五經、四書(shu) 、十三經的性質、內(nei) 容,敘述經學的形成、演變,由此構建起對中國經學的整體(ti) 認知和基本評價(jia)
對經典進行時代解讀是中華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重要途徑,故曆代典籍注釋頗能反映當時的學術範式。魏晉以降,學風丕變,注書(shu) 體(ti) 製也隨之變改,朱熹、劉師培都曾論及魏晉與(yu) 兩(liang) 漢注書(shu) 之異。魏晉注體(ti) 之新變可概括為(wei) 注體(ti) 的辭章化,具體(ti) 表現為(wei) 注文的駢儷(li) 藻飾、注可離經獨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論體(ti) 借注立論。
“氣”是中國哲學和中華文明的核心範疇之一,氣論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國哲學某種意義(yi) 上就是氣的哲學。
清末民初以來,伴隨著中西文明的交流,產(chan) 生了不少具有時代特色的新語匯。其中,既有從(cong) 西方或經由日本轉譯的外來詞語,也有基於(yu) 本土語言改造而賦予新義(yi) 的概念。
清華簡《兩(liang) 中》是一部戰國時期的擬托類文獻。作者以“帝”授命“夏啟”為(wei) “下國王”作為(wei) 故事場景,借帝的使者“兩(liang) 中”向啟訓誡之言,闡述了一套在邦家初定時用以鞏固統治的社會(hui) 治理法則。
秦漢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yu) 發展的奠基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實現了空前規模的大一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大一統政治格局。秦漢“大一統”疆域的擴展、“華夷共祖”民族治理觀念的形成,以及民族治理製度的頒行,推動了大一統國家的民族治理實踐,豐(feng) 富了大一統國家治理的內(nei) 涵。
“德之不修”是孔子所憂的四事之首,可見修德是孔子思想和生命的根本問題。如何修德?孔子曾揭示許多為(wei) 仁之方、修德之法,“能近取譬”便是其中一種。它教人慧悟譬喻,發現、推舉(ju) 德行高於(yu) 自己的人,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
就經學史研究而論,經傳(chuan) 正名是必要的,因為(wei) 通過正名可以呈現經書(shu) 係統的變動曆程,由此探索經學範式的更新機製及其內(nei) 在理路。但就經學的賡續和發展而言,增益經目是必要的,因為(wei) 經書(shu) 係統的擴大不僅(jin) 意味著增加了新文本,而且意味著對傳(chuan) 承經書(shu) 的道統譜係及道體(ti) 內(nei) 涵的重新詮釋,這有助於(yu) 創構新的經學範式並推動新思想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