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方東(dong) 美之教育思想及其當代價(jia) 值

作者：周會(hui) 民（南開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1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初六庚申

           耶穌2016年12月4日

內(nei) 容提要：方東(dong) 美作為(wei) 現代新儒家的大師，“不但是大哲學家，也是大教育家”，幾乎在其所有的著述中，都談到了教育，表現了一位哲人教育家的極大擔當和睿智。他主張以中華高遠之“文化理想”作為(wei) 總的教育原則，以恢複“教授治校”“文言文教學”為(wei) 基本的教育政策，將具有興(xing) 學弘道、獨立治學的“學者抱負”作為(wei) 教師合格與(yu) 否的標準，同時殷切地希望國家有關(guan) 部門努力淨化“現代傳(chuan) 媒”所帶來的精神汙染，營造一個(ge) 適合世人靜心學習(xi) 、高雅生活之環境，以期早日實現中華文化之精神更新，進而最終成就“重建世界文化”之偉(wei) 大理想。方東(dong) 美先生作為(wei) 學貫中西之哲學家，對於(yu) 其教育思想的仔細研究，必將有益於(yu) 未來中國教育之發展與(yu) 拓新。本文從(cong) 文化理想、教育政策、師資水平、現代傳(chuan) 媒這四個(ge) 角度，來論述方東(dong) 美先生之教育思想及其對當代中國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教育思想；現代新儒家；方東(dong) 美；傳(chuan) 統文化；

在現代新儒家陣營中，出生於(yu) 安徽桐城的方東(dong) 美先生（1899-1977）是極為(wei) 特別的一位。他取儒家哲學之立場，卻一反常態，“輕《論語》、反‘道統’、批‘後儒’、讚道家，而且主張儒釋道三家融通互補，反對以儒家一家思想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成就。”[i]在教育方麵，方先生同樣獨具慧眼，然而不知何故，中國大陸之論者鮮有提及，這是殊為(wei) 可惜和令人詫異的事情。我們(men) 知道，方先生“不但是大哲學家，也是大教育家”，[ii]雖然專(zhuan) 門言及教育之著作不多，但“他在所有著述言談中，無處不是在講教育的問題。”[iii]方先生畢生從(cong) 事教育，桃李遍及世界，海內(nei) 外諸多學術或宗教大家如唐君毅、陳康、程石泉、傅偉(wei) 勳、劉述先、成中英、陳鼓應、安樂(le) 哲、孫智燊、傅佩榮、淨空法師等均為(wei) 其弟子。[iv]中國當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劉道玉先生先生的研究清楚地道出了“哲學”對於(yu) “教育學”所具有的靈魂性地位。[v]方東(dong) 美先生作為(wei) 學貫中西之哲學家，對於(yu) 其教育思想的仔細研究，必將有益於(yu) 未來中國教育之發展與(yu) 拓新。由於(yu) 方先生博極古今，文才斐然，且思緒猶如天馬行空，誠如其弟子、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劉述先先生所指出，要想把握其“思想深度和廣度”，就必須要“回到方先生本人的作品”。[vi]坐是之故，筆者以極大的努力，通過詳細征引方先生的著述，以呈現其教育思想之全貌。本文從(cong) 文化理想、教育政策、師資水平、現代傳(chuan) 媒這四個(ge) 角度，來論述方東(dong) 美先生之教育思想及其對當代中國的理論意義(yi) 和實踐價(jia) 值。

一、論“文化理想”

近代以來，研究中國文化者，幾乎無一不是在“中西對照”之視域下進行，然而論及對中國和西方兩(liang) 種文化了解和精通之程度而言，方東(dong) 美先生堪稱是其中的佼佼者。[vii]受家學及中學教育之影響，方東(dong) 美先生在學問上，很早就形成了融貫古今、會(hui) 通中西的研究路數。[viii]這種寬廣的哲學致思方式，直接導致了方先生教育思想有一種迥異於(yu) 普通教育家的非凡氣魄。換句話說，我們(men) 若能把握到方先生所體(ti) 認和懷抱的“文化理想”，就等於(yu) 找到了打開其教育思想大門之鑰匙。

