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論語與算盤》中譯本序

欄目:新書快遞
發布時間:2016-12-13 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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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

作者簡介:姚中秋,筆名秋風,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陝西人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教授、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發現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yi) 傳(chuan) 統》《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yi) 之省思》《為(wei) 儒家鼓與(yu) 呼》《論語大義(yi) 淺說》《堯舜之道:中國文明的誕生》《孝經大義(yi) 》等,譯有《哈耶克傳(chuan) 》等,主持編譯《奧地利學派譯叢(cong) 》等。

《論語與(yu) 算盤》中譯本序

作者:秋風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五日己巳

           耶穌2016年12月13日



想來,即便未曾讀過,很多讀者聽過“《論語》與(yu) 算盤”這句話,並知道其出自日本人之口。

 

因為(wei) ,過去四十年的中國,在政治上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舉(ju) 國民眾(zhong) 自然以謀利為(wei) 人生第一要務,因而,工商業(ye) 快速發展,市場秩序逐漸形成,國民的財富普遍快速增長。而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在此時代,難免隱然有一疑問:中國悠久的儒家文化傳(chuan) 統對市場發育、對工商業(ye) 發展,究竟有什麽(me) 影響?有推動作用?兩(liang) 者兼容而相安無事?或構成障礙?盡管包括儒家在內(nei) 的中國傳(chuan) 統,在二十世紀遭受一次又一次猛烈衝(chong) 擊,但隻要內(nei) 自省或略微觀察一些周圍之人、事,即可知道,傳(chuan) 統仍在,儒家仍在,那麽(me) ,怎麽(me) 對待儒家?


如何對待儒家傳(chuan) 統的問題,困擾中國人已有一百多年,隻不過,二十世紀上半期,人們(men) 關(guan) 注儒家與(yu) 科學、民主之關(guan) 係;最近幾十年年的經濟主題,讓焦點轉移到儒家與(yu) 市場、與(yu) 資本主義(yi) 之關(guan) 係。


當然,這問題不僅(jin) 存在於(yu) 中國,一百年前的日本精英,同樣為(wei) 此所困擾。《論語與(yu) 算盤》所收錄之文字,正為(wei) 回答這一問題而說、而作。而本書(shu) 書(shu) 名十分醒目,其內(nei) 涵遠超中國研究、甚至發展儒家思想之學者的視野之外,而觸及中國愛讀書(shu) 、願思考之企業(ye) 家的敏感點,故此書(shu) 一經翻譯傳(chuan) 入中國,頗有洛陽紙貴、人人爭(zheng) 談之勢。


   

 

澀澤榮一:《論語與(yu) 算盤》

 

對於(yu) 困擾大家的問題,澀澤榮一的回答幹脆利落:在儒家文化傳(chuan) 統深厚的國度,如日本,更不要說中國,企業(ye) 家的正確姿態應當是: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他認為(wei) ,儒家文化可有效地支持現代工商活動,現代企業(ye) 家要取得成功,就不能拋開《論語》,而應當靈活運用《論語》所闡明之修身、做事之道。澀澤榮一對此有多個(ge) 層麵的論述,讀者自可尋繹,此處不贅。且本書(shu) 文字錄自澀澤榮一晚年演講,老者閑談,世事洞明,而文字平實,娓娓道來,隨手翻閱,即可受益。

 

另,讀者千萬(wan) 不要以為(wei) ,對《論語》,澀澤榮一隻有基於(yu) 人生實踐之常識性體(ti) 會(hui) ,實則他曾從(cong) 多位名師精研《論語》,並著有《論語講義(yi) 》,頗具學術品質。可見,澀澤榮一對《論語》這本大書(shu) ,能知而又能行,既有學術理解,又有商業(ye) 、社會(hui) 事業(ye) 上的重大事功,在現代東(dong) 亞(ya) 儒家文化圈中,相當難得,甚至可以說是獨一份,至少在中國,迄今,我們(men) 還找不到學術與(yu) 商業(ye) 兼能之士。

 

那麽(me) ,如何理解澀澤榮一之曆史地位?下麵筆者提出兩(liang) 個(ge) 人物,與(yu) 澀澤榮一對勘,或許有助於(yu) 讀者思考澀澤榮一之立場和本書(shu) 之論述。

