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傑人：效仿李澤厚喝一聲 該中國儒商登場了！

演講者：朱傑人

來源：鳳凰國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二丙寅

          耶穌2016年12月10日

 12月10日，首屆中華儒商論壇在上海開幕。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長朱傑人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他認為(wei)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己獨特的、優(you) 秀的商業(ye) 文化傳(chuan) 統。儒商精神是華商精神的主流。中華儒商應當“為(wei) 王先驅”，展現中國企業(ye) 界的時代責任和精神風貌。以下為(wei) 朱傑人教授致辭全文：

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朱傑人教授首屆中華儒商論壇開幕式上致辭

2010年10月，李澤厚先生在與(yu) 劉緒源的對談中提出：“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他說：“我認為(wei) ，後現代到德裏達，已經到頭了；應該是中國哲學登場的時候了。”他認為(wei) ，西方哲學那種“狹義(yi) 形而上學的哲學”，已經走到了頭，而“與(yu) 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卻表現出“後哲學”強勁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李澤厚進一步指出：“海德格爾之後，該是中國哲學登場出手的時候了。我以前講雖然海德格爾喜歡老子，但不應該拿老子來附會(hui) 類比，而應該由孔子即中國傳(chuan) 統來消化海德格爾。”

李澤厚先生講的是哲學問題，其時，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但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卻還處於(yu) 沉寂之中。作為(wei) 一個(ge) 傑出的哲人，李先生可謂先知先覺者，他預見到中國思想文化的崛起（或謂覺醒），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但是在經濟學術思想領域呢？在商業(ye) 文化、企業(ye) 管理文化及中國企業(ye) 家群體(ti) 的覺悟與(yu) 素養(yang) 的領域呢？

今天，我想仿效李澤厚先生大喝一聲（而不是“先冒喊一聲”）：該中國儒商登場了！

儒商，這是一個(ge) 極具中國特色的商業(ye) 與(yu) 文化概念。很多儒商研究學者認為(wei) ，“儒商”一詞，在古代典籍中似乎無據可查，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孔子的弟子子貢（端木賜），就是中國最早的儒商。“儒商”作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有名詞，究竟在何時出現，現在的研究尚未有定論。但儒商的存在卻是公認的事實。如果“儒商”一詞確實在古代文獻中出現很晚，那麽(me) ，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ge) 很早就在民間流傳(chuan) 的概念。它的曆史應該非常久遠。這是民間、是平民百姓，對一種具有某種特性的商人的褒獎之詞。這是對非單純以逐利為(wei) 目的的商人的一種特別的讚許，因為(wei) 這一類商人在逐利的同時，還有一些別的特點——以儒家的價(jia) 值觀指導自己的商業(ye) 行為(wei) 。

所以，儒商，不是一個(ge) 簡單的商業(ye) 現象，更是一個(ge) 文化、哲學現象。

中國的商業(ye) 文明雖發生、發展得很早，但是受儒家文化重義(yi) 輕利，及農(nong) 耕文明重農(nong) 抑末製度設計的影響，發展緩慢。然而，從(cong) 重義(yi) 輕利到義(yi) 利整合，從(cong) 重農(nong) 抑末到農(nong) 商兼舉(ju) ，中國的商業(ye) 文化一直在沿著自己的道路調整、創新、發展。資本主義(yi) 的出現阻斷了一條中國自己商業(ye) 文化發展的道路，而所謂的資本主義(yi) 精神卻以完全與(yu) 中國文化相反的道路——唯利是圖、利潤最大化，把中國式的發展模式擠壓得幾無生存的空間。當然，期間也有儒商，但那隻是個(ge) 別的現象，而非一種被普遍認同的模式、形態和理念、理論。

