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羅爾式網絡慈善重演“天橋悲劇” 

伟德线上平台社評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此種守望相助之倫(lun) 理，本是人性普遍美德，亦成為(wei) 中華民族之傳(chuan) 統精髓。相助者，與(yu) 利益無關(guan) ，調動的是人之惻隱，是人類的善性，是任何共同體(ti) 與(yu) 製度若想長久維係必需加以培育和保護的精神風俗。汶川地震之際，全國上下，無論貧富，皆慷慨解囊；弱國遭災之餘(yu) ，各國政府及人民，無論平時生熟敵我，亦奔走呼求，共濟蒼生。慈善本民間事物，慈善法製認同於(yu) 此，提供一製度規格加以激勵、保護並遏製欺詐斂財之假冒慈善。我國新近《慈善法》本於(yu) 此意。

曾經一度，天橋下殘障兒(er) 與(yu) 孤老者乞討求助曆曆在目，行人之惻隱也每每觸發，但既與(yu) 錢財相關(guan) 又缺乏監督，則人性惡亦尾隨而至，人販子組織化及虛假求助產(chan) 業(ye) 化愈演愈烈，最終釀成“天橋悲劇”。人之慈善惻隱本乎善性，但被弱者表象欺騙及犯罪者蹂躪，則慈善之心頓挫，對天橋求助者日益冷漠以對，道德憤怒轉為(wei) 理性堅冰。

近來愈演愈烈的深圳“羅爾負麵募捐事件”恐有以人性脆弱和商業(ye) 理性而汙染及損害新興(xing) 之“網絡慈善事業(ye) ”的趨勢，若措置不當恐重演實體(ti) 社會(hui) 的“天橋悲劇”。羅爾事件涉及複雜的道德與(yu) 法律層麵。

就道德層麵而言，羅爾擁有三處房產(chan) ，其女住院治療可享受醫保，初期治療費用並不構成太大壓力，這些事後披露的事實乃羅爾自身早已洞明，但其仍然以微信公號及商業(ye) 公司營銷操作而展開實質性的網絡募款，自己也承認“被金錢砸昏”，可見並非善意求助，有違法律本意，亦有背忠恕之道。與(yu) 羅爾合作的小銅人公司則基於(yu) 純粹商業(ye) 營銷技巧，以“轉發1次捐贈1元”的方式漲粉營銷，動機頗受質疑，也缺乏慈善募捐資質，若真心相助，可事前直接捐助羅爾私人及聯係安排羅爾與(yu) 公益慈善正規組織合作。至於(yu) 公眾(zhong) 監督揭發後，羅爾與(yu) 小銅人公司的道歉與(yu) 退款操作，屬於(yu) 危機管理行為(wei) ，固然可能減輕其一部分道德與(yu) 法律責任，但細究起來，有關(guan) 的民事與(yu) 行政責任可能難以完全豁免。

就法律層麵而言，羅爾事件暴露出目前的慈善法製體(ti) 係的諸多製度漏洞與(yu) 監管缺陷。其一，慈善法主要規製有組織慈善，對個(ge) 人求助及非慈善組織的慈善行為(wei) 缺乏規管，盡管未完全禁止，也未加以切實引導；其二，網絡慈善不可能完全納入現有慈善法軌道，但現實中存在大量的實質性網絡慈善募捐行為(wei) ，一概認定為(wei) 合同法上的贈予行為(wei) 也不盡合理，本案中就有法律專(zhuan) 家做此分殊，但隻是基於(yu) 現有法製的技術性解釋，無法遮蔽本案所涉的實質性慈善募捐問題與(yu) 製度化需求；其三，網絡募捐的發起人、合作人、微信平台管理人、捐贈人之係列主體(ti) 責任尤其是信息真實性的擔保責任與(yu) 審查責任，在本案中並不清晰，法律法規亦缺乏明確要求和規製；其四，對於(yu) 慈善捐款的使用監督及餘(yu) 款管理機製，現有製度缺乏妥當安排，而一律按照捐贈人路徑退款處理亦存在技術性難題及不符合慈善捐贈之本義(yi) 。也因此，本次網絡捐贈風波也為(wei) 我國慈善法製的細節性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發展契機。

從(cong) 本次事件，我們(men) 還可觀察到：第一，網絡社會(hui) 的公眾(zhong) 監督力量與(yu) 機製在不斷增強和完善，這是羅爾事件未最終釀成網絡慈善“天橋化”悲劇的重要保障性力量，若無此種監督，羅爾本人及小銅人公司未必那麽(me) 快地洗心革麵，從(cong) 善如流，公開道歉，全數退款；第二，公權力監督機製適時啟動，但主要是事後監督，事前與(yu) 事中的製度細節完善與(yu) 程序監管基本缺失，這是需要加以嚴(yan) 肅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第三，需要適當寬恕人性脆弱，不宜將道德憤怒過度發泄而累及網絡慈善事業(ye) 本身及遮蔽更多的需要慈善捐助的弱者，也不宜將對羅爾本人的“人肉搜索”式問責無限製地進行下去，需要讓已經道歉並退款的羅爾及其家人回歸平常生活；第四，慈善法製需要對“個(ge) 人求助”這種數量更加龐大、需求更加旺盛的準慈善行為(wei) ，不僅(jin) 僅(jin) 從(cong) 負麵意義(yi) 上防止“惡意斂財”，還需要從(cong) 正麵意義(yi) 上提供更具體(ti) 的認可、規範與(yu) 引導，以作為(wei) 對正規化、有組織慈善體(ti) 製的有益補充。

總之，天橋慈善的衰落，網絡慈善的興(xing) 起，大體(ti) 屬於(yu) “個(ge) 人求助”式的慈善需求範疇，隻是轉換了信息釋放與(yu) 善款收集的互動模式而已。這些大量而散見的準慈善事件或許難以進入慈善法設定的有組織慈善軌道，而正規化慈善之體(ti) 係完善、覆蓋麵與(yu) 有效性問題也當借此加以檢討。由於(yu) 網絡公民社會(hui) 的自覺監督和公權力的適當介入，以及網絡實名製與(yu) 微信基本管理機製的協同支持，該事件已基本告一段落。這也是網絡慈善對各方參與(yu) 者的一次公共教育，各方無論起初之利益與(yu) 動機如何，最終都大體(ti) 能夠以保護慈善之惻隱本心、訴諸忠恕之道進行道德救贖與(yu) 責任補救，可見在有監督條件下重建慈善秩序與(yu) 道德人心之可行性。羅一笑病情仍然危重，仍然值得關(guan) 注，不能因為(wei) 其父之過而委過其身，若事後仍需要以網絡慈善方式對其加以救助，則相信其父必然以另外麵目和形式求助公眾(zhong) ，而網絡公眾(zhong) 亦能再次慷慨解囊。德肖維茨有言，製度變遷與(yu) 權利生成有賴於(yu) 對惡行的防止，但是包括慈善法製在內(nei) 的法律體(ti) 係之健全完備，也需要同時對善行加以激勵和引導。隻有善心與(yu) 理性互參互濟，德治與(yu) 法治兩(liang) 端發力，優(you) 良社會(hui) 才不僅(jin) 秩序井然，而且勃勃生機。

【田飛龍 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