方先生以哲學為(wei) 門徑，通過數十年對古希臘、近代歐洲、中國之文化精神的比較和研究，得出了古希臘、歐洲、中國各有其輝煌，亦各有其弊端。怎樣“療救”三者之弊病，方先生開出了“自救”和“他助”兩(liang) 個(ge) 方子。[ix]所謂的“自救”，便是通過文化內(nei) 部的反省、消除固有之惡疾，在古希臘則須像尼采所言的要張揚酒神精神，肯定世俗世界之意義(yi) ，在近代歐洲則是要引領其回歸古典的崇高價(jia) 值，而在中國則是要努力追求科學。所謂的“他助”，則是取其他文化之長，補自己文化之短。具體(ti) 言之，就是以歐洲人對於(yu) 生活的“靈幻生奇”態度，去調適希臘人“輕率棄世”之不足，拿中國人對於(yu) 天地萬(wan) 物“厚重善生”之情致，去稀釋歐洲人“誕妄行權”之危害，借希臘人對於(yu) 自然萬(wan) 物之“質實妥帖”與(yu) 歐洲人對於(yu) 知識權能之“善巧多方”，去醫治中國人精神上之“膚淺蹈空”。“他助”所達到的效果，用方東(dong) 美之言，即是“超希臘人之弱點而為(wei) 理想的歐洲人與(yu) 中國人，超歐洲人之缺陷而為(wei) 優(you) 美中國人與(yu) 希臘人，超中國人之瑕疵而為(wei) 卓越希臘人與(yu) 歐洲人”。[x]相比於(yu) “自救”，方先生更看重“他助”。

從(cong) 上麵，我們(men) 看到了方東(dong) 美先生在學問上所體(ti) 現出來的遼闊心胸和非常氣概。他既不同於(yu) 保守派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yi) ，又不類於(yu) 激進派的唯“馬”“西”是瞻。方先生所采取之方式，是“提其神而入太虛”，以“世界主義(yi) ”，[xi]即公允、客觀之態度去“俯視”人類各大文明，揚棄其得失，增益其不能，從(cong) 而達到餘(yu) 秉頤先生所揭櫫的“重建世界文化”[xii]之哲學旨趣和文化理想。用方先生自己之言，就是通過“陶鑄眾(zhong) 美”“三者合德”（集古希臘、歐洲、中國三大文化之長），培育出“人品偉(wei) 大、思想優(you) 勝、德業(ye) 高妙”之新文化，進而創造宇宙之新價(jia) 值，擔當人類之新責任！而走在“陶鑄眾(zhong) 美”和“重建世界文化”的雄偉(wei) 征程上，方先生認為(wei) ，擺在中國麵前的課題——既要吸納古希臘“求真理”、近代歐洲“善權能”之優(you) 長，與(yu) 此同時，還要弘揚中華文化優(you) 良之傳(chuan) 統；待中國文化更新之後，再“拿中國複興(xing) （實則指‘更新’，引者加）的哲學思想去麵對西方”，進而“促使西方衰退的哲學精神能夠複興(xing) ”起來。[xiii]它一方麵可以被看做是從(cong) “軸心時代”唯一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所當有之文化責任，另一方麵又可以被視作是作為(wei) 極具剛毅、擔當精神之哲學家的方東(dong) 美其個(ge) 人之哲學抱負！以這種尼采超人式“文化責任”和“哲學抱負”，去讀方先生關(guan) 於(yu) 教育的言論，我們(men) 就可以明白，為(wei) 何方先生總是顯得那麽(me) 地“焦慮”“憤恨”“深邃”和“孤獨”。

方先生說，當前民族精神乏力，士氣低沉，處處都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其根源是“從(cong) 來沒有人具有遠大的眼光，把整個(ge) 中國悠久的曆史，優(you) 美的文化，能夠真正說出一套道理來，讓現代的青年們(men) 能自信有立國的力量，民族有不拔的根基”，[xiv]致使中國青年，從(cong) 高貴的秉性上喪(sang) 失了自信、自尊，最後在各個(ge) 方麵都不能保有其應有的美德。在方先生看來，這是清代異族統治、屢興(xing) 文字獄、處心積慮打擊漢人之誌氣所致的惡果。經過堅船利炮的長期強力刺激、新文化運動的有組織地推動，中國文化逐漸喪(sang) 失了自己的主體(ti) 性、獨立性，而“文化無理想”[xv]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這種狀況，對於(yu) 身在上個(ge) 世紀“西化”、“蘇化”潮流之中的國人，或許還不覺得，但是對於(yu) 身處二十一世紀的青年學者來講，就無須多言了，因為(wei) 今日我們(men) 思想上的蒼白、乏力，我們(men) 自己最清楚。其實這些，方東(dong) 美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即已看得明白，因為(wei) 真正的文化“合德”或“他助”不是通過這種方式粗糙地建立起來的。