 

第一個(ge) 人物是張謇(1853-1926年),比澀澤榮一年輕十幾歲,兩(liang) 人身世、經曆和所處時代,頗多相似之處。張謇出生於(yu) 富農(nong) 兼營商業(ye) 家庭,接受過較好教育,並積極參加科舉(ju) 考試,屢次失敗,乃入幕為(wei) 賓,不過最終仍能中狀元為(wei) 官。澀澤榮一出生在武士歸農(nong) 的豪農(nong) 兼營商業(ye) 之家,自幼接受過很好的儒家經典教育,曾被迫加入幕府,而後參與(yu) 明治維新,在大藏省為(wei) 官。

 

   


張謇

 

不過,與(yu) 一般士人不同,在官場騰達之門打開後,兩(liang) 人都激流勇退,辭官從(cong) 商。在士人一般認知中,商業(ye) 的地位當然低於(yu) 從(cong) 政,但兩(liang) 人對自己所處時代之曆史主題,均有異乎常人之深刻認知: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進逼東(dong) 方,乃因其國家“強”,國強之基礎是“富”。中國、日本欲擺脫困境,不能不求“富強”,至關(guan) 重要的工作是發展實業(ye) ,建立現代工商業(ye) 體(ti) 係,以與(yu) 列強競爭(zheng) 。故其從(cong) 商之動因,截然不同於(yu) 一般商人,而有明確的政治意向。

 

兩(liang) 人在大變局中為(wei) 中日兩(liang) 國奠定了現代“士商”傳(chuan) 統。傳(chuan) 統社會(hui) 有士、農(nong) 、工、商四民之別,仔細觀察曆史可見,至少在中國,士、農(nong) 、工、商不是僵化的經濟、社會(hui) 等級之分,而如錢穆先生所反複指出者,它隻是職業(ye) 之別,人可在其間自由流動,如農(nong) 家、工商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即可為(wei) 士,或曰“士君子”,知仁道,明禮義(yi) ,則可以身作則,領導群倫(lun) ,可以是入仕,也可以是領導社會(hui) 自治。

 

就此意義(yi) 而言,士其實是一種獨特的品質,即便身為(wei) 農(nong) 、工、商者,也可有士之品質。《白鹿原》之白嘉軒,可謂之“士農(nong) ”,其職業(ye) 為(wei) 農(nong) 民,卻有士人品質;又如,古代有“儒商”,子貢可謂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儒商,《史記·貨值列傳(chuan) 》所記戰國、秦代之傑出商人,多為(wei) “士商”,也即,其身在商場逐利,卻又士君子之德行。


  

 

陳忠實:《白鹿原》

 

張謇、澀澤榮一本身在此士商傳(chuan) 統中,而又因應時代變化,予以轉進,最為(wei) 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實業(ye) 規劃置於(yu) 國家富強之框架內(nei) 。本書(shu) 中,澀澤榮一反複告誡工商業(ye) 者和青年,當有公共精神,以自家事業(ye) 服務於(yu) 國家之富強。由此可見,至少在中日這樣被迫卷入現代化國家,“國家主義(yi) ”(nationalism)無往而不在,但兩(liang) 人又都堅持工商業(ye) 相對於(yu) 國家之獨立,因為(wei) 他們(men) 深知官僚化之弊端。他們(men) 顯示了士商精神在現代化過程中之基本心態:用自由市場機製發展工商業(ye) ,而服務於(yu) 國家富強的大目標。惟有士人,基於(yu) 其責任意識,才會(hui) 把自己置於(yu) 這一必定艱難的兩(liang) 者兼顧之格局中。

 

支撐其宏大抱負者,正是士君子之誌,源於(yu) 其儒家教養(yang) 。值得注意的是,張謇似乎很少論證研讀《論語》或其他儒家經典對於(yu) 經商之重要意義(yi) ,蓋因其所在時代,社會(hui) 整體(ti) 尚未懷疑四書(shu) 五經之權威。澀澤榮一在這方麵則著墨甚多,故有《論語》加算盤之絕妙說法。在現實中,張謇其實也是這樣做的,故其經營企業(ye) 和從(cong) 事公益之行為(wei) ,與(yu) 澀澤榮一相當接近;隻是,張謇用不著言說,澀澤榮一時代的思想政治氣氛,則讓其不能不起而為(wei) 《論語》辯護,因為(wei) 在當時日本民族主義(yi) 意識形態中,《論語》是中國的。

