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東渡”扶桑之後（張立文）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要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文明成果，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同時提出要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孔子及孔門儒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曾在世界上產生過並仍舊在產生著重要影響。儒學的世界傳播對當代文化交流，對打造大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仍有啟發意義。——編者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儒學的傳播發展源遠流長。據《日本書記》載，應神天皇十六年經阿直歧推薦，百濟學者王仁應邀攜《論語》和《千字文》到日，這是儒學傳日之始，之後百濟又輪換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日本之所以受容、繁衍、發展，是與日本原有生存環境、文化語境及發展需要相關聯的。儒學的大一統思想，以及倡導大義名分、維護社會尊卑等級、協調家族人際關係等特點，符合島國逐漸統一的政治需要。日本民族以崇神敬祖為主旨的神道，與儒學的“神道設教”、“慎終追遠”的天神祖宗崇拜相會通，儒學的“王士王民”、“德治”和“仁政”，適合日本社會改革的理論需要。因此，儒學很快為日本朝野所認同，並在其長期的會通中，形成日本化的儒學。

孔子“開啟”日本學校教育

推古天皇時的聖德太子依儒學德目“德、仁、禮、信、義、智”製度冠位十二階，又製定《十七條憲法》，對日本社會實行改革。《十七條憲法》的主旨是儒家思想。第一條至十六條中，除第二條和第十條受佛教思想影響外，都源於儒學經典，如“和為貴”，“上下和睦”，“君則天之，臣則地之”，“以禮為本，上不禮而下不齊”，“無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信是義本”，“國非二君，民無兩主”，“五百歲之後，乃今遇賢”，“使民以時”等。此後多次派遣使者、留學生、學問僧來華學習、研究儒學，他們回國後推動了儒學的傳播，在此基礎上，推行“大化革新”運動，仿照唐朝的均田製、租庸調製及賦課製度，廢除私田私民，在公田公民之上建立以天皇為最高權威的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國家。這種新體製以唐朝律令製度為藍本，製訂了《近江令》、《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具有儒學道德化特色，如奉行忠、孝、信等道德規範，具有實踐倫理性。

日本原無文字、學校，儒學初傳時在官廷中開辦學問所，以學習儒學。大化革新後天智天皇時設立學校，在中央設大學寮（相當於唐國子監），地方設國學（“國”是日本當時地方最高行政單位），及大學寮別曹和私學。以傳授學習儒學經典，市縣明經道（儒學科），以“九經”，即《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和《論語》為教科書，其中以《孝經》和《論語》為必修。大寶元年（701年），宮廷和大學寮開始拜奠孔子，後仿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大寶律令》的“學令”規定的教授科目、考試內容都以儒學為主。

武士道的精神血脈

由儒學傳入日本，經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到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為日本早期儒學，具有經驗實用倫理型特征。12世紀末，日本進入武士掌握中央政權的階段。他們利用、吸收儒學中的忠、勇、信、義、禮、廉、恥倫理道德觀念，作為武士道的重要理念。由於武士出入於生死之門，禪宗的生死如一，立地成佛適合了他們的精神需要。

鐮倉幕府中葉，中日兩國禪僧在互相交往中，在傳播禪學的同時，把宋學的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的著作也帶到日本，在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中（五山文化是日本中世獨特文化，五山即五座寺廟。鐮倉“五山”指鐮倉幕府北條時代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淨智寺和淨妙寺；京都“五山”指室町時代員利氏將軍在京都建的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和東福寺），同時講授禪學和儒學，主張儒禪和合。禪僧俊芿到宋朝學習天台、禪、律及《四書》，1211年回國時攜中國書籍約2000餘卷，儒學約256卷。臨濟宗僧人雪村有梅、中岩圓月等都主張融合儒禪，《東海一漚集》卷四《中正子內篇之三·戒定慧篇》中說：“治世出世之教雖異，其於心之得失則均矣”。室町時代，儒學由“五山”走向世間，形成了博士公卿學派，用朱子新注教授儒學，被稱為“第一程朱學者”的一條兼良，著有《四書童子訓》，是日本最早的《四書集注講義》。薩南學派創始人桂庵玄樹吸收歧陽方秀和訓方法，改進了“四書和訓”。漢籍訓讀法不僅能使一般人大致了解文本意思，也使漢文化得以普及。海南學派創始者南村梅軒傳播程朱道學，以存心、謹言、篤行為修為功夫。從鐮倉到室町，儒佛融合，儒借佛而發展，特別是宋學由“五山”而得以傳播，而至推廣，為德川幕府時代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