麵對西方豐(feng) 碩的文明成果，首先，方東(dong) 美認為(wei) ，中國人必須且能夠有一種自信、自覺之精神，而不隨西方俯仰。因為(wei) 縱然放在世界文化史上，將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一對比，方先生說，至少有三點可以發現，中華文化有不朽之成就，即“高度的倫(lun) 理文化”“高度的藝術文化”，以及“高度發達且在中國生根發芽的佛教文化”。西方自是在世界文化史有過燦爛功績，為(wei) 人類之進步作過不朽之貢獻，然而因自身沒能突破二元分裂之藩籬，勢必不符合人性久長之發展，而中華文化向來就具有圓融之特質，一直緊貼著生命之脈搏，必將成為(wei) 人類未來文化發展之主流。[xvi]其次，中國人隻有在先掌握並肯定自家文化精粹之後，中西之文化交流才成為(wei) 可能，中華文化亦以此才能憑借“他助”之力得以真正地更新。[xvii]佛教成功來華，便是尚好的例子。[xviii]這種新產(chan) 生的“中國的智慧”，便是以其思想之光輝彪炳於(yu) 世的唐代禪宗和宋明理學。

有論者講，“與(yu) 一般職業(ye) 教育家不同的是，現代新儒家對教育的思考，不是來自教育的自身邏輯，或者說不是就教育而思考教育問題的，他們(men) 對教育的思考，是在文化與(yu) 哲學反思基礎上進行的，是針對文化危機反思基礎上而提出的。”[xix]此種論斷，顯然是對現代新儒家的誤解或是外行，至少將其放在方東(dong) 美先生身上是不妥的。且不說前文提及的劉道玉先生所指出的“哲學”之於(yu) “教育學”所具有之靈魂性地位，單說方東(dong) 美先生作為(wei) 以“超越時代以拯救時代之隳墮”[xx]自期之哲學家，以及他站在人類精神文明之高度去“重建世界文化”之理想和抱負而言，方先生的教育思想就必然不會(hui) 隻立足於(yu) 單個(ge) 民族（如中華民族）之文化境況，而放棄其“攬彼造化”和“遊心玄遠”之真理追求。退一步講，方先生在四、五十年乃至六、七十年前所形成的哲思深度和廣度，對於(yu) 綜合國力已相當強盛的當下中國，不亦仍然具有極強的參照乃至指導價(jia) 值嗎？當前的中國大陸，處處鼓吹享受、擁有，處處宣揚成功以財富來衡量。整個(ge) 社會(hui) 沒有高遠的文化理想，則人們(men) 之精神便隻能要麽(me) 附著於(yu) 淺薄之上，要麽(me) 裹挾著空虛同行。

三、論“教育政策”

方東(dong) 美先生的教育觀完全從(cong) 其“文化理想”而來，“文化缺理想，教育無政策”，是他批評時弊所常用的語句。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教育與(yu) 社會(hui) 文化之方向相符順，則彼此相成，反之則彼此相毀。[xxi]晚清以來，中國的教育盡是些“東(dong) 抄西湊”的東(dong) 西，用方先生的話說是“不知國本，不明國用，不揣國勢”，[xxii]因之，也就談不上存在真正的國家教育了，而“國家無教育，則中興(xing) 無人才；文化無理想，則民族乏生機”。[xxiii]依方東(dong) 美先生之意，真正好的教育政策：

首先，從(cong) 教育之總原則來說，必須由中華深廣而高遠之“文化理想”做引領，讓青年人逐漸養(yang) 成一種“向上回向”[xxiv]的願力和能力，而不是“處處仰別人的鼻息”。[xxv]方東(dong) 美先生認為(wei) ，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先要“去掉所有的偏見，拿出最大的誠心；然後從(cong) 現代上溯到清代、明代、元代、宋代，再上溯到隋唐、魏晉南北朝，乃至於(yu) 兩(liang) 漢、先秦，把中國文化上最偉(wei) 大的創造與(yu) 成就原原本本地了解清楚”，[xxvi]最後製定出一個(ge) 真正的教育政策，並實施出來。可惜的是，這樣的“工作”，整個(ge) 中國，自從(cong) 五四以來，至今都未能有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開展。方先生所言，看似是站在中國文化本位乃至狹隘的民族主義(yi) 之立場上，而實則它是基於(yu) 其長期進行東(dong) 西方哲學比較和對中國曆史上成功的“他助”經驗之考察而得來。他當然曉得中國極為(wei) 缺乏西方“求真理”“求權能”之精神，因之而“無科學家艱貞持恒之素德，頗難貫串理體(ti) 、巨細必究、本末兼查、引發邏輯思想係統”，[xxvii]但是要想獲得西方文化之精髓，卻是要講求“務本”的。這一點，在“賽先生”被請進來整整一百年之後的21世紀的中國，有科學家指出，它仍然“還是客人”，[xxviii]便是頗有吊詭意味的明證。方先生指出，我們(men) 隻有“先自己立定腳跟”，“發展內(nei) 在的寶貴生命和創造精神”，在虛心反省了自己文化之優(you) 劣的基礎上，“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地達到“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之效果。[xxix]方先生極為(wei) 厭惡台灣當時教育界的淺薄，隻知“抄襲”美國。而對美國文化本身，方先生評價(jia) 甚低。[xxx]連照抄都隻知“抄”低級的美國的“實用主義(yi) ”，自然就不會(hui) 懂得要“取法乎上”而去學習(xi) 、探究作為(wei) 源頭的偉(wei) 大的古希臘思想，與(yu) 此同時，亦自是不能夠對於(yu) 體(ti) 大思精的思辨智慧進行“虛心欣賞”和耐心領受了。