 

由此不能不提及另一人物,他與(yu) 澀澤榮一同時代,在中國影響極大,而兩(liang) 人對儒家的態度,完全大不相同,此即福澤諭吉(1835-1901年),比澀澤榮一年長五歲,當然主要作為(wei) 思想人物。

 

  


福澤諭吉

 

日本國民的觀念、價(jia) 值體(ti) 係比較複雜,儒家思想曾在精英的精神世界中據於(yu) 比較重要的位置,與(yu) 澀澤榮一同時代、主導明治維新之大人物,差不多都接受過較好的儒學教育。然而,也正是這些人物,在文化意義(yi) 上的明治維新中,逐漸與(yu) 儒家漸行漸遠。福澤諭吉最為(wei) 典型,並以理論係統表達出來。

 

明治維新與(yu) 中國受日本刺激而展開之戊戌維新、清末新政等事業(ye) ,旨在模仿打敗中日之西方列強,建立“國民國家”,或曰“民族國家”(其實是同一個(ge) 英文單詞nation-state),故有民族主義(yi) 之興(xing) 起。基於(yu) 日本民間宗教之神道教,正成熟於(yu) 國家主義(yi) -民族主義(yi) 的氣氛中。

 

日本精英立刻麵臨(lin) 一大難題:如何對待儒學?儒學已深入日本,但畢竟,儒學來自中國,而當時的情勢是:尊奉儒學之中國正處在嚴(yan) 重貧弱狀態,尤其是,其現代化進程滯後於(yu) 日本。

 

正是這一複雜背景,方顯澀澤榮一之難能可貴。他未把中國之貧弱歸咎於(yu) 孔子,也為(wei) 因此否定儒學之內(nei) 在價(jia) 值。在澀澤榮一看來,《論語》闡明為(wei) 人處世、社會(hui) 治理之大道,也是常道,不因中國一時之貧弱而失效。《論語》以漢字寫(xie) 成,孔子是中國人,但其中之道卻是普遍的,並且是始終有效的,哪怕到了現代,即便中國現在貧弱。

 

然而,當時日本有此見識者不多,大多數人因中國之現狀,而對儒學有俯視、輕視乃至蔑視之情。福澤諭吉即是如此,其對儒學之態度集中於(yu) 其流傳(chuan) 甚廣的《文明論概略》。在此書(shu) 中,福澤諭吉照搬西方流行之文明等級論,劃分當時世界未三個(ge) 等級:西方處在最高等級,是文明的;中國、日本等國家是半文明的,也就是半野蠻的,據於(yu) 中間;非洲、大洋洲則是野蠻的。據此,福澤諭吉呼籲日本“脫亞(ya) 入歐”,也即,脫離落後的儒家文化圈,學習(xi) 先進的西方文明,爭(zheng) 取進入西方文明圈——可以說,百餘(yu) 年來的日本確以進入西方俱樂(le) 部為(wei) 榮,這也正是今日東(dong) 亞(ya) 無法形成穩定秩序之症結所在——因為(wei) ,日本之心不在東(dong) 亞(ya) 。


  

 

福澤諭吉:《文明概論略》

 

既然如此,日本不能不放棄儒學,即便他本人早年所受教育主要是儒學教育,即便儒學早已在日本之體(ti) 中矣。福澤諭吉多次尖刻批判儒學,其各種批評意見對後來留亡日本的中國學者如章太炎及其周圍的年輕留學生如周樹人、錢玄同等人,產(chan) 生較大影響,新文化運動之諸多激烈反傳(chuan) 統觀念不少來自福澤諭吉之類日本人。這些日本人本來受過儒學教育,但為(wei) 建成日本為(wei) 現代民族國家,而有摒斥儒學之誌,表麵上,因為(wei) 儒學是落後的,內(nei) 裏,恐怕另有隱衷:儒學是中國的。