朱子的權威地位

德川家康在平定戰亂後，為鞏固統一，嚴守尊卑，加強思想教化，宋學的朱子學比之禪學更適應了這種需要。朱子學在德川氏的尊崇下，而具有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鬆永尺五等人是德川幕府初傳播和普及朱子學貢獻最大者。林羅山師從日本朱子學的開創者藤原惺窩，曆任德川四代將軍文教官員，協助製定法律製度，起草外交文書，建造了私塾“昌平璜”，成為官方儒學教育場所。他排佛，亦排耶穌。他以智仁勇比附神道教的三種神器，主神儒合一。此後，儒學在日本迎來了鼎盛期。朱子學、陽明學形成不同學派。貝原益軒（1630年—1714年）推崇朱子學，他依朱子“大疑則可大進”之意，而具有批判、懷疑精神，使日本朱子學趨向經驗合理主義。他以“理氣合一”論批評朱熹“理一元”論，以“格物窮理”說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新井臼石（1657年—1725年）發揚朱子窮理精神，研究曆史，追求曆史演變真相，著《讀史餘論》、《古史通》、《史疑》、《西洋紀聞》等。他給德川家宣講授《四書》、《近思錄》、《書經》、《詩經》和《通鑒綱目》等。

江戶時，大阪是最大商業中心，形成以“懷德堂”為中心的大阪朱子學派。三宅後庵和中井甃庵創始，尊信朱子，批判鬼神，尊王賤霸，兼收諸家。其子中井竹山長於曆史，中井履軒專研經學，著有《七經雕題》和《七經逢原》等，由於倡導自由的學術研究之風，大阪朱子學得以繁榮。

貝原益軒等的思想特點為客體經驗朱子學，山崎闇齋則把朱子學向內轉為道德化、神學化。他尊奉朱子，視朱子為孔子以來第一人，猶如宗教教主，批判陸王，排斥佛教，以祖述朱子學為宗旨；提倡心身相即，“敬義夾持，出入無悖”的躬身篤行精神；建構“垂加神道”，以儒學來附會日本神統神國思想，以陰陽五行比附七代天神等，把儒學神學化。其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絅齋、三宅尚齋為“崎門三傑”，他們共同嚴肅尊崇朱子學，不同意闇齋的“垂加神道”說。佐藤直方主張“以理製氣”，不為氣曲，以靜坐存養方法，了知“太極之一理。”淺見絅齋認為，“朱子之學衡天地宇宙”，已成“天下萬世之法”，提倡忠義大節。三宅尚齋主張“天地精神之理”，與其所生的人的精神、祖先精神，三位一體，人的精神通過祖先精神與天地精神冥合。

日本儒學的旁脈別支

日本理學儒學除朱子學派外，還有陽明學派、古學派和折衷派等。五山禪僧了庵桂悟於永正八年，明正德六年（1512年）奉將軍足利義澄之命出使明朝，並會晤王陽明，是與陽明學接觸之始。中江藤樹是陽明學派的開創者。他始信奉朱子學，後轉向陽明學，倡導“天地萬物皆在我心之孝德之中”，“良知具於方寸”，方寸即心，心之良知可以“明明德”。良知功夫是要盡孝道，對祖先、天地、太虛神道盡孝德，通過慎獨、致知，提升道德修養。