其次，在學校管理製度上，須恢複“教授治校”。用今日常用之語言就是“教育去行政化”。方東(dong) 美先生極為(wei) 痛恨國民黨(dang) 退守大陸後台灣教育界之官僚氣。我們(men) 知道，民國時的大陸，至少在一些著名學府如北大、清華、南開以及後來的西南聯大，一直有一個(ge) 傳(chuan) 統，便是“教授治校”，故而教授之學術身份，得到了極好的尊重和保障。據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晚年回憶，說在當時清華，就流行著一種“教授是神仙，學生是老虎，職員是狗”[xxxi]的說法。而在國共易幟之後的台灣，方先生說：“許多校長都是做官出身，有改不掉的官架子，要是教授寫(xie) 信用了平輩的口吻，必然是擲入紙簍不屑一看”。[xxxii]較之從(cong) 前在大陸，有本質上的不同：教授們(men) 如今變成了大學之“屬員”，而非昔日學校之“主導者”。方先生認為(wei) ，“尊重學術，訪求名師”才是教育成功之關(guan) 鍵！這樣的道理，對於(yu) 稍懂辦教育的人，都是再明白不過的了，可是在當時之台灣，卻成了一種奢望。由是，方先生頗為(wei) 懷念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一些學校之氛圍。[xxxiii]而現在的台灣，學校裏的校長，“多是政治流氓，將教授像工友一樣待遇”。[xxxiv]

其三，在教學內(nei) 容上，應該從(cong) 幼兒(er) 園、小學、中學、大學恢複文言文教學。這種“恢複”不同於(yu) 時下儒家道統意識極強、中國文化本位主義(yi) 濃鬱的觀念之下的民間讀經運動，它是比較宗教學特別是比較人性論視域下的思想成果。方東(dong) 美先生說，二十世紀，人類普遍地麵臨(lin) 著一個(ge) 精神危機，那就是我們(men) 的教育將“幼弱的心靈、青年的心靈、到壯年的心靈都一齊使之色盲，使他再也看不出任何價(jia) 值理想”，[xxxv]我們(men) 的教育，都在共同地做著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們(men) 生下來的這幾十年中，辛辛苦苦把過去在人類文化演變裏麵成就的價(jia) 值一起漂白掉”。[xxxvi]時至今日，這個(ge) 問題更是愈發地嚴(yan) 重。對此，方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看到了，他將其稱之為(wei) “人的疏離”，即“人與(yu) 神、他人、世界，甚至自我本身之間的疏離”。[xxxvii]因著從(cong) 宗教（特別是基督宗教）、哲學（主要是形式邏輯）所帶來的“疏離”，人性中的“神性”“高貴”“慈愛”“擔當”乃至於(yu) “參讚化育”，一並消失掉了。[xxxviii]“人的疏離”，本是西方人特有的問題，因著“西學東(dong) 漸”和“全盤西化”而“強加”在了東(dong) 方人身上，體(ti) 現在教育上，則是由“白話文運動”所導致的中國人對自己高貴之精神傳(chuan) 統的陌生與(yu) 隔膜。方東(dong) 美先生說，“最近幾十年的文字教育結果，產(chan) 生了一個(ge) natural alienation（自然的疏離）”，一個(ge) 嚴(yan) 峻的事實是“對於(yu) 曆代最高知識，亦即群經之首的《易經》、諸子百家，以及各體(ti) 的文學、各種藝術品，已經使人不能夠接近”，[xxxix]在當時之惡果，即是國人讀書(shu) 讀“到中學也不能夠看普通的文言文，甚至在大學裏麵，隻有極少數人拿起筆來可以寫(xie) （文言文——引者加）”。[xl]按方先生的意思，對於(yu) 以文言文為(wei) 載體(ti) 的中國古典文化，國人自己若是不能隨意閱讀、不能動筆寫(xie) 作，則注定了隻是個(ge) “外行”。職是之故，我們(men) 必須要恢複文言文的教學，如此一來，古來高雅的文學藝術、高貴的精神傳(chuan) 統，還能夠繼續承傳(chuan) 下去，而這於(yu) 中國文化於(yu) 世界文化均是大功一件。方先生所講的“人的疏離”問題，實質即是時下國內(nei) 學界所熱議的“現代性”問題。方先生通過恢複“文言文教育”來醫治“人的疏離”之說，和與(yu) 之同齡的西方著名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1899-1973）以“自由教育”（即細讀古典原著教育）來“療救”現代性所帶來的價(jia) 值漂白（即“崇尚平庸和低級趣味”）之主張，可謂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xli]然而，後者似乎終生都“因語言之障礙”[xlii]而未有能力將中國古典教育納入其視域之內(nei) ，而方先生則在早年即已思跨東(dong) 西兩(liang) 大文明，起“重建世界文化”之高誌，一生為(wei) 之做了許許多多的努力和嚐試，目此情景，又能不令後學、來哲生敬佩之感耶？