進入現代社會(hui) 以後，最早也最自覺地運用儒家理論與(yu) 價(jia) 值觀管理、運營商業(ye) 並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論的成功範例，出現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澀澤榮一。他的著作《“論語”與(yu) 算盤》成為(wei) 近代日本的“商業(ye) 聖經”。現代儒商出現在日本，不是偶然的。日本是東(dong) 方諸國最早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全盤西化，商業(ye) 文化完全實現了西式的，亦即現代資本主義(yi) 的模式。全盤西化及全盤的資本主義(yi) 化，使日本的經迅速發展，成為(wei) 亞(ya) 洲唯一一個(ge) 能與(yu) 西方國家同步發展的東(dong) 方國家。但是，資本主義(yi) 的種種弊端也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了與(yu) 日本這個(ge) 具有濃厚儒家文化印記的國家和社會(hui) 的衝(chong) 突與(yu) 違拗。澀澤榮一是一個(ge) 先知先覺者，他看出了其中的玄機，他希望用儒家的思想與(yu) 學說對衝(chong) 資本主義(yi) 。於(yu) 是，這才給了儒商文化在日本生存的空間。但是，應該看到，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業(ye) 文化中並不占統治地位，它的主流依然是資本主義(yi) 的固有形態。究其原因，這是日本文化保守主義(yi) 和功利主義(yi) ，決(jue) 定了它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從(cong) 來就是“用”而不是“體(ti) ”。對西方文化如此，對儒家文化也是如此。但是不可否認，對於(yu) 儒商在現代社會(hui) 的認識、實踐與(yu) 研究，日本比我們(men) 早，比我們(men) 深，所以近現代以來，日本一直握有關(guan) 於(yu) 儒商研究和實踐的話語權。

李澤厚先生在吆喝中國哲學登場時，表麵上看，他關(guan) 注的是中國哲人的“覺醒”。實質上，他關(guan) 心的是中國文化、中國傳(chuan) 統的“自覺”與(yu) “自信”問題。在2010年代，他還沒有底，他說：“現在似乎是時候了？也許還太早了一點？也許，需要的是編造一套西方哲學的抽象話語，否則就不算‘哲學’？是耶非耶，我不知道。”這裏，我不談哲學問題，如果說哲學還需要時間的話（其實，哲學也已經是到時候了），那麽(me) ，經濟早已經到了“中國時間”。試問，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的國家，憑什麽(me) 還說不到時候、不夠格呢？既然中國的經濟已經是世界第二，那麽(me) 還有什麽(me) 理由不讓中國的企業(ye) 家們(men) 登場呢？

當然，這裏有問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我們(men) 的崛起基本上是沿襲資本主義(yi) 的模式。於(yu) 是，資本主義(yi) 的各種弊端也在中國的大地上集中爆發：信仰危機、道德危機、環境危機、貧富危機、腐敗危機等成為(wei) 中國社會(hui) 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絆腳石。梁漱溟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許無力解決(jue) 人類盡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但是中國文化卻早已為(wei) 後現代化提供了足夠的智慧和資源。這就是中國儒商現在應該登場的原因。誠如李澤厚所言，中國哲學是與(yu) 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學在中國”，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國的哲學”。同理，中國的儒商文化是與(yu) 西方的商業(ye) 文化相平行的一種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可以補西方資本主義(yi) 商業(ye) 文化之缺，這就是“中國儒商”。但是，他並不違背商業(ye) 的普遍原則，所以，他又是“商業(ye) 文化在中國”。

人們(men) 在研究、總結發生在上個(ge) 世紀的亞(ya) 洲經濟奇跡（所謂“亞(ya) 洲四小龍”）時，無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麽(me) ，中國的經濟奇跡與(yu) 儒家文化有沒有關(guan) 聯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我們(men) 看那些最成功的一代企業(ye) 家，如張瑞敏、董明珠，他們(men) 無一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取得的成功，而是融入了中國傳(chuan) 統的文化元素。其實，這種現象更多地表現在數以萬(wan) 計的那些並不知名的中小企業(ye) 家中，他們(men) 中不乏自覺地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因，指導自己的商業(ye) 行為(wei) ，管理自己的企業(ye) 運作，有些幹脆以儒商企業(ye) 自許。可惜的是，我們(men) 的學術界、理論界不屑於(yu) 關(guan) 注這一類“形而下”的問題，以致我們(men) 的企業(ye) 家們(men) 隻能在繁雜的商業(ye) 打拚中盲目的、盲人摸象般地求索。這是中國學術與(yu) 理論的悲哀。現在應該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時候了。

中國經濟的崛起，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決(jue) 條件是文化的“自覺”與(yu) “自信”。李澤厚先生說：“我先冒喊一聲。願有誌者、後來者聞雞起舞，競創新思，卓爾成家，走進世界。”他說的是哲學，那麽(me) ，商業(ye) 呢？商業(ye) 哲學呢？企業(ye) 文化呢？經濟理論呢？管理哲學呢？或者說“後資本主義(yi) ”呢？不是應該落在中國哲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者們(men) 、中國企業(ye) 家們(men) 的身上了嗎？

愚以為(wei) ，中國儒商“為(wei) 王先驅”，乃應然而當然也。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