中江藤樹後，分為重內省的德教派和重實踐的事功派。熊澤蕃山曾師從中江藤樹，後潛心研究儒學，著有《大學小解》、《中庸小解》、《論語小解》和《孝經小解》。他融合朱子重“窮理辨惑”之思和陽明重自反慎獨之功，主張“萬法一心，天地萬物皆不外乎心”，“天人合一，理氣合一”，“體用一源”。認為“天地一源”的神道，即“太虛之神道”，把太虛抬至神的地位。佐藤一齋主“心則天也”，“心之來處，乃太虛是也”。心是氣的靈者，是其本體之性。故世人諷他“陽朱陰王”。大鹽中齋始學朱子，後因讀呂坤《呻吟語》轉向陽明學，著《古井大學刮目》、《儒門空虛聚語》和《增補孝經匯注》等。力行陽明“知行合一”說。“天保大饑饉”中，他組織饑民起義，史稱“大鹽平八郎起義”，失敗後自焚。其指導思想是陽明學的太虛、良知和孝本論。

古學派是指注重從中國古典經書中探究聖人真意的思潮。古學派先驅是山鹿素行，他尊信古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盛於孔子，“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為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他倡導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他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伊藤仁齋學程朱性理之學，著《語孟字義》、《中庸發揮》等書，探索孔孟學說古義，對遮蔽經書原義的朱子《四書集注》和《四書大全》進行批判，認為宋儒講心性之學為“虛”，故流於佛老，背離人倫日用之學的“實”。伊藤仁齋的文獻學考證的古義學，實是一種新詮釋，標誌著以朱子為主流的儒學從武士向城市工商業町人的滲透。如果說伊藤仁齋為“古義學派”，那麽，荻生徂徠為古文辭學派。他受明代李攀龍、王世貞古文辭學的影響，而開創日本古文獻學。他認為“先王之道”的載體是《六經》，得“先王之道”，必須學習、研究《六經》，這種學問便稱為“古文辭學”。先王們製作的“禮樂之道”，是禮樂刑政等製度文化的總稱。“法天以立道”，道體現了天命。徂徠死後，弟子分為二，一是發展其漢詩文創作，二是繼承其經學研究，如太宰春台等。太宰春台著有《六經略說》、《聖學答問》、《論語古訓》和《詩書古訓》等。認為“天地是一大活物”，一切為神所作為；神道是聖人之道的一部分。“所謂神道者，乃是在佛法之中加入儒者之道而建立的”，並否定日本曆史起源於神創說。

折衷學派是指朱子學以外的儒學思潮。片山兼山被稱為此派之祖，他搜集秦漢以前的古書，折衷朱王（陽明）之學，認為“禮樂之德以誠而成”，聖賢君子所以成德功業，“皆以誠為本”。天地萬物運行變化是天心之誠的體現。井上金峨主張折衷諸學說而取長補短。他著《經義折衷》，評點朱子學、陽明學、徂徠學。主張“學問之道，在乎自得”，自得就是自我與《六經》相對照，“折衷仲尼”。塚田大峰延續徂徠學的“先王之道”，認為治國安天下之道，在於經籍。他以文獻考證方法獨自注解經書。

不一樣的儒學

德川幕府在1868年被推翻後，儒學也喪失了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明治維新掀起向西方學習熱潮，儒學被邊緣化，造成道德退化、風俗紊亂。元田永孚主張在國民教育中恢複儒教。西村茂樹認為要維係國家風俗和人心，就需要儒學的“道德之教”，而著《日本道德論》。學者黑住真提出，在近代日本，“儒教不僅參與了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其對日本的帝國化也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這是“某種近代日本儒教”的特例，而與中國、韓國、越南等國儒教異，也非“近世日本儒教”。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長、國學研究院院長、《國際儒藏》總編纂）

原載於2010-03-26 中國教育報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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