四、論“師資水平”

教師不但是文化理想之承載者、弘揚者，也是教育政策之培育者、踐行者。學生將來能走多遠，有多大的前途，其關(guan) 鍵就在年輕時候，能遇上什麽(me) 樣層次之老師。名師未必能出高徒，然則高徒必有明師，縱然其師之聲名未必極著，然其師之學養(yang) 亦絕非俗師可比，這大抵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條通律。

方東(dong) 美先生在金陵大學讀書(shu) 時（尚不到20歲），就能麵對美籍校長鮑而溫博士（Dr.Baldwin）痛陳該校教育之弊病，同時還給鮑而溫博士提了兩(liang) 個(ge) 建議：一曰須聘請中國文史哲及宗教方麵的第一流學者來校任教，二曰為(wei) 學生未來之前途計，作為(wei) 教會(hui) 大學之金大須向中國政府當局備案。後來，這兩(liang) 個(ge) 建議均為(wei) 鮑而溫所采納。[xliii]通過這件事情，我們(men) 可以推知，年輕時的方東(dong) 美即已深知“師資”對於(yu) 教育的重要性。海外碩博學成歸來之後，又經由高等學府講台上的長時曆練和抗日戰火及國共易幟的硝煙熏習(xi) ，方東(dong) 美先生對中西文化及教育精神之體(ti) 會(hui) 與(yu) 把握自然更是變得純熟、精微，而因之對“師資”之關(guan) 切更甚從(cong) 前。對於(yu) 當時台灣的師資水平，方東(dong) 美先生幾乎是絕望的。[xliv]這其中的原由，恐怕還要與(yu) 台灣教育界當時普遍地美國化及隨之而形成的實用主義(yi) 學風有關(guan) ，如此一來，整個(ge) 教育界所顯示出來“文化理想”，就隻能如方東(dong) 美所言的變成了“文化沙漠”。當然，我們(men) 亦不要忽視了，方東(dong) 美先生高貴的精神血統，尤其是他身上特有的天才氣質和詩哲才情，致使其所擁有的哲學抱負和教育能量，本來就不是普通教師所能企及和可以比擬的。方東(dong) 美先生“對於(yu) 文化理想的負擔”和“壁立千仞的氣概”，正如其弟子劉述先先生所言，決(jue) 定了他“不隻能狠狠地愛，也能狠狠地恨”。[xlv]

作為(wei) 一名教師，方先生認為(wei) ，首先，當有“學者之抱負”。眾(zhong) 所周知，繼衰世而談思想、談教育，本來就極為(wei) 不易。職是，按照“重建世界文化”的文化理想，將中國文化史上最偉(wei) 大的創造一一了解清楚，有這樣極大抱負之學者，更是鳳毛麟角了。此種尷尬之境遇，方先生自是未嚐不知，但若無人承擔，則國家必然沒有任何盼望可言，因為(wei) “如果身負教育重任的人都不去認真設想這個(ge) 問題，又何必苛責那些政客官僚們(men) ，他們(men) 怎麽(me) 可能看到這些大處道理？”[xlvi]方先生認為(wei) ，自從(cong) 清代文字獄興(xing) 起以後，中國學人的思想完全是在政治力量的控製之下，縱然有些頭腦的學者，亦隻敢想些小問題，縱然有些零星的思想，亦隻是萎縮的思想。所以方先生說其《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一書(shu) 寫(xie) 到18世紀以後，就寫(xie) 不下去了，原因大體(ti) 在此。[xlvii]作為(wei) “靈魂的工程師”，若是“學者的抱負與(yu) 理想”喪(sang) 失殆盡，則必然隻能淪為(wei) 像黎錦熙先生在《瑟僴齋日記》中所批評的那樣——“師資亦太之濫，竽者過多，其目的但在金錢”，[xlviii]通俗地講，就是我們(men) 當前所說的將教書(shu) 當作一種職業(ye) ，一隻求生的飯碗而已，而這是方先生所深惡痛絕的！

