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最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就是儒家的複興了，但中國和西方的許多知識分子擔心儒家所謂的反民主傾向。在我看來，這種擔心是誇張了的。如果我們同意民主不是完美的，我們就能同意儒家能幫助補償民主的失敗。

當代儒家通常讚同中國實行更多的言論自由。他們質疑的是西方式競爭性選舉作為挑選國家最有權力的領導者的製度這個意義上的民主。“一人一票”選舉製的明顯問題是平等終止於政治群體的邊界，邊界之外的那些人被忽略。經過民主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把注意力集中在國民利益上是體製的要求，可以說他們就是要為選民所在的國家服務，而不是為生活在這個政治群體外的外國人和子孫後代服務。即使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國國民的利益上，而忽視外國人的利益。但是尤其像中國、美國這樣的大國的政治領袖做出的決定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他們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候需要考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利益。

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的政治模式旨在比西方民主更好地服務於受到政府決策影響的包括外國人和子孫後代的所有人的利益。這個理想不一定是人人平等的世界，但是在這樣的世界裏，非選民的利益能夠得到比大多數以國家為中心的民主國家的更加嚴肅地對待。實現全球政治理想的主要價值是賢能政治，也就是說人人在教育和參政方麵具有平等的機會，但領導崗位被分配給該群體中最有美德和最稱職的人。這裏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君子，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做出有效的和道德上可靠的政治判斷的能力因人而異，政治體製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辨認出擁有超越常人能力的人。

這些價值觀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麽呢？過去幾十年，儒家知識分子已經提出了企圖把“西方”的民主理想與“儒家”的賢能政治結合起來的政治建議。這些建議不是把儒家價值觀或者機構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的附庸而是包含著勞動分工，讓民主在某些領域具有優先權，讓賢能政治在另外一些方麵具有優先權。如果是農村的土地糾紛，農民應該有更大發言權。如果是工資和安全糾紛，工人應該有更大發言權。在實踐上，這意味著更多的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在民主機構中更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

但是有關外交政策或者環境保護的議題，該怎麽辦呢？政府在這些領域的決策將影響到非選民的利益，這些人也需要某種形式的代表。因此，儒家思想家提出了賢士院的建議，那裏的代表是經過自由和公正的競爭性考試而選拔出來的。這些代表有義務維護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決策者往往容易忽略的非選民的利益。

對考試的一個明顯的反對意見是因為考試不能檢驗出孔子關心的種種美德：靈敏性、謙遜、仁愛等，從理想上看，這些也是現代世界政治決策者的品格。考試確實不能完美的檢測出這些美德，但是問題在於這些考試選拔出來的代表可能比民主選舉出來的代表更有遠見。

有理由相信這些。布賴恩•卡普蘭（Bryan Caplan）在《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什麽民主選出糟糕的政策》(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顯示選民往往是非理性的。他提出了舉行選民能力考試作為糾正辦法的建議。（在中國，以考試形式檢測能力有可能作為政治改革的建議而被考慮。）考試將檢測基本的經濟學素養（以及國際關係方麵的知識），也包括儒家經典的知識，不僅檢驗對它們的記憶而且檢驗對它們的解釋。著名的儒家政治思想家蔣慶認為，考試能確定後續政治行動的框架和道德詞匯，對考試合格者還要進行實際表現的考核。

這種假設是否太牽強了呢？其實，這並不比西方式自由民主轉型的前景更荒唐（因為這兩種前景就假設了更加開放的社會）。至少它幫助消除人們對民主轉型的主要擔憂：即可能出現短期的、過分民族主義的政策決定。它也是我們應該用什麽標準評價中國的政治進步的問題。從政治上說，許多人認為中國看起來應該更像西方。但是，也許有一天，我們希望西方看起來更像中國呢。


譯注：本文的修改稿曾發表在《環球時報》2010年3月24日15版，題目被改為“儒家思想可彌補民主不足”。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