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shu) 視儒教為(wei) 一個(ge) “曆史的社會(hui) 的存在”,在宏觀上作曆史和社會(hui) 的考察和說明。在中觀方麵,則將儒教作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係統”加以分析,區分為(wei) “信仰係統”“身份—角色係統”和“社會(hui) 嵌含中的結晶化表現”三個(ge) 方麵。在具體(ti) 研究中,對現當代社會(hui) 理論、現象學及其方法有所借鑒和辨證,分析儒教社會(hui) 諸係統的結構和功能,描述其“存在理解”和“神—聖”信仰,···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尋求關(guan) 於(yu) “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為(wei) “社會(hui) 存在”, 是一種公共—集體(ti) 的“行為(wei) 方式”,具有自身的結構和功能,並通過觀念性和物質性的“結晶化”形式表現自己。“儒教形態”是對儒教結構功能及其曆史特征的指認, 也包含對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說明。
如果我們(men) 不執於(yu) 一端而強作分別,就中國傳(chuan) 統自身來說,“儒學”雖偏重於(yu) 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實際上並不存在脫離“儒教”整體(ti) 的“儒學”或“儒家哲學”,創造性的精神活動與(yu) 政治的、社會(hui) 的、生活的實踐活動是交織一體(ti) 而互動的。“儒學”從(cong) “儒教”中被抽離出來而成為(wei) “哲學”,這正是“儒教”曆史病痛的“症候”。
周公擁有大祭司、攝政王和政教宣化者的多重身份。在周公這裏, 周人的“上帝”崇拜與(yu) “天”之信仰得到了繼承和發展。周公“以德配天”與(yu) “製禮作樂(le) ”的文化與(yu) 製度創設, 既表現出理性的精神, 又洋溢著對神道的崇敬。周公的政教實踐, 貫穿著道德的理想, 但仍與(yu) 宗教信仰相配合。周公之信仰與(yu) 政教實踐,對後世儒教有深遠的影響。
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複雜性。周人的"上帝"信仰雖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響卻具有獨特的內(nei) 涵,"上帝"被奉為(wei) 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護神。"天"的信仰為(wei) 周人所特有,"天"被賦予道德理性並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沒有獨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結構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結構,在"其命維新"的政治與(yu) 文化變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春秋以降,伴隨“聖”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聖王”與(yu) “聖人”。在王權政治下,對“聖王”的神性肯定與(yu) 德性要求、道與(yu) 勢的衝(chong) 突與(yu) 調適,構成了儒家崇聖信仰的內(nei) 在緊張。隨著“聖王”理想的現實失落,儒家的“崇聖”信仰曆史地落到“聖人”身上。
“中國儒教”的當代建設應該走“鑄新魂、塑新形、賦新體(ti) ”的道路。這裏的“新魂、新形”, 其所謂“新”不是“新舊對立”之“新”, 而是“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之“新”。至於(yu) “新體(ti) ”, 是指當代和未來中國與(yu) 世界的社會(hui) 存在和文化發展。如何理解這個(ge) “新”, 需要儒者對於(yu) 中國與(yu) 世界的社會(hui) 發展和文化運會(hui) 的前瞻和把握。
“儒”經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誕生。“儒士”為(wei) “誌於(yu) 道”的“傳(chuan) 道者”。漢以後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擔綱者,是自覺地為(wei) 大一統國家進行神義(yi) 論和道義(yi) 論證明並致力於(yu) 政教實踐的新型儒者,與(yu) “儒士”存在著身份和精神類型的差異。“
在儒家的政教實踐中,關(guan) 於(yu) “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實用主義(yi) 立場,存在“道義(yi) 化”與(yu) “神義(yi) 化”的緊張。儒家的“神道”觀念,奠基於(yu) 中國人的存在領悟,並通過存在境遇的開顯而與(yu) “教”相統一。
1980年代賀麟曾撰寫(xie) 《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學思想》文紀念唐君毅,並借早年發表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說明1940年代自己的儒學思想與(yu) 唐君毅在方向上有相同之處。通過賀麟與(yu) 唐君毅的比較,可展現新儒學思想這一流脈的特征以及哲學依據。儒學現代開展這一流脈及其終結值得考量與(yu) 反思。
王夫之以王通《中說》的“理語”入詩所寫(xie) 作的《讀文中子》,乃反思宋明新儒學、申發曆史創痛之作,為(wei) 認識王通與(yu) 宋明新儒學的關(guan) 係提供了一條思想線索。王通是宋明新儒學的“在場者”,在文化交涉之觀念與(yu) 方法、哲學探求之形態與(yu) 內(nei) 容以及曆史哲學與(yu) 政教觀念等方麵,對宋明新儒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通與(yu) 王夫之,構成了自公元7世紀至17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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