其次，作為(wei) 一名教師，須有真學問，須勤勉讀書(shu) 、獨立治學。台灣當時最大的毛病是，教師多是職業(ye) 性地教書(shu) 。有許多教授，除了公共的圖書(shu) 館，自己家中是沒有藏書(shu) 的，留給方東(dong) 美的印象往往是——“家徒四壁”。[xlix]對此，方先生憂心如焚。[l]這樣的狀況，豈止是四、五十年前的台灣！今日今時的中國大陸，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今日年輕的大學教師，確實是能夠買(mai) 得起書(shu) 也買(mai) 得到書(shu) 了，但是真的能夠避免“隻是職業(ye) 性地從(cong) 事教育”嗎？真的“能夠好好地讀一本有價(jia) 值的書(shu) ”嗎？稍有識見的人，都知道這幾乎是妄想，因為(wei) 當前的“科研”，基本上是被“課題”牽著走。所謂的“讀書(shu) ”，就是為(wei) 了“完成”某項課題，至於(yu) 這項課題裏頭到底有多少真知灼見，先是不管的，反正是可以發論文、評職稱、漲工資，成果有沒有人看，看後有沒有用，能不能流傳(chuan) 於(yu) 世，基本上不是大家首先考慮的問題，能夠全力以赴“認真”踐行的隻有“吃飯的邏輯”。而年紀稍長的大學教師，大多數經過前麵無數次的煎熬之後，其青春其才情就幾乎被消耗殆盡了，最後也隻能做些權宜性的或者邊角料研究（剛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中國人屠呦呦，隻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之中必然會(hui) 出現的一兩(liang) 個(ge) 意外而已）。在常人眼中擁有充分閑暇的大學教師尚且如此讀書(shu) ，那麽(me) 生活在今日消費時代之下、以考試為(wei) 指揮棒的中小學教師的讀書(shu) 狀況就更可以想見了。

若是起民國諸公如方東(dong) 美先生等於(yu) 地下，目此，又當作何感想呢？恐怕亦隻能類似用布魯姆先生之言——“我們(men) 正處在一個(ge) 閱讀史上最糟糕的時刻”[li]聊以慰藉吧。此等中國教師教出的學生，除了成為(wei) 考試機器或螺絲(si) 釘式工具之外，還能成為(wei) 什麽(me) ！能指望其有高雅的文學情懷、求真的科學精神，進而創造出絕世無匹的文學或科研成果？正如某些學者所指出，“當前，中國教育正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危機”，[lii]因為(wei) 國人想要把下一代教育成何種人物，已經完全喪(sang) 失了能力。我們(men) 知道，“人之為(wei) 學，第一在得明師”“師必以學問優(you) 為(wei) 勝”（唐彪《家塾教學法·父師善誘法》），而時下很多鄙陋之人慣將這一狀況，歸諸於(yu) 製度。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更多是那些成批量、成集團化站在講壇上粗俗、慵懶、羸弱的教師之心誌所致罷了。教師的擔當與(yu) 誌氣，普遍地死了，“豎”在講台上的更多是現代木乃伊，如何能指望他們(men) 能擁有方東(dong) 美先生所殷殷期盼的那種引領學人不斷地“向上回向”的願力和能力？！還好有方先生，他本人作為(wei) 當時中國最一流之“師資”，一直在現身說法。大凡認真聽過其課又好學深思者，很少不為(wei) 其絕世之才情所折服，很少不為(wei) 其天才之擔當所感動，故而其門下成大才者多矣。如祖籍湖北陽新縣的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便是受其課程——“有如潛艇、飛船，把聽者帶到海底龍宮、雲(yun) 霄九天，去欣賞各種瑰寶珍藏、並領略銀河繁星之美”[liii]——的強烈震撼，而一改中學時代醉心於(yu) “天文學”和“文學”之誌趣，而從(cong) 此學哲學，以師誌為(wei) 己誌，走向了“先求理解西方，再回頭重建傳(chuan) 統”的精神探索之旅、文化重建之路。