 

福澤諭吉更進一步。十八世紀後期,西人之文明等級論與(yu) 曆史進步論相遇,西方國家相信,自己作為(wei) 文明國家,享有征服野蠻族群之權利。福澤諭吉把這種強權政治邏輯運用於(yu) 中日之間:日本積極學習(xi) 西方,在現代化建設方麵逐漸超出中國,文明化成效顯著,故享有征服中國、以使中國文明化之權利。而中日之間悠久、深刻的文化聯係讓,反而這一權利的行使更為(wei) 緊迫:日本曾受惠於(yu) 中國文化,故推動中國文明化,簡直成為(wei) 率先接受現代文明的日本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基於(yu) 這一道德責任,不少明治思想政治人物支持晚清中國變法,但同時,在他們(men) 心中,征服中國之野心也日益滋長。

 

可以說,福澤諭吉為(wei) 明治維新以來日益發育、成熟之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提供了強有力的文化、道德論證,而這一套思想的起點,則是放棄內(nei) 在於(yu) 日本之儒學的決(jue) 心。反之,由本書(shu) 零散可見,澀澤榮一對日本之軍(jun) 國主義(yi) 思潮和政治始終保持戒備。對儒學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決(jue) 定著日本精英的世界觀。

 

這一點,對於(yu) 我們(men) 今日思考中日關(guan) 係,頗具啟發意義(yi) 。澀澤榮一、福澤諭吉活躍的年代距今已逾百年矣,百年中,中日關(guan) 係充分糾葛:先是日本不斷侵略中國,而最終為(wei) 中國打敗;此後,以歉疚之情,日本積極支持中國的現代化事業(ye) ;但到二十一世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超過日本,中日關(guan) 係迅速趨於(yu) 冷淡。

 

其中一個(ge) 重要表現是:今日中日之間的思想對話,近乎沒有。這可能是因為(wei) ,雙方找不到對話的共同語言了,從(cong) 政治上、甚至從(cong) 文化上,日本確實已經實現了福澤諭吉設定的目標:脫亞(ya) 入歐。而中國在經曆了文化上的自我去中國化之後,已經走上回歸之路,盡管還隻是開頭,精英們(men) 尚未儒化。於(yu) 是,當中日兩(liang) 國思想、政治人物坐在一起,他們(men) 的共同語言是什麽(me) ?至少我本人對此茫然。談西方思想嗎?

 

念及此,我有點好奇,在今天的日本,《算盤和論語》這本書(shu) 還有多沒有人讀?澀澤榮一、福澤諭吉生活的時代,儒家在日本精英群體(ti) 中還有較大影響,故其不能不認真地處理儒家與(yu) 現代化之間的關(guan) 係,那麽(me) 今天,儒學在日本還有多少?日本精英願不願意認真對待《論語》?今天還有沒有澀澤榮一式政治、商業(ye) 領導者?

 

當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作為(wei) 中國人,我們(men) 首先應當問自己是否願意認真對待《論語》?這本書(shu) 受中國讀者期待期待一事似可說明,孔子對今天相當數量的中國人而言還是外在的,所以還需要借一手《論語》、一手算盤這樣的命題說服自己肯定孔子,接受儒家。惟有當孔子內(nei) 在於(yu) 我們(men) 的文化生命,我們(men) 才有資格討論儒學在日本的命運和前景。到那個(ge) 時候,和平、繁榮、文明的東(dong) 亞(ya) 秩序才是可以企及的。

 

也就是說,今天,在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重讀澀澤榮一先生這本書(shu) ,我們(men) 的關(guan) 注點恐怕不應局限於(yu) 儒家文化是否有利於(yu) 經濟這樣的問題範圍,而應當在一個(ge) 更高層次上思考,《論語》能否成為(wei) 中日兩(liang) 國善意聯結之紐帶?儒家文化能否有助於(yu) 塑造東(dong) 亞(ya) 良好秩序?

 

蒲城姚中秋於(yu) 丙申仲秋

 

注:[日]澀澤榮一著,論語與(yu) 算盤,高望譯,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11月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