五、論“現代傳(chuan) 媒”

在現代新儒家學者群中，或許僅(jin) 有方東(dong) 美先生有此先見之明，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如此用力地批評“現代傳(chuan) 媒”（方先生書(shu) 中，主要指“電視”、“電台廣播”）。“現代傳(chuan) 媒”的好處有很多，方先生不是不知道，例如可以當作藝術交流、文化傳(chuan) 播的媒介和平台，甚至它還在一定程度上如李澤厚先生所言的“擔負著提高我們(men) 整個(ge) 民族的藝術素養(yang) 和藝術水平的責任”。[liv]然而“現代傳(chuan) 媒”的負麵作用實在太大，其對國人精神之毒害，簡直是無可估量，方先生甚至將其運用得當與(yu) 否與(yu) “亡國”聯係了起來。譬如“電視機”，方先生說這本來是“最好的教育工具”，“但一到中國來，就變成了亡國的工具”，因為(wei) “在一切節目裏麵，看不見好的戲劇，聽不到好的詩歌，更看不到人類高度智慧的流露。從(cong) 生命的情調這方麵來看，處處低俗下流，卻迷惑了許多小學的兒(er) 童，而中學生要不是功課較緊，我想也是整天的被迷惑了。”[lv]如果說這樣的言論，在“電視媒體(ti) ”剛剛被引進國門之初，可能會(hui) 有被諸多淺薄人士說成有“杞人憂天”之嫌，然而在五、六十年之後，特別是網絡媒體(ti) 已遍及華夏十數年之後的今天，則方東(dong) 美先生作為(wei) 一代大哲的睿智與(yu) 遠見，才逐漸被被少數“高明”所理解。與(yu) “現代傳(chuan) 媒”相關(guan) 的諸多病態業(ye) 已成“新常態”，諸如“網癮”“低頭族”“手機控”等一批頗具貶義(yi) 色彩的網絡流行語出現，便是最好的說明。或許正因如此，在中國教育界、政府部門乃至聯合國曾一度引起了強烈反響的安徽“廬江中華文化教育中心”，為(wei) 了讓海內(nei) 外的學員迅疾地集中其注意力，從(cong) 這個(ge) “眾(zhong) 語喧嘩、淩亂(luan) 不堪”的媒體(ti) 世界中暫時抽離出來，特別地安排在其教學過程中，踐行著“不用手機、不看電視、不上網絡”之原則，取得了非常可喜的學習(xi) 效果。而該“文化中心”的領銜者——世界佛教界領袖淨空法師——這種封閉式育人理念，其思想來源便是老法師最為(wei) 尊崇且終身感念的佛學啟蒙恩師方東(dong) 美先生。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外界不少人士對此持保留態度，認為(wei) 這種“與(yu) 世隔絕”之教育，弄得像“清教徒似的”。[lvi]

如今充斥在電視、電腦、手機熒屏且收視率、點擊率極高的，盡是搞笑娛樂(le) 、電子遊戲、暴力、情色。在數十年前的電視媒體(ti) ，雖然如方先生所言的“看不見好的戲劇”、“聽不到好的詩歌”，但大體(ti) 上還能令戲劇、詩歌這樣的東(dong) 西普遍地存在，而今在大眾(zhong) 媒體(ti) 中，橫衝(chong) 直撞的隻是感官與(yu) 欲望。早年所講的“高雅”在今日的銀屏上基本上絕跡，而從(cong) 前所謂的“下裏巴人”，今日都已經升格為(wei) 了“陽春白雪”。時下的國人，不但以俗為(wei) 美，而且俗得理直氣壯，電視節目不惡搞都不愛看，電影不加入些豐(feng) 乳肥臀之類的鏡頭，票房漲勢都不會(hui) 太高。試問，生於(yu) 斯世的中國青少年，如何能夠成材，又如何奢望其做“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時下之電視、手機、網絡等現代傳(chuan) 媒，正如方東(dong) 美先生所痛斥的，每天都在“從(cong) 人生各方麵來挖我們(men) 的牆腳”，[lvii]像洪水猛獸(shou) 一樣侵蝕、顛覆著我們(men) 的祖輩師輩苦口婆心、辛苦勤懇為(wei) 我們(men) 建立的做人、為(wei) 學、信仰的大廈之基。如此一來，“你就是設計了方法，建立了健康的教育製度，也禁不起這種大眾(zhong) 廣播（特別是今日的網絡媒體(ti) ，引者加）從(cong) 根上把我們(men) 生活上麵一切智能才性都摧毀了。”[lviii]

方先生的“預言”，在中國大陸算是部分“應驗”了！當我們(men) 本有的“惻隱之心”因著媒體(ti) 肆意炒作蛻變成了“扶不扶”的舉(ju) 國討論，當我們(men) 本應“敬佩有加”的大學教授，通過媒體(ti) “以點蓋麵”的惡意宣傳(chuan) ，被刻板印象為(wei) 所有教授都可能會(hui) 潛規則女生而成為(wei) “無恥叫獸(shou) ”……請問我們(men) 還能相信什麽(me) 、安心於(yu) 什麽(me) ？方先生說此話時，是在五十多年前的那個(ge) 廣播電視還不甚發達的年代，若是他生活於(yu) 今日這個(ge) 網絡媒體(ti) 無限膨脹、極度猖狂的時代，目睹因各種媒體(ti) “教化”下的國人所“鑄造”的各類接連不斷的人倫(lun) 慘劇、暴力、恐怖、色情，或許就隻剩下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那樣“五十之年，隻欠一死”了。我們(men) 現在的生活，已經完全被網絡、電視、手機等各種媒體(ti) 給“鎖”住了，“就誘惑性來說，是人類曆史幾千年以來所未有”，[lix]而“我要讀什麽(me) ？”，不再是一個(ge) 問題，因為(wei) 在影視時代裏讀書(shu) 人已經寥寥無幾。實際問題已經成為(wei) ——“什麽(me) 是我不必費心讀的？”如今人類的精神所遭遇的是總體(ti) 性潰敗，其波及的範圍已經遠遠不止教育界。然而人類卻又不能不對之有所作為(wei) ，誠如方先生所指出，教育要想良性地有效地進行，對於(yu) 明智的教育主官乃至國家領導來說，對各種“現代傳(chuan) 媒”如手機、電視、網絡等的淨化、過濾便是迫在眉睫、勢在必行的了！

六、結語

如果有人說，本文所論及的與(yu) 教育有關(guan) 的文化哲學議題，很多係方東(dong) 美先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他所生活的台灣現狀而發，因之並不能有補於(yu) 當下中國，或者如有的論者所宣，方先生之哲學理路及其教育思想乃是其針對“二十世紀上半葉國衰族殆的危機”或“為(wei) 挽救中國文化之滅亡”所形成的“中國文化本位之思想”雲(yun) 雲(yun) ，則不是論者對方東(dong) 美先生的哲學及教育思想外行。筆者在行文時，腦海中一再回蕩著的是方東(dong) 美先生遠在西方的可能彼此完全陌生的“同年”（即同齡者），而在文化理想上至少相當一部分是“同道”的列奧·施特勞斯。施特勞斯曾坦言，絕不期望自己所主張的“自由教育”被普遍地實行，因為(wei) “要喚醒每一個(ge) 人自身卓越和偉(wei) 大的氣質”，總是“小部分人的義(yi) 務和特權”。[lx]將這話拿來定位和評價(jia) 方東(dong) 美先生來源於(yu) 尼采卻又超越於(yu) 尼采的“新超人教育思想”，那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一言之，方東(dong) 美先生的教育哲學或思想，隻為(wei) 思接千載者道，難為(wei) 智慧凡庸者言，其長處正好是其短處，其短處亦正好是其長處。方先生的教育哲學，雖然散落在其諸多的著述之中，但無處不充滿著悲天憫人的大智慧和大承擔，它主張以中華高遠之“文化理想”作為(wei) 總的教育原則，以恢複“教授治校”“文言文教學”為(wei) 基本的教育政策，將具有興(xing) 學弘道、獨立治學的“學者抱負”作為(wei) 教師合格與(yu) 否的標準，同時殷切地希望國家有關(guan) 部門努力淨化“現代傳(chuan) 媒”（非出於(yu) 政治目的）所帶來的精神汙染，營造一個(ge) 適合世人靜心學習(xi) 、高雅生活之環境，以期早日實現中華文化之精神更新，進而最終成就“重建世界文化”之偉(wei) 大理想。前人有雲(yun) ：“教育者，寂寞之事業(ye) ，而實為(wei) 神聖之天職，扶危定傾(qing) ，端賴於(yu) 此。”[lxi]方東(dong) 美先生的教育思想，雖然成熟在六、七十年前的台灣地區乃至更早的20世紀上半葉的中華民國，但是細細品來，卻仿佛猶在昨日，令人獲益良多。[lxii]希望更多的有識之士，能進一步深入地研究它，咀嚼它，以期讓更多的中外誌士仁人受益，進而獲得“向上回向